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创造的种种制度中，大学是最具稳定性的。随着早年争取自治特权斗争中对自身功能和角色的定位逐步明晰——保存、传递、创造、更新人类知识和人类价值的特殊机构——，其独立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教的大学制度也逐渐确立并一直传承了下来。不过，维护自身特性、坚守自身使命并不容易。大学是极昂贵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而提供资金的无论是教会、世俗政权还是后来的实业界，都鲜有只出钱而不试图控制大学和按自己意图改造大学的。这就使得为了维护自身独立性而跟资金来源之间的周旋和抗争成为大学的宿命。与此同时，大学还得面对社会不断变迁的现实，得对社会的需求和期盼作出回应，却又不能跟社会现实了无界限而失却自己的根本特性。这又使得如何在心智上跟社会现实保持一段必要距离，如何在对社会需求的关注中保持定力而不被牵着鼻子走，如何既与时俱进又保持稳定流向，成了大学始终要面对的基本情势。
但情况从未像现在这样严峻。相对于历史上控制欲极强的教会，也相对于无论过去或现在同样控制欲很强的政府或政客，如今，对大学的角色身份、功能使命和制度构成更大威胁的，是非人格化的市场力量和市场运行原则。对付来自前两方面的控制企图，大学有足够经验，事实上，大学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反抗宗教和世俗权力控制的历史。但市场力量和市场运行原则看不见摸不着却已经在无形中改变了大学的生存条件，并于无形中向大学渗透、且直逼大学核心价值。如果说过去大学还可以分别借用宗教和世俗政权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独立，比如依靠从国王那里取得的特许状抵制教会干预，又凭借教皇那里获得的特权摆脱国王控制，甚至还可以像 13世纪的巴黎大学那样，采取师生集体离校出走的极端方式来迫使教会和世俗政权确认和尊重大学的法权自治——，那么，这些方法对市场力量统统没有用。强大的市场力量避不开、逃不掉、忽视不了，借力打力也打不掉，它就是现代大学置身其间、必须正视的现实。
大卫•科伯的《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一书正是把市场作为不可回避的基本现实，对这一现实条件下的大学境况、大学当何以自处等问题进行了探究。
作者选取了十二个案例，其中除开放大学之外，都是美国案例，包括常春藤大学、研究型公立大学、理工学院、作为商业化浪潮产儿出现的营利性学校，甚至如连锁店般的学校……它们代表了美国高等教育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作者通过这些案例，把高等教育在市场和金钱力量催逼下的窘况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这就是，在资金问题带来的困扰和争夺生源的巨大压力面前，在市场逼迫大学服从它的选择的情况下，美国大学面临痛苦的抉择和身份危机。除极少数声名显赫、财力雄厚的大学暂时还可置身事外，绝大多数大学不是在抗拒中付出沉重代价，就是如作者所说“忙于彻底改造以适应激烈竞争的压力”。至于那些在市场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高等教育形式也有各自不同的命运。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曾长期主宰美国思想领域、在人们心目中最像古雅典的芝加哥大学在赤字中为理想而挣扎。这所治学严谨的名校仍然一如既往地反对过早专业化，坚持公共核心课程不可动摇、不可削减，看重批评性思维而不是实用性。然而坚守也付出了申请者减少、捐款减少、财政上越发捉襟见肘的代价，这导致能提供给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奖学金减少从而直接降低了对优秀学子的吸引力。于是，在为大学理念而进行的抗拒市场力量的圣战中，她也不得不有所改变。1999年的毕业典礼邀请克林顿总统来讲话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微妙改变。过去毕业典礼上发言的通常是员工而非政界要人，而且就在几年前，这所大学的员工投票全体反对授予伊丽莎白女王荣誉学位。邀请克林顿讲话这一自降身段却有宣传效应的做法招致了如潮的批评。其他一些做法同样备受抨击，且至今争论不息，如：核心课程问题上，以给学生提供在新旧核心课程之间作选择的变通办法而对倾向于实用性的社会现实作了有限妥协和退让；削减本科教育经费；为争取生源和捐赠，把跟这所学校精神气质格格不入、带商业营销色彩的宣传语句悄然写入了招生手册……
在市场力量面前，另一所常春藤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多少有些进退失据，20世纪初就通过开办函授增加财政收入。但30年代因其函授教育课程质量跟“课程由学校教授们讲授的一流课程”的广告不符而被调查。调查报告指：“哥伦比亚作为教育机构不需要纳税，但它却做起了生意：它出售自己的教育，参与的是一场唯利是图的商业游戏”。八、九十年代，在财政压力下开始了互联网上成败参半的冒险。尽管有这样进退失据的表现，哥大总的说来还是在艰难地逆水行舟，保持自己最看重的特色。这一点，如果读过九十年代末引进的那本《伟大的书》，可以有所体会。作者大卫丹比在书中记叙的是在阔别母校30年后的1991年重返哥大，跟18 岁的学生坐在一起重温古典名著。而以古典名著为主的核心课程正是哥大引以为傲、顶住商业化浪潮而一直坚持的。
对这些传统学校来说，怎样寻求市场与学术之间的平衡，怎样做到竞争中既不落败，也不自我迷失，需要极其小心的权衡和摸索。一些大学权衡之下开始了跟公司、企业的横向联系与合作。这种对双方来说是各取所需的联系与合作，也就是至今在美国毁誉参半的高等教育产业化尝试。这个过程中，大学通过与工业的联合，加快了科技成果转化，并利用自己的科研实力而成为工业研究和开发中心。对这一变化，赞誉者注重的是这些大学在为毕业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以及为地区经济增长等方面的贡献；批评者注意到的是这一过程中发生的变异，是利润原则对进行知识和思想探究必不可少的中立空间的侵蚀。
不过，市场背景下的高等教育有忧虑，有困扰，但也有希望。市场力量催生了高等教育更加多样的形式，使接受高等教育的途径普遍化。这方面，开放大学、迪弗莱大学有相当不俗的表现。前者作为空中大学，是英国工党提出的机会均等主张跟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出现，“为大批过去无缘于高等教育的人提供了正规而稳定的学习机会”。而低廉的学费、著名的教学质量、它作为远程教育却极为重视师生直接交流等，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有几个数据证明了开放大学的成就：有150万英国人上过开放大学；目前有180000名学生正在攻读学位；如今英国四分之一的MBA是开放大学的毕业生；2002年政府调查中它拥有的教学“最优秀”系科的比例在124所大学中排名第六；到2002年，开放大学年龄最小的学生12岁，最大的90多岁。而开放大学的全球扩展计划也在成功的推行，不过在美国水土不和，败走麦城。
迪弗莱大学则是美国一所收费昂贵的营利性学校。她的生存策略是优秀和准确的定位。迪弗莱定位在技术性学校，“招收那些看起来不会成功的人”，而且摈弃“敞开大门，自然会有淘汰”的哲学，尽可能在保留学生方面做得与安排他们就业一样出色。学校教学质量上乘，传授了有用的技能。而且，作为技术性学校却重视通识教育。通识课程占必修课三分之一，学生接受的文理学科教育不亚于大型公立学校的本科生。尽管学费高昂，但学校的信誉使80%以上学生获得贷款。他们中大多完成了学业，改变了人生。从这里毕业的黑人和拉美电子工程师数量超过国内任何一所大学。不过，这种营利性学校并不关注大学保存价值、追求真理的传统目标，也并不为此承担社会责任。
总之，各种学校面对挑战有不同反应，有成功也有失败，失败不乏意义，成功潜藏着危机。拿随着互联网技术出现的远程教育来说，这种高等教育形式前所未有地扩大了民众受教育机会。但它缺乏传统大学拥有的那种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教育。即使在诸多方面成绩斐然的空中大学也不例外，尽管它已经在提供师生交流条件上作了最大努力，仍然无法改变这种学习方法先天的交流不足。同样开办了远程教育的哥伦比亚大学，其副校长阿瑟莱文道出一种深刻的忧虑：如果优秀的学生接受的是高度互动的个人教育，其他学生受的则是虚拟的高等教育，那么两者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再者，大学越来越多依靠校外公司管理学院的非学术性事务，这提高了效率、节省了开支，但这些商业化运作的公司对校园文化有冲击、侵蚀之虞。
作者提出了问题，并没有给出答案。实际上，在可预见的将来，很难有解决办法。但问题摆出来了，就会有所警觉、会不断校正方向，而不至已经走入歧途、深陷泥潭还在自我陶醉。
有必要提醒的是，作者谈的美国高等教育问题，哪怕营利性的迪弗莱大学那种以“顾客”为中心的策略，跟我国高等教育的问题都不在一个层次上。即使同样表述下，内容也大相径庭。比如，使得包括作者在内的许多美国人疑虑重重的“教育产业”，跟我国自99年起在高等教育领域全面推行并辐射到中小学和学前教育的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没有多少共同之处。提高学费，把受教育机会商品化是我国“教育产业化”的主要特征。教育部前发言人的受教育“好比逛市场买东西”论，所谓有钱的买高档，没钱的买低档，最直白的说出了我国“教育产业化”的逻辑：谁出价高而不是谁更适合。美国的高等教育没有动这条红线。使它们进退维谷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比如，经济资助的根据是学生需要还是学习成绩。前一原则符合美国大学的价值追求和对民主社会的承诺，后一原则是很有市场竞争意味的运作原则。激烈生源竞争中奉行前一原则无疑将处于劣势，除非财力充足，除非有方法开辟财源，否则，很难承受得起。即使这样，据作者说，非营利大学直到最近仍把学生需要作为经济资助的依据。
中国人为教育掏的钱占收入比例之高，雄冠全球，但很多大学重复中小学那一套：培养考试机器，训练应考能力而不是独立思考能力，开设的课程中有大量拆烂污课程，更有大量反智的、遏制独立思考的课程。即使在把受教育机会当商品出售的意义上，其垄断性定价以及价高质低的奸商行径也是完全违背市场规则的。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迪弗莱这样的连营利性大学，人家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必须做到优秀，以质量取胜。
中国的高等教育，先得解决正当性的缺失，同时还得充分关注人家正在思虑的问题。
2009年4月17日星期五
《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作者：（美）大卫•科伯，翻译：晓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