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多年的历程。虽然国内、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在经济转型中通过渐进改革实现持续高增长的文献日益庞大，且这些文献确实有助于理解不同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不同侧面，但迄今为止既有文献仍然还没有给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并在跨国比较的基础上全面解释中国转型不同阶段的典型事实及其动态变化。

本章尝试提供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框架，并在中苏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转型路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197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转型早期阶段的主要典型事实提供一个解释思路。

本章希望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工业化模式的本质？中国式计划经济与前苏联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有什么相似和差别？现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文献强调中苏两国在劳动力禀赋、改革策略、集权程度等几个维度的差异，并以此来解释中国相对于前苏联更为平稳且相对成功的转型表现，这些文献是否具备足够的解释力？既有文献强调中国因双轨制、乡镇企业发展、分权型“财政承包制”带来了中国早期阶段的成功转型，但这些制度安排及现象为什么在中国出现，为什么苏联在1980年代中期启动的经济改革中也尝试学习中国以及东欧各国的相关经验，却没有取得相似的转型绩效？

我们提出，前苏联与中国的计划经济本质上都是以居民消费为代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实现“军工最大化”来捍卫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发展模式。由于包括能源、原材料、机械装备在内的重工业部门，以重工为基础的军工部门主要是通过中央部委实施“条条”式管理，而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与农业更多是通过地方政府进行“块块”式管理，所以此类发展模式都建立了“中央部委集权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尽管在苏联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都一度有过将部分原用于军工生产的资源转移并用于增加消费品生产的情况，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也出现了从“条条”向“块块”的一定程度的转移，但总体来看此类调整仍然非常有限。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重工和军工优先发展的整体战略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而一旦这种发展战略在重工业和军工行业造就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后者就会对政府的决策产生足够强大的影响力，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就难以实现有效调整。因此，在计划经济时代，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从经济管理体制上基本上都是相对集权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既有文献强调的中苏政府在央地权力分配、组织形式上的差异及其对转型绩效的影响被过度夸大了。

为了缓解在“大炮”和“黄油”之间，或者说在“条条”和“块块”之间配置有限资源的矛盾，从1950年代起，苏联就开始推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石油勘探与开发。 特别是自1960年代之后，苏联实现了石油、天然气生产领域的重大突破，大幅度增加了来自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出口的外汇收入，极大地缓解了本国财政预算上的硬约束。这就使苏联可以在一边大量进口消费品、投入更多资源增加本国消费品，尤其是农业消费品生产的同时，还可以投入大量资源加强苏联的重工业及军事工业，甚至还有条件调动更多的资源在国际上支持部分亚非拉国家与西方集团进行对抗。

也正是丰裕的能源出口收入让苏联在国际政治、军事斗争中展现出了日益强大的侵略性，结果是美苏之间推动的“缓和政策”难以真正实现，甚至在美苏两霸之间，苏处于攻势，美处于守势，进一步增加了双方之间的不信任。

苏联咄咄逼人的态势给美国和中国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及战略压力。1960年代后半期中苏进一步分裂后，美国有意愿拉拢中国，而在苏联对中国威胁更大的情况下，中国也需联手美国，最终诱发了1970年代早期中美之间逐步化敌为友，根本扭转了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政治态势，最终逐步改变了中苏两国各自面对的军事压力。结果是中苏两国在“条块体制”上开始出现了早期看幅度未必那么明显、但事后被证明对两国经济转型意义非常重大的制度漂移。

基于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2010）的关键历史节点与初始制度较小差异互动带来制度漂移的思路，[1] 我们提出，以1972年为标志的中美关系缓和恰恰构成了中苏两国在其后推动市场化转型并出现转型道路与转型绩效重大差别的关键历史节点。也正是1972年之后，中苏两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出现了渐进的、但意义非常深远的制度漂移与分异，也正是在这个关键历史节点出现的制度漂移与分异，为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转折点之后启动的渐进式市场化转型奠定了体制性基础。这是因为1972年的关键历史节点不仅推动和稳固了1972年后中国推动的行政性分权，而且还有助于中国无需再因外部军事压力进一步扩大军费开支，并为随后渐进市场化转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它不仅使得中国可将部分财政收入用于提高城市居民工资提升了消费品需求，也为中国以更为市场化的方式增加农业、轻工业消费品的供给腾出了必要的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产能。

与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巨额的石油财富导致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进一步集权化，或者说更为“条条化”，以至于到了1980年代之后，石油、天然气的大规模出口反而给苏联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资源的诅咒”：苏联因前期过度的军事支出与对外扩张而难以自拔，日益集权化的经济体制加上军事支出上的“尾大不掉”反而基本阻断了苏联顺利推动渐进式市场化转型的可能性。

正是因为加大了苏联的军事和战略压力，中美关系的缓和让苏联在国际军事和政治的激烈博弈中难以自拔，锁定了国内原可转用于消费品生产的大量资源。其结果是虽然80年代中期苏联的领导层不仅十分希望，而且也非常努力地推动了与中国类似的经济改革，却因受制于强大的重工及军工利益集团，难以实质性推动渐进的市场化转型并有效增加消费品生产。于是，苏联不得不启动政治改革以扫除改革的障碍，而改革失控并带来了1990年代初该国政治经济体系的全面崩溃，并为其后效果不彰的“休克疗法”打开了大门。

总而言之，1970年代早期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国际战略差异（苏联追求扩张霸权，中国则追求安全和自保）使得中国与前苏联之间最初并不太大的制度差异在1972年这个关键历史节点开始出现了分歧，为中国在1970年代晚期开启一个较为平稳的渐进式市场化转型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基本上封杀了苏联在1980年代顺利推动市场化转型的空间。

基于一个包括军工部门、重型装备、能源、原材料部门及消费品部门(轻工业和农业)的一般均衡框架，本章还将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分析思路来解释中国经济转型第一阶段的主要典型事实，包括“价格双轨制”的出现与消失，地方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初始的快速增长及其最终的民营化，以及从1980年代“财政承包制”向1990年代中期集权型的“分税制”的转变，并与苏联1980年代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对比。

本章的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节分析了相关转型文献的贡献与仍存局限。第三节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及计划经济体制集权-分权的决定因素。第四节在中苏比较的基础上，解释了中国转型第一阶段的主要典型事实与转型动态。第五节是结论。

二、计划经济与经济转型文献的贡献与不足

2.1 发展阶段差别与剩余劳动力假说

苏联与中国在经济转型业绩上表现的巨大差别一直引发着国内、国际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一些学者认为，这两个经济体推动经济改革时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两国转型成败的关键。这个观点认为，相比于中国农村与城市的诸多剩余劳动力，苏联在转轨开始已是一个高度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国家，没有多少空间可以轻松成长。比如，中国只有18%的劳动力在非农国有企业，而前苏联85%以上的劳动力在非农行业就业 (Sachs, Woo and Yang，2000, Sachs and Woo, 2001)。[2]

根据以上观点，中国在1970年代末期开始启动经济改革的时候，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有远比苏联要多得多的剩余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可以通过市场化被充分利用则是支撑中国经济转型后实现高增长的关键。

不可否认，中国更为充裕的劳动力是中国转型早期阶段一个相对有利的条件，但同样难以否认的一点，是即使在苏联，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与集体农庄基本上都还是“大锅饭”体制，冗员众多、人浮于事的情况非常严重。如果有机会推动强化劳动者激励的体制改革，那么无论是从整体劳动力的数量看，还是从个别劳动力的工作积极性的增加潜力来看，都不能说苏联缺乏进一步挖掘劳动力供应和进一步调动劳动者工作积极性的较大潜力。因此，把中苏转型绩效的差别主要归结为是否有足够的剩余劳动力，至少是一个逻辑不足够严谨、而且实证上也未必站得住脚的判断。

更重要的是，上述发展阶段论的说法只看到了中苏之间在城与乡、非农与农业部门上的劳动力比例差异，却有意地忽略了如下一个事实，即中苏两国在农业与非农行业产出比例的差距要小得多。从1952年到1978年期间，中国的工业化进展迅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增加了一倍多，而且以重工业为主。到1978年，中国工业产出占经济总量的47.9%，农业占28.2%。而1985年戈尔巴乔夫推行经济改革时，苏联经济中工业占56.4%，农业占19.4%，工农业产值比例上的差距并不是非常大。

换句话说，虽然中国改革刚刚开始时，工业部门雇佣的人数比例较低，但到1978年，中国已经与苏联一样建立了一个从产出与资源占用上看都相当庞大的国有工业部门。因此，如何改革这个庞大的国有部门，是中苏在经济转型中都必须要面对的主要挑战。

因此，一个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就是为什么，中国在1980年代能通过承包制为主体的利润分成改革全面推动了以国有企业、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公有制工业大发展，尤其是消费品工业的大发展，而苏联却难以做到？实际上，中国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前半期，不仅实现了生产消费品的农业与轻工业大发展，仅仅用了10多年时间就让绝大部分百姓摆脱了赤贫的状况，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农业、轻工业大发展还让原有计划体制下主要用于军工发展与备战需要、且相对过剩的重化工装备、能源、原材料部门的产能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利用，以至于这些行业不仅没有看到苏联1980年代及1990年代早期出现的严重产能过剩，甚至还一度产生了能源、原材料供应严重短缺的局面，最终在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的导引下实现了重工业产能的迅速增加。

与此相反，虽然苏联在1980年代中期之后不仅全面借鉴、而且还努力推动了很多与中国非常类似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却根本没有办法在改革的早期就取得较为理想的增长绩效。实际上，与中国的计划经济相似的是，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同样存在着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生产过少所带来的计划经济第一类低效率（资源误配低效率），以及国有企业与集体农业“大锅饭”所导致的计划经济第二类低效率（劳动激励低效率）。

那么，为什么苏联不能通过像中国那样进行资源重新配置，并以报酬与业绩适度挂钩的方法来激励劳动力去增产百姓急需的工农业消费品？对这个问题，显然需要给出更加令人信服的回答。

2.2 改革策略差别：渐进改革与休克疗法

另一些学者认为中苏转型所采取的改革策略，即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之间的差别解释了两国转型绩效的差异（Roland,2000）。[3] 由于俄罗斯是在苏联解体后才全面推动了休克疗法，所以此时的比较对象就变成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与转型早期的中国。

这些观点认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采取的“休克疗法”不仅快速私有化了原来的国有企业，而且在一夜之间了实行价格自由化，结果是“休克疗法”对国民经济会带来过大的冲击，导致了短期的经济迅速下滑，而这又进一步降低了公众对改革的支持，甚至带来政治上的强烈反弹。尤其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操之过急且设计存在重大缺陷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方案最终让少数寡头们控制了国民经济的核心部门，尤其是作为财政主要基础的能源和其他矿产资源部门，结果是改革后不仅俄罗斯的经济效率难以提高，还出现了全社会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的情况。

与此相反，中国的经济转型则采取了更加渐进的方式，1970年代末期，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业开始，然后带动了乡镇企业发展。在农村改革取得了初步成功后，1980年代中期中国又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通过赋予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和利润分配权极大地调动公有制企业管理层和一般员工的积极性。在中国的转型早期阶段，计划轨与市场轨的共存不仅让市场主体、市场经济体制有时间慢慢发育起来，而且还确保了国企原有雇员的就业特权，这就显著地降低了政府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到了1990年代，当市场轨进一步壮大后，中国才全面推动价格自由化及公有制企业的民营化，此时全社会需要面对的震荡就相对较小，而国民经济也实现了更为平稳、顺利的转型。与休克疗法相比，中国所采取的“双轨制”策略为从传统计划体制赎买那些改革的潜在抵制者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政治机制。

上述论点确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没有解释如下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即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实际上一直试图推动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但却没有成功。

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这一点，“最近有人批评我首先推动政治改革，而不是像中国那样推动经济改革。事实上，我从未忽视过这一点。读完我们的改革年历，你会发现，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是我关注的中心，占据了中央委员会四分之三左右的精力和时间”(陆南泉等，2010)。[4]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推动给予国有企业更多的自主权了改革，鼓励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也享有更多的权利。此一时期，苏联以企业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最主要内容，就是在企业推动经济核算制，企业负责制定自己的生产计划，选择销售部门，甚至自定产品价格，保留部分利润。此外，苏联还采取了一些促进私营企业及建立合资企业的政策。

然而，这些在中国市场化转型中被证明为非常有效的改革措施在苏联却基本没有产生什么效果：苏联内部对经济改革的抵制如此激烈，改革对企业职工的激励效果如此之小，戈尔巴乔夫最后不得不诉诸于较为激进的政治改革去拆除计划经济转型的障碍，结果是最后出现了政治失控、苏联解体并打开了俄罗斯推动“休克治疗”的大门。因此，即使我们假定渐进改革是一种更可取的市场经济转型策略，为什么这个路线在中国可以成功，而在苏联却无法开花结果？

上述“渐进改革”与“休克疗法”策略差别导致转型业绩差异的解释还忽略了一点，就是经过198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之后， 中国 1990年代推动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是一种相当激进、行政强力推动下的市场化改革。与前苏联、东欧几乎同一时期所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相比，中国在价格、财政，金融、汇率与外贸体制，乃至国企、社保、劳工体制等领域所进行的体制与政策调整，不仅推动速度相当地快，很多具体政策也非常激进。财政集权化，金融集权化、银行商业化、国企与乡镇企业民营化都是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完成了。乃至于大批公有制企业员工“下岗”的政策，在一些推动“休克疗法”的前苏联与东欧国家在政治上是难以想象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简单以“渐进改革”和“休克疗法”来区分中苏转型乃至于区分中国与东欧改革的思路，如果不是误导的，也至少是不够严谨的。中国的转型发展经验表明，合适条件下在经济改革上实施“休克疗法”未必都不合理：即使1990年代晚期中国大规模国企职工的下岗政策颇有可议之处，也本有更完善的必要性，但1990年代中后期大批地方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的民营化，和稍早之间就同步且快速推动的财政，金融、汇率及外贸体制整体性改革，确实为本世纪初中国全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入新一轮的“黄金增长期”创造了条件。有意思的是，在1980年代虽然不断有学者希望推动“价财税”联动的整体性改革，但事后来看，那个时代中国转型的实践多少表明，当时各种花样繁多的价格“双轨制”、各类在农户与村集体及政府、员工与企业、企业与政府，乃至不同级别政府之间普遍推行的“承包制”，虽然现在看来大部分并不那么规范，在政策执行中还确实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但却为当时调动政府、企业、社会不同主体的管理、工作及经营积极性，为全社会的资源配置从“大炮向黄油”实现较为顺利的转移，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有效提升，为国民经济逐步走出计划体制的桎梏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中国没有1980年代那些渐进市场化的政策改革措施所打下的底子， 1990年代更接近“休克疗法”的全局性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无从谈起。

更进一步来看，1980年代前期普遍推行的农村土地改革，就不能说是一个非常渐进的改革，而是一个上下互动，不少地区甚至是从上往下推动的、相当激进的改革，

短短几年时间原来的集体经营体制就几乎完全被家庭经营所取代。[5] 只不过当时为避免可能出现的政治、经济乃至思想领域的风险，采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模式，保留了农民继续缴纳部分公粮的要求。当时此类相对激进的改革之所以可以成功，不仅是因为它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还在于它恢复了大跃进后到文革前政府与社会都比较熟悉的体制机制，更在于改革开始时中国国民经济的战略目标实现了“从大炮向黄油”的转换，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机械装备与能源、化肥等投入品的保障。

当然，如果我们跳出农业本身，并在一个更长时期综合考虑更多部门的改革之后， 1980年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就整体而言仍然是相对渐进的：正是成功的农业改革大幅增加了农副业产出，才让农民获得了更多的现金收入，也使得原来的社队企业能够逐步摆脱计划经济时期只能进入农业生产资料行业的严格限制，并首先从农产品加工行业实现了突破，最终扩张到一般工业消费品的生产领域；以工业消费品生产为主的乡镇企业发展壮大又进一步刺激了城市国有工业企业经营体制、物资流通体制、央地财政体制等多方面的回应性改革。[6]

综上，就具体的改革策略来看，“渐进改革”和“休克疗法”两者之间可能并非互斥，甚至还可以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作为可行的改革策略被交替采纳乃至相互促进。到底什么阶段应该采用哪种策略，以及在政策改革的实践中实际采用了什么策略，不仅取决于转型的发展阶段，还取决于一国特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渐进改革未必一定有利，休克疗法也不一定效果不佳，都要看在具体政策改革领域的改革政策在制定与实施上面临着哪些特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条件。

比如，为什么“休克疗法”在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执行后效果不彰？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叶利钦希望通过快速的私有化尽快瓦解原苏联执政党的经济基础。为了实现这个政治目的，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推动了快速的国企私有化。即使当时俄罗斯在大中型国企私有化过程中采取了向全民普遍发放“私有化券”用于购买新公司股份等貌似平等的措施，但结果却是大部分财富和股份最终转移到了原来上层集团中少数居于特定有利位置的人手中。于是，俄罗斯经济的主要部门迅速寡头化，而且还出现了经济寡头一度控制政治格局的不利局面。这种休克式的改革既没有实现社会公平，还最终损害了经济效率。[7] 因此，考虑到俄罗斯“休克疗法”制定及实施背后的政治背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失败是否应该归于“休克疗法”本身，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2.3经济管理体制差异：“条条体制”与“块块体制”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苏转型的差异可以从两国管理体制的差异中找到答案（Qian and Xu，1993，[8] Montinola,et al,1995 [9]）。他们提出，尽管苏联和中国都是计划经济，但两国政府的组织架构却大不相同。苏联是建立在职能专业化原则之上的条条管理体制，中央政府通过各个部委对国民经济实行了相当严格的管控。由于国有企业所在行业的高度专业化，只有相应的中央部委才掌握管理这些企业的专门知识与资源，且专业化的部委管理还意味着协调必须在中央级别进行。与此相反，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在国家治理上更倾向于“块块”化管理，即由地方政府管理更多的企业，也掌握更多的财政资源与决策权。

这个文献把上述中苏两国管理体制的差异主要归结为历史的因素，如苏联的国家体制可追溯到斯大林试图降低各个共和国的离心力，而中国则有强调地方自治的治理哲学传统（Xu， 2011[10]）。此类文献认为，当时中国主要领导人对条条管理的厌恶使得改革开放前中国就更偏向于“块块”式的管理体制。而一旦中国开始推动改革后，掌握更多资源与企业的地方政府就有激励通过推进市场化来实现本地发展并获取更多的财政资源。与此相反，苏联的“条条”管理体制则对动员企业进入市场缺乏兴趣，因此也就难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11]

不可否认，对中苏“条块体制”差异的以上分析确有一定的道理，但此类分析过度夸大了两国之间计划体制央地关系上的的模式差异。

首先，苏联与中国分别被认为是计划经济“条条体制”和“块块体制”的典型，但实际的情况是，在中苏两国计划经济的不同时期，条块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在两国不同时期都出现过相当显著的变化。苏联在

“斯大林时期”是由中央部委掌握主要资源、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条条体制”。但到了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经济则显著降低了中央集权的程度，转而赋予地方政府、国有与集体农场，乃至国有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在赫鲁晓夫时期，很多原来中央官僚的企业被下放到地方，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与财力都有所加强。比如，1950年时，苏联中央企业占总产出的比例高达67%，而各加盟共和国与地方企业只占33%。到了赫鲁晓夫时期，上述比例分别变成了6%和94%。

只是到1965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又逐步回到了中央高度集权的模式。1965年后，通过加强中央的集中指导，苏联撤销了赫鲁晓夫时期按地区原则建立的国民经济委员会，重新按部门原则建立中央各专业部来加强对经济的调控能力。但即使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开始推动改革时，央地企业产出比例仍然分别为56%和44%，就很难说是完全的“条条管理”。苏联央地财政比例的变化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1946年，苏联中央预算支出占总预算80%，共和国预算支出只占20%。而赫鲁晓夫时期这两个比例分别变成40%与60%。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央地财政支出比例则一直稳定在52%与48%区间。

在中国，“一五时期”是中央部委的集权时期，但“二五时期”地方政府则控制了更高比例的财政资源及企业所有权。众所周知，“二五时期”中国“大跃进”时经济出现了大幅度的向下调整，1962年之后中国又较快回到了计划经济的集权模式。从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早期，中国更是大幅度地推动了“三线建设”，更是中央政府统一调配全国资源全力支持“三线”发展，尤其是在内地进行大规模的重工业与军工建设。只是到了1970年代早期，中国才开始推动了新一轮的行政性分权。

虽然出现了上述变化，但一直到1978年之前，中国整体来看仍然是一个相当集权的计划体制：即使地方政府占全国财政的比例较高，但其财政的自主性并不太高，国有企业基本还是按照中央制定的计划进行生产。实际上，当时主要领导人在1970年代初期下放中央企业时，就强调中央仍然是一个“计划制造工厂”，地方政府与下放的国有企业都必须执行中央所制定的计划，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生产，基本上还是由上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所决定，地方与企业基本按上级政策执行（杨继绳2016）。[12]

因此，前述简单的“条块两分”过度夸大了中苏两国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差异。即使与苏联相比而言，1970年代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要相对更分权一些，但这种分权仍然只是行政性的分权，是对中央集权型的计划经济模式所做的幅度相当有限的调整：中央仍然在政策制定、产业发展方向、资源配置上掌握着主导权，而地方政府及其管理的企业也基本只能在中央主导的产业政策下行动。

因此，虽然这种行政性分权为中国后面市场化改革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但并不必然带来中国1970年代末期的渐进市场化转型。如果苏联在赫鲁晓夫时期曾经推动了行政性分权，就不应该过度夸大两国计划经济时期所出现的经济管理模式差异。

我们提出，要真正理解计划经济下的“条块”关系问题，除了要观察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是否进行了行政性分权外，还必须深入到产业的层次进行分析。换句话说，“条条管理”和“块块管理”所分别对应的主要产业目标或对象是有所区别的，因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条块之间相对重要性的变化，来自于苏联、中国计划经济不同时期中央政府最大化产业目标的变化，而不同的目标恰恰对应着不同的产业发展重点。只有对这些问题有更为准确的认识，才能真正理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本质及计划经济时期“条块转换”的运作机制。

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本质与“条块转换”的运作机制

3.1 计划经济本质与“条块转换”的运作机制

“计划经济”这个名词通常与苏联式中央计划相联系，意指中央政府集权化的国家计划、行政决策以及生产资料公有制。科尔奈（2007）[13]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如下一个定义，计划经济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通过集权式计划、行政式管理与定价、国有企业与集体农场来配置资源，而这很容易带来严重的软预算约束问题，结果是国有企业与集体农场员工缺乏工作与创新激励，经济出现严重短缺，尤其是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

但上述考察并没有对社会主义计划者最大化的目标给予一个明确的界定。众所周知，苏联与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都建设了一整套包括机械装备、能源与原材料部门在内的重工业体系，而且毫无疑问重工业就是社会主义时期中苏两国计划经济的发展重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苏联与中国都没有像大部分采用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工业化的国家那样发展，即首先通过发展轻工业进行资本积累，等轻工业有相当程度发展和城市化启动一段时期后再大力发展重工业，而是在人均收入起点相当低的时候就直接通过抑制居民消费并从轻工业与农业抽取资金进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投资。

比如，在1930年代，苏联把国民生产总值中用于私人消费的份额从80%压缩到50%，中国一五计划的投资率也超过了30%，而在1957年之后的大跃进时期还进一步提高了投资率来强化重工业投资。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重工业大发展都带来了农业与轻工业的相对份额收缩，有时甚至是绝对值的收缩。

林毅夫等（1999）[14]的研究提出，上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首先会在一个劳动力丰富的经济体带来计划经济的第一类低效率，即

“资源误配低效率”：把稀缺资本配置到资本密集、却只能带来很少就业的重工部门，就人为抑制了轻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因此会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而为了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政府又不得不推动“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模式，包括扭曲性的宏观价格体系、计划配置资源的方式，以及在农村与城市分别建立人民公社与国有企业这类剥夺自主权的微观运营机制，结果是计划经济中还普遍存在着“大锅饭”体制所带来的计划经济第二类低效率，主要表现为“工作激励低效率”。

由于转型经济学主流文献对计划经济本质上是一种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主流文献往往过度强调了计划经济中存在的上述第二类“工作激励低效率”，虽然这些文献对计划经济中存在的第一类“资源误配低效率”，包括预算软约束带来的“资源误配低效率”也较为重视，但对发展早期劳动力相对资本更为丰富，而重工业优先发展导致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所带来的“资源误配低效率”却重视不足，尤其是对以上两类低效率都内生于计划经济时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认识不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理论确实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之逻辑的理解。

但上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理论仍需回答如下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重工业装备与能源、原材料本身只是中间产品，而不是最终产品，因此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计划者的最大化目标本身。如果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是通过把私人消费压制到最基本的生存水平来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那么全力投资并大量生产这些重工业中间产品的目的何在？难难道仅仅是为了所谓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赶超”？

更重要的一点，是很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基本建立了一个重工产业体系，甚至还在个别部门实现了实质性追赶后，为什么这些国家却仍然没有选择将重工业产出的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主要人投入到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的农业、轻工业等消费品生产上去？显然，大规模发展重工业后，不可能让生产出来的这些机械装备与能源、原材料等中间产品没有最终的用途，否则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就无法实现闭环。

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压制百姓消费来发展重工业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强化军工产业和（当前及未来的）武器生产以捍卫得之不易的新生社会主义政权。如下图1所示，苏联计划体制本质上通过以制私人消费的“黄油”为代价来最大化政府消费的“大炮”。重工业优先发展所生产出来的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主要用于制造“大炮”，而农业与轻工业消费品的生产只需要确保维持老百姓的最基本生存水平，而这就需要尽可能地压低用于消费品的重工业中间产品投入。

一般而言，在此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会人为地提高销售给能源、原材料、消费品部门（农业与轻工业）的机械装备价格，而相对压低农业，工业消费品乃至能源、原材料价格，这样一般会带来只有重工业装备部门才能积累高利润，而在其他部门都基本维持零利润的情况。在这样的计划经济模式下，政府一般会把装备部门的利润上缴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用于给财政去采购武器生产所需的装备、能源原材料与劳动投入，另外一部分用于未来的扩大再生产投资，最终实现一个跨期的 “大炮”生产最大化。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武器生产的更新换代很快，而且包含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在内的重工业体系本身就有内部循环的产业特点，比如，开采更多的能源、原材料需要更多的机械装备，生产机械装备也需要更多的能源、原材料（在社会主义时期这被称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因此，对上述“军工最大化”目标本身不能做过于机械的理解，尤其是不能理解为一定质量、品种武器的单期最大化，而应该理解为跨期武器生产，或作为武器生产基础的重工业（装备、能源、原材料）产业能力的跨期最大（优）化。

在上述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下，由于军工、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行业主要由中央的各个部委进行“条条”式管理，而农业与轻工业消费品生产则更多交给地方这样的“块块”来实施管理，结果必然是“军工最大化体制”的原型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条条体制”。换句话说，“军工最大化”才是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本质所在，而集权型的“条条管理”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表现。

但如前所述，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在各自计划经济时期的某些阶段，都会对上述原型实现某种程度的偏离。比如，苏联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以及中国从1970年代早期到1978年之间，都出现过政府适度降低了军工以及为军工服务的重工业比重，并同时将部分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产能用于增加消费品生产的情况。正是因为消费品生产主要由地方政府实施“块块”化的管理，上述资源从“大炮”向“黄油”的转移必然使国民经济的管理模式从集权型的“条条管理”调整为更为“块块”化的管理模式，其中一般都伴随着中央或上级“条条化管理”的重工业企业被下放到地方，并为地方政府管理的农业与轻工业企业提供更多的中间品投入。因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条块转换”的本质是资源在“大炮”与“黄油”之间的资源配置转换。

但整体来看，在苏联与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即使有过经济管理体制“从条到块”的相对调整，但总体来看这种从“大炮”到“黄油”的调整幅度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实际上，最大化军工生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如此根深蒂固，任何过于激进的调整都会遭遇中央“条条部门”和相应的军工—重工业联合体的强烈抵制，这恰恰是赫鲁晓夫在195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推动相关改革与调整之后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也是赫鲁晓夫1960年代中期被迫下台的一个主要原因。

图1   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

而在当时的中国，主要领导人对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原型下中央官僚集团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中国的政治运动为什么会从195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也只有到了1972年，所有潜在的政治挑战都消失之后，外加中美关系缓和，外部军事压力实际减小以及以“两弹一星”和1970年核潜艇下水为标志的国家安全问题有所缓解，主要领导人毫不犹豫地再度推动了行政性分权。这次分权行动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希望不要再有一个强大的中央官僚及重工-军工集团。

但即使在经历了这轮行政性分权之后，虽然中国重工与军工体系在整个资源配置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消费品生产所投入的资源也有所增加，但中央仍可以通过中央的政策和计划来保持对国民经济整体资源配置的较强控制，并没有完全放弃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百姓的生活消费水平仍然不是中央政府最大化的目标。

3.2 1972年：中苏转型的关键历史节点

如果真正理解了计划经济的本质是最大化“大炮”而压制“黄油”生产的道理，那么我们就不难得出以下一个结论：

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型，本质上就是放弃“军工优先”的目标，同时放开消费品生产的市场准入，利用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将原来被“大炮”生产锁定的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产能逐步转移到消费品生产上去。这个过程显然有助于充分利用原来被压制且浪费在农村、城市里的大量劳动力并调动其生产经营积极性来迅速改善百姓生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军工、军费以及为军工服务的重工业投资压缩构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成功实现渐进市场化转型的关键前提。

如下图2所示，中国正是因为1970年代之后逐步降低了军事开支，而苏联军事开支的迅速增长从196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中期，相当长时间苏联以不到美国一半（甚至只有40%）的经济体量支出了超过美国的军事开支。正是中国与美国在1972年实现了关系缓和以及中国拥有战略核武器后明显缓解了国家安全问题，才有可能在此之后逐步稳定甚至降低军事支出，并显著增加对农业、轻工消费品生产的投入，也才有可能在文革结束之后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同时逐步提高城市职工的工资收入，提升城市居民对新增农业与轻工业消费品的有效市场需求；与此同时，军工生产与相关投入的压缩也腾出了更多的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产能，转而用于增加农业与轻工消费品的生产及市场化供给，最终在1978年后开启了一个相对顺利的渐进式市场化转型。

图 2    中美苏三国军事支出

为什么中国可以从1970年代开始稳定，甚至逐步降低军事开支的比重，而苏联却不能做到？这当然与苏联在1960年代之后的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开发，与1970年代中东危机后石油价格快速上涨带来的额外收入有关。换句话说，虽然丰富石油资源开发与油价上涨的额外财富给苏联带来了短期经济及政府收入增长等诸多的好处，却最终成为苏联1980年代推动计划体制市场化转型的“资源诅咒”。实际上，苏联早就意识到竞争双方都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发动世界大战只能确保相互摧毁，因此赫鲁晓夫上台后的1950年代中后期就已试图调整斯大林过于重视“大炮”而轻视“黄油”的发展策略，希望与西方通过“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来展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体制之间的竞争。

但“和平竞赛”实际上意味着苏联国家必须通过增加消费品生产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这必然会面临有限资源在大炮与黄油生产之间的配置矛盾。如果没有额外的资源，就不得不通过削减军工支出来增加消费品生产。但是，削减军工支出以及军工系统对社会资源的过度占用又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相关中央部委与重工—军工联合体的强力抵抗。

为缓解这个矛盾，苏联在赫鲁晓夫的指令下，从1950年代开始就推动地质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勘探与开发石油、天然气资源。苏联希望通过石油、天然气出口来缓解政府预算的压力，以实现其持续发展军工并同时改善百姓生活水平的目标。

不得不说赫鲁晓夫的运气实在不太好：只有当他在1964年被迫下台后，苏联在乌拉尔山以东地区包括秋明油田在内的多个世界级油气田才开始大规模投产。尤其是1965年后，苏联在西伯利亚开始开发大批超大型油气田，苏联的石油产量开始突飞猛进。1960年苏联的石油开采只有1.45亿吨，而1970年就达到了3.53亿吨，尤其是1966年-1980年间石油开采量每年都增加2200-2700万吨，成为苏联石油开采增长最为强劲的时期。到1975年，苏联的石油产量已超过美国，一跃而成世界第一大产油国和最大石油出口国，1980年代甚至一度达到每年6亿吨的超高水平。

苏联的石油财富还随着1970年代国际石油危机及之后的油价快速上涨进一步增加。在1960到1970年间，国际石油价格维持在1.8-2美元一桶的水平。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与西方跨国公司议价成功，1973年先涨到接近3美元一桶。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国家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导致国际油价急剧上扬四倍，暴涨到接近12美元一桶。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国际油价更一度攀升到39美元一桶。在国际油价暴涨的背景下，苏联出口石油达到世界出口总量的30%。1973─1982年期间，苏联能源出口的总收入增长了14倍，而1980年代苏联一半左右的外汇收入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一半以上的外汇支出用于进口粮食与食品。

正是因为1960年代中期后西伯利亚西部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帮助赚取了巨额的石油财富，苏联才有财力在不过度牺牲私人消费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其国防建设及面向国防的重工业建设。正是因为石油出口增长赚取了大量外汇，苏联虽然也不断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但其传统僵化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体制却没有让更多的资源投入转化为持续的农业产出增加，反而滋生了一个日益巨大的低效率农业机械及其他农业投入品生产的既得利益集团。于是，苏联不得不花费更多的外汇收入直接从国际市场进口的大量食品和轻工消费品来确保消费品供应，避免美苏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过大。从1970年代开始。苏联逐步成为世界最大的谷物和消费品进口国，甚至40%以上的食品都要依赖进口。

如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从赫鲁晓夫时代的相对分权化后退，到了勃涅日涅夫执政时期又回到了更为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并为之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推动市场化的转型制造了基本上难以克服的阻力，成为“从大炮到黄油”为基本目标的市场化转型的根本性的体制性障碍。

在1965-1982年的勃涅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大规模地推动了国防建设，同步扩张常规武器与核武器来参与全球争霸。据估计，苏联军费开支浩大，虽然官方公布的军费大约占财政收入的16%， 但有些学者估计军费要占到国家财政总收入的20 % -25%（Pipes，2001）。[15]  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进一步集权化，尤其是苏共领导层更被巨额的石油收入冲昏了头脑，开始在各个方面与美国竞争，并以经济、军事支援的方式向第三世界国家渗透。在中东、亚洲、非洲、拉美，苏联都积极扩张，资金耗费巨大且增长迅速。

依据尼克松在1988年出版的《1999：不战而胜》中给出的测算，即使不包括苏联对东欧卫星国的援助，苏联上世纪80年代对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达到每天3,500万美元，全年累计高达128亿美元，其中越南35亿美元，古巴49亿美元,尼加拉瓜10亿美元，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30亿美元。

恰恰是巨额石油财富带来的对外扩张，不仅让苏联在全球各地陷入耗资日益巨大的泥潭，还使得中美两国都开始感受到巨大的战略与军事压力，并从1960年代末期就开始逐步走近去对抗共同的敌人。1950年代前期，中国因朝鲜战争与美国开始陷入敌对状态，但中苏之间原本非常亲密的同盟关系因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美苏关系的一度缓和，对中国“大跃进”时期政策的不同看法，以及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话语权的冲突等因素逐步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痕。[16]

到1960年代中期，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出现了关系紧张，甚至与苏联的关系紧张程度远甚于美国。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关系紧张的结果，就是中国不得不在“大跃进”后国民经济刚有所恢复时就全面推动“三线建设”，将靠近北方与沿海的重型装备工业以及军工产业大幅度向南方，尤其是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在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等内陆省份的山区大规模建设重工业与军工基地，为此耗费了大量财政与经济资源，不仅不能推动原有产业的技术升级，也难以通过适度增加向农业与轻工业的投资来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Naughton,1995， 2007）[17]。

一直到1970年代初期，“三线建设”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而且基本完全以中央集权的方式安排工业投资，这就必然带来中央条条管理体系，包括重工、军工行业及其主管部门乃至军方的资源分配权加大，虽然这并不是当时主要领导人所希望看到的情况。

内外多种压力和政治考虑之下，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之后，中国进一步加速了国际战略的调整，很快实现了与美国及整个西方关系的缓和，并凭借基辛格、尼克松的先后访华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逐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凭借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国非常成功地降低了所面对的外部军事压力，同时为推动相对稳固的行政性分权创造了条件：正是因为国际军事压力减缓及“913事件”后军方地位有所下降，以及文革期间中央各部委实质控制力出现了显著下降，中国才有条件、且更加容易地实现了对“三线建设”投资的大幅度压缩，并将大批控制了相当资源的国企从中央下放到地方。此后，地方政府就开始掌握了更多的国有企业和对应的财政收入，自然可以利用更多的资源来增加消费品生产，尤其是农业消费品的生产。

一个传统的观点，是中国到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自1972年以来，随着与西方关系逐步正常化带来的军事压力下降，中国就已经开始将部分装备与能源、原材料产能从为军工生产服务转移到为生产更多消费品提供投入。这种资源配置“从大炮向黄油”的转移，在经济管理体制上表现为向地方的行政性分权：随着更多中央和省属企业被下放，地方政府开始掌握了更多的资源为农业生产提供更多的农业机械、化肥，也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投资，结果是中国的农业生产在1978年改革之前就出现了较快增长的趋势。

当然，此一时期中国农村并没有推动“联产承包制”这样的市场化改革，但国际安全及国内政治环境变化已开始使得中国在1970年代前期就开始逐步调整“条条”式的集权型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也腾出了适度增加消费品生产的空间。从数据来看，中国的农业机械总动力从1970年的2165万千瓦增加到1978年的11750万千瓦，化肥使用量从1970年的351万吨增加到1978年的884万吨，粮食产量也从1970年的2.4亿吨增加到1978年的3亿吨（国家统计局，2010）。[18] 在这一时期，消费品生产，尤其是农产品的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有所上升，为文革结束后进一步推动渐进市场化转型奠定了资源投入及体制转型的基础。

当然，由于此一时期人口增长速度较快，消费品总产量的显著增加并没有转化为人均生活消费水平的提升，但断言文革结束前后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确实夸大其词。如果一定要找到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阶段，那么这种说法用来描述1957年推动“大跃进”之后的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可能更加贴切。

在苏联，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并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时所出现的情况正好相反。当时的苏联领导人非常明确地了解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市场改革后所取得的快速经济增长，也相当明白中国通过体制改革实现快速增长后有效地缓解了政府所面临的多方面压力。因此，自执政伊始后戈尔巴乔夫就高度重视中国的改革经验，多次派遣各类苏联学者来中国取经。此外，苏联还系统性地研究了中国在贸易、工业乃至于农业方面的各种改革政策，只要是在本国政治上可行的改革政策都进行了推动，比如成立合资企业，建立经济特区或集体企业合法化等（Miller，2016）[19]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不仅比苏联更早时期以适当增加消费品生产投入、搞活国有企业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改革要更进一步，而且还借鉴了中国1980年代前期经济改革的不少做法，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却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主要还是因为苏联以军工、重化工、能源、原材料、乃至农业机械及化肥生产部门的既得利益集团要比中国强大得多。恰恰是因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进行的多次政治运动极大地弱化了计划经济模式中的“条条”管理体系，极大地弱化了相应的重工和军工集团，才使中国在1972年之后相对容易地推动了经济管理的行政性分权。而苏联的情况正好相反，正是因为之前的石油财富大爆发使得该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进一步集权化，苏联中央各部委以及其所管理的军工体系以及重工业、能源、原材料产业国有企业变得更为强大，政府依赖石油出口收入对这些行业进行了巨额的补贴和投资，结果反而出现了一个“尾大不掉”的局面。

到了1980年代中期，一旦国际石油价格快速下跌，苏联的石油外汇收入就大幅下降，但政府对重工、军工行业乃至农业部门的巨额补贴与投资却存在巨大的刚性，根本压缩不下去，结果是政府预算赤字快速上升，然后就不得不印钞票来弥补赤字，而这又先后带来严重的隐性和显性通货膨胀。

正如中国经验所表明的，要推动有效的经济体制改革，就必须大幅降低对重工业与军工行业的巨大投入与补贴，这样才能减少这些行业对政府财源与经济资源的过度占用。不幸的是，作为一个新任且较为年轻的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根基相当有限，没有足够实力去触动庞大的重工与军工集团的利益，就自然难以通过削减补贴或降低投资来调整资源在“大炮”与“黄油”之间的既有配置格局（Miller，2016）[20]。

以苏联的国防支出与军工体系为例，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试图压缩军工支出并推动经济体系的“非军事化”，但“非军事化”恰恰是苏联经济改革的“最困难的部分”：苏联的重工、军工综合体如此之强大，军队在政治上实际上有权去否决任何重大的经济改革。甚至当1989年苏联预算赤字已经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0%后，苏联军方还一直在抵制戈尔巴乔夫对军费的削减。当时苏联军方刚刚建造了两艘新的航空母舰，还正在建造第三艘，苏联政府要削减军费变得非常困难。

如戈尔巴乔夫的助理乔治?阿巴托夫所说，戈尔巴乔夫“明白我们必须推进非军事化，但是我们面对来自苏联军队将领们与军工综合体的强大抵抗，因此需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全力的帮助和支持，去呼吁政府削减军事开支”。从数字来看，苏联经济确实就是被军费消耗和各种利益集团给掏空了。

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终于让苏联的国防开支停止了增长，到1990年和1991年，苏联的军费才开始轻微下降。如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2月所指出的，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军事化的经济体和最大的国防开支”，但他却很难能找到有效的方法去削减这个庞大的国防开支，因为这样的调整可能意味着军方会发动政变。

除了重工与军工集团外，苏联其他行业的利益集团也非常强大，比如苏联的集体农场、国有农场及相应的政府管理部门，一直得到政府的巨额补贴，但其运作效率却非常低下。而为了保证继续获得政府的补贴，这些部门非常顽强地反对改革，坚决抵制农民个人租赁土地，还想尽一切办法去游说政府以确保持续的财政补贴（Miller，2016）。

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苏联，几乎所有行业都试图在政治博弈中开足马力确保其补贴不会被削减。苏联的能源工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其天然气行业在改革过程中基本上毫发无损，但却每年因浪费与腐败损失数十亿美元，但这个行业实在太强大了，根本不愿意实施任何强化竞争和提高效率的体制改革。

四 理解中国1978-1990年代中期的主要转型事实

4.1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上下互动

一个被国内外学术界广为接受的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的“联产承包家庭经营责任制”开始，农民通过土地改革致富后，就自然获得了更多现金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但城市的国有企业却受制于计划体制而难以提供相应的轻工业消费品。因此，在1980年代初期政府放松了对轻工业行业的进入管制后，乡镇企业就开始了大发展，最终给传统的城乡流通体制、物资分配体制以及城市国有企业体制施加了压力，也为这些领域的市场化导向改革创造了条件。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个“自下而上”，从体制外到体制内扩散的渐进过程：改革先从计划体制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开始，在体制外创造增量，然后一步一步走向计划经济的硬核，也就是国有企业，特别是重工业部门的国有企业。因此，可以称这个改革为“边缘革命”或者增量改革（科斯，王宁， 2013， 吴敬琏，2010 ）。[21]

应该说，上述总结对中国转型的观察及19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历程是比较符合，因此确有相当的道理。但这个解释要全面成立，就必须要解释为什么其他很多社会主义转型国家没有、或者根本无法踏上与中国类似的改革路线？

尤其是是考虑到中国1980年代早期改革的成功如此之明显，为什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可以在本国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加以仿效？

更重要的一点是，从经济学的一般均衡角度看，这个解释还必须回应如下一个问题：在中国进行农业改革之前，几乎所有城市家庭基本上都是“月光族”，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家庭几乎所有的收入都用于消费，家庭的储蓄几乎微不足道。如果看统计数据，那么1978年城乡居民储蓄总量仅为210亿元，还不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6%，不到国家总储蓄额的1160亿（主要是政府、企业储蓄)的20%。全国人均的家庭储蓄只有20元左右，对其后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统计上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中国改革初始阶段如此低的城市居民工资收入，以及基本可以忽略的居民储蓄，显然难以支付联产承包制之后大幅增加的农副产品，尤其是考虑到新增农副产品是按市场价格销售的，而市场价又往往远高于计划价。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联产承包改革及乡镇企业发展后，全社会对农业与轻工消费品的巨大购买力来自何方？

下图3有助于回答上述问题：首先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以及中国初步拥有了战略核武后，军事压力开始下降，中国就可以逐步减少军工支出，并从1970年代早期逐步开始增加消费品的生产，这在一定程度改善了计划经济里的第一类低效率，即“资源误配低效率”。但是，一直到1978年之前，无论是城市里的国有企业，还是农村里的人民公社，都仍然推动的是“大锅饭”体制，所以计划经济里的第二类低效率，即“工作激励低效率”，仍然难以实现有效的改善。

图 3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因此，在传统国有企业与人民公社体制不进行重大调整的情况下，上述“从大炮到黄油”的资源配置调整，或者说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只能带来短期的经济及产出增长。这是因为调整资源配置增加消费品供应的效应是一次性的，后者恰恰是苏联赫鲁晓夫时期以及中国在1972-1978年间推动行政性分权事情出现的情况。特别是中国，1970年代中消费品供应总量的增加基本上都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消耗掉了，人均实际生活水平几乎没有改善，但1972年之后的调整起码阻止了百姓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杜绝了严重经济危机的出现。

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要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中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必须要推动可同时改善计划经济两类低效率的市场化改革，不仅要进行从“大炮到黄油”的战略目标转换，还要在“黄油”生产上利用市场机制调动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实际上，1978年之后中国推动的“联产承包制责任制改革”就是这样一类改革，因为它通过“包产到户”极大提高了工作激励效率。但不能忽视的一点，

是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同时要伴随着农业机械，能源、化肥等农业投入的增加，只有这样才让中国在5-6年之间就基本解决了困扰国民经济30年之久的农业消费品生产问题。

进一步来看，社会主义计划体制要通过渐进有序的市场化改革取得成功，必须要同时增加对消费品的有效需求和消费品的有效供给。而中国转型早期的经验恰恰表明，两者都离不开国际环境改善后的军事压力降低：只有军工行业和为军工服务的重工行业压缩后，政府才有余力腾出部分财政收入用于增加城市居民工资，才有可能增加经济转型早期对消费品的有效需求；而军工及为军工服务的重工业压缩后就可以腾出相当的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产能用于增加消费品生产。

渐进市场化还有一个往往被忽视的如下好处：就是政府能通过超发货币来增加居民的收入，但同时又不会带来过高的通货膨胀。实际上，1977年开始，国务院就开始上调部分职工的工资，1978年更是全国职工普调一级工资，之后每年全国工资都进行一定程度的上调。从1970年代末开始，部分国有企业已开始推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扩大了企业财权，在不断增加职工工资的同时开始发放奖金。尤其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在城市公有制企业全面推动建立以“承包制”为主的多种形式经济责任制，企业职工资金由企业根据经营状况自行决定。在“承包制”下，职工工资与奖金都出现了快速上涨，同时带动了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实际发放的上涨。

因此，“企业承包制”的广泛推行导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日益倾向于企业和职工，政府却开始出现日益增大的显性与隐性财政赤字。由于中国转型早期所推动的“洋跃进”投资过大，中国1979的年财政赤字达到前所未有170亿元的高水平，第二年仍保持高位（128亿元）。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公开预算赤字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98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都保持在2%的较高水平，而如果加上隐蔽赤字，即央行直接超发货币并通过专业银行向国有企业输血的数额，则可能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0%（黄佩华等，1993）[22]。事实上，1978年后长达10年的经济改革中，中国货币供应增长率始终显著大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加通货膨胀率之和（Yi，1990）。[23] 但除1988年价格改革时期，中国的整体通货膨胀率仍然相当温和。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就是因为渐进市场化改革伴随着显著的货币化过程：更多原来没有货币化的生产要素被组合起来生产出了更多市场所需要的商品，而这些投入与产出扩大都对现金产生了巨大需求，这就导致政府超发的大量货币并没有带来等量增加的最终产品需求，从而没有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具体而言，如果相当多的消费品由于货币超发而出现了超额需求， 而产品供应不能马上跟上的话， 那么市场价格就会很高，生产这些产品的行业平均利润率也会较高，那么现有企业就会想办法扩张产能，新的企业也会想办法进入该行业，无论是扩张既有产能还是新企业进入都需要持有相当数量的、以现金为主的货币去购买包括劳动力、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在内的投入品，而只有当生产完成，产品销售出去之后才能以现金方式获得回款。只要产品利润率较高，企业扩产和企业新建的过程就不会停止。

在从金融系统获得贷款受到一定约束的情况下，各类企业自然会倾向于将所获利润的大部分乃至全部用于扩大再生产投资，包括机械设备投资以及各类其他投入品的采购。此时，因上一期利润带来的现金就不会主要被用于提高收入和增加消费，而是会被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

换句话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或者说从“大炮”生产向“黄油”生产的转换过程中，只要消费品生产的产能还相对短缺，那么政府超发的货币就会在增加了市场需求后再以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方式被有效地用于刺激供给，而要增加供给增加，生产厂商就必须持有大量现金购买更多的生产投入，这些现金并不会直接、马上带来对消费品的超额需求，反而会增加消费品的供应。因此，这一阶段政府即使超发货币后也不会带来过于严重的通货膨胀。

换句话说，一旦可以通过压缩“大炮”而启动以“黄油”生产为目标的市场化转型，政府就可以在市场化转型这一过程中获得相当可观的铸币税收入，这些收入被释放到国民经济中后，最后将通过市场机制增加产品供应和消费品需求，最终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断上升，此时超发货币并不引致恶性的通货膨胀。在中国转型早期的1980年代，铸币税甚至可以达到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7%却没有出现恶性通胀（Geneviève

BOYREAU-DEBRAY, 1998），[24] 就是因为生产者需要大量现金来扩大再生产，而不是获得现金后主要用于分配后再用于消费。

可一旦中国经济发展到1980年代后期，不少消费品产能开始出现相对过剩，主要消费品生产行业的利润率明显下降之后，生产者持有现金并扩大再生产的激励也会下降。此时，政府通过货币化为改革创造空间的机会就减少了，超发的货币就很容易引起较高的通货膨胀。后者这正是198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所表现出的情况。

总结一下前面的讨论，如果国际战略环境没有因1972年这个关键历史节点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就很难在1972年之后推动比较稳固的行政性分权，在1978年之后也将很难通过压低军事支出来给城市职工增加收入，并在农村改革早期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也就不会带来对更多消费品的市场需求；也只有在压低军工支出之后，中国才能把更多的装备、能源与原材料产能从生产“大炮”转向生产“黄油”。

因此，没有1972年国际环境变化为军工收缩这个“自上而下”变化创造出来的有利条件，中国很难在1978年启动“自下而上”的市场化改革，更不可能出现因市场化及货币化带来的消费品市场供需两旺的局面。

相反，一旦在1970年代早期收缩军工、行政性分权的基础上，1970年代末期启动了市场化经常，就会出现如下的一个良性发展路径：城市工人的初始工资增长带来了对农产品的有效市场需求，农业改革则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引导更多的机械、能源、原材料产能转移到农业生产上来；而农业改革的成功以及公有制企业分配制度的改革，加上伴随市场化货币化进程，快速增加了城乡居民的现金收入，带来了对轻工消费品的旺盛需求和地方乡镇企业、国有企业的大发展，并最终带动了军工压缩后上游腾出的重工机械、能源、原材料产能的充分利用。

中国的上述情况与苏联的198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苏联当时也超发了大量货币，家庭储蓄相当可观，但由于该国的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被中美关系改善后不得不日益增加的“大炮”生产所锁定，完全无法有效增加消费品的供应。与此同时，苏联对外扩张所带来的财政窟窿日益加大，又导致消费品进口的捉襟见肘，结果是消费品的供应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通过增加利润分成来强化工作激励的国企改革都难以奏效：即使获得更高的收入，苏联百姓也难以在市场上购买到所需的消费品。正因如此，苏联的渐进市场化转型根本无法有效启动，只能在几乎没有太多选择的情况下走向1990年代初的政治与经济体系的全面崩溃。

中苏两国在计划时代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集权的方式动员资源去最大化武器生产来确保政权的生存。然而，1960年代中期后苏联的石油大发现和1970年代后油价上涨，大幅度放松了苏联政府的财政预算约束，不仅使苏联可以直接进口消费品以保持一定的国民消费水平，而且还使得该国进一步走上了一条“穷兵黩武”的道路，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出巨大的侵略性，结果是苏联的经济体制进一步集权化，而且其所面临的国际政治与军事压力因中美关系缓和乃至合作而进一步加大。当1980年代中期国际油价迅速下滑后，苏联军工扩张及国际卷入的成本日益提高并锁住了大量资源，渐进市场化的改革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

正是在苏联巨大的军事压力下，中国只有寻求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正常化，反而降低了自身的军事压力并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消费品生产，中国的经济体制开始有条件开启一个从“从大炮转向黄油”的行政性分权，并为1978年后的市场化分权改革创造了条件。

当然，如果没有1976年和1970年代末进行的两次领导层变化，中国在1978年后逐步展开的市场化改革仍然难以启动。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中央领导层变化及其后出现的1978年这个关键历史转折点， 标志着中美关系的缓和的1972年就很难成为中国1970年代末开启的市场化转型的一个关键历史节点。

中苏之间的较小制度差异，与1972年这个关键历史节点的互动，可以相当好地解释中苏在推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推动经济转型的不同道路。由于以上所揭示的历史原因，到1970年代早期，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比苏联相对要更为分权，但这种分权只是一种行政性分权，是在计划体制下将部分资源从生产“大炮”转向生产“黄油”，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市场性分权。而这种行政性分权与中国国际安全环境改善、军事压力下降、军工支出降低结合起来，恰恰为中国从1970年代末期开启一个相对平稳的渐进市场化转型创造了条件。

4.2 市场化转型第一阶段的主要典型事实与转型动态

上述分析框架有助于解释中国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渐进式市场化转型第一阶段的主要典型事实与转型动态。

首先是相对温和通胀下的价格双轨制及其在1990年代早期的并轨。如前所述，正是渐进市场化伴随着货币化，政府就可以超发大量货币却不用担心恶性通胀，而超发的很多货币在承包制为主体的政府与企业间的利润分成改革中很容易转化为职工日益增高的工资及奖金收入，带来了对各类消费品的巨大需求。在超发货币快速提升消费品需求，而消费品供给只能逐步增加的情况下，消费品市场上市场价高于计划价的双轨制就自然出现了。

与此相反，那些原来用于重工业内部循环增产的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产能因为军工产业压缩而被释放出来，就可以转而用于经济效益高的部门，即去生产更多的工业与农业消费品，所以这些装备在转型早期并不会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甚至很多机械装备部门因为原计划价过高还会出现市场价格低于计划价的情况。

随着更多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扩张消费品产能，消费品市场价与计划价逐步靠近，双轨开始逐步并轨，消费品生产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开始增加的时候，能源、原材料短缺才开始凸显，结果是这些行业的价格双轨往往会在消费品价格双轨之后才出现。到1990年代初中国政府收紧了货币供应总量之后，消费品以及大部分装备、能源、原材料等中间投入的双轨定价就基本消失。

其次是地方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的兴衰。大部分转型文献认为，非国有（non-state）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是推动中国转型期增长的关键所在，这些企业基本上是市场导向型，因此解决了计划经济下那些困扰国有企业发展的低工作激励问题（Qian, 2017）[25]。需要指出的一点，用“非国有企业”来刻画中国1980年代大规模发展的乡镇企业并不非常准确。事实上，除了温州等少数地方外，1980年代中国各地涌现的大部分乡镇企业都是典型的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与这些公有制乡镇企业的主要差别，就是前者为县与县以上政府兴办的公有制企业，而后者为乡镇与村集体兴办的公有制企业。

应该说，经济转型早期的中国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推动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而且还新建了更多的国有及乡镇公有制企业。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公有制企业有所不同:首先，这些新建的公有制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主要集中于消费品生产部门，如服装、鞋和日用品等，即使有少部分企业生产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之类的中间品，也绝大部分为最终消费品行业生产投入品; 其次，这些乡镇企业及国有企业都开始依据市场价格进行生产并最大化利润，而地方政府则开始通过利润分成的“承包制”对公有制企业的经理层及员工实施物质刺激，这就大幅改善了传统计划体制下国有与集体企业“大锅饭”带来的“劳动激励低效率”；更重要的是，消费品生产的增加对上游重工业部门的产品如煤炭、钢铁、机械装备、电力等也产生了巨大需求，轻工业大发展带来了重工业大发展，这也让作为计划经济主体的重工业部门及国有企业更容易去接受市场化改革，甚至很多军工企业还可以通过提供机械装备以及直接生产耐用消费品来获益，这显然又大幅度地降低了中国经济改革的阻力。

在中国的渐进式市场化转型中，计划与市场的双轨不仅反映在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的并存上，而且在国企内部也分出了“计划轨”生产和“市场轨”生产两个部分。事实上，1980年代中国的大部分国有企业不仅没有被私有化，反而还进一步发展壮大了。恰恰因为这个发展壮大本身主要是国企内部为市场生产的那部分产品增长所带来的，所以这些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并没有阻碍、反而还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市场化。

实际上，直到1980年代末期，中国绝大部分轻工消费品，乃至能源、原材料、甚至是部分重化工业装备产品，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产品供不应求实际上就意味着只要有办法组织起新增产能，基本上无论建立什么产权性质的企业都可以实现盈利。也正因如此，包括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在内的各类公有制企业，只要采用某些可以与利润挂钩的劳动绩效激励机制，就可以较好调动企业经营层和普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换句话说，在产能不足，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即使是公有制企业，只要找对了市场需求，就可以充分利用经济中充沛的劳动力组织消费品生产并获得利润。而作为这些公有制企业所有者的各级政府，就完全可以通过“承包制”等多种激励方式进行利润留成，通过企业经营机制改革、而非所有制的改革去激励企业管理层及工人努力工作。只要消费品供不应求，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就不是一个太大问题。实际上，相比于私营企业，甚至因其可容忍一定程度的冗员，公有制企业更有利于转型初期的社会稳定。而1990年代中后期的卖方市场形成后，情况就发生重大变化，国营企业总体开始亏损，为之后的所有制变革拉开了序幕。

换句话说，中国在转型早期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通过重工业压缩来转移装备、能源、原材料产能去支持更为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生产，这本身就改善了计划经济中的“资源误配低效率”，并带来早期农业和轻工行业的较高利润，而这个利润本身又可以通过承包等方式用于激励农户及公有制企业雇员努力工作，这就进一步改善了原有计划经济中的“工作激励低效率”。

在中国，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都是首先通过放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行业进入管制，充分利用丰富劳动力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生产更多消费品来首先改善计划经济的第一类“资源误配低效率”，再对第一类低效率改善后出现的利润进行分成来来改善计划经济的第二类“劳动激励低效率”。上述第一类低效率改善与第二类低效率相互促进的良性叠加机制恰恰是中国早期并没有推动企业私有化、但仍获得了高速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显然，消费品生产行业的产能不足、消费品供不应求只是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对于典型的市场经济而言，只要没有人为设置的、过高的行业准入管制，产能就会很快扩张、并迅速出现行业平均利润率显著下降到某个平稳水平的常态。

事实上，正是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各地国企与乡镇企业不断扩建、新建，中国消费品乃至于能源原材料的短缺局面开始得到根本扭转，制造业全行业平均利润也从早期的30-40%较快地下降到常态水平。原来那种生产什么都能赚钱的好日子结束了。而一旦盈利变得日益困难，公有制企业不可避免存在的“预算软约束”、“负赢不负亏”、“所有者缺位”等基本矛盾就会凸显。当时，中国的地方政府、企业与银行之间存在特殊的关联。为了保税收、保就业，地方政府往往会为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实施担保以便于后者从银行贷款。当产能逐步过剩时，这些“软预算约束”下的地方国企和乡镇企业就很容易给金融系统带来了不断增加的坏账。而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当中央政府意识到其中蕴含的重大金融风险并逐步采取措施断奶后，地方政府通过破产、改制乃至直接民营化去“甩包袱”的行动就自然而然地展开了。

显然，“黄油”生产的产能不足、产品供不应求只是社会主义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而不可能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只要没有人为设置的过高行业进入管制，行业产能就会迅速扩张、并带来行业平均利润趋近于零的常态。此时，以私有产权为特征的民营企业一般而言就是一个占优的所有权制度安排。

正是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之前和同期各地国企与乡镇企业不断扩建与新建，以及宏观紧缩的政策，中国的消费品、能源、原材料的短缺局面开始得到了全面扭转，制造业全行业平均利润率也从早期的30-40%较快地下降到接近于零的水平。此时，要有效激励公有制企业的管理层和工人努力工作，政府就必须不断提高企业利润留成的比例。实际情况也恰恰如此。当这些竞争性行业平均利润趋近于零时，承包合同中企业利润留成比例已经趋近于100%（诺顿，2007）。[26] 到1990年代中期，当中央政府意识到其中蕴含的重大金融风险并采取果断措施对亏损的地方国企与乡镇企业断奶后，地方政府通过破产、改制乃至直接民营化的“甩包袱”行动就自然展开了。

上述讨论要说明的关键一点，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早期，政府并不一定要快速、全面地推动公有制企业产权的私有化，而完全可以在转型早期消费品生产供不应求的时候通过降低消费品生产行业的进入管制来改善计划经济（第一类）“资源配置低效率”，而这又将创造可以让政府、企业、员工共享的利润，尤其是将员工收入与企业效益有效挂钩，就可以大幅度改善传统计划经济的（第二类）“劳动激励低效率”。

当国民经济中的消费品短缺现象逐步减少，甚至产能开始出现过剩时，公有制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将开始凸显，那时再推动企业的民营化并不为迟。此时，国民经济已取得了可观的增长，各级政府开始具备较为雄厚的财力来为那些下岗职工买单，甚至还可以利用因经济增长带来的政府财力增加及金融系统资产的增加来缓解公有制企业为银行制造的坏账问题。在经济增长中，不断壮大的民营企业还可以为下岗职工的就业转换提供有效的减震，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经济转型中可以总结的宝贵经验。

最后，这个框架还有助于解释1980年代中国财政的相对分权与1994年后的再集权。一般认为，1980年代以“分灶吃饭”为主要特点的“财政承包制”， 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安排。在“财政承包制”下，通过设立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和其他调剂收入等形式，中央与省、省与更低级政府形成了“分灶吃饭”的财政格局：下级与上级政府约定未来一定时期（如省与中央是三年）的财政收入固定上缴额（或补贴额），而超额部分给予地方较高的边际分成。

关于中国转型的主流经济学文献认为，高边际分成比例所带来的激励推动了地方政府大办国企与乡镇企业。但如果仔细考察中国1980年代的“财政承包制”，却很容易发现这个体制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上级政府有很大自由裁量权去单方面更改财政承包合同。比如，这个体制在1980年代就至少有三次调整，而每次调整中央都会扩大地方的固定上缴部分，而为缓解地方政府的抵抗，对超出固定上缴额度的部分，还往往会调高地方的边际分成比例。

比如，地方在上一轮“财政承包制”合同下，约定每年向中央固定上缴X亿，超过X亿的部分地方与中央四六分成，但一旦三年承包期满，中央看到地方税收增加很快，就会大幅度提高每年固定上缴的数额为Y>X，而超出部分地方可拿七成。甚至还出现过某些年份中央因财政困难找某些发达省份借钱，但次年不仅不还钱，反而要求按上年借款水平来每年上缴固定额度的情况。

有意思的问题就来了：既然包括中央在内的上级政府可以凭借其对地方的压倒性权力提高固定上缴的集中收入，为什么1980年代地方还有积极性去大办国企与乡镇企业呢？

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释上述反常的现象。首先是彼时地方政府与本地企业的特殊关系。当时地方政府以所有者身份大办国企与乡镇企业，地方政府自然可以控制企业的现金流，加上各地税务机构基本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上，后者可直接决定当年从本地企业收缴多少利税及相应隐藏多少利税收入。在1980年代，各地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把肉烂在锅里”：即地方可以隐藏企业利润或故意减税来藏富于企业，抑或干脆将本该收缴的预算内收入转为（与本地公有企业账户关联的）预算外收入，后者可以完全由地方政府掌控并自行支出。地方还可以直接通过行政命令要求企业为地方政府本来应该负责的支出项目买单并直接计入企业成本，如此降低企业利润后的应缴利税自然减少。显然，一旦企业利税被税务系统全额上收，未来就可能被中央以改变财政承包合同的方式拿走。而上述地方政府直接兴办国有与乡镇企业并控制其现金流来隐藏利税的能力，自然也就大幅降低了上级政府过度集中收入的可能性。

其次，在中央有权力单方面修改财政承包合同“财政承包制”下，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本地公有企业发展的第二个关键原因，是地方自办企业主要集中在下游消费品生产部门，而这些部门的发展会直接增加对上游能源、原材料、重化工装备行业产品的需求，而上游行业国企又主要掌握在省与中央手里，并直接向省级政府与中央政府缴纳相应利税。因此，如果在“财政承包制”下上级政府过度进行攫取，其效果除了迫使地方更多“藏钱”外，还会最终降低地方政府发展本地公有制企业的积极性，进而降低地方的下游消费品产业对中央、省级上游重化工企业的带动效应，后者可以向中央利税的缴纳自然减少。换句话说，上级政府的过度掠夺行为将带来“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效果。

总之，1980年代的政企关系以及制造业产业的上下游关系，共同决定了当时的政府间关系必然是相对分权的。在这一体制下，中央既无必要、也很难做到收入的高度集中：正是地方拥有下游消费品制造业企业，中央拥有上游能源、原材料、重化工装备制造业企业，在整体产能短缺时下游增长会带动上游，中央即使光靠自有企业的发展也可加快增加收入，就没有必要通过过度“抢钱”来引发地方政府的“藏钱”行动。

因此，虽然当时上级政府有不断改变财政承包合同的行动，但这些行动始终没有过度，地方政府对上级政府不断调整财政承包合同的行动也不那么担忧：毕竟你要想多拿，我就会多藏。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1980年代相对分权的“财政承包制”，与其说是当时经济迅速增长的体制基础，不如说是当时特定转轨路径下政府—企业、上游—下游两个关系所内生的结果。事实上，当中国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早期“短缺”开始缓解后，地方国企与乡镇企业的利润就开始下降。在中央不断调整财政承包合同的压力之下，地方自然倾向于藏匿更多收入到预算外。同时，地方所有的下游制造业增长缓慢必然会带来上游重化工业增长的失速，并让中央财政受到了“双重诅咒”：无论是地方分享部分，还是央企独享部分都增长缓慢，中央收入占总预算收入比重从1980年代中期的一半以上急剧下降到略高于两成。

面对严峻的财政形势，以及进一步规范化税制、调整政府间财权事责的需要， 1994年中央政府干脆单方面推翻了“财政承包制”，重起炉灶实施了更为集权的“分税制”。中央对制造业引入了很难逃避的增值税，并一举拿走其中的75%，还独享关税与消费税，只给地方留下了当时税额不大的营业税、所得税及另外十几个小税种。这样，中央占全国预算内收入的比重很快超过一半，之后也一直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

显然，1994年“分税制”的顺利推动表明，中央在政府间财政关系上占绝对主导地位，甚至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实际上，“分税制”改革初期，中央曾承诺未来相当时期内政府间财政关系将保持稳定。但当本世纪初中央发现地方所得税增加较快后，又于2002年开始推动所得税分成。2003年后，所得税的中央分享比例高达六成。

五 结论

本章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整体性分析框架解释中国1978年-1990年代中期的市场化转型过程。我们首先指出，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质上是以牺牲居民消费为代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手段的军工最大化。尽管在苏联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某些阶段，都存在将部分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产能从为国防部门服务转向增加消费品生产的情况，也对应着经济管理模式从“条条管理”略微偏向于“块块管理”，但这种调整其实只是非常有限的行政性分权，其增长效应也因无法提高劳动者的工作与创新激励表现为短期和一次性。

整体来看，苏联与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本质上都是相当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与地方政府相比，中央部委在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方面一直占据着更为主导的地位。因此，既有文献中关于政府组织形式差别(中国块块管理与苏联的条条管理)及其对转型绩效的影响可能被夸大了。

本章还指出，苏联特别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大规模开发与出口，导致1960年代中期后该国在国际政治、军事领域变得日益咄咄逼人，而这又引发了中美两国出于各自的战略利益于1972年前后的关系缓和，后者在降低中国军事压力下降的同时，还同时显著增加了苏联的军事压力。

本章提出，1972年这个关键历史节点与中苏初始制度较小差异的交互作用，使得中国与苏联在其后各自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时走上了分歧的道路：一方面，通过降低军事压力与开支，这个交互作用不仅帮助中国实现了较为稳定的行政性分权，并为1978年后中国实现相对平稳的渐进式市场化转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这个交互作用使得苏联经济体制进一步集权化，造就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军工、重工利益集团。不仅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整体上进一步僵化，而且同时增加了苏联的军事压力，结果是苏联在国际政治及军事斗争中难以自拔，锁定了大量宝贵的资源，以至于1985年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根本无法推动以增加消费品生产为目标的渐进市场化改革，而不得不等到1990年代初经济及政治体制的全面崩溃，最终为效果不彰的休克疗法打开了大门。

本章提出的解释框架还有助于理解中国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期的主要转型动态，包括价格双轨制的出现与消失，地方国企与乡镇企业早期的快速壮大与最后的私有化，以及从1980年代分权型的“财政承包制”向1994年更为集权型“分税制”的转换。

类似的思路甚至可以分析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第二阶段转型。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逐步发展出来一个以投资驱动与出口导向为主要特点的新增长模式。这个模式在很多方面类似于日、韩、台的“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而且也取得了与日、韩、台快速增长时期相当的经济增长率。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在收入不平等、环境污染、社会稳定、城市土地利用多方面的表现却有较为明显的差距，尤其是沿海地区在劳动力、资源禀赋等初始条件方面与日、韩、台非常相似，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发展绩效上的重大差异？这是下一章要回答的内容。

注释：

[1]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Nations Fail: The Origins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Deckle Edge, March 20, 2012

[2] Jeffrey Sachs, Wing Wo and Xiaokai Yang，2000，“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00, vol. 1, issue 2, 423-479； Sachs, J. and Woo, W.T., 2001，‘‘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Policy Reform，4:1, 1-50； Jeffrey Sachs, Wing Wo and XiaokaiYang，“Economic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0, vol. 1, issue 2, 423-479

[3] Roland, Gerard (2000), Transition and Economics: Politics, Firms,Markets, Cambridge: MIT Press.

[4] 陆南泉等，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2010,新华出版社

[5] 关于中国改革早期农业改革在不少地区是从上往下推动的改革，参见Joshua Eisenman，2018， “Red China's Green Revolution：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Development Under the Commun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6] 在计划经济时期，当时的社队企业只能从事与农业有关的生产资料生产（所谓“五小工业”）而农业改革后农村工业可以逐步进入农副产品加工乃至一般消费品生产领域，异军突起并发展壮大成为乡镇企业的历史过程，可以参加傅高义著，《邓小平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7] 大卫·科兹（DavidM.Kotz）弗雷德·威尔（FredWeir）《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 孟鸣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

[8] Qian,Y.,& Xu, C. (1993).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differ: the Mゝorm hierarchyand 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tate sector.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2),135-170.

[9] Montinola, Gabriella, YingyiQian, and Barry Weingast.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8, no. 1 (1995): 50–81.

[10] Xu,Chenggang. 2011. "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development "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 1076-1151，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强调中央集权，即所谓的“大一统”。

[11] Xu, Chenggang，2011，“The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Economic Literature，Vol 49，第1076—1151页。

[12]杨继绳 “文革期间的国民经济” 二十一世纪评论，香港  2016年8月号　总第一五六期

[13] 雅诺什·科尔奈 2007 《社会主义体制: 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

[14]林毅夫，蔡昉，李周 《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1999，上海人民出版社

[15] Richard Pipes,《Communism: A History》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01 by Weidenfeld &Nicolson。

[16] 参见沈志华2016 《中苏关系史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7] Naughton, Barry.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Cambridge,Mass.: MIT Press, 2007. ，Naughton, Barry. Growing Out of the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18] 国家统计局 《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2010，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 Chris Miller. The Struggle to Save the Soviet Economy: MikhailGorbachev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6. Pp. xvi, 244

[20] Chris Miller. The Struggle to Save the Soviet Economy: MikhailGorbachev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6. Pp. xvi, 244

[21] 科斯，王宁合著，《变革中国——市场经济中国之路》2013，中信出版社出版；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2010 远东出版社

[22] 黄佩华，K.黑蒂，胡永泰，《中国经济改革与财政管理》，1993，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3] Yi, G. 1990. "Inflation andprice instabili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hina Economic Review, Elsevier, vol. 1(2), pages 155-165[24] Geneviève BOYREAU-DEBRAY, 1998. "MoneyDemand and the Potential of Seigniorage in China," Working Papers 199821,CERDI.

[25] Qian Yingyi,2017 How Reform Worked in China: The Transition fromPlan to Market. MIT Press

[26] 巴里.诺顿 <中国经济 转型与增长>, 2007,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