一、托克维尔的生平
托克维尔出生于法国诺曼贵族的一个家庭，他的外祖父叫做马罗塞·克伯，他是路易十五时代法国政坛上的一位名流，他一方面是百科全书派的一位赞助人，另一方面，他也是极端保皇党人，在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当革命议会审判路易十六的时候，马罗塞·克伯担任路易十六的辩护律师，结果在雅格宾专政恐怖高潮中给送上了断头台。他的名言就是说：“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我在人民的面前为国王辩护。”托克维尔还有一位远亲叫夏多布里昂，他是法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也是一位保皇党人。托克维尔的家庭是一个贵族家庭，而且他的亲属、亲友基本上都属于保皇党，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连他的父母也被抓入到监狱，并被判处了死刑，后来因为发生了热月政变，才幸免逃过了一死。他的家人在路易十六死后经常聚会怀念在断头台上死去的法国皇帝，托克维尔从小接受的法国贵族的教育，从小聘请了家庭的私人教师，受到了广博的知识训练，后来获得法学学位，而且担任了律师。像托克维尔这样的人应该说是法国大革命以后残存的贵族家庭，基本上属于最后的贵族了，他既不在大学里面执教，也不为市场写作的人，他等于有一个学术上的“朋友圈”，经常召开沙龙性质的聚会，讨论政治、文化这些领域的问题，有时候也写写文章，如果朋友看了以后很喜欢，有时候也拿去发表。他一生是在正邪两界双栖的人物，他几度从政过，担任过法国咨监会议的成员，担任过路易·波拿巴政府的外交部部长。
他生活的时代就是大革命以后，法国不断出现动乱，处在一个动荡的时代，法国政坛上保皇党或者激进派，包括皇族内部的像菲利普家族取代了波旁王朝，当时的政坛就像走马灯一样经常变换。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生了政变，托克维尔和其他的议员联名反对路易·波拿巴，认为他违宪，他的政变是不合法的，结果在监狱里面被关起来了。后来释放以后，从此他就专心从事写作了，再也没有回到政界。他主要的著作是，1835年出版了《民主在美国》（上卷），1840年出版了《民主在美国》（下卷），1841由于他的《民主在美国》的成功，他在三十六岁那年当选了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时隔二十年他又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同样也获得了成功，三年后去世了。托克维尔去世后，他的这些著作以及他的思想在法国学术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因为法国社会思想家受主流的涂尔干学派的影响，一般重视社会结构，比较忽略政治制度、政治结构这方面的重要意义，更没有充分考虑到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存在的交互影响。所以，托克维尔的思想长期受到忽视，他生前其实就感叹过，他说，我自己的书能够看懂的人实际上是很少的。这意味着在法国自由之友何其少。到最近的二三十年，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学术界兴起了托克维尔热，托克维尔的思想、研究出现了复兴的趋势，这当然有很多方面的原因，这其中包括政治理论界研究西方政治社会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张力问题，以及像东欧重建公民社会，认为托克维尔是重要的公民社会思想家。所以，最近二十年托克维尔是一位西方的热门人物，而且出版了很多的研究著作。
二、托克维尔对旧制度与大革命和关于法国的历史、政治、社会结构的演变的研究
研究托克维尔的思想大体上有几条主要的径路，一条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施特劳斯学派，他们主要专注于希腊古典哲学家的探讨，但是他们也延伸到托克维尔思想的探讨。施特劳斯学派解读政治思想史这些文本有一个特点，他把文本视为一种封闭性的文本，而且切断一个文本产生时期的历史的、社会的脉络，专注于文本内部的所谓文言大意的这种探求，典型的像施特劳斯解释所谓现代性三次浪潮，认为像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尼采，这三次浪潮就把人类社会带向现代性，他们的这种解读方法可以是一种内在的理论的解读方法，他们不考虑一个文本的具体社会历史脉络。和他对立的像英国斯金纳的剑桥学派，斯金纳的历史脉络主义基本上和施特劳斯学派是对立的，他们强调解读文本一定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的、社会的具体脉络里面去探求文本的本意，恢复作者的原意。这今天更多的是参照历史脉络主义，回到法国托克维尔生活的十九世纪，用当时的法国历史社会的具体演进来解释他的思想。
托克维尔一生受到三个思想家的影响，一位是17世纪的巴斯塔，后两位18世纪的思想家，一位是孟德斯鸠，一位是卢梭。孟德斯鸠开创了一个法国社会思想的传统，托克维尔不像施特劳斯学派解释的那样是一位古典的政治哲学家，生在现代社会，一心向往、憧憬的是那种古典的政治哲学价值，托克维尔实际继承了孟德斯鸠的传统，如果我们单独把他视为一位政治理论家的话，就得不到准确的解释。社会思想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才产生的社会范畴，才出现了社会学和社会思想。因为在希腊时代当时只有城邦，它的城邦既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也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社会并没有从政治的纬度里面分化出来，只有到近代出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分化以后，社会变成一个独立的范畴，社会才开始形成。社会思想家一般把社会视为一个整体的大系统，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分解的办法，认为构成社会存在着很多种要素，比如像美国的社会学家帕特斯有一个“四个子系统”的构成的社会系统论，按照这种社会系统论来说，政治系统、经济系统都是社会系统里面的一些子系统。法国社会学派传统比起英国的苏格兰学派有一些不同于英国社会思想家的特点，比如他们没有那种原子化个人的预设，比较强调社会潜力与条件的平等，注重社会的分属化等。对于社会思想家来说，要对社会的运作进行理论反思肯定要依赖于一些或明或暗的哲学假定，而且社会思想家他要探究社会整体和构成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也需要比较缜密的思考，这些方面都离不开哲学。
托克维尔在哲学方面，是不满意18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的，他把唯理主义作为激进主义的一个哲学基础。同时，他也批判保守主义、守旧主义的那种浪漫思想。对他本人来说，他更重视17世纪塔斯卡尔的哲学思想，他走的是一个综合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理论的社会思想路径，这种路径是为了切合自己的所考察的研究对象。在孟德斯鸠的社会思想传统里面，他还是属于一种比较静态的社会学，偏重于对社会做共识性的分析。托克维尔的高明之处是他引进了一个历史的纬度，有一个叫普莱罗的法国学者说托克维尔，他说，托克维尔不是一位哲学家，也不是一位法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但他集这几者于一身，甚至还多一些。这种集哲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于一身的思想家就是社会思想家呈现给我们的一个现象。他的目的在于，给我们展现一个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构建一个更为具有整体性的关于社会的知识构架。托克维尔特别强调，对于宏观的、巨大的历史结构性变迁不能用偶然的原因来解释，必须深入探讨更为广泛的一般性的原因。比如，现在国际上的新社会史学派就强调，一些巨大的历史事变，用有些特别微小的事变或者原因来解释，比如拿破仑复辟以后滑铁卢战争的失败，在有些社会史学家来看，经过考证认为拿破仑当时得了痔疮，所以在战场上六神无主，所以才导致战争失败！（笑）这就像托克维尔说的，用一些微小的原因来解释大的历史事变，托克维尔是不赞成这种解释方法的。托克维尔更重视用宏观的结构性来分析巨大的历史事变。
托克维尔在写《民主在美国》或者是《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些著作，其实在他前面已经出版了很多这方面相关的著作，但是他不愿意去参考，他这两部书里面很少引用前沿的研究成果，他特别强调你要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亲自去查验那些文献档案进行独立的研究，然后用比较简要的历史事实的资料建立起一个社会理论来。他的这些方法从方法论上来说，开启了后面的一些学术思想流派，比如他把别人已有的理论悬隔起来，直接面对事实本身，这样的方法有点类似于20世纪现象学兴起的现象学方法，他在分析社会结构的时候引进了历史的纬度，特别是中时段的历史的纬度，接近于后来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的方法论。年鉴学派认为，一些具体的政治社会对此事件、事变只是历史长河里溅起来的一些小小的浪花，而重要的是研究长时段、中时段这种结构性条件是否变化。比如从长时段来说，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地源政治状况、自然风俗、种植的农作物等等，这些可能是几十万年才可能发生变化；中时段讲的是一个社会的结构，大约一般以几百年为时段，他的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结构有什么变化；短时段是指一些历史中的巨大事件，一个人物去世或者一个人物作出了什么样的决断啊，等等。在年鉴学派看来，这些都是一些历史长河里面的浪花，人实际上是束缚于巨大的历史社会结构的一个附属的零件，在这个结构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这样小小的事件根本就不必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托克维尔曾经在巴黎大学做个法国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也是文明史学家叫基佐的学生，听过他关于文明史的研究课程，后来两个人在政治实践上属于对立的位置。但托克维尔从基佐那里学到了历史学的一些研究方法。
从托克维尔的社会思想传统出发，他的一个中心性的范畴或者理论的二元对立结构就是贵族制和民主制。他认为，贵族制和民主制是法国大革命以来最具有根本意义或者具有普遍意义的范畴，他视民主制取代贵族制是现代性给世界带来的最大变化，影响着和支配着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于包括政治制度。我们知道，法国近代一件最有影响的大事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大革命在1789年以疾风暴雨之势登场，意味着法国用革命的方式进入了现代性的场地。大革命一般可以分为两个时段，一个是1789年到1791年，第二个是1791到1793以后，前一段一般被视为比较温和的政治革命，1791年以后由于雅各宾派专政采取血腥的暴力、恐怖手段，一般对大革命的批判都是针对大革命后段的批判，首先是把路易十六和皇后都送上断头台，包括采取一系列恐怖措施。当时欧洲的各种思想流派也好，各种政治势力也好，都围绕着大革命进行批判，有声讨的、有抨击的、有欢呼的，议论纷纭，可以说到今天关于对大革命评价的冲突也没有解决。典型的比如说像法国的保守主义者麦斯特认为，大革命是上帝派遣来的魔鬼，来惩罚法兰西人的堕落；像伯克写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也是批判法国大革命的唯理主义。那么，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持有一种独特的立场，从他当时也好一直到今天也好，既不受到右派的欢迎也不受到左派的反对。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既是政治革命，同时也是一场社会革命，作为一个急剧的大规模的社会变迁，这样的巨变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对托克维尔来说呢，不能就革命来看待革命，用一些革命神话或者革命的渊源或者妖魔化来解释这么大的革命。所以，他的《旧制度和大革命》是从法国的政治社会结构的演变上去探讨革命的原因。在托克维尔生活的时代里面，大革命是一种疾风暴雨式的革命，革命成功以后，革命派要把革命以前的旧事物、旧制度连根拔除，采取了很多他们认为是全新的措施。在大革命以后因此就有很多人认为，革命前后的法国是截然不同的，新旧两个法国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但是托克维尔就发现，实际上旧制度、旧事物并没有被大革命阻断或者区隔，很多旧的事物一直延续到大革命以后新的社会。旧制度有很多规则、风俗被保留下来了，而且领导大革命的革命者也正是凭借旧法国的这些旧制度和旧制度提供的某些资源领导了大革命。所以托克维尔认为，要想真正理解法国大革命，就必须去考察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存在的，那个坟墓里面的法国，借着解剖已经死亡的器官才能发现生命的规律。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直上溯到法国大革命以前六七百年的演变，他给揭示了大革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在革命以前的六七百年里，代表着皇权的中央集权就不断的进行扩展，在大革命前夕贵族已经被皇权剥夺了真正的权力，失去了参与行政管理的职能，贵族的土地也被重新的划分，在革命前已经开始转入贫民以及新的资产阶级手中，第三等级大量占有、购买破落贵族的土地，实际上大革命对于贵族的这种扫荡实际上应该说最早是由绝对皇权开始的，比如路易十四有一句名言，叫朕即国家。路易十四是一个绝对专政皇权的颠峰时期，他实际上已经大量剥夺贵族所拥有的土地、庄园，包括行使的政治权利。托克维尔说，我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革命以后才来到世界上的，这个革命摧毁了旧有的国家，但是并没有闯荡出一个稳定的，而且垂之久远的这种制度，当我出生的时候贵族制已经死亡了，但是民主制还没有诞生，所以我的本能引领我既不盲目倾向前者也不会倾向后者，我是一个彻底的置身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人，我不会轻易的为这两种制度所吸引。所以，托克维尔对革命或者绝对皇权以及革命以后法国的政治动荡，都保持相对的距离进行考察。
在托克维尔看来，大革命扫荡了旧的封建制度，在法国建立起了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体制，恢复重建了地方自治制度，这是值得赞扬的。他赞扬法国大革命心怀宽大、热情洋溢充满了雄劲和宏伟，是一个永世难忘的时代。当目睹那个时代的人都消失了以后，人类还一定会长久的用赞美和崇敬的眼光仰望这个时代，法国人会对他们的事业或者自身感到自豪，相信他们能在自由之中平等的生活。作为一个贵族的后裔，而且亲属都被大革命送上断头台，但是托克维尔通过对法国政治历史的考察，他还由衷的赞美大革命体现的法兰西民主的政治首创精神。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他的一位朋友叫奥马尔公爵曾被他这里包含的社会政治思想作出了一些分析，他认为，作为经历过大革命的国家，在革命以后依然存在着三条政治道路，一条就是复旧，就是以法兰西共和的名义恢复过去只有君主专制才有的那种暴政，甚至有过之，这就是一种唯权主义的路径；第二条是向哪些激进左翼所主张，就是把大革命时代造成的恐怖或者无政府状态常规化，这是激进主义的路径；第三条路径是要拯救大革命恐怖时期的暴力血腥所淹没的哪些正面的价值，同时，矫正革命那些负面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捍卫革命的成果，直接走向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的路径。
革命在历史进程中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革命用以标榜的那种至上的乌托邦，而在于它将自由和民主这些蕴含在现代性中的普遍价值在历史的形成中秩序展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自由才是大革命真正合法女儿，而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和唯权主义者只不过是窃取革命果实。托克维尔为了表示他和大革命前君主和贵族制度的决裂曾一言拒绝了接受他们家族伯爵的头衔，而且他在给朋友的信里面说，我断绝了和家人的联系，割舍了真挚的亲情和珍惜的回忆，为了就是追求1789年大革命的目标和理性。在我看来，那些希望复兴路易十四君主政体的人神志不清已经到了极点。批判像英国的麦斯特、伯克那些保守的思想家，认为他们误解了正在开始的革命的总性质、普遍性和最终意义，而沉溺在欧洲的旧世界的阶层里面，不懂得世界正在出现和形成的一些新的普遍的事物。后来的法国学者像保罗里克就说，托克维尔对待法国大革命态度，如果我们用他的观点来思考大革命就不会把革命看成是法国历史的断裂或者革命的渊源，而是把它当作君主制使命的一种完成，是旧的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民主国家制度的诞生。在历史研究者和革命暴政或者渊源神化之间存在着一种鸿沟，这正是托克维尔探讨的。具体说是，革命者的意图和他们起到的历史作用之间的鸿沟，革命的动机和革命后果之间的鸿沟。
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历史七百年来不断地在推进身份的平等，这种身份的平等的，意大利语叫做功利性，功利性有条件、状况、身份等等含义，也有人翻译成为注重条件的平等。托克维尔所说的平等的含义不是指削平化的齐头平等或者经济平均主义，他说的这种身份平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个人权利的平等，就是法国大革命以后贵族特权被取消了，贵族和人民之间第一次实现了在民事权利方面的平等。对于财产的平等托克维尔是反对的，他说，平均财产是违背了自然的固有秩序，财产的平等的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把民众提升为贵族，不是把贵族削平为贫民，那种过分平等的解放只会导致自由的丧失。他总结了七百年历史发展的趋势，他说，这七百年来每一件大事，都表明贵族和贫民之间的阶级差距正在日益缩小，社会日益走向平等化，所以平等的循序发展乃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样源远流长的社会演变如果谁认为能够被一代人努力所阻止，那就是愚蠢！即使到了大革命以后的今天，如果有人认为推翻了封建制度和君主的这种民主或者身份平等，会在现在的资产者或者有钱人面前退却，也是异想天开，在民主已经成长的如此强大，而且敌对者已经变得如此衰弱的今天，民主不可能止步不前，想要阻止民主，想要阻止身份平等，那就是抗拒上帝本身，各个民主只有顺应上苍给他们安排的这种社会状况。应该说，由于托克维尔不是一位纯粹的政治哲学家，他是一位社会思想家，所以他的讲的民主、自由或者平等，在他的文本不同语境下有很多复杂的含义。比如自由，有时候他指的是政治自由，有的时候指的是社会自由，甚至强调在君主专制下也有自由，应该说在绝对君权之下，政治自由已经丧失了，但他说的这种自由还存在社会的自由。至于民主他也是一种独特的解读方法，他并不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通过选举、更换领导人或者公民有参与政治的制度机制，他有时候用狭义的民主，指的是政治民主，更多的时候指的是历史结构性演变的趋势和力量，这种力量实际上指的是在历史演进中不断讲各个人群同质化的这种趋势，就是原来由身份不同，君主、贵族、教士、贫民，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变革的冲击下，他们逐渐变得相似起来了，变得同之化了。比如财产权，中世纪只有贵族才有财产，但是大革命以后贫民也有一定的财产。关于知识的这种由上向下的分布和流向，等等，这些趋势他都笼统的称之为民主。在托克维尔生活的那个时代，当时不但是保皇党，而且比如说作为他的老师基佐，也可以说是一位自由主义理论家，但是基佐长时间在法国政府里面主持政府，他在构建法国国家制度方面推进了很多自由主义的举措，但是他是反对民主的，因为法国大革命以后立过多次宪法，在选举上有严格的财产权限制，当然很多人要求减低对选举权的财产权限制，但是基佐是坚决反对的。所以，托克维尔在他的书中批判当时法国的上层阶级，认为法国大革命以后特别是1848年的革命使欧洲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当时欧洲最有影响、最聪明、最有教养阶级确对此视而不见，他们没有努力去掌握民主以及引导它，结果民主就放开了它这种狂野本能的支配，成了一个没有父爱的孩子，立法者企图消灭它，但是民主革命依然发生了。在托克维尔看来，不能只看到民主的负面和弊端，忽视了民主带给我们的益处。如果我们能够将民主妥善的融入各种制度和习俗之中，就可以建成这样一个社会，政府的权威即能受到充分的尊重，对民主国家挚爱也能成为一种理性的感情，每个公民都享有自己的权利，在各个阶层之间能够逐步建立一种牢固的信任感，公民的权利、义务、利益各守分界，避免专断和混乱的交替循环。
但是由于基佐的这种抵制，当时民主制没有扩大，基佐在和托克维尔在一系列观点上存在对立，也包括扩大民主方面。首先，对于法国的贵族制和中央集权制度的评价就不同。在基佐看来，法国就没有真正的贵族政治，贵族也没有扮演出什么正面的角色或者体现某种正面价值，中央集权制特别是路易十四时代的绝对君权扫荡了法国地方贵族势力，促进了国家权力的完整的集中。他也无视托克维尔对他警告，托克维尔说，在1848年欧洲革命前夕，我们正坐在火山口上，警告他革命即将爆发了，然后他在议会中说，由于当时的上层阶级无视革命危机的存在，应该说作为统治阶级他们要掌权已经不够格了，结构不久由于革命爆发，果然基佐也下野了，从此没有再参与政治。
三、托克维尔的自由民主政治学
托克维尔在1833年、1835年和1857年曾经三次访问英国，实际上托克维尔是非常钦佩英国当时的这种君主立宪政治的，而且他留下了很多书信和札记，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英国代表了旧贵族，代表了欧洲陈旧的社会建构和旧世界，他说，英国贵族的权利实际上每天都在缩小疆域，本世纪是一个彻底民主的世纪，民主就像涨潮的大海，它的后退只是为了更加有利的前进，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就会发现，民主在不断扩大地盘，将来的欧洲社会必将是完全民主的社会。尽管当时法国还处在革命复辟交替循环的时期，但是托克维尔相信，法国在世界上特别是大革命代表了民主、平等这些新条件的担当者，法国体现了一种逻辑上必然的普遍的自由思想，负有保卫世界上自由民主体制的责任。而像英国那种贵族化的自由由于它的特殊性，导致英国人往往只关心自身的商业利益和国家的扩张霸权，所以，托克维尔认为，更能代表世界未来的是美国，所以他用和他的朋友去美国考察监狱制度的机会，到美国进行了考察，因为在他看来是一个先天平等的社会，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没有欧洲以前规则这样的权力结构，他想通过对美国的考察来对民主制和老欧洲贵族制的两种社会进行比较，比较它们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它们发展的趋势以及他们演变的未来。他在美国的考察最后出版了《民主在美国》，他考察美国民主的趋势，由于它先天平等，是否对自由带来了威胁呢？他认为，如果欧洲逐渐演变成像美国这样的平等社会，在美国的政治之下可能有四种威胁：一种是由于议会多数导致的议会权利过于扩张；第二种是走向个人独裁；第三种就是温和专制主义，或者叫懒散的专制主义，至于社会对平等的要求过甚，导致国家权力不断扩大，而使个人的自由空间不断减少；第四种是由于美国社会的平等化，近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所谓消极自由或者私欲的保障，这和中世纪是有差别的，中世纪个人从事贸易活动获取利润成为一个近代社会获得了道德和价值规范的许可。
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私利，托克维尔称之为每个人都沉溺了琐细而卑微的小小欢乐，而不顾及公共事物，不考虑国家权力扩张有可能对个人带来的危害，这个被他称之为社会生活朝向过度私人化的发展，个人只关心私人的利益，结果会导致政治自由的瓦解。在他看来平等和专制具有一种相互增力的功能，平等并不是像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但是托克维尔揭示了，现代性和自由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平等不但与自由缺乏亲和力，而且与专制具有一种相互增力的功能。因为平等使大家的处境相同，彼此之间没有联系，专制使人变成一粒粒散沙，特别是对比法国，大革命铲除了一切社会的中间结构，大革命本来是穿着古罗马人的衣服要求重建罗马那样的共和国式的政治共同体，但由于大革命铲除了一切社会的中间性结构，使原子化的个人分散的独立面对国家的权力，结果导致原子化个人的社会没有力量抵抗不断扩展的个人权力。所以，在托克维尔看来，应该是要靠革命以后的平等社会大量发展自由结社，靠结社形成的这种多元而自主的公民社会，他称之为独立的社会之眼，来制衡政治权利。
在欧洲的传统上，结社一般与民事无关，往往是政治性的，结社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形式，通常被视为具有反抗统治阶级，特别是隐含着某种暴力特性。托克维尔在美国的观察看到，美国存在大量的、普遍的民事的结社，这些民事的结社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得以发展的。这些民事结社类似于孟德斯鸠所说的社会中介力量，对社会权利起到了社会制衡作用，正是这种民事性的结社，使自由与民主、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冲突得到了大大的缓解。所以，托克维尔从这里总结美国的经验说，我相信世界上永远也不会再建立新的贵族制度了，但我认为普通的公民联合起来，也可以建立起非常富裕、非常有影响、非常强大的社团。简而言之，建立贵族性质的法人。这种贵族性质的法人团体会让个人的性质更加有保证，而他们的平等也不会因此而削弱。托克维尔这里实际上是说，恢复那些老欧洲的贵族的统治是不可能的，但是贵族无论是在中古社会里面，还是在现代社会里面，特别是在中古社会里有一种维护自由的功能，他称之为中世纪的自由或者封建的自由，因为在中世纪法国也罢，欧洲也罢，都是贵族林立，他们有自己的庄园，甚至还有武装，他们有自己的财产，所以私人产权实际上是从贵族那到近代向贫民扩散出来的，以前向私人财权这样的权利只有贵族所有。所以，托克维尔特别担心在现代这种平等的社会里，一种自由的、尊严的力求超拔世俗的伟大的贵族气质，被现代社会的那种庸俗化的、平等的社会条件所消解掉。所以托克维尔特别强调，只有承认中世纪贵族自由的民族，才能真正建立起自由民主的社会。在他看来，现代人的自由不过是中世纪贵族权利的扩大，由贵族的特权变成公民的普遍权利。所以他认为，自由结社就是在现代平等的社会里重建贵族气质的基本结构，他特别批评现代民主国家追求平等的那种激情，认为他们追求平等没有止境，难为持久、难以遏制，人民希望在自由中享受平等，如果做不到自由的平等，甚至愿意在奴役之中享受平等，他们可以忍受贫困、奴役和野蛮，但不能忍受贵族制度。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而在今天尤其如此，在托克维尔看来，在他的贵族制与民主制的二元结构里面，推动贵族制向民主制转化的最主要的力量就是人们追求平等的激情，凡要与这种激情抗衡的人和权利最终都将被摧毁和打倒。
所以，托克维尔认为，在铲除了贵族制以后的社会里面，人类面临着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全新的世界需要一种全新的政治科学。这种政治科学指的是什么呢？有人说，卢梭建立的民主的政治学，孟德斯鸠是自由的政治学，建立起自由民主的政治学是托克维尔的功绩，他所谓的自由和民主包含着双重含义，既是政治的也是指社会的。有一个美国学者认为像托克维尔这样的自由主义应该称之为一种奇怪的或者陌生的自由主义，因为从英美政治哲学的路径来看，应该用一种规范理论的看待他，用抽象概念来界定这些自由、民主这些概念。但是托克维尔作为一个社会思想家，他是反对那种抽象的为理论的建构，他沉溺的学术路径更多的是源自孟德斯鸠的。孟德斯鸠说，他要探讨的不是抽象的正义、法律规范，他要探讨的是具体的历史社会关系中的法，也就是说，没有绝对的法律规范、理念或者正义，必须要分析具体历史社会结构的演化，你才能知道在这样的具体历史结构中真正的法应该具备哪些东西。由此我们可以想到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在托克维尔热复兴之前，人们一般特别强调像英国的这种自由主义社会理论，比如说像洛克、休谟、密尔等等，通过我们对托克维尔社会思想简要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到正如英国学者希登托夫说的，他说像英国洛克、休谟、密尔等人的自由主义理论，他们的人性预设过于原子化，他们的自由观也缺乏社会理论的基础，或者说他们的自由观自由哲学理论的基础，没有社会学的基础。而且英国的自由理论过于重视私欲的保障，忽视了政治参与的道德含义和功能。相反，在孟德斯鸠、基佐、托克维尔等人构成的古典社会理论传统里面，上述的缺点都可以避免。所以他认为，法国的古典社会传统其实比英国的传统更加稳健，更需要我们加以重视的传统。
在苏格兰学派的社会理论传统和法国的社会思想传统之间，有一个不同，苏格兰学派的模式是一个商业社会的模式，而法国的社会资源模式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模式。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在苏格兰学派看来，个人的生存模式才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原因，所以，比如亚当斯密强调私利的概念，认为个人追求私利虽然是追逐个人的私欲，但是客观上也造成了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例如，像伦敦的面包师，早晨三四点钟起来做面包，他固然是为了发财，但伦敦的市民早晨一起来就能够吃到新鲜的面包。他用商业社会的模式来解释这种社会变迁的动因，而在法国的思想传统里面，特别是托克维尔的社会思想传统，更强调信仰和规范，分别导致了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两种不同形态。在苏格兰启蒙学派，预设的是权利和条件的不平等，而在法国社会思想学派则是以平等的权利和条件作为他的基本精神的。
我今天的演讲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