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周辅成先生是中国伦理学的学科奠基人，不仅因为他在北大组建并领导了我国最早的伦理学研究室，参与了创建中国伦理学会，更因为他在伦理学被打成反动学科、成为禁区的年代，不懈地为将来建立这个学科作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学术准备——编撰出版《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下卷和《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西方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选辑》。这几部著作把后来者带进伦理思想史、带进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思想发展进程之中，使之具备基本的人学知识，这对任何致力于伦理学研究的人来说，都是基础性的。
一．深厚的学术背景
作为我国伦理学学科奠基人，周辅成先生的学术背景极其深厚。1911年，他出生在四川江津一个耕读之家。1927年中学毕业后考上成都大学的预科。16岁的他不仅学业优异，还跟志同道合的同学在成都一些报纸上办了几个专刊，发表评论、针砭时弊。他为此面临被开除学籍的危险。校长找他谈话要他认错，他拒绝违心认错，在校长面前说出：“说话总要凭良心”。结果，学校给了他记两次大过的处分。
1929年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美国退还庚款办的留美预备学校，1928年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学校教育西学、国学并重，西学是强项，国学也不弱。在周先生看来，清华的国学研究院比胡适在北大筹办的国学研究院还要强一些。
周先生清华求学时期就开始了东西方哲学史和伦理学的研究。他涉猎广泛，凡与人的精神世界相关的思想和学科，都引起他深入了解和研究的兴趣，刚上大学就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忏悔录》。1932年，年仅21岁，已经在中华书局的《新中华》杂志上发表第一篇伦理学研究论文《伦理学上的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同年还发表了《歌德与斯宾诺莎》、《康德的审美哲学》，前一篇后来收进南京中山书店出版的《歌德之认识》一书，后一篇是我国最早研究康德美学的文章。1933年从哲学系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吴宓、金岳霖等。是我国创立研究生教育体制后首批研究生之一。这期间，他专攻西方哲学史和西方伦理学，发表了《克鲁泡特金的人格》等重要文章，与此同时，还承担着编辑清华大学文科理论刊物《清华周刊》的任务。
1936年毕业后，几经辗转回到成都。起初编辑《群众》月刊，接下来跟挚友唐君毅、牟宗三合编《理想与文化》期刊。期刊在学术上的高水准吸引和团结了一批一流学者，形成当时中国一个学术重镇。
1940年发表他的第一本哲学专著《哲学大纲》。其时，还不到三十岁。
周先生的深厚学术根底和出众才华引人注目，从三十年代后期起，先后在四川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作副教授、教授，后来接受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席位，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北大哲学系，开始了一言难尽的几十年。
还不必具体接触和深入到周先生的著述，仅从上述学术经历，就可看出他的学术背景和根基是后来某些所谓哲学权威和伦理学权威难以望其项背的。
二．几十年的准备工作
1949年之后不久，伦理学被指为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动学科，一夜之间从大学课程中消失了。同样命运的还有跟伦理学在理论上或实践中有着互为凭借或互补关系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院系调整后，这些学科都停止了招生。
1 952年，周先生调到北大哲学系，跟一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一起整理中国哲学遗产。但整理必须在官方意识形态划定的框框内进行。这样的整理，在周先生看来，把古人思想变成了“干巴巴几条”。我想，我们大学时代读的那套索然无味、味同嚼蜡的中国哲学史，应该就是这种对古人哲学思想去丰富性和去生命化过程的“成果”。
学者根本没有发挥自己学术个性和独创性余地的“整理”，对周先生这样有着三四十年代那种学术经历，深谙学术自由、独立思想之重要性的学者来说，把生命耗费于上，是很无奈的。1958年后，他又“回头来搞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伦理学。”而这门学问在当时的处境，周先生后来在自述中一句话透露出来：“这是自批判武训传之后，谁也不去想的东西。”然而，从少年时代就说话行事凭良心、不惜为此付代价的周先生坚信，一个国家取缔伦理学，使伦理学甚至在大学都没有立锥之地，是很不正常的。
对于恢复伦理学，他一直心存希望，而且多次呼吁。其他几门被取缔学科同样有学者在呼吁恢复。实际上，在57年反右之前曾经恢复有望。据周老回忆，当时科学院的潘梓年和中宣部的周扬、于光远就恢复伦理学的教研召集了多次座谈，听取曾研究或讲授过伦理学的学者的意见。自然，周先生每次都参加了。
反右打断了这个过程。他们的呼吁和推动恢复的努力还被一些人当成“右派翻天”的证据。
反右运动之后，又有了学科恢复的希望。但中断多年之后，人手成为大问题。周先生始终认为，研究伦理学的要懂哲学，研究哲学的要懂伦理学。他想请贺麟专在伦理学方面努力，如能答应，再理想不过。可是一句反问“你还想讲伦理学？”贺麟先生自己因伦理学曾遭受的个人羞辱和磨难、伦理学研究者随时头悬达摩克里斯剑的险境都在包含其中了。周先生退而求其次，建议找几位写过共产主义道德文章的老革命一起筹备。开了几次读书会，“因故未能继续开下去”。因什么“故”，周先生语焉不详，但从80年代重开伦理学后发生的斗争以及周先生被中国伦理学会理事会排斥等种种迹象看，周先生的观念很难见容于老革命，应该是最重要原因。
建立一个伦理学教研实体的工作，一时是无法继续了。好在，上级有意恢复伦理学，这种情况下，周先生可以自己单干。于是，一方面埋头苦干，默默准备，编辑出版了前面提到的几种书，另一方面，给学生开西方伦理学史讲座，还带了一位研究生，培养出那个时代第一个受过伦理学基础教育而执教的青年教师。这些工作，都是在60年代初至文革之前进行的。文革再次打断了恢复伦理学的进程。这一断就是十年。
文革结束后，恢复伦理学的政治障碍基本消除。经过两年筹备和努力，北大伦理学教研室终于正式成立。其他几个单位也在同期成立了伦理学教研室。接着，周先生参与了创建全国伦理学会，担任名誉会长和顾问。
三．遭遇逆淘汰
过去了的整整三十年间，思想改造、写检讨、受批判之类事情，对周先生和所有民国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无可逃遁的。这耗费掉他们大量时间和精力。八十年代，周先生收到挚友唐君毅从海外寄来的厚厚几大本文集，不由得对学生感叹：“看，他出了这么多书。” 其实很多知道当年《理想与文化》周、唐、牟“三剑客”的人都明白，周先生的学术根基和思想才华即使在三人中，也是出众的。如今的反差，不免令人感慨。但周先生为人豁达，他放下个人学术生涯的挫折得失，全身心地为伦理学学科的恢复作准备。而他自嘲为“单干户手工产品”的几部名著选编、言论选辑对未来学科建立尤为重要，它们使学科刚恢复后进入这个领域的人，不致面对的是毫无学术资源的一片空白。而且，对一个真正想从事研究的人而不是靠抄袭别国教材（比如抄袭苏联教材）搞“教研”的人来说，周先生提供的这些思想学术资源，也是迈不过的。
伦理学能够在中断三十年后恢复并有了一些发展，周先生的作用任何人无法替代，他的功绩任何人无法抹杀。但他却很快遭到排挤并边缘化了。
1984年召开的全国伦理学第三届年会是换届会。整个会议没有安排什么具实质意义的学术讨论，却未经会员酝酿讨论、甚至连举手表决的形式也未走一下，新一届理事会名单和名誉主席、顾问名单就公布了。令许多与会者惊讶、困惑和不解的是，周辅成先生未在名单之中。现在想起来，那次换届是文革之后对思想界再次进行整肃的所谓“清除精神污染”之后，也是周先生替因参加竞选而在分配时陷入困境的学生奔走之后。被当成“精神污染”清除的是在思想界刚刚开始复苏的人性思想和人道主义——尽管当时谈这个话题所依托的思想资源来自马克思。人道主义是周先生青少年时代就确立的终身信仰，“清污”运动中又不加避讳为学生奔波，那些凭借权力阻止人们的精神启蒙、阻止人们对既有意识形态发生怀疑的人，对他是怎样的态度，可想而知！而学会中才学不足却权术有余的人对他的猜忌、排挤也非一时。他的出局其实在所难免，但太不合情理。
排斥远没有结束。1987年，他在领导北大伦理学研究室七年后“因故退休”了。“因故退休”是这次北大哲学系讣告中的措辞。用这奇怪的措辞，意味着周先生退休的真实原因不便说出。我跟周先生有过很多通信和见面交流，但周先生从不说这些。我也是这次看讣告才知道他在1987年“因故退休”了。因什么“故”，不便猜测。但对八十年代大学教师队伍的情况是知道的。经过此前几十年对知识和人才的持续摧毁，特别文革十年对知识和人才的毁灭性打击，在文革结束后的百废待兴之际，知识和人才的断裂形势严峻，大学教师奇缺，像周先生这样的大学问家，当时根本没有退休一说。不寻常的“因故退休”使他在被全国伦理学会排斥后，又被排除在他几十年致力恢复的伦理学教学之外。
但周先生毕竟是一代大家，涉及学术评价、审核的事情，相关部门还是要征求他的意见。可后来连这也“免”了。曾跟周老谈起过国家课题评审问题，他说，最初高教委在伦理学专题上，也要听取他的意见，但他的意见使把持课题分配权的人不满，高教委从此不再找他。
周先生遭受的排斥可谓彻底。八十年代之后，我国学界发生的逆淘汰现象，在他身上表现得骇人听闻。
但正像北大哲学系讣告所说，周先生“坚贞而宽厚，仁慈而正义”。他遭遇的一切不公，都不能伤害他的精神。他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国伦理学的进展，学界后辈任何探索性成果都令他兴奋。他自己也一直笔耕不辍，且锋芒很锐。
昨天，从凤凰台得知北大又一位98岁老人去世，都是学问大家，但身后事一个极尽哀荣，一个冷冷清清，这样的厚此薄彼，周老是不会在意的，但留给人的思索不轻松。
2009年7月12日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