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托克维尔的辞典中，所谓“民主”，也并不都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通过选举更换领导人或者公民参与政治的制度机制。有的时候他用狭义的民主，指的确实是政治民主；更多的时候则用“民主”一词来指称历史结构性演变的客观趋势与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不断使人们趋于同质化和相似化，在这种意义上，民主意味着公民在法权方面的平等地位。

《论美国的民主》 商务印书馆 （2003）本书分上下卷，原著上卷于1835年出版，下卷于1840年出版。

托克维尔为何远赴美国考察？

托克维尔与他的朋友博蒙一道，于1831年5月抵达美国，1832年2月离开，在美国考察了10个月左右。而作为这次考察的成果问世的就是这部《论民主在美国》（即《论美国的民主》，以下同上）。

托克维尔为何舍近求远，不就近去英国考察而远赴美国？他在参政时确实曾经反对与英国结盟，但这只是出于法国国家利益的考虑。对于当时英国的君主立宪政治和自由传统，托克维尔是非常了解和钦羡的，更何况他的妻子就是一位英国女性。1833年、1835年和1857年，托克维尔曾经三次访问过英国，在这方面，他留下了很多书信和札记；其间，他还与以写作《论自由》知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小密尔（J.S.Mill）结成了密友。托克维尔的思想观点，自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奥尔良家族登基以后，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他认为，在拿破仑战败被放逐以后，欧洲各国君主采取的一系列复辟政策并不能挽救旧制度的危机。从社会演进的角度来看，英国政坛尽管相对平稳，但是所代表的仍然是旧的贵族政治，代表了欧洲陈旧世界的社会建制。他认为，“英国贵族的权力，每天都在缩小疆域……本世纪是彻底民主的世纪。民主就像涨潮的大海，它后退只是为了更有力地推进。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会发现，它在波涛中不断地扩大地盘。欧洲社会不久的未来，将会是完全民主的社会。”既然如此，英国对于法国的未来而言，还能有什么样的参照意义呢！

尽管在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法国还处在革命与复辟交替循环的动荡时期，而同时代的英国社会却似乎一枝独秀，波澜不惊，然而在托克维尔看来，英国却并不值得法国人效仿。他认为，以大革命作为世界历史的新标志，法国在世界上代表了民主、平等这些新的现代价值的担当者，体现了一种逻辑上必然的、普遍的自由思想，负有在世界上捍卫自由民主体制的责任。而像英国那种贵族化的自由，由于它的特殊性，导致英国人往往只关心自身的商业利益和国家的霸权扩张。因此，他认为，英国的经验能够为包括法国在内的欧陆国家借鉴之处甚少，因为如果革命意味着猛烈的急剧的变化，那么革命在英国还时机未到；但是如果革命是指法律的重大变化、一种社会转型、以一种支配原则取代另一种，那么英国无疑已经处在革命当中了，因为曾经是其政体根本原则的贵族的原则正日趋没落，而很可能是民主的原则将取而代之。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会民主（平等化）的变迁不可逆转，奢谈英国式的贵族自由主义对于革命后法国的社会现实来说，也是根本于事无补的。

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没有欧洲以前类似贵族那样的社会等级结构，是一个先天平等的社会。在《论美国的民主》的“导论”中，托克维尔指出，美国最突出的特质就是“人们普遍平等的社会状况”在该国已经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在欧洲，这些特质尚处于展开的过程中。他认为经过大革命风暴，法美两国的社会平等程度正在逐渐变得趋同，因而他特别有兴趣了解，这给现代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他意图通过对美国的考察，来对北美这一新兴民主制社会和老欧洲的贵族制之后的社会这样两个社会进行比较研究，比较它们的社会政治结构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既然欧洲迟早会走向如同美国那样的完全平等的状态，那么研究美国，同时也就是研究法国乃至欧洲的未来。

“贵族不可能”与“民主没希望”

正如托克维尔的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其上卷与下卷不但主题不同，两者在内容上也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上卷的主要担忧是社会平等化的演进可能带来多数的暴政；而下卷却为欧洲的官僚专制作为一种柔性专制主义，导致民众对于政治的日益冷漠而忧心忡忡；上卷只担心一个过分强大的议会，可能带来“议会专制”；而下卷担忧的却是现代社会中的平等扩张，最终有可能会压倒自由。一般而言，下卷的理论性更强，目前更受欧美思想界的重视。

同一本书的上卷与下卷之间，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并不在于美国这一认知对象有何变化，而关键在于托克维尔思考的法国社会的时代状况和对困境的认识不断深化。

在托克维尔生活的时代，疾风暴雨般的大革命已成为既往。法国政治社会的建设却还远远没有完成，依然陷于动荡之中。托克维尔在《论民主在美国》第十二版序言中说：“战士之后便是立法者。战士志在破坏，立法者专于建设，但两者都有功劳。”在托氏看来，对于后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想而言，无疑应当主要致力的是政治社会的重建。

在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实现宪政法治，没有贵族阶层是难以实现的。“欧洲的宪政主义是从建立在公认的社会等级（王室、贵族、平民）之上的混合政体中逐步演化出来。18世纪以前，大多数人认为宪政主义取决于这些等级的存在。”然而法国大革命的风暴却已将贵族阶层连根拔除。托克维尔回溯法国大革命的进程说，“毫无疑问，在法国，民主在它的进程中沉浸于漫无节制的激情当中，它推翻了在行进当中碰到的一切，而且使未被摧毁的事物发生了动摇；它在混乱和激烈的斗争中不停地向前迈进。”而对比于美国，“在那里，我们谈到的伟大的社会革命几乎已经达到了它的自然极限，或者可以说这个国家今天已经看到民主革命的成果但并未发动过这样一场革命。”“我并不相信美国人找到了民主可能采取的唯一政府形式，也并不企图预见某种普遍的政府形式”（《论美国的民主》，第15页）。这意味着，托克维尔远赴美国考察，是要力图解决大革命后的法国社会“贵族不可能”与“民主没希望”的两难困境。托克维尔的这一问题意识，后来被当代法国研究大革命史学的权威傅勒（F.Furet）进一步解释为：“十八世纪的法国太民主了（王按：指大革命之后社会状况的平等化），无法保留贵族的东西；太贵族了（王按：指称革命后的法国社会中公务员阶层的倨傲自大），无法拥有民主的东西。”贵族为何不再可能？民主因何没有希望？怎样走出法国后革命时期的社会困境呢？

在托克维尔的辞典中，所谓“民主”，也并不都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通过选举更换领导人或者公民参与政治的制度机制。有的时候他用狭义的民主，指的确实是政治民主；更多的时候则用“民主”一词来指称历史结构性演变的客观趋势与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不断使人们趋于同质化和相似化，在这种意义上，民主意味着公民在法权方面的平等地位。

对于托克维尔来说，现代与古代的一个本质性的差异就在于，在现代社会中，少数人已经再也无法以他们自己的名义拒绝大多数人与他们相似。这是“社会状况的平等”的重要含义之一。尽管传统主义者力图复辟依赖等级特权为治的贵族制时代，但是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让往昔用以维系等级特权的那些社会条件一去不复返了，因而想要重建贵族等级为治的人已经根本无法证明自己的正当。这也是处在民主时代的传统主义者的最大悖论。在这样一个时代，“公务员贵族”意图享有老贵族原先享有的那些特权，但却找不到昔日贵族依赖自然秩序所享有的正当性。而且也不可能找回往昔贵族阶层所具有的那些高贵气质与社会担当。贵族毕竟依托的是自然秩序所形成的文化等级，而现代的公务员却依赖的是人为建构秩序中的科层等级，后者所享有的特权与地位，除了权力之外没有任何政治文化依傍可言。中古时代的贵族可以延续数代，但现代的公务员一旦失去权力，则一无所有。如果是在一个人治的社会里，其实除了短期的政治势利带来的虚荣外别无其他。

大革命以后的法国社会，尽管实际的状况并非完全平等，但是革命所带来的政治文化的巨变之一，就在于一种“想象的平等”日益深入法国社会的政教习俗当中。这种仅仅是“想象的平等”，在托克维尔看来，却要比人类状况的实际不平等更为重要，因为想象的平等使人想起所有等级关系或所有不平等的偶然性或人为性。在现代社会中，单单是这种“想象的平等就让所有的不平等成为非法”。不仅如此，“在现代社会起作用的社会状况的平等本身，就是使新的平等要求不断产生的一个动因。”社会状况同质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成为推进社会平等发展趋势的强大动力。美国之行让托克维尔认识到，法国即使没有这场大革命，“革命所做的一切也会产生，对此，我深信不疑；革命只不过是一个暴烈迅猛的过程，借此人们使政治状况适应社会状况，使事实适应思想，使法律适应风习。”

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二元对立结构，是托克维尔社会思想具有根本性的主要社会范畴。他视民主制取代贵族制，是法国大革命代表的现代性出场给世界带来的最大变化，影响着和支配着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意味着民主首先是一种社会状况。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民主已经是给定的客观事实，政治的上层结构是否能够与其社会状况的基础相适应，则是执政者能否顺应社会变化趋势，掌握政治主动权的关键所在。

但近代社会的演进，不仅仅带来平等，这一社会状况的巨大改变也与自由价值构成了高度的紧张关系。这是因为平等虽然替这个世界带来了重大的利益，但也使人们养成了一些极其危险的性格，它使人与人彼此孤立，使每一个人只顾到自己，使人的心灵过分向往于物质的满足，致使社会到处弥漫着利己主义的思维。

托克维尔考察美国，正是为了从中觇知革命后的法国政治社会的前景和命运。托克维尔认为，必须要把美国的政府形式，与旧制度末期的法国政治结构，以及从革命中诞生出来的法国政治结构，进行一番比较研究。在他看来，法国的历史道路，并不像革命者想象的那样独特，也不像保守主义想象的那样黑暗，不过意味着一种进入民主时代的特殊方式，所以，其实“即使没有这场革命，革命所做的一切也会产生，对此，我深信不疑；革命只不过是一个暴烈迅猛的过程，借此人们使政治状况适应社会状况，使事实适应思想，使法律适应风习”。

托克维尔在实地考察美国的经验中，发现了维系美国政治社会完善运作的三项主要因素, 一是自然环境与资源；二是典章制度，包括政府机构组织与宪政法治；三是政教习俗。三者之中，尤以政教习俗最为重要。它指称的是一个社会所共同遵循的价值规范与一般心理习惯。作为社会状况的主要构成部分，“我相信，尽管最幸运的地理环境和最好的法律并不能够维持一种政体，但政教习俗却能够将即使最不利的环境和最糟糕的法律转变为有利的条件。”

美国政治社会的启示

在考察美国的行程中，托克维尔从政治社会的制度和政教习俗两个方面，发现了矫正民主时代的社会弊端的经验。在政治社会的制度层面，托克维尔发现了美国实行联邦制度的优越性，认为这种制度既融合了大共和国的力量，又保持了小共和国有利于民众自由的好处，实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相容兼顾。在联邦制度之下的中央政府，既能够代表国家处理对外事务，又可以对内规划政令法令；而各个州政府对联邦政府也可以行使监督与牵制, 从而最终让各州的地方行政机关与民众依然保有高度的自主性。所以他赞扬这一制度“乃是最有利于人类繁荣与自由的一种结合”。

托克维尔同时也高度赞扬美国发端于新英格兰地区的乡镇自治制度与精神。他认为，这一自治制度既是美国政治生活的起点，同时也分散了中央权力，形成了抵御联邦政府恶政恶法的一道有效屏障。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法官与律师等法律人群体成为取代老欧洲贵族阶层的中间群体的角色。这一群体重视公共秩序，爱好和平与稳定的保守习性抑制了平等社会中大众的激情, 成为稳定社会的中坚力量。托克维尔也赞许美国法律实行的陪审团制度，因为在公民轮流参与审判的过程中，能够将法律的精神内化到民众的意识之中，形成良好的政教习俗，因此，他高度赞赏美国法治中的陪审团制度，认为其作为公民自由民主学校的积极意义，远远超过了其所具有的司法功能, 使公民通过这一制度与过程得到免费的公民教育。对于托克维尔美国之行最大的收获乃是让他认识到“在民主的国度中，结社的学问乃是学术之母”。在美国社会中公民自愿组成的社团遍地发育，公民的自由联合取代了旧欧洲贵族阶层的个人权威，避免了政治上的暴政和专横。这就在现代民主社会中重建了“中间权力”。

当然，在考察中托克维尔批判地审视美国的目光，在本书中也所在多有。在他看来，考察美国并不是要法国也来照搬美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他特别强调：“我们所要引以为鉴的是法制的原则，而非法制的细节”。他想要探求的，是现代政治社会共通的深层原理。

通过对美国社会的考察，托克维尔进一步认识到：“在我们行将进入的时代，凡是试图以特权和贵族制作为权威的基础的人，都将遭到失败。凡是想在唯一的阶级里建立并保持权威的人，也将遭到失败。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一个主权拥有足够的本领和足够的力量以重新建立臣民之间的永久差别的办法建立专制。……问题不在于重建贵族社会，而在于从上帝让我们生活其中的民主社会的内部发掘自由。”

（本文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席教授、《读书》杂志执行主编，本文系译林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