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喜欢忆旧，哪怕我们这代人见证了中国近三四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就个人经历而言，回想三十多年前的自己，几乎有恍若隔世之感。胡适有《四十自述》，我就觉得这位胡博士老气，四十出头，不过人到中年，后面的路还很长，怎么就清仓盘点呢？我现在早过了四十，可是关于回忆，就常有这样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感到数十年间经历过的变化，有时候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另一方面，现在要做的事很多，没有时间停下来忆旧。不断做事而且有事可做，这是生命充实的证明，是一种好的、实在的感觉。可是《书屋》的编辑朋友要我写一篇文章，回忆三十年前恢复高考时的情形，却又立即勾起我的兴趣，因为那是我生命中一个重大的转折，而且对于文革十年累积起来的历届毕业生，那都是一个重大转折。

文革开始，从小学到大学都“停课闹革命”，而且一停就是十年，中国的教育完全停顿中断。传统上中国人曾经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仅尊重知识，以知书识礼为荣，而且很早就建立起以文取士的考试制度。比较起讲究血统、门阀世袭的制度来，那无疑是更合理、也更开放的制度。文革的情形则恰恰相反，红卫兵一开始就喊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口号，按家庭出身把人分为“红五类”、“黑五类”，赤裸裸的血统论甚嚣尘上。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读书越多越蠢，居然堂而皇之成为正统观念。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读书和教育似乎成了坏事，应当被革除。当然，文革中也不是没有复课的举动，1973年就曾恢复考试，但那次并不是全面恢复高考，因为知识青年们不能自己报考，而须由“革委会”推荐指定。结果不仅没有选拔出品学皆优的人才，反而出了一个典型人物“白卷英雄”张铁生，使读书无用、知识有罪更成为当时政治舆论的主流，把中国的教育进一步推入蒙昧的深渊。可是对已经识字开窍、下放到农村或在工厂工作的知青们来说，求知实在是生命的需要，而且外在的物质条件越是简陋困乏，精神的需求反而越强烈、越迫切。

从1969年到1972年，我在四川德昌茨达公社下乡三年，后来回到成都，在市汽车运输公司做工人五年。在那些年月里，虽然生活和学习的条件都很差，但完全出于求知的需要和纯粹的兴趣，我一直坚持自学。那时候没有什么书，没有老师指点，凭自己摸索学外文，在别人看来也许很苦，在我自己却有无穷的乐趣。茨达山村里没有电，我晚上就着一盏煤油灯的微光，往往一直读书到深夜。记得离开农村回成都时，取下靠墙钉着用来放书的一块木板，我发现木板上面的墙壁是灰白色，下面的墙壁三年来却被油烟熏成黝黑，积了厚厚一层油灰。取开木板，墙壁上下黑白分明。韩愈《进学解》有名句说：“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看到墙壁上那一层油灰，我似乎对这句话颇有些体会。

回到成都，由于偶然的机缘，我有幸结识了藏有许多英文书的欧阳子隽先生。在文革抄家、焚书的劫难中，这位老先生见还有年轻人喜欢读书，能够读书，不禁引做同道知己，结为忘年之交，于是慨然将藏书对我开放。那时求知的欲望由于受到外在环境的压抑，反而拒绝外在，完全沉浸在内在自我的精神追求之中。读书如痴似狂，与几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谈读书，谈学问，谈时政，虽然清贫如洗，在我却是一种纯粹而且高尚的享受。那是极艰难的岁月，也是极有理想的岁月，是极贫困的日子，也是精神上极丰富的日子。那时候读书没有、也不可能有丝毫实际利益的打算，但也正因为如此，在朋友之间形成的是一种纯粹追求知识的风气，即以知识本身为目的而发奋读书的风气。

当年帮助我的人，除欧阳子隽先生之外，还有曾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担任过图书馆馆长的邓光禄先生。他热心帮我找书，曾带我去四川大学图书馆，又去认识四川医学院的刘正刚先生。但当时还在文革之中，大学里的气氛反而比学院之外更紧张严峻。图书馆完全封闭，一本书也借不出来，知识分子则不断受批判，人人自危，很难有心思谈学问。不过我认识了川大外文系的解毓葵教授，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有时到他家里去请教，和他交谈，得益不少。记得解先生十分欣赏英国诗人雪莱，曾说用屈赋骚体来翻译雪莱的《西风颂》，必定最能传其神韵。我还去拜访过曾任川大副校长、但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谢文炳先生，他是川大外文系的名教授，对英诗很有研究。那时候谢先生独自一人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室内好像没有什么书，空空如也。我怀着一腔热情，到他住处登门造访，想和他讨论我读得正入迷的一部《金库英诗选》，然而我见到的却是一位苍白瘦弱、心灰意懒的老人。我说我正在读英诗，很希望得到他指教，但是谢先生却含着一种悲悯的眼光看着我，对我说：“你看我弄了一辈子英诗，现在落得这个样子，你年轻人还读这些干什么呢？”我那时颇有点失望，但我可以想见在文革这样的环境中先生的遭遇，也就没有再说什么。确实，在当时那种严峻的政治气氛和压抑的社会环境里，如此唐突到大学里去找教授们谈学问，尤其是谈被视为毒草的西方文学、英美诗歌，实在太幼稚，太理想化了。当时也只有像我那样在学院之外的人，没有人指导，也没有人监管，才可能凭着个人兴趣和自我完善的欲望读一点书，在求知的道路上踽踽独行。

不过人生的变化实在难以预料。大概在1974年，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下属的生物研究所研制了一种治冠心病的新药，准备参加广州交易会，需要把药的说明书译成英文。生物所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译者，后来通过朋友推荐，由我翻译了这种药的说明书，生物所的研究员们很满意。他们费了很大力气，终于在1976年把我从汽车运输公司车队调去生物所做专业翻译。比较起文学和诗的语言来，科技英语实在很简单，所以生物所的翻译工作很轻松。我在生物所工作了一年，除翻译一些科技资料之外，还译了两本书，一本是由中文译成英文的《大熊猫》，198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是由英文译成中文的《蛇类》，也由科学出版社在1981年出版。这两本译作是我最早的出版物，但我的兴趣始终在文学，所以我继续自学，抽时间译诗，并且译出了法国史家泰纳著《英国文学史》论莎士比亚的一章。

就在这时候，文革结束，中国的大学恢复了高考，对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说来，这真是扭转乾坤的大变化，是令人怦然心动的大好机会，但也是突如其来的严峻挑战。文革十年，从初一到高三积累了数量极大所谓“老三届”的历届毕业生，高考的竞争相当激烈。对大多数人说来，学业中断了十年，要在短时间内做准备，参加考试，又谈何容易。我的许多中学同学，这时大都已回到城里工作，纷纷报考。可是中学阶段学到的那点基本知识，已经丢弃得太久，现在要重新拾回来，要弥补失去的岁月和已经遗忘的知识，真是难之又难。这时大家才深深感到，丢失了的十年是多么可贵而且可惜。在时间的压力下，有人焦头烂额，也有人使出怪招。我认识的同学中，就有几位仁兄竟然接连到医院去治痔疮，以此得到较长的病假，多一点时间复习。我的同学中很多人通过复习和高考，后来都得到机会，在不同的大专院校学得一技之长，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当然，考试是一种竞争，其中有成功者，也必然有失败者。记得有人告诉我，成都有一位考生，高考没有成功，他便自我解嘲说，那一次高考实乃“以国家之长，攻我之短”，一时传为佳话。其实，无论自己报考的志愿是否得到满足，无论考入哪所大学，起码大家都有了一次变动的机会，也都重新恢复了对知识的信念。中断十年的教育得以恢复，那才是最重要的意义。

那时候我作为中学毕业生，可以去参加大学本科生考试，也可以选择以“同等学历”参加研究生考试。我自忖已经失去了十年光阴，而我对自己的英语程度有些自信，所以决定直接报考研究生。虽然前此一两年，我到川大拜访谢文炳先生没有什么结果，但其实谢先生心里已经记住了我。恢复高考时，他托人叫我去见他，鼓励我报考川大英语专业的研究生。他说他了解川大外文系的情形，以我的英语水平，考研究生绝无问题。当时报考可以填写两个志愿，谢先生建议我两个志愿都填川大。于是我报考了川大，并按照指定的参考书准备考试。可是那年谢先生自己并没有招研究生，而川大招生的专业是研究英语教学和语法。我虽然报考了川大，却一直不甘心，因为我的兴趣不在语法和语言教学，我希望研究的是文学。当时只有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有英美文学研究专业，但北大是中国最高学府，指导教授是朱光潜、李赋宁、杨周翰、赵萝蕤这样名闻遐迩的大学者。当时就连我中学的好友们都认为，我以中学毕业的学历，直接考研究生已经跳过了一大级，还要报考北大研究生，似乎有点异想天开。然而我的妻子（那时还是我的女朋友）很支持我考北大，觉得至少第一志愿应该填北大。她说：“你今年考不上北大，明年还可以再考川大。如果不去试，你怎么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北大？去试过了，才免得将来后悔。”这话确实有道理，但中学毕业和北大研究生差距实在太大，我还是犹豫不决。

那时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的院长是作家马识途先生。他是西南联大毕业生，在联大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是四川省委书记之一，兼任中科院四川分院院长。我工作的生物所是科分院下属机构，所以到生物所之后，有机会认识了马识途先生。马先生是作家，当然对文学有兴趣。他知道我喜欢文学，也读过我翻译泰纳论莎士比亚的文章，对我的英语能力和文学修养颇为赞赏。那时有人告诉我说，希望考研究生的人可以把平时的习作寄到想报考的学校去，请教授评定是否合格。马识途先生就对我说，他当年在西南联大认识的一些朋友，其中有的在北大任教。他要我用英语写一篇文章，他愿意替我寄到北大去。我那时候想，如果我写一篇评英国文学作品的论文，以我中学毕业的背景，很可能别人不相信，甚至会怀疑我是从什么书里抄来的。而我从来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也看过一些外国学者翻译的唐诗，于是决定用英文写一篇文章，专门讨论外国人翻译李白、杜甫诗的得失。这样的题目比较特别，大概不容易被人怀疑为抄袭之作。文章写好之后，我交给马识途先生，他再寄到北大去。

可是此后很久都没有音讯，我以为不会有什么结果了。但就在报名日期即将截止的最后几天，我突然收到北大历史系许师谦教授从北京发来的电报，要我改考北大。我正犹豫间，又收到许教授的信，信上说他收到马识途先生寄去的我那篇文章，就转给北大西语系，后来由系主任李赋宁教授亲自看过了。许先生说在西南联大时，他曾上过李赋宁先生教的法文课，算是李先生的学生，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他在北大工作，和李赋宁先生成为同事。然而数十年来，他们在北大校园里见面，也只是点点头打个招呼，互道寒暄而已，李先生从来没有上他住的宿舍去过。许先生说，李赋宁教授看了我那篇文章之后，亲自上他家里来，说一定要让这个四川的学生报考北大。读完许先生的信之后，我兴奋不已，立即到报名处要求改考北大。我记得报名处的工作人员把我训斥了一通，说报名日期马上就要截止，研究生考试也很快就要开始了，你一直按照川大指定的参考书在准备，这时候突然要改考北大，不是发神经病是什么？但我坚持要改，说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不要别人负责，他们最终还是让我改了报考北大。

那年研究生考试分两次，我在成都参加初试，得了九十六分，觉得很满意。不久就得到通知，去北京参加复试。记得那是1977年秋天，我从成都乘火车一路北上，到北大后才知道，全国各地有四十来位考生汇集到北大西语系，来参加英语专业包括书面和口语的复试，而且他们的初试成绩大多在九十分以上。后来听老先生们说，他们初试出题时以为，多年以来，我们的大学教育从来没有真正重视过西方文学，再加上十年文革，教育中断，他们担心题目如果太深，就没有人能考得上。可是没有想到，全国不仅有很多人报考北大英美文学专业研究生，而且初试成绩远远超过老先生们的预想。那年英语专业研究生只取十多人，为了把考分拉开，他们不得不大大增加了复试题的难度。复试题不仅涉及范围广泛的英美文学专业知识，而且考生依据自己知识的深浅，可以作不同层次的回答。例如有一道题问：在莎士比亚戏剧里，有哪个人物在两出剧里都出现过？为什么？答案是著名的喜剧人物福斯塔夫（Sir John Falstaff），他分别出现在《亨利四世》（Henry IV）和《温莎的风流娘们》（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两出剧里而究其原因，则据说是莎士比亚剧团在演出《亨利四世》

的时候相当成功，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说想要在别的剧目里，再看见福斯塔夫。于是莎士比亚在写《温莎的风流娘们》时，让滑稽可笑的福斯塔夫再度登场。类似这样的问题很多，这类题目不仅考一般的英文程度，还考有关英国文学史的常识，灵活而有趣，可以使考生发挥自己的能力。

在北大复试除了笔试之外，还有口试，由杨周翰教授主考。杨先生后来是我的指导教授，带领我研究莎士比亚和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文学。杨先生曾告诉我说，复试时他“击节赞赏”我笔试的考卷，但知道我是自学英语，就很担心我的口语有问题，但口试时我的听说能力他也很满意。在口试中，记得杨先生曾问我什么是Apocalypse，我回答说那是关于未来的启示，尤其指《圣经》中有关世界末日的启示录。他看出我对英文《圣经》有些了解，而这对于研究文艺复兴和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十分重要，便满意地点头称是。考试完毕后，李赋宁先生私下告诉我，说我考了研究生第一名。我那时候激动的心情，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李先生温和的笑容，历历在目。我能够报考北大，和李先生的鼓励huachengnz.com华程网直接相关。我到北京参加复试，才第一次见到李先生，对他表示由衷的感激。现在周翰师和赋宁师都已魂归道山，可是他们对我的关爱和教诲，却使我永远感怀在心。李赋宁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有忆及1978年招收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的一段，其中特别提到马识途先生把我推荐给北大历史系的许师谦教授，许先生又把我那篇英文论文交给李先生。李赋宁先生写道：“许同志把张隆溪的作品拿给我看，问是否能达到北大英语系硕士研究生的标准。我看后，立即鼓励他报考。他那年三十二岁，考试成绩在第一次录取的十二名硕士生中名列第一”（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北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

离那次研究生考试已整整三十年了，但回想起来，生命中那一次重大的转折仍然使我慨然感叹，尤其对李赋宁先生、杨周翰先生和其他几位赏识过我、帮助过我的前辈，我都永远充满了感激。想当年复试完毕，我带着按捺不住的愉快心情从北京返回成都，向家人和朋友报告大好消息。不久，《四川日报》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为题，报道了我自学考入北大西语系，并获得总分第一名成绩的事。那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耀，而是对我们那一代人在艰难困苦中追求知识的肯定。三十年前恢复高考，可以说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最为关键的一步。文革十年的封闭和严重内耗，不仅在国力上，而且在人才上，都使中国处于枯竭的穷境。要扭转那种艰难的局面，在百废待兴的时刻，首先恢复中断的教育，重新注重人才培养，实在是刻不容缓之举。文革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无论是七七级的大学生还是七八级进校的第一届研究生，大多是优秀的人才，这已经成为社会上一种普遍的共识。在各个领域里，他们当中许多人现在都担当重任，成为他们各自专业的带头人。现在回想起来，三十年前那场竞争和考试，的确值得我们认真领会其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