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社会资本随着经济社会变迁进程而发生变化。基于跨度15年的三期“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作者建构了我国市场化背景下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动态模型，获得下列实证发现：第一，1999年—2014年期间，城市居民社会资本总量随市场化进程呈现稳定上升趋势；第二，围绕家庭场域的社会资本出现下降趋势，围绕工作场域的社会资本则明显上升；第三，市场化可以从经济、科技、社会等维度加强人们的社会交往，由此推动社会资本存量的稳定上升；第四，伴随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体制外就业人员的社会资本上升速度快于体制内就业人员，社会资本存量前者反超后者。这些研究发现对于理解我国社会关系变迁和加强社会治理，都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市场化,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场域,社会资本存量

市场化如何影响社会资本的变迁？作为社会学的基础性概念，社会资本是人际关系及其附着的社会资源的总称（边燕杰，2004）。研究表明，较高的社会资本既为个人带来经济和社会收益（林南，2005），也将促进公共空间的有效社会治理（帕特南，2011）。但是，无论从社会整体还是微观个体的视角来看，社会资本并不是一劳永逸、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社会变迁发生变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社会资本呈减少趋势（帕特南，2011），瑞典、荷兰、日本则稳中有升（吉登斯，2009；帕特南，2014），各有其原因和变化规律。经典社会学家曾关注工业化引发社会关系格局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性变迁，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社会学分析概念和理论，包括涂尔干（2000［1893］）从机械团结走向有机团结，齐美尔（2007）从乡俗传统性走向都市现代性，滕尼斯（2010［1881］）从社区走向社会，帕森斯从特殊主义走向普遍主义（Parsons & Shils，1962）等各种理论判断，成为人类社会思想的宝藏。在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获得辉煌经济成就的场景下，当代社会学者也应关怀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变迁问题：市场化和经济交换理性的上升是否改变了我国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的状况？

本文通过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研究试图回答上述问题。与乡村不同，城市是熟人关系和陌生人关系的复合体，城市居民包括了常住人口、“农转非”人口、持续流动人口等多种成份，是市场化所引发的经济交换理性上升的人口承载主体，持续城镇化还是我国社会变迁的基本走向。同时，丰富的城市调查数据也使相关实证分析成为可能。作者聚焦社会资本的时期变迁效应，探讨如下问题：第一，如何把握和测量我国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第二，社会资本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变化趋势是上升还是下降？第三，社会资本的产生和维持场域将如何变化？例如，市场化将人们的部分有效活动空间从家庭带入职场，社会资本的产生和维持是否也从家庭向职场发生显著转移？这种转移对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又意味着什么？我们首先阐述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场域，进而就社会资本的时期变迁效应提出理论判断，然后借助相关大型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结论部分，我们将讨论实证研究发现对我国社会关系变迁和社会治理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社会资本的概念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和场域

社会资本是嵌于人际社会关系中可动员的资源（林南，2005），有两个层次的存在形式。集体层次的社会资本指的是，人们通过群体内部的人际关系和互动交往而达到较高的社会信任，形成了互惠规范的高度认同和随众行为，群体成员相互帮扶、彼此合作、行动一致，带来高度的社会参与和普遍提升的群体生活质量（帕特南，2011；Fukuyama， 1995）。由此不难看出，集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发源于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而后者是本文的主要关注点。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其本质是通过人际关系和交往互动而摄取、维持、动员、使用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源（林南，2005），既包括有形的财富和技能，也包括无形的信息、人情、面子、声望，以及由于权力和地位所产生的人际影响力。本文讨论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在市场化不断上升时的变化态势。

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是人际交往互动的产物，主要发生在家庭和工作两个场域。我国社会关系的研究先驱费孝通（1998［1947］）和梁漱溟（2005［1949］），都是从家庭场域出发来研究人际关系的起源，进而探讨家庭氏族伦理机制是如何进入以职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使得中国社会成为一个“关系社会”和“人情社会”（杨美惠，2009［1994］；阎云翔，2000［1996］；边燕杰，2010）。当代社会网络分析的集大成者格兰诺维特（2008［1995］）区分了家庭和工作两个场域，由此提出了家庭、朋友、相识三种纽带类型用以测量关系强度的概念，其中家庭和亲密朋友纽带是以私人情义联系为基础的，一般朋友和其他相识纽带则以职场联系为出发点，尽管私人情义联系和职场联系在交往频繁程度和密切程度上存在差异，但都是个体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发源于家庭场域的社会资本，以私人情义联系为载体，通过血缘和姻缘纽带来维持共享和代际承接（郭小弦，2016），而产生于工作场域的社会资本，是以工作组织的正式联系为载体，依托组织内部的科层关联和组织外部的市场关联而产生和发展的（边燕杰，2004）。源于家庭和工作两种场域的社会资本并非彼此分割，而是部分重叠的（格兰诺维特，2008［1995］），特别是当职场交往转化为私人交往之后，进入了个人核心交往圈的挚友，已经亲如一家，成为个体社会资本的稳定组成要素（郝明松、边燕杰，2013）。

（二）社会资本的存量和回报

社会资本的存量概念，反映的是个体在某一时点通过个人中心网络可能摄取的全部社会资源（李黎明、李晓光，2016）。这是一个容易理解但难以精确测量的理论概念。无论是“差序格局”的熟人社区（费孝通，1998［1947］），还是生熟混杂的当代网络化社会（边燕杰、雷鸣，2017），任何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都是动态开放的，而非静止封闭的，就像梁漱溟判断的那样，这是一个“伦理本位、关系无界、阶级跨越”的普遍联系状态（梁漱溟，2005［1949］；边燕杰，2010）。同理，社会网络分析领域的“六度隔离”理论，也从数学模型和“小世界”研究分别获得了逻辑证明和经验数据：在人类世界范围内锁定任何一个目标个体，哪怕是联合国秘书长、非洲难民，抑或中国农民工，无论地处西部边陲还是东海之滨，是北国瑷珲还是南国腾冲，最多通过梯次链接的六条纽带就能与之发生联系（瓦茨，2011）。

六度隔离理论预示着，任何个体的社会资本存量的理论值接近数学的无穷大。可是，社会学不是数学，我们的现实关怀并非社会资本存量的理论极值，而是现实人类生活中的社会资本存量的人际差别。换言之，我们必须走出理论殿堂，深入可观察的世界，收集和分析经验数据，才能开展社会资本存量的实证研究。为了测量现实存在的社会资本存量的人际差别，社会网络分析的学术领域给出了三点可测性限定：锚定个人网络，确定某一时点，核定摄取能力。来自美国的“讨论网”（Marsden， 1987）和来自我国的“拜年网”（边燕杰，2004），就是遵循这三点限定来测量社会资本存量的成功范例。这里的摄取能力指的是，通过个人网络可能动员的社会资源，而非已经动员了的社会资源。诚然，一般规律是，社会资本存量越大，所能动员的社会资本就越多。由于存量社会资本有其直接和间接的人类行为后果，所以测量这一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证研究意义。

所谓人类行为后果指的就是社会资本的回报。如果存量概念侧重的是社会资本的积累及变化，那么回报概念强调的是社会资本的实际效用，它所反映的是个体通过动员社会资本所能获取目标达成的效果。其他条件不变，社会资本回报越高，目标达成的效果就越大。学界对社会资本的回报已经开展了丰富的研究，包括阶层地位回报、工作收入回报、社会支持回报、心理慰藉回报等（张文宏，2011a，2011b），并就社会资本的各种回报形式是如何随着市场化进程而发生变化的，开展了实证分析（Guthrie， 1998；边燕杰、张磊，2013；Bian， 2018， 2019；边燕杰、缪晓雷，2020）。不难想象，社会资本回报与目标达成息息相关：一经确定了具体的人类行为目标，如入托、上学、就医、借贷、求职、晋升、创业、融资、救急等，某种特殊形式的社会资本就从存量中动员出来，为具体的目标达成而发挥效用。这意味着，理清存量社会资本是更为基础性的研究工作。这正是本文选择存量社会资本作为分析目标的理由所在。

二、存量社会资本的时期变迁：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市场化影响存量社会资本变化的理论逻辑

存量社会资本是个体行动者之间的动态行为结果，本文主要关注存量社会资本的时期变迁。时期变迁指的是，宏观社会环境变化一旦发生质的飞跃，产生了时期的跨越，就会影响身处不同时期的所有个体的行为互动，其存量社会资本也会随之发生调整和重组。吉登斯认为，分辨明显的社会变迁趋势，必须揭示一定时期内研究对象所处的根本性社会结构或制度环境的跨越性（吉登斯，2009）。制度变迁的激烈程度，从最为抽象的理论意义看，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制度基本不变的稳定时期，制度部分调整的改良时期，制度根本变化的革命时期。一个简单的推论就是，当制度变迁呈现大格局稳定、局部性改良、革命性变化等三种变迁程度时，人们的社会资本也将呈现基本不变、相对调整、彻底重组三种态势。

这一推论存在缺陷。首先，它忽略了制度变迁的渗透程度，如果某种制度变迁只停留在国家层次，而非渗透到个体生活（特纳，2005），那么这种制度变迁对个体社会资本的作用是有限的。其次，它忽视了行动者的能动作用。按照个体能动论的逻辑，行动者的价值观念和行动策略随着不同时期的制度环境发生变化，因此行动者可依据制度环境创造有效网络，摈弃无效网络，从而调整和优化个体网络结构和资源含量。如贝克尔研究组织网络时就发现，企业家会调整其行动战略和网络结构以应对不同的制度环境（Baker， 1999）。换言之，如果制度环境发生调整或根本性变化，并渗透到个体的日常生活时，个体会努力调整其行为模式，优化网络结构，提升社会资本质量，从而适应新的制度环境。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作者认为：伴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城市居民社会资本将呈现上升趋势。1978年以来，我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等进程中取得瞩目成就，并在经济体制、政府职能、组织结构等方面不断深化改革。在众多社会进程和转型的背后，一个决定性的推动力量就是市场化，即由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革命性地推动了其他方面的社会变迁。尽管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主要是市场化和工业化，但欧洲和原苏联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历史轨迹都表明，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前提和基础（赵德馨，2010）。同时，中国的实证研究表明，市场化改革根本性地推动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相关指标的快速提升，并且市场化程度越高的时段和区域，这些指标也相应越高，对增强中国经济实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崔向阳，2003；王小鲁、樊纲、胡李鹏，2019；尹虹潘，2019）。因此，市场化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为根本性的制度变迁，不但带来经济生活的变化，而且随之产生的经济理性的上升和加强，渗透到人们的社会行为之中，重塑着个体交往模式，调整着人际社会联系，丰富了社会互动的内容，很可能引发了个体社会资本存量的上升。

市场化进程不仅能带来社会资本存量的上升，还会引发社会资本产生场域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家庭场域收缩、工作场域增强的态势，原因有二。一是，伴随市场化和经济理性的上升，职业选择性和空间流动性随之提高（刘国亮、李娜，2011），加上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增长，家庭结构和居住方式趋于核心家庭化，不可避免地缩小了亲族社会交往的范围，减弱了家庭组织作为社会资本生产场域的作用。二是，市场化和经济理性的持续上升将互动群体生活的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投向工作场域，个体越来越倾向于在工作场域中选择异质性的社会关系，从而优化网络结构，提升资源含量，建构自致性的社会资本，所以强化了工作组织作为社会资本生产场域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家庭和职场各有其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两种场域社会资本的变化态势也是相对而言的，家庭场域的社会资本不会无限下降，工作场域的社会资本也不会无限扩张。对于个体核心网络而言，两种场域产生的社会资本相互重叠，也会发生相互转化（特纳，2005）。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推断：随着时期推进，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存量将呈现稳定上升趋势，这种趋势是伴随家庭场域社会资本的相对下降和工作场域社会资本的相对上升而发生的，由此我们提出第1组研究假设：

假设1：随着时期推进，我国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总量不断上升。

假设1.1：随着时期推进，家庭场域社会资本呈现稳中略降的趋势。

假设1.2：随着时期推进，工作场域社会资本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

（二）市场化的三个维度及对社会资本变化的影响机制

上述讨论中我们假定，我国市场化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提升的。虽然理论分析和生活体验都告诉我们，这一假定是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实际情况的，但理论导向实证研究的准则是，对于任何一个具有分析意义的理论概念，必须明确对其进行操作化，将可测变量和指标纳入定量模型，获得直接的数据分析证明。遵循这一准则，我们将对市场化开展必要的测量。尽管市场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逐渐渗透到各个领域，但本文重点聚焦三个维度：市场化对经济领域的主导、对科技领域的推动、对社会领域的革新。这些是市场化影响社会资本变化的三大机制。

首先是经济维度。市场化的直接结果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了新型职业种类的增加，特别是中高级职业数量的增长。例如，在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982年，国家统计局使用的职业编码包括了301种小类职业，2009年国家标准职业编码增加到410种小类职业，2015年则达到434种，三十多年来职业种类增加44%。职业结构的复杂化、精细化、高级化不但反映了经济发展和进步，同时也预示着不同职业之间功能依赖程度的提升（涂尔干，2000［1983］），跨职业联系和交往机会的增加，以及个人中心网络的职业异质性的增长，因此将不可逆转地提升以异质性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存量。与此同时，市场化引发了经济理性主义的迅速蔓延和扩张，其表现是收入期望日升、消费主义强劲、利益关系市场化和经济生活中心化（李路路，2012）。经济生活中心化的助因和后果是全社会非农劳动参与率的迅速提升，为此，职业人口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于职场生活和职场联系，建构更多的以职场联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引发社会资本存量的上升趋势。

其次是科技维度。市场竞争和全球化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迅速普及，使得线上社会空间成为社会交往的新渠道和主要形式，形成了日益强大的网络社会（王迪、王汉生，2016；刘少杰，2018）。研究证明，互联网带来了人类沟通方式的根本变化，具体表现为：不但巩固和加强了原有的社会网络，也增加了与陌生大众的广泛交往机会；不仅丰富了人们的弱关系网络，而且扩大了强关系网络的选择空间（边燕杰、雷鸣，2017）；不仅提供了线下亲友通过虚拟空间保持互动的平台，也推动了虚拟空间社会交往向实体空间的转化（边燕杰、缪晓雷，2019）。总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科技，革命性地提升了人们跨时空交往的能力，最终将有效促进个体社会资本总量的稳定上升。

最后是社会维度。伴随着市场化进程和经济生活的中心化，社会生活发生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变化，都直接或间接地促使社会资本的提升。一是市场竞争和职场竞争刺激了社会空间的竞争精神，比如入托、升学、培训、求职、转岗、创业、就医等，为了增强各自的相对竞争优势，人们普遍求助于社会关系的帮扶和协助，人情交往和投资因此得到强化，提高社会资本的动员能力的同时也扩大了社会资本存量（郭小弦，2016，2017）。二是市场化不断增加人们的空间流动，使得个体更有可能和动力围绕工作场域建构非亲属的异质性社会网络，因此扩大了社会资本存量（刘国亮、李娜，2011；刘伟峰、陈云松、边燕杰，2016）。三是市场理性的日益扩张促使个人主义不断上升，心理问题徒增，作为自我保护的一种策略，人们会有意识地扩大和调整其社会性联系，通过人际关系网络获取社会支持和提升心理健康，从而带来社会资本存量的扩充（Yu， 2008；余慧、黄荣贵、桂勇，2008）。

综合以上理论分析，市场化从经济、科技和社会三个维度，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交往行为，从而显著提升了社会资本存量。据此，我们提出第2组研究假设：

假设2：市场化指数越高，城市居民的综合社会资本存量就越高。

假设2.1：经济市场化水平越高，城市居民的综合社会资本存量就越高。

假设2.2：科技市场化水平越高，城市居民的综合社会资本存量就越高。

假设2.3：社会市场化水平越高，城市居民的综合社会资本存量就越高。

三、实证分析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实证分析数据来自三期“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的横截面调查（以下简称“JSNET”），包括1999年、2009年、2014年数据。这是我国针对人际社会网络和个体社会资本测量最早、持续时间最久的调查数据，相关测量题器的权威性和准确性均有保证。JSNET1999包括长春、天津、上海、广州、厦门5个城市，各城市均以分段随机方法抽取样本。JSNET2009和JSNET2014的调查地增加了西安、济南和兰州，抽样方案与1999年一致。为了开展调查地的跨时期比较，本文保留三期数据都有的5个城市，剔除核心变量缺失样本，获得分析样本9651个。

（二）社会资本的测量

本文测量三类存量社会资本：家庭场域社会资本、工作场域社会资本、两者相加的综合社会资本。家庭场域社会资本的测量依托于春节拜年网。自2001年首次提出以来，春节拜年网已经成为测量中国居民关系网络的经典题器（边燕杰，2004）。尽管拜年行为主要发生在家庭场域，但交往对象不拘泥于家庭圈子，也包括亲密朋友、战友、同学、同事等社会联系，其共同特征均以私人情义联系为基础。基于春节拜年网，我们使用定位法测量社会资本，其基本原理是：社会成员分布于职业等级结构，相互拜年者所属的职业等级越高、范围越宽、类别越多，就表明他们的存量社会资本越丰富。

本文通过春节拜年网的三个指标来测量家庭场域的社会资本：网络顶端、网络差异、网络均值。具体而言，网络顶端反映网络成员中职业声望的最高值，网络差异是网络成员中职业声望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差值，网络均值为网络成员职业声望的平均值，反映社会网络成员的平均社会地位和平均资源容量（Li， Savage & Warde， 2008）。本文对三个网络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通过因子分析来提取家庭场域社会资本因子，表1为因子分析结果。

表1显示，网络顶端对家庭场域社会资本的贡献最大（因子负载为0.99），网络均值（0.83）和网络差异（0.80）的贡献彼此相当。三个指标对于因子值的总体解释度约为78%，表明网络顶端、网络均值和网络差异确是测量家庭场域社会资本的有效指标。我们将因子值转化为0到100之间，从而得到家庭场域社会资本的变量，其均值约为68，标准差约为25。为了保证因子分析的代表性与稳定性，在实证分析中，我们分别以三个网络指标直接建立回归模型，所得时期变迁趋势与因子值估计结果高度一致。

工作场域社会资本的测量依托于职场互动网。工作场域发生的社会互动主要包括组织内部的科层联系性和组织外部的市场联系性，二者都会成为个体建构和维持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边燕杰，2004）。组织内部的科层联系性指的是个体与组织内部不同层级的同事和部门（上级、平级、下级）的互动交往，组织外部的市场联系性指的是个体与组织外部不同的市场服务对象（客户、访客、顾客）的互动交往。这些组织内外的互动交往对象的等级地位越高、异质性越大，所代表的潜在社会资源就越高，反之则越低。为此，我们综合考虑科层关联与市场关联，通过个体与组织内外的互动交往状况，利用定位法有效地测量工作场域的社会资本。

与家庭场域社会资本的计算方法相同，工作场域社会资本通过职场互动网的三个网络指标来测量：网络顶端、网络差异、网络均值。具体来说，网络顶端是个体与上级领导、上级部门、上级单位的互动频率之和；网络差异是在所有职场内外的互动关系中，个体实际发生的互动关系类型的数量；网络均值是个体在实际互动关系中的平均互动频率。本文对三个网络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后，使用因子分析来提取工作场域社会资本变量。从表1可知，网络均值对工作场域社会资本的贡献最大（因子负载为0.96），网络差异（0.91）和网络顶端（0.89）的相对贡献相当。三个指标对于因子值的总体解释度约为85%，表明职场互动网的网顶、网差、网资是测量工作场域社会资本的有效指标。我们将因子值转化为0到100之间，从而得到工作场域社会资本变量，其均值约为58，标准差接近27。实证分析中，我们也以三个网络指标直接建立回归模型，所估计的时期变迁趋势与基于因子值的估计结果具有一致性。

综合社会资本是家庭场域和工作场域的社会资本的简单相加。由于两个场域的社会资本存量已经进行标准化处理，测量单位转化为标准差，因此可以直接运算和比较。我们的思考是，个体一生中绝大部分的社会互动分别发生在家庭和工作两个场域，所以二者分别是个体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而其相关重叠的部分并不高，所以用简单相加法来计算综合社会资本，能有效地反映这些结构特征。在其变迁态势上，家庭场域和工作场域的社会资本，随着时期的推进理论上存在平行增长、同步下降、此消彼长等模式。简单相加法的有效性说明，社会资本的积累是人们对于人际互动投入时间和精力的结果，由于任何个体的时间和精力都是相对有限的，这就决定了在家庭场域和工作场域之间，人际互动时间和精力的分配是零和关系，本着此消彼长的规律性发生变化。所以，无论从静态还是动态视角测量个体的综合社会资本，它的总量都是家庭场域社会资本和工作场域社会资本的数量相加。

表2呈现出三个社会资本变量在1999年、2009年、2014年以及合并样本中的均值和标准差。表2显示，按照统一方法测量得到的家庭场域社会资本变量，1999年取值为69.68，2009年为67.77，2014年为65.91，是逐期下降的趋势，15年下降了5.4%。与之相反的趋势是，工作场域社会资本随时期推进而上升。同样根据统一方法测量得到的工作场域社会资本变量，1999年取值为52.87，2009年为57.09，2014年为66.51，15年的上升幅度是26%。一个变量取值随时期下降5.4%，另一个变量取值随时期上升26%，所以由二者简单相加得到的综合社会资本存量指标，是稳定上升的，从1999年的122.55上升到2014年的132.42，15年的上升幅度为8%。从这些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初步判定：伴随市场化的推进，存量社会资本在家庭场域出现下降趋势（支持假设1.1），在工作场域呈现迅速上升趋势（支持假设1.2），导致综合社会资本总的存量是稳定上升的（支持假设1）。这是令人欣喜的一个实证发现。

表2还包括了其他变量。为在回归模型中获得关于社会资本时期变化效应的无偏估计，我们测量了若干个体特征，将它们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模型。这些个体特征就是表2包括的被访者的性别、政治身份、相对教育年限、就业状态、单位类型、职业地位（ISEI指数）等，其结果在表2一目了然，这里不做解释。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回归模型分析中使用相对教育年限，而非绝对教育年限。这是因为，绝对教育年限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价值是变化的，特定个体所受教育的价值取决于该个体在其出生世代中所处的相对教育位置，因此在社会变迁分析中，相对教育年限更能客观反映教育的实际效用。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分场域社会资本的时期变迁

为了进一步观察社会资本随时期变迁的净效应，也就是考虑了控制变量对于社会资本存量的影响作用之后的时期效应，我们建立了表3的嵌套模型。

第I组模型的因变量为家庭场域社会资本。观察基准模型可知，与1999年相比，2009年家庭场域社会资本显著下降1.918个测量单位，2014年显著下降3.774个测量单位。纳入控制变量之后，上述时期变化的总态势基本保持不变，但是统计显著的变化发生在2014年，家庭场域社会资本的下降幅度明显。进一步排除社会资本随个体年龄和出生世代的影响效应之后，上述时期的变化态势依然存在。由此可见，家庭场域所产生和维持的存量社会资本，在个体特征影响、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之外，确实随着市场化的深入，随着时期的转换，显现了稳定下降的趋势，提供了支持假设1.1的实证分析结果。

第II组模型以工作场域社会资本为因变量。观察基准模型可知，与1999年相比，2009年社会资本显著上升4.216个测量单位，2014年进一步上升了13.642个测量单位，上升幅度巨大。纳入控制变量之后，工作场域社会资本的上升趋势依然统计显著。进一步控制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以后，工作场域的社会资本依然随着时期显著上升。这就表明，工作场域产生和维持的社会资本，随着时期推进和市场化深入，呈现稳定增长趋势，其增长幅度超过了家庭场域社会资本的下降幅度，为假设1.2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分析结果。

关于分场域的社会资本的时期变迁效应，我们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总体而言，家庭场域社会资本随着时期推进呈现下降，但工作场域社会资本稳定上升。第二，鉴于家庭场域和工作场域表现出两种相反的变迁趋势，研究者在分析社会资本存量随时期的变迁趋势时，必须同时考虑两种场域的社会资本。这恰恰为综合社会资本的测量提供了实证支持，换言之，唯有合并两种场域的社会资本，方能得出更接近真实情况的研究结论。那么，综合社会资本如何随时期发生变迁呢？其变迁动力又是什么？

（二）综合社会资本的时期变迁

表4是综合社会资本存量的变迁趋势的嵌套模型回归分析。基准模型表明，与1999年相比，2009年综合社会资本显著增长2.298个测量单位，2014年显著增长9.868个测量单位。模型6纳入控制变量后，综合社会资本随时期的增长趋势依然统计显著。模型7和模型8分别控制了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综合社会资本依然随时期呈现显著增长趋势。由此可知，伴随着时期进程，社会资本总体呈现出稳定增长趋势，支持假设1。

值得注意的是，近四十年我国的职业结构正在快速变迁。那么，社会资本的上升是由整体职业结构升级引发的，还是人们社会交往加强促成的？我们通过分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高级职业比例的确不断上升。但是，控制职业结构升级效应之后，社会资本的时期变迁效应依然统计显著，表明城市居民的社会性联系随着时期推进稳定上升。

表4的控制变量也显示了具有研究意义的结果。模型6显示，综合社会资本存量，男性高于女性，党员高于非党员，就业群体高于未就业群体，体制外人员高于体制内人员，教育水平越高、职业地位越高，其社会资本存量也越高。这些结果表明，虽然人们都有其一定的社会联系，但是他们的社会资本存量是不平等的，个人特征越有社会优势，他们的社会资本存量就越高。

模型7和模型8帮助我们纠正了一个长期不解的研究困惑。模型7显示，年龄系数为负，而年龄的平方项系数为正，均为统计显著，表明综合社会资本随着年龄增长先降后升。这重复了很多前期研究所报告的数据分析结果，明显不符合生活逻辑，是一个统计分析偏误。该偏误在模型8中得到纠正。当模型8控制了世代效应之后，年龄效应不再显著，但其系数发生逆转，表现出先升后降的迹象，是符合职业年龄段人们的生命历程的一般规律的：随着职场的进入，人们在工作场域内外的人际社会交往不断扩大，社会资本存量也逐步提高，虽然每年递增的社会资本是微量的（年龄系数0.105，统计不显著），而超过了职业生涯高峰拐点后的社会资本存量每年递减也是微乎其微（年龄平方系数-0.004，统计不显著）。出生世代效应方面，相比于1948年及以前的出生世代，1949年—1979年期间出生世代的综合社会资本降低大约10个测量单位，而1978年及以后世代的降低未达统计显著水平，这反映出不同出生世代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社会变迁，对其社会资本的建构会产生深远影响。

个人特征对综合社会资本的影响效应如何随时期变化？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是人际互动的结果，而个人特征在人际互动中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表5基于3个时期分别建立的存量社会资本的决定模型，回答了这一问题，得到三类趋势性的研究发现。

第一类，影响稳定不变。这包括党员身份和教育年限，是决定人们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重要指标。表5显示，从1999年到2014年，党员的综合社会资本存量比非党员高10—11个测量单位。同期，每提高一年的相对教育年限，人们的综合社会资本就提高1个左右的测量单位（系数值跨时期变化统计不显著）。这两项结果说明，党员身份和教育水平不但影响着人们的分层地位高低、经济收入多少、流动机遇优劣，还影响着人际交往及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源，而且这种影响效应在市场化进程中稳定存在。

第二类，影响不断上升。这包括性别、职业地位和就业地位。从1999年到2014年，男性对于女性的社会资本优势呈现上升趋势，15年间从大约2倍上升到接近4倍。同期，职业地位每上升1个单位，可以带来的社会资本增量，从1999年的0.45个测量单位上升到2014年的0.69个测量单位，15年间增量幅度53%。与此同时，就业者的社会资本存量一直高于非就业者，并且优势逐期递增，从1999年的10个测量单位，上升到2009年的12个测量单位，最后升到2014年的14个测量单位，15年的升幅为33%。一般说来，非就业人员从工作场域退回家庭场域，离开职业生活，经济收入减少，尽管闲暇时间徒增，但其社会交往圈会迅速收缩，并且伴随市场化的推进，非就业者的社会资本劣势不断增加。由此可见，随着市场化的深入，社会资本在性别之间、职业地位群体之间、就业状态之间的差别，有扩大的态势，而这种扩大态势是否会产生社会问题，值得研究。

第三类，影响发生逆转。这是数据结果表明的体制影响方向的转变。表5显示，体制外就业人员的综合社会资本，在1999年低于体制内人员大约3个测量单位，但到了2009年这一趋势发生逆转，体制外人员的综合社会资本高于体制内人员10个测量单位，到了2014年这个优势还保持着，优势为9个多测量单位。由于体制外的市场化程度整体高于体制内，因此这有力支持了我们的理论推断：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场域中，个体的综合社会资本存量越高。

（三）市场化对社会资本的直接影响

以上我们证明了社会资本总量随时期上升，那么，其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本文作者的基本理论立场是，市场化是推动社会资本时期变迁的根本力量。虽然市场化是一个综合性的合成指标（王小鲁、樊纲、胡李鹏，2019），但其核心含义是再分配体制和机制不断让位于市场体制和机制的过程，所以体制外就业人员比例是广泛接受的单一变量的市场化指标（郝大海、李路路，2006；张顺、程诚，2012）。为此，我们首先使用“时期-城市-社区”将JSNET数据划分为30个时区单位（基于3个时期、5个城市、2类社区产生），其中每个城市内的社区按照居民教育水平是高于还是低于该市平均水平，分为高教社区和低教社区。随后，我们计算了每个时区单位的体制外就业人员的比例，作为市场化指数纳入分析模型。

图1为市场化指数随时期和城市的变化趋势。观察可知：第一，体制外就业人员比例不断上升，从1999年的42%增长到2014年的59%，反映出15年间市场化指数呈现稳定上升态势；第二，市场化指数的上升趋势在五大城市都稳定存在。此外，我们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①发现，全国城镇体制外就业人员的比例，从2003年的不足30%上升到2015年的63%，12年间全国市场化迅速上升。这就意味着，无论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1999年以来我国市场化程度是稳定上升的。

为了证明市场化程度对社会资本变迁的直接影响，我们建立了多层次模型。图2是基于多层次模型的系数可视化结果（其中每个模型都已纳入控制变量），观察可知：随着市场化指数上升，家庭场域社会资本呈现下降趋势（时区单位内部的个体差异巨大，所以统计不显著），工作场域社会资本稳定上升（统计显著），综合社会资本也呈现稳定上升趋势（统计显著）。这就说明，市场化进程确实有效提升了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总量，其提升效应是围绕工作场域社会资本的上升而发生的。

（四）市场化影响社会资本的三种机制

本文理论分析提出了市场化通过经济、社会、科技三个机制影响个体社会资本存量的变化。表6的多层次嵌套模型用以检验这些理论判断的真伪，其中高层变量为“时期-城市-社区”的30区位单位。

模型13为基准模型，检验市场化指数对于社会资本变化的总体效应。控制其他变量以后，市场化指数（体制外就业人员比例）每上升1个百分比，综合社会资本上升0.428个单位，统计水平显著，支持假设2。虽然上升幅度看上去很小，但从现实情况看是很可观的：如果某社区的1999年市场化程度取值42%（五城市样本均值），2014年上升到59%（当年均值），其他条件不变，该社区被访人的平均社会资本存量在15年间上升了17%，是相当大的上升幅度。

模型14纳入经济维度变量，检验其对社会资本变化的独立效应。该模型保留了市场化指数，其系数发生小幅度的下降（从0.428到0.376），表明市场化对社会资本的提升效应部分地来自于经济维度。经济维度的第一个测量指标是宏观层次职业的地位指数ISEI：该指数每上升1个单位，综合社会资本将提升0.957个单位，即使在模型15、模型16中依次纳入科技维度和社会维度后，这一正向效应规模不但没有下降，而且明显增强，且统计显著。同时，经济维度的第二测量指标是夫妻平均劳动参与率：该指标每增加1%，社会资本提升0.093个单位，在三个模型中持续保持显著水平。两项实证发现意味着，市场化进程通过促进劳动参与和推动职业结构升级，将人际交往的更多精力投入工作场域，建构异质性社会资本，从而有效提升社会资本总量，支持假设2.1。

模型15纳入科技维度变量，指标是互联网的使用，检验其对社会资本变化的独立影响作用。结果表明，纳入这一指标之后，市场化指数的系数不但锐减（从0.386到-0.071），而且失去了统计显著水平，表明市场化影响社会资本的总效应是通过经济维度和科技维度而发生的，离开了这些维度所测量的影响机制，抽象的市场化影响就无从谈起。具体而言，使用互联网的个体其综合社会资本比未使用者高12.6个单位，这表明市场化进程的确能有效推动互联网等高科技互动媒介的发展和应用，从而加强人们跨时空交往的可能性，最终带来综合社会资本的快速上升，支持假设2.2。

最后，模型16纳入社会维度变量。可以发现，市场化指数的系数仍然停留在统计不显著的状态（为-0.109），意味着市场化进程也是部分地通过社会机制来提升综合社会资本存量的。对于社会机制，我们设计了两个变量，均产生显著的独立影响：非亲属网络成员比例每增长1个百分比，可以带来0.18个单位的社会资本增量；人情消费比例每增长1个百分比，可以产生0.23个单位的社会资本增量。这两项实证发现支持假设2.3。表6的模型分析证明了，市场化是通过经济、科技、社会机制来引发综合社会资本存量的变化的，其变化的方向在我国1999年—2014年期间是正向上升的。

五、结论与讨论

市场化是我国改革开放时代社会经济变迁的主旋律，其直接社会行为后果是经济理性的上升。在此形势下，人们不免担忧我国是否会重蹈很多发达国家的覆辙，即：随着经济理性的上升，人际联系将趋于松散，群体内聚力减弱，群体间缺乏外联力，而导致社会资本的全面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就出现了这一情况。本文利用三期“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对这一担忧给出了基于科学实证的确切答案：从1999年到2014年的15年间，我国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总量，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这是令人欣喜的社会变化。

虽然我们的数据分析仅仅涉及了15年的短暂历史，但这15年是我国市场化推进力度较大、经济发展迅速、效果相当显著的15年。这15年的初期，“抓大放小”的产权改革取得了“软着陆”的良好效果，中国于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WTO），随后以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成功地迎接了全球化的挑战，GDP总量相继超过英、法、德、日，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我国虽有“民工潮”“下岗潮”“上访潮”等新的情况层出不穷，但同时也有创新创业和深化体制改革等多方面的突破和探索，也就是说，市场化进程触动了全社会各个方面的经脉。来自全国从北到南的五大城市的数据表明，在这样一个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升的时期，我国城市居民总体上保持了社会性联系的稳定性、紧密性、延展性，从而引发了社会资本随市场化的上升趋势。为此，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时代，市场化和经济理性的上升，不但没有消减我国城镇居民的社会资本，反而增加了他们的综合社会资本的存量。

社会资本存量随市场化而增加的态势，需要深入分析才能了解其机理。我们的研究模型证明，在数据涉及的15年间，我国城镇居民社会资本存量发生了重大结构变迁：家庭场域的社会资本确有下降趋势，但是工作场域的社会资本是稳定上升的。这一研究发现基于理论认知的突破和变量测量的创新。理论上，我们既遵从我国社会关系研究前驱关于家庭和氏族是紧密人际联系发源地的思想，又吸纳了现代社会学家关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各种理论和经验研究，明确提出了社会资本的两种场域的观点。本观点认为，家庭和职场都是社会资本的生产和维持的场域，二者相互联系，互为补充。这是一个理论突破。从这一理论观点出发，我们进一步提出了变量测量的创新：用定位法同步测量以家庭为中心场域的拜年网及其社会资本，和以工作组织为中心场域的职场互动网及其社会资本。基于这一测量创新，我们才有可能获得关于家庭场域社会资本随市场化下降、工作场域社会资本随市场化上升的实证分析结果。这一实证结果预示着，未来研究者不但需要持续注重家庭场域的人际交往质量和社会资本的产生及维持，而且更要特别注重以工作场域为中心的人际交往，研究这些人际交往如何从工作关系转变为具有私人情义的个人关系，进而转变为富有持续维系作用的社会资本。这一建议，也是关于社会关系变迁研究的启示，不但适用于我国未来研究，也同样适用于全世界各国的相关研究。

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是人际联系和人际互动的结果，所以个人特征对于社会资本的影响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分析内容。我们的数据分析表明，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有些个人特征对于社会资本的影响作用正在发生一些显著的变化。例如，男性与女性之间、不同职业地位群体之间，其社会资本存量的差距正在扩大，值得我们注意。与此同时，就业人员与非就业人员的社会资本差距也在扩大，退职人员的社会性联系由于他们脱离职场而过度消减，特别是随着市场化的提升不断恶化，其中的内在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最后，我们还发现，体制内人员和体制外人员的社会资本存量，随着市场化的提升发生了逆转，虽然体制外人员开始处于落后地位，但是后来他们反超体制内人员，社会资本存量已经高于对方。这一变化趋势是否会持续下去，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深入研究的跟进。

上述研究发现对于我国经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启示。第一，市场化进程中我国城镇居民的综合社会资本呈现上升趋势，有利于形塑市场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行动。经济制度方面，丰富的个体社会资本预示着，相互信任和彼此合作的社会关系是信息流动的管道，也是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丰富的个体社会资本有助于降低个体行动的不确定性，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和交易成本。第二，社会资本也是一把双刃剑，它的迅速上升也可能反噬经济制度和扩大社会不平等，所以社会关系治理应是经济社会治理的重要关注点。具体而言，社会资本产生于人际亲密联系，在市场和社会空间存在较大体制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容易助长任人唯亲和裙带之风，甚至滋养权钱交易和权贵资本主义，影响社会公正，干扰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正常运行。为此，社会关系治理中需要有效规制裙带网络、家族网络、黑恶势力网络对于宏观社会制度的侵蚀。同时，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类型，它虽然能为个体带来经济和社会收益，但是如果不同群体在社会资本的占有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均衡时，则可能会扩大群体间的社会不平等。第三，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对于社会关系治理提出了如下研究任务：深入探索社会资本的性别不平等及其形成机理，防止社会资本性别差异的进一步扩大；深入探索发挥工作组织社会功能的机制，创造平台开展跨职业地位的社会交往，以丰富较低职业地位的就业人员的社会资本存量；深入探索非就业人员的社会交往模式，创造更多的社区活动平台，使其在离开职场之后仍能充分融入社会；深入探索体制内外的结构边界及对个体社会交往的制约，使体制内人员和体制外人员都能获得市场化发展的社会效应，提升各自的社会资本存量。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多学科理解的社会网络分析模型研究”（项目编号：13&ZD17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编号：17XJC840002）、中国博士后基金第61批面上资助（项目编号：2017M610627）的资助。三位作者贡献同等，李晓光（lxgxjtu@163.com）为本文的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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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始于2003年，是中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横截面调查数据。本部分使用的是CGSS2003—2015的合并数据。

【作者简介】 边燕杰：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Bian Yanji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郭小弦：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Guo Xiaoxi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李晓光：香港科技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Li Xiaoguang, Center for Applied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