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遏止经济过快下滑，中央及时果断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对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增强信心、稳定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同时强调，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为长远发展打下更加牢固的基础。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扩散蔓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很大。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我们既要看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坚定战胜困难的决心和信心；又要充分估计形势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保持清醒头脑，做好应对更大困难的长期准备。
今年的时间即将过半，保增长、调结构、抓改革也到了关键阶段。如何研判经济形势以及其中潜藏的挑战和机遇？如何把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实到位，实现今年的改革发展目标？我们约请有关专家撰写了一组文章，从今天起陆续在“经济形势专家谈”栏目刊出。
经济形势研判
我国一季度和4月的国民经济运行指标统计结果已陆续公布。应当说，统计结果大致符合原来的预计，扩张性宏观政策的效力正在显现。
从采购经理指数、经济景气指数、企业家信心指数和汽车销售量、住房成交量、铁路运量、港口吞吐量以及投资（包括新开工项目）、消费的数据看，都是向好的，有利于恢复和增强信心；用电量、工业增加值在1—3月明显上升后4月小幅回调，这尚待观察是否为窄幅波动现象，还不足以动摇总体回升态势；外贸出口形势仍然严峻，但月环比的降幅已明显收窄；信贷增量非常大，同时物价已处于低位，表明通胀压力消解，而通缩亦有望得到积极防范。在物价继续负增长、未形成企稳局面之前，我们还不必担心通胀方面的问题。
从“龙头指标”GDP增速看，尚“比较难看”，处于增长6.1%的较低位，与年度8%左右的增长目标存在差距。但与去年从13%跌到四季度的6.8%相比较，下跌速率已明显减慢。财政收入数据则可谓“非常难看”，1—4月累计同比降低9.9%（同比减少2257亿元），与年度增长8%的目标相距甚远。具体分析，累计降幅较大的原因除了经济增长率走低、企业效益下滑、政策性减税较多（含出口退税大幅增加），还有物价下降导致以现价计算的财政收入减少以及去年同期结转自上一年的收入比重较高等。同时应当指出，今年一季度也有成品油税费改革使国内消费税大幅增长38.5%的因素。如果把去年和今年同期不可比的因素都作剔除，那么，纯因经济下滑带来的减收因素，粗估应有1000多亿元，这凸显了由经济低迷所带来的财政困难。我国财政运行已明显进入一个“过几年紧日子”的新阶段。但为大局服务，财政收支安排仍需积极而稳妥地实施总量扩张，并特别注重引导和支持结构优化。
从企业层面看，部分大企业情况好转，一般企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困难还在延续，但企业的预期已有所好转。
总的来看，我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而滑入低迷阶段的宏观经济运行，正在接近底部或正在完成触底，如不出现极大的意外，当扩张性政策对冲净尽经济自身的下滑惯性后，国民经济有望在今年由“前低”转入“后高”，即实现触底后的回升。同时，也应看到，在一季度6.1%的GDP增长速度基础上，要达到年度8%左右的GDP增长目标，有关方面的工作任务将是很艰巨的。
前瞻与应对
结合世界经济的最新动态看，高外贸依存度情况下无法独善其身的中国经济，在下一阶段仍然具有来自外部的不确定性。但随着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态势出现企稳迹象，这种不确定性已不像先前那么大了。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相机抉择”的原定框架不应改变。今年二季度后两个月的主要指标演变情况十分关键，需要对其密切跟踪观察，作“好”与“坏”两个方向上的准备。
首先，从“坏”的方向考虑，宁可把下一阶段的局面想得坏一些，把困难想得大一点。假设二季度末主要指标的情况不尽如人意，则有必要启动预案，给已实施的扩张性政策加码。在有必要的情况下，这个决心不应晚于6月末下定，因为那时有关部门应已能估计出二季度和上半年主要指标的大致模样；否则就要等待三季度数据，那时再下决心就嫌晚了。从我们自己的调控经验看，1998年实行预算调整方案、启动积极财政政策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在1999年，当一季度数据表明投资增长率明显偏低时，又曾实行给扩张性政策加码的预算调整方案，把年初安排的当年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规模提升到1100亿元；在2000年，当二季度看清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带来的负面影响后，再一次实行增强扩张力度的预算调整方案，把年初安排的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规模提升到1500亿元。今年，我们也有必要防患于未然，搞好政策储备预案。当然，其中需要动用的手段，不一定是单一的增发国债。
其次，从“好”的方向考虑，如果二季度的经济运行表明可以顺利从“前低”转入“后高”，已不必启动给扩张性政策加码预案的话，则有必要不失时机地考虑启动把资源税负向上调整的改革方案，贯彻中长期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结构升级、提高增长质量的追求。资源税改革的必要性和长期正面效应已为各方所认识，其作为经济杠杆，促使各方面更为珍惜而不是挥霍资源，促使各类企业千方百计地开发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和产品，是助推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优化的重要手段。在操作上，除了要精心设计好力度（税负的提升量应设计为：大多数企业经过努力可以消化资源产品和初级产品的涨价因素，实现主要依靠节能降耗、转型升级等举措继续发展，只有少数企业在“优胜劣汰”中被改组或破产出局），特别关键的是要等待各方面（从决策层、管理部门到企业界）吃下经济止跌回升这颗“定心丸”之后的时机条件。如果这种条件二季度后出现，就应当积极主动把握时机，推进资源税改革。我国已实施的结构性减税措施，估计会在今年形成5500亿元以上的财政减收额，如果能在下半年实行资源税、卷烟消费税等的向上调整，那么，不但可以发挥优化结构、引导消费等正面效应，还可以对冲当前较突出的财政减收压力，有助于大局的稳定。
第三，即使今年我国经济顺利地从“前低”转入“后高”，也并不意味着会马上重新进入一个高涨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经验看，每当高涨期和低迷期来临，都会延续5年左右，如1992—1997年高涨，1998—2003年初低迷；2003—2008年上半年高涨，现在又进入低迷。另外，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与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互动关系看，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美经济走势的曲线高度一致，在阶段转换上我国比美国滞后半年至1年，而这一轮美国经济的低迷可能延续3年以上。结合这两方面经验作粗线条的预计，我国这一轮经济相对低迷阶段还可能延续3年以上；扩张性宏观政策从启动到淡出，要准备历经5年的时间。其间，我们应特别注重处理好保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尽一切可能保持较大的推进结构优化的力度，并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把短期调控与中长期的政府职能转变、机制创新等紧密结合起来。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