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波，男，1914年生，北京崇文区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1966年8月25日，李文波在家中被红卫兵打死，其时正值北京红卫兵的八月杀戮走向高潮之际。

一，八月杀戮中留下记录的唯一姓名

1966 年8月下旬，在北京，有数千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还有大批人遭到侮辱和毒打之后自杀。当时，中国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们，通过接见、集会以及他们绝对控制的报纸和广播，对红卫兵的行动表示高度赞扬和热烈支持。但是，数千被害者们的名字和死亡从未被媒体记载或提到；他们被抄家被殴打以致被打死，其中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他们的尸体被烧，骨灰一律不准留下。于是，这数千被害者变成了一个无名无声的死亡群体。他们的名字和那场残忍又奇特的杀戮一起消失在历史记载的黑洞中。出现在下文中的八月杀戮的被害者的名字，是笔者通过个人的访谈和调查，寻找出来的。

在数千惨死的北京居民之中，只有李文波的名字是个例外。这个名字出现在那时留下的印刷品中，很可能是八月杀戮中唯一被记录的受难者：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曾在两次讲话中提到“李文波”，还提到“李文波的老婆”。一次是周恩来1966年9月10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外出串连誓师大会”上的讲话，另一次是周恩来1966年9 月25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到“资本家李文波”对红卫兵“行凶”。不过周并没有说出李文波已经被打死了。这两个讲话和当时其他的“首长讲话”一起被印刷成书，作为红卫兵运动的指导性材料，现在也还可以读到。在周的讲话中还提到在北京师大二附中发生的另一桩类似事件，但周没有具体说出有关的名字。（那一事件中被控反抗了红卫兵的人名叫曹滨海，见下文。）除了李文波，在周恩来那一时期的公开讲话中，没有提到任何别的被打死的人的名字，也从来没有提到当时有人被红卫兵打死。

二，李文波之死真相

李文波的名字之所以被人知晓，是因为他被当作“反抗”红卫兵抄家的案例，成为在北京掀起更大规模的暴力迫害的借口，他的名字也因此被最高当局知道。

关于李文波，当时红卫兵的说法是，李文波用菜刀攻击红卫兵，然后跳楼“畏罪自杀”。李文波死后，红卫兵立即在北京传播“反动资本家杀害红卫兵”、“阶级敌人在搞反革命报复”的消息。在继续进行的抄家打人行动中，“血债要用血来还”成为新的口号。

一年之后，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的报纸《湘江评论》和北京63中学红卫兵的《红卫兵之歌》联合印刷了一期“红八月专刊”，以庆祝红卫兵运动一周年。所谓“红八月”指的是红卫兵运动兴起的1966年8月。其中一版的通栏标题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这是毛泽东的一句诗），下面有关于李文波事件的文章，题为“榄杆市前洒碧血”（榄杆市是李家一带的地名）。这篇文章说，红卫兵到李文波家以后，先翻箱倒柜，又打了李文波夫妇一顿，然后就到屋顶去抄翻。后来李文波要求上厕所，从厕所回来，李文波就举刀砍红卫兵。这篇文章还说，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红卫兵以后，从楼上跳下来，“义愤填膺的群众捉住他，拳头象雨点般的打了下来，这条老狗，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文章还写道：1966年8月25日，“红卫兵小将用鲜血在历史上写下了第一笔，这一天红卫兵这个初升的太阳，又迸发出了强烈的火焰。”显然，红卫兵把打死李文波当成了塑造他们的“英雄”历史的材料。

32年后，即1998年，有署名“鸿冥”的文章发表（《民主中国》，1998年第三期）。这个作者说，他曾经和李文波事件的当事者之一，一个当年的红卫兵，在一个单位工作。那个当事者说：“榄杆市那个小业主和他老婆，其实很老实、胆小。那时候我们才上初中，年轻不懂事，三伏天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楼，被我们推倒还踢了几脚。那老头子一看急了，下楼理论，我们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刀，把我们吓跑了。实际上谁也没有砍谁，我们说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么，后来就变成说他杀了人，把他给枪毙了。我在东北生产兵团入党时，如实跟政委说过，他教我别说了，不然别人会说你立场不稳。”

这种来自红卫兵方面的忏悔性的说法是至今仍然罕见的。这个说法提供了与前不同的关于李文波事件的事实方面的描述。

假若李文波和他的妻子还能开口说话，他们会提供他们一方的描述和记忆。他们对事件经过的说法也会不同。那种当事人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忆和描述是生活中引人深思的现象。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写过一篇小说《薮》，揭示了在一起谋杀案发生后，三个当事人的说法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日本导演黑泽明据此拍了一部电影《罗生门》。他们对人心和世事的这方面的洞察相当震撼人。他们作的是虚构文学，李文波事件却是真实的。红卫兵方面已经出现了不同的说法。如果被害者能象害人者一样发出他们的声音，又会有不同。如果能比较各种不同的说法，我们将不但能在事实方面而且能在心理方面对文革有更深的理解。但是，李文波和他的妻子从来没有机会说出他们的话。

李文波当场就被红卫兵打死了。李文波的妻子被警察的车辆带走。他被打死后，红卫兵计划在北京召开十万人大会声讨李文波，并在会上把李文波的妻子打死。周恩来在讲话中两次提到李文波事件，是因为他说到要保护红卫兵，另外，他表示不同意红卫兵的这个在大会上打死李妻的计划。后来实行的方法是，在周恩来提到李文波的9月10日的讲话两天之后，由法院将李文波的妻子判处了死刑。

由于不准查阅文革档案材料，这里无法录出对李文波妻子的死刑判决书。但是有数位被访者都说他们曾经看到过判处李文波妻子的文字材料。其中有一个法律研究人员说，那份判决书不但判处了李文波妻子的死刑，而且也判处了李文波的死刑，这个法律研究人员补充说，这等于判决一个已经死了的人的死刑，在法律上是很特别的，所以让他印象深刻。他又解释道，当局这样作，可能是为了显示国家机器对红卫兵的充份支持。

在周恩来的讲话中，在上面提到的红卫兵的文章中，说到李文波的妻子的时候，都称其为“李文波的老婆”，没有说她的名字。经过笔者的调查，发现了李文波妻子的名字叫刘文秀。1966年9月12日，刘文秀被判处死刑。判决书号是：66中刑反字第345号。判决后的第二天，就执行了死刑。

判决刘文秀死刑，是由国家机器而不是由红卫兵实施的，但是并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应有的自我辩护、上诉等等过程，显然违反关于审判程序的法律。同时，即使在当时，红卫兵也只是说李文波“行凶砍人”，并没有说他的妻子“行凶杀人”；而且，尽管上述关于“李文波事件”的不同说法对于事件起因的解释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此一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一个红卫兵的死亡或重创。但是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却被判了死刑。

当时前去李文波家抄家的，是北京市第十五女子中学（该校现在已经改名为广渠门中学）初中的红卫兵。搜查在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了。他们一夜未准李家人睡觉。他们搜查了李家以及李家的屋顶，殴打李文波夫妇，要他们交出黄金、枪支，而李家没有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事实上，是红卫兵侵入李文波夫妇的住宅，抄家打人。红卫兵没有公安局的搜查证，按照文革前的法律，那是非法的。如果李文波夫妇真的拿起菜刀反抗，这是宪法给予的权利，他们有权利自卫，保护自己的住宅和人身安全。然而，李文波夫妇显然没有企图阻止红卫兵进入他们的家。而且，在8月24日，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他已经到房管局把他们的房产证书交上去了；他们也在家中挂了毛泽东的画像和语录等等。和当时北京其他十多万个被抄家和被殴打的家庭一样，对红卫兵的行动，李文波一家是顺从的，忍受的。

李文波事件，究竟是红卫兵渲染的煽情故事，还是发生了真正的反抗？从几方面调查到的情况来看，至少可以确定，当红卫兵到李文波家抄家并且殴打他和他的妻子的时候，第一，李文波没有作过行动激烈的反抗；第二，如果李文波有反抗行为，那种行为也不是预谋的。那一天在李文波家中实际发生的事情，可能是在被严重殴打的情况下，他出于自卫或者保护其妻子作了某种阻挡。李文波当时52岁，年纪并不很老，当时是盛夏，没有人穿厚衣服；那时的民用菜刀一般是铁制而非不锈钢的，既锋利也很沉重，相当具有杀伤力，象李文波这样一个并不很老的男人，如果蓄意用菜刀攻击中学生女红卫兵，是完全可能造成严重杀伤的，特别是完全可能严重杀伤第一个被攻击的人。正因为如此，文革后，1981年3月26日，中法81 中刑监字第222号宣判刘文秀无罪，也宣判对李文波不予起诉。

这里的照片上，是李文波夫妇的家。这座房子的门牌是广渠门内大街 121号。这座房子建于50年代，是政府造的。因为地皮属于李文波，房子建好后分给李文波一部分居住。李文波在1949年以前有产业，1966年时没有正式工作。文革前，他曾作过文书工作，因为写字写得不错。他也曾以修理自行车为生。

李文波夫妇有三个子女，年纪最小的叫李玉海，当时是初中二年纪的学生。家中出事的时候，李玉海在学校里，他从那里被抓到崇文区公安局。他是8月25日中午被关进去的，第二天他被换地方关押的时候，看到昨天空荡荡的数百平米的公安局大院子里，密密麻麻全是男女老幼的死尸，只剩下一尺来宽的走道，估计有数百人，都是和他父亲一样被红卫兵打死的附近居民。他被关了一个半月。他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当时已经参加工作。哥哥被关了一年多才被放出来。

三，暴力升级的借口

李文波事件立刻在全市范围内成为红卫兵掀起更残酷暴力高潮的借口。

首先遭害的是北京市第十五女子中学的一些老师和校长们。他们本来就已经在学校遭到“斗争”和殴打，受到各种非人的折磨和侮辱。这个中学的红卫兵在李文波家遇到的冲突，成为对该校里面的“阶级敌人”发动更残酷的暴力行动“理由”。8月25日上午李文波被打死，当天夜里，红卫兵把已经被关押在校园中的第十五女子中学校长梁光琪打死。梁光琪，女，时年54岁，已经担任这所女子中学的负责人三年多。她被打死之前，她已经被剃了“阴阳头”，受到各种虐待和折磨。李文波事件成为红卫兵把她打死的一个借口。

笔者访问过梁光琪的一个儿子，并给他看了笔者写出的关于李文波一家的故事。他说，他以前很恨李文波，认为如果不发生李文波打红卫兵的事情，自己的妈妈不至于被打死。他看了笔者写的文章，才了解了李文波家的情况，知道了他也是小人物，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

笔者也曾经访问李文波的一个儿子。他显然还生活在文革遗留下来的恐惧中。他说他妻子生病孩子很小，恳求笔者不要继续问他有关他们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的问题。笔者理解他的处境和心情，挂了电话。尽管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了李文波儿子的电话，但是实际上，本文的内容来源却并不是李文波的家人。笔者也希望，今后的某个时候，李文波的儿子和梁光琪的儿子会有机会在一起谈话，了解他们的父母的悲惨遭遇以及这到底是谁之罪。

李文波死后的第二天,8月 26日，在位于北京海淀区的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内，红卫兵负责人在教学楼前作动员，负责人之一激奋地说：“阶级敌人开始报复了。我们不能手软。”在高三（一）班的教室里，红卫兵高声喊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向我毛主席的红卫兵举起屠刀了”，毒打了班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郑光昭、戴建中等四人。这些人当时被称作“狗崽子”。因遭受毒打，郑光昭当晚发生休克，身体抽搐成反弓形，几乎死去。这样的殴打那一天在清华附中的多个班级里发生。一批所谓 “家庭出身不好”的女同学被剪了头发和遭到殴打。

8月26日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学校的大合班教室，召开全校性“斗争大会”。大会由该校红卫兵的一个领导人主持。被“斗争”的人中有附中校长万邦儒、清华大学主管附中的教务处副处长邢家鲤、学校干部顾涵芬等，还有年轻的物理教员刘树华。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塑料跳绳拧成的麻花状鞭子抽打他们，一直打到半夜。“斗争会”结束后，刘树华来到清华大学锅炉房的大烟囱顶上，往烟囱里面跳下身死。刘树华死亡时，２６岁，身后留下了怀孕的妻子和失明的老爹。

那一天上午，《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关于"造反精神"的三篇文章。和这些文章同版的，是“《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大标题是“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无疑，这对清华附中红卫兵当晚的新暴力行动有直接的鼓励作用。而前一天发生的“李文波事件”，成为清华附中红卫兵掀起新的一轮暴力迫害的借口。之前还没有成为“黑帮份子”的年轻教师刘树华，立刻在新一轮暴力迫害下丧生。

8月27日，李文波被打死后的第三天，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在校园里打死了两个人，都是他们在抄家中抓来的住在附近的居民，其中一个是科学院气体厂的工人陈彦荣，37岁，六个孩子的父亲；另外一个，是一老年女人，姓名现已无从查考。同日，北京第八女子中学和第三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在西交民巷打死了孙启坤，一个退休女会计。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也在这一天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同时被毒打，两天后死去。

8月28日，已经在校园里打死三个人的北京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抄了地安门东大街93号朱广相医生的家，并且殴打他。邻居李丛贞，半导体研究所的工友，上前劝说：“朱大夫是好人，别打他了”。李丛贞因此被红卫兵绑在房前柱子上，当众打死。一个打他的红卫兵，为判断他是否真的死了，抡起一把刀从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块肉，见没有反应，才把李丛贞的尸体从柱子上卸了下来。

8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高二的一些红卫兵，到北京大学承泽园，打死了那里的一个居民、他们的一个同班同学的爷爷孔海琨老人。据这个学校的一个红卫兵说，在那一时期这个学校的红卫兵打死的人共有十多个。死者之中，除了孔海琨，现在调查到姓名的还有该校教师杨俊。

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在她发表于文革后的一篇文章说，1966年8月26日到28日，是北京“打全堂” 的时候。“打全堂”是一个戏剧术语，被用来形容那时北京到处抄家打人的情况。这是打她的红卫兵的说法。8月26日，她听到有红卫兵声称“今天北京市全面开花打全堂，一个也跑不了。”（《绝唱》，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第152，155页）新凤霞从那天开始，遭到中国评剧院学员班红卫兵的多次残酷毒打，以致终身残废，再也不能上台演戏。她的同行，著名评剧演员小白玉霜，被毒打、侮辱后自杀。

在李文波死后发生的大量杀戮中，还有北京大兴县13个“人民公社”进行的屠杀。从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谓“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被杀害，22个家庭被灭门，受难者中有81岁的老人，甚至还有出生三十八天的婴儿。（《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宣传材料特刊，《北京日报》编辑部编，1988年2月。但是在这份文革后印出的材料中，这325名被害者的名字，仍然一个都没有记录。）

李文波居住的崇文区，并不是红卫兵最早开始活动的地区，但在李文波死后，据目击者说，大批红卫兵乘坐专门调派的公交汽车，从各处赶到崇文门外榄杆市地区，对那一地区的“牛鬼蛇神”大打出手，一连数日。红卫兵还特别没收了许多人家的菜刀。他们的行动导致崇文门外一带大量的人被打死。

根据一份"内部" 统计资料，在北京1966年夏天，红卫兵杀人最多的是四个区：西城区、崇文区、海淀区和东城区；在这四个区中，杀人最多的是西城区，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的一区。西城区的被害人数，几乎相当于其他三个区的被害人数总和。西城区之外的其他三区死亡人数相近。西城区、海淀区和东城区是红卫兵最早建立和开始活动的地区，崇文区却不是。而且，崇文区是北京最小的一个城区。但是崇文区被杀害的人数略多于海淀区和东城区，仅仅次于西城区而名列第二位。这跟李文波事件有相当关系。

1966年8月，由于大批北京居民被活活打死，加上很多人在遭到殴打和侮辱以后自杀，北京城的死亡人数突然猛增，以致火葬场出现了尸体大量积压、尸体焚烧要排长队的现象。焚尸炉日夜不停，仍然供不应求。据多位目击者说，被打死的人的尸体，从打人现场一车车运去，没有姓名标记，堆在一起；死者浑身血迹，衣衫破碎，形同裸体。火葬场在尸堆上加冰块防腐，气味依然极其可怕。

北京是一个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城市。如此大规模地殴打和杀害和平居民，除了运用“文革”的名义，还需要用“阶级敌人猖狂进攻”作为借口。极其不幸，在愈演愈烈的红卫兵暴力浪潮中，李文波事件就这样被利用了。

四，即使没有李文波事件

1966年夏天，在“内部”，各情报机关每日向上报告当日被打死的人数，他们也许没有报告被打死者的名字，但至少是报告了数字的。根据这样的材料，以日期为横坐标，被打死的人的数字为纵坐标，做成图表，展示如下：

从这一图表可以看出在李文波之死前后的暴力杀戮的程度的变化过程。

李文波死后第二天，8月26日，死亡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从8月25日到8月26日，被打死的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8月26日到8月27日，死亡人数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死亡人数达到了最高峰。在此之前的8月31日，死亡人数出现了一个小的低谷。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那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那一天，大批红卫兵停下抄家打人，到天安门广场参加集会去了，因此那一日北京市居民被打死的人数相对小了。

从上面的图表中还可以看到，从8月24日到8月25日，即李文波被打死的当天，被打死的人数就增加了一倍。此后，8月下旬每日被打死的人的数字一路径直上升。在李文波被打死之时，杀戮规模升级已经成为定势。

北京红卫兵的杀戮开始于1966年8月初，开始是在校园里面，攻击对象是学校的教职员工，所谓"黑帮" 和"反动学术权威"。北京大学附中，是红卫兵最先开始校园暴力的学校，在7月底就大规模采用暴力攻击老师和“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接着，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8月17日，北京101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美术老师陈葆昆。这些情况被立刻报告到最高当局，但是他们没有出面制止。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并且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红卫兵的领袖们上了天安门城楼。北京最早打死老师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北京最早开始在校园里使用暴力攻击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负责人彭小蒙，在城楼上发表了讲话。天安门的大会由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向全国作了实况直播。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与北京中学红卫兵在一起的大幅照片发表在所有报纸上。这样非同寻常的行动，表明了最高当局对红卫兵的热烈支持，显然也包括了对他们已经开始的暴力行动的热烈支持。

据"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的一位干部说，在8月18日天安门大会举行后的当天晚上，在“高级党校”，这所共|产|党的最高学府，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暴力攻击“牛鬼蛇神”的行动。在“高级党校”工作的干部都资历较深，那里的学生也不是普通的年轻人，而是共|产|党的比较高级的干部。但是那里的一些人在“八一八”大会之后立即采用了当时中学生红卫兵使用的方式，对党校校长林枫等人施用暴力和人身侮辱，包括游街、戴高帽子、敲铁簸箕自报“罪行”等等。显然，那时中学红卫兵的行动成了全国文革行动的示范。

在8月18日会见的第二天，8月19日，红卫兵的暴力行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北京第四、六、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在数千观众面前，毒打二十多名教育工作者，其中有人肋骨被打断。8月19日晚上，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在学校里打死了教师张辅仁和职员张福臻。8月22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和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在各自的学校中，在被连续三天殴打和折磨之后死去。张辅仁、张福臻、沙坪和华锦，都被打死在“八一八”接见之后、李文波被打死之前。

在8月18日以后，北京中学红卫兵从毒打、杀害老师，扩展到对校外的居民进行大规模的暴力攻击，当时他们称之为红卫兵“杀向社会”。1966年8月23日上午，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到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殴打那里的作家肖军、老舍等人，下午，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的29名“牛鬼蛇神”被押送到“文庙”院子里(即“首都图书馆”所在地)，被强迫围绕着烧毁书籍戏装的火堆跪下。前有火堆，后有红卫兵的皮带棍棒，这些人被毒打了三个小时。作家老舍在这天的“斗争”之后的第二天，8月24日，在北京西城区的太平湖投水自杀。在同一暴力浪潮中，老舍比李文波早死了一天。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东城区，离王府井不远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打死。其中有家住东厂胡同2号的孙琢良和他的妻子，孙是眼镜师，曾经开设一家眼镜商店。住在东厂胡同6号的马大娘，是在胡同里帮人作家务挣钱的女工，她看到同院居民左庆明的妻子，胡同里称为“左奶奶”的老人，被绑在葡萄架上毒打，就到胡同口报信，告诉左老先生不要回家。左庆明十多年前曾经开有一家卖劈柴的铺子，他得信后逃开了。红卫兵发现马大娘的报信行为后，把马大娘拉来和左奶奶一起打死。红卫兵甚至提来一桶滚烫的开水，浇烫两位老人（当时左奶奶70来岁，马大娘50来岁）。两位老人凄厉的惨叫声传出院子。邻居们不忍听到，只好关紧窗户，再用枕头把耳朵捂上。左奶奶和马大娘在凌晨时分被打死，天亮的时候，火葬场的卡车来拉走了他们的尸体。东厂胡同的这六位居民，比李文波早一天被打死。

上文写到，在1966年9月周恩来的讲话中，除了李文波，还提到师大二附中发生的一个类似事件。在那一事件中被指控的人名叫曹滨海，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三的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是中共铁道部党校的一个干部，受到文革冲击。樊希曼曾经给儿子写过一封信，说及文革。这封信被班里的红卫兵看到，他们说是“反动信件”。1966年8月25日上午，李文波被抄家的同一日，曹滨海班里的红卫兵到曹家抄家。抄家的过程中，曹滨海和他们发生争执。据红卫兵说，曹滨海在厨房里抓起菜刀砍伤了一个来抄家的红卫兵。曹滨海当时就被抓到公安局关了起来。他的母亲樊希曼则被抓去学校。当天下午，在师大二附中校内一个砖砌的乒乓球台上，这位母亲被打死。同一天在校中被打死的，还有这个中学的语文老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姜培良。靳正宇、姜培良、樊希曼三人，跟李文波在同一天被打死。

母亲樊希曼被打死后，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又筹备在8月28日召开十万人大会，在会上把儿子曹滨海当场打死。周恩来召见了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头头进行劝说，结果十万人大会没有开。但是几天之后，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这所中学的几个红卫兵头头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在当时是极大的光荣。曹滨海的母亲被打死了，他自己被关在公安局中未被打死，但是他从此精神失常。据90年代中期见到他的人说，他仍然没有恢复健康。

上述杀戮，都发生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同一天，或者发生在李文波被打死之前。显然，这些杀戮跟红卫兵所指控的李文波的反抗，不可能有丝毫因果关系。上述一系列暴力行动和杀戮发生的时间次序明显表明，暴力升级的主要动因，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声势浩大的接见。“八一八”接见之后，红卫兵杀戮开始大规模升级。李文波事件发生于八月杀戮的这一大规模升级过程之中。在数千人被活活打死的情况中，唯有李文波、曹滨海两起被指控的反抗暴力的案例。两个事件发生在同一天。李文波、曹滨海与红卫兵之间发生的冲突，从整个形势来说，是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大规模升级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可以肯定地说，假使没有这两个事件发生，八月杀戮的大规模升级也是一样要发生的。

五，为什么无人反抗？

1966年9月5日，李文波死了10天之后，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一期“内部”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不可能读到其中内容。据看到这份简报的高级干部说，这份简报写道，从8月下旬到九月初，北京已经有上千人被打死。这份“简报”将此视为文革的“累累战果”的一部分。

1966年10月举行的关于文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放了一份材料，这个材料的全文也至今还没有准许普通人民查阅。这个材料提供的数字是，在8月下旬到9月底的40天里，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1， 772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是当年八月杀戮的一些目击者们认为，实际被打死的人数可能大大高于1，772这个数字。

不仅如此。这数千北京和平居民的死亡，不是被子弹射杀的，也不是被刀砍了头，这数千人主要是被中学生红卫兵用棍棒打死的、用铜头皮带抽死的、用沸水烫死的……总之，是以形形色色残忍手段虐杀的；被打死的过程长达几小时，甚至几天。跟一刀断头、一弹毙命相比，这样的死亡过程更加痛苦。这样的杀害当众进行，造成无比的恐怖气氛。以这样的方式杀害数千人，可以称得上是史无前例的野蛮和凶残。

今天回顾历史，使人发问的是，在这样野蛮残酷的杀戮中，怎么会只发生了两起事实上还模糊不清的反抗？——李文波和曹滨海，是1966年北京的八月杀戮中仅有的被红卫兵指控为进行了反抗的两个人。其他被打死的数千人，还有被侮辱被毒打的无数北京居民，在铜头皮带和棍棒的凶狠攻击之下，都一直克制顺从，纹丝不动，甚至坚忍到死。为什么没有人动手反抗？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上文写到，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作家老舍在被打后自杀了，1980年，笔者和肖军先生（他是在1930年代开始写作的老作家）有一次谈话。肖军在1966年8月23日那天跟老舍等一道被红卫兵毒打。肖军告诉笔者，当他跪在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毒打的时候，心中真是愤怒至极。他想过要反抗。肖军年轻的时候上过军事学校，练过武功。他说，那时候他心里想，如果他动手反抗，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是，他看到来自各学校的红卫兵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争相出手，打人打得发疯了一般。他说，他想最后自己一定寡不敌众，会被打死，自己死了也就死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可是其他被斗者会怎么样？和他一道被“斗争”的还有近三十个人，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边，脸色煞白，额头上正在流血。他想，如果他反抗，其他近三十个“牛鬼蛇神”，包括老舍先生，一定会跟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现场。他也想到他的家人也会被报复打死。他想了又想，最后调动了心中所有的力量，压下去反抗的冲动，无声地忍受了三个小时的毒打和折磨。

李文波跟肖军不一样，他在现场就被打死了，他当时想了些什么，已经不可能说出来了。李文波的妻子目击了丈夫被打死，然后她自己被枪毙，也永远不可能描述她的感受了。但是，肖军事后说出的心理活动，清楚地说明，1966年夏天在北京之所以无人起来反抗，不是由于迫害不够深重，恰恰相反，是由于那场迫害太残酷了。

1966年夏天的红卫兵暴行，并非只是某种失控的暴民政治，它同时是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政府行为，是群众暴力和政府行为的结合。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施暴模式。它所造成的无边的疯狂和残忍，使得反抗无从发生。

1966年8月29日，李文波死后第四天，“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发布了“第四号通令”，其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这个“通令”也宣布把这些人限期驱逐出北京。

作为实施这个“通令”的结果，在1966年夏天，北京城区有十万居民，被抄家后，又被注销户口，没收财产，驱逐出北京，押送往农村“监督改造”。这个数字占当时北京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二。在这十万人中，实际上很大部分连当时的所谓“黑六类”的“标准”也够不上，因为“黑六类”的人早就被清洗了。但是，任何自我辩护都是不允许的。在死亡的直接威胁下，十万人被扫地出门。他们当中，有的被赶到农村后，无居所也无食物，很快就死去了；有的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被殴死在火车上。假若李文波能从8月下旬的暴力抄家中侥幸活下来，他就会成为被驱逐的十万人中的一个。

这场大规模的居民驱逐，没有遭到任何反抗就完成了。非常明显，在此之前的八月杀戮，为这场驱逐的顺利进行预先建立了威慑。这十万人只能在被打死和被驱逐之间作选择，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选择。这场残酷的驱逐，是文革领导者安排的八月杀戮的结局。

六，李文波夫妇之死和红卫兵精神遗产

李文波夫妇死亡之后，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节庆祝大会上，参加抄李文波家的两名女十五中的红卫兵，收到邀请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一起，检阅广场上走过的百万人的游行队伍。这在当时是莫大的荣耀，也是对其他红卫兵的鲜明示范。

李文波夫妇死亡之后，对他们的杀害变成红卫兵的光荣精神遗产得到一再的肯定和宣传。除了本文开始引用的在他们死后第二年红卫兵报纸上的文章的赞扬，笔者还找到一份1968年３月的印刷材料，由到李文波家抄家打人的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之一署名，她的头衔是“首都中学红代会首届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文章的标题是：“流血牺牲何所惧，红心永向毛主席”（《红卫兵报》，首都中学红代会机关报，第8/9期，1968年3月27日）。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就说：

六六年的八月是红色的八月，战斗的八月，胜利的八月，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高举革命造反的大旗，冲破一切阻力，向旧世界冲锋，向旧世界宣战。

刊载此文的《红卫兵报》的“编后”写道：

红卫兵小将（此处略去该人名字――笔者注）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在你死我活的激烈阶级斗争中，怀着一颗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心，毫不畏惧地同阶级敌人英勇战斗，杀出了红卫兵小将的威风。

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的话原来为黑体字――笔者注）。对于阶级斗争，我们就是要天天搞，月月搞，年年搞；过去搞，现在搞，永远搞；搞定了！对于刘、邓、陶、彭、罗、陆、杨、谭等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及地富反坏右这些阶级敌人，我们要不停顿地向他们进攻，一刻也不能停顿。进攻！进攻！进攻！在全面胜利前夜的激战中，“宜将剩勇追穷寇” （此句是毛的话，原来为黑体字――笔者注），一反到底，杀出红卫兵的新威风！

这时已经是李文波夫妇死亡后的第三年了。这篇文章不但在发表在报纸上，而且，一位在1966年还是小学生而后在1968年进入中学的学生说，这个人曾经到她的中学给全校学生作过报告。这样的思想显然已经被广泛传播，而且被传播到下面的年轻的学生。

李文波已经死了34年了。他的故事还没有被报道出来。和李文波夫妇在同一个时期被活活打死的数千名北京居民的故事，在1966年夏天被驱逐出北京的十万北京居民的故事，也还没有被报道出来。现在已经出版的三部大型文革通史，都几乎没有提到1966年北京的八月杀戮及其大批受难者。

这里的李文波家的照片，是遇罗文先生在2000年8月16日拍摄的。他是文革中因撰写《出身论》被枪毙的遇罗克的弟弟，他在1999年写了《我家》一书，记载了遇家的故事。 由于城市街道扩建，当年李文波家所在的这栋建筑，不久就要被拆除了。感谢遇罗文先生，摄下曾经发生过恐怖历史的这个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