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读者来信是有意思的经验。日常生活中，深层思想交流因为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互相了解才能渐渐进入，也就机会难得。而读者已经读了作者精心写成的书（如果确是这样的话），谈话一开始就聚焦在双方都在思考的主题上。
几个星期以前，我收到一个电子邮件，标题是“我看到了你的网页”。信里说：“我叫凯蒂，16岁。我在给我的语文课做作业，是一个关于中国的课堂演示。我寻找文化大革命怎么影响了人，发现了你的文章。你的文章把眼泪带到了我的眼睛里。”
我立刻知道她读了我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这篇文章报告了1966年夏天，红卫兵运动兴起的时候，红卫兵学生怎么殴打和虐待了教师们。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向96所学校的数百名文革经历者作了调查访谈。这些学校位于全国各地，大中小学都有。在所有这些学校里，都发生了暴力迫害。我在文中一一报告了30名被打死的教员、校长和工友的名字以及死亡经过和时间。这篇文章是很久以前发表的，我也收到过一些对这篇文章的读者来信。
凯蒂的中学生身份和明快简捷的表述，给了我鲜明的印象。我回信的时候，谢谢她来信，也问起她的课堂演示做得怎么样了。
两天以后，凯蒂回信了。她说，事实上，她正在模拟一个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教室，而她自己是那里的一名教师。她已经做好了31个红卫兵袖章。她还在她的班里找好了两个同学，他们已经同意，一个将是一名红卫兵，另一个学生，将被很悲惨地通知说其父母要被带到“斗争会”上去。凯蒂的“学生们”将要诵读毛泽东的语录。另外，她自己已经从一位中国朋友那里学会了用中文呼喊一张宣传画上的一个口号。这个课要了解这样一种氛围的严厉性，以及文革对于中国人的巨大权力。
凯蒂的主意一下子就吸引了我。说实话，我没有想到过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读和学习历史，虽然我很久以来一直在写作关于文革的文章和书，也教过关于文革的课程。凯蒂的简明介绍让我看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方法。这种方法抓住历史事件的主要结构，并且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让阅读者不但身临其境，而且还要在其中行动和体会。单纯的文字陈述和抽象的理论分析，未必能达到由这种方法产生的理解深度。
一个星期以后，凯蒂做了她的课堂演示。她说，她用音标记住了怎么用中文喊口号“在毛主席的胜利旗帜下前进”。她也带领她的同班同学用英文念了一段毛泽东语录：“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她说，课堂演示好像做得很快。我想是因为她准备得很认真，所以进行顺利。她说看来她给了老师和同学们深刻印象。我想这是一定的，连我这个没有看到的人也有此感。她的老师给了她一个A。我想她值得这个成绩。
凯蒂做了31个红卫兵袖章，是她的班上有那么多同学吧。下次信里凯蒂告诉我她的中学的名字。她住在加拿大的一个省里。她说她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兴趣，虽然她是白种人。她希望有一天她能说中文。
凯蒂让我再一次思考文革研究的意义。我没有想到一个凯蒂这样的中学生会对文革有这样的认识，而不仅仅是被悲惨的事件感动得掉眼泪。文革研究的意义其实很宽广，甚至是普世性的。历史不仅仅是学生背诵的一些年代、人名和事件，为了应付考试（我不认为这是不需要的），而且对现在的人，包括不同年龄的住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以及语言中的人，历史提供共通的体验和教训。正因为此，历史研究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一个星期以后，我收到另一个读者的中文来信。写信者在文革后很多年毕业于我曾写到的一所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那所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在1966年8月5日被红卫兵学生打死在校园之中。信中说：“我常想,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边, 我会怎样. 如果发生在我的十三四岁, 我会是行凶打人的红卫兵吗? 如果发生在我的二十岁, 我会噤若寒蝉吗? 如果发生在现在的我, 三十岁, 我会有勇气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做一个说真话的人?”
这些问题让我再次思考凯蒂的课堂作业。并不因为文革已经过去，人就会自然认识到不要重复文革中人的做法。是非甚至直到今日也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清楚分明的，而要用行动抵制强权坚持真理永远都不会容易。
有人告诉我，阅读前红卫兵关于文革的回忆文章，在电视电影上看到他们接受采访谈往事，会惊讶于他们好像没有为那个时代感到羞愧，也没有觉得需要忏悔。文革中当红卫兵的人，那时候正是凯蒂的年龄，现在则已经五六十岁了，比当年被他们打死的“老牛鬼蛇神”都要老了，可是他们却还不能把自己放在被“斗争”的人的位置上来看事情。他们可以缅怀自己的青春，却不愿意为当年所作所为表示歉意，说一声“对不起”，“我很抱歉“。
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当红卫兵，高呼革命口号，大声背诵毛泽东那些侵犯性的语录，对“阶级敌人”挥舞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这种权力迎合人性的阴暗面。暴力迫害像是鸦片，短期内给人的欢畅愉悦，使人在长期记忆中也难摆脱。
真的需要像凯蒂那样做好31个红卫兵袖章，学会呼喊文革口号和诵读文革，来认真地体验，人在文革时候会怎么感受，会怎么行动，会有什么样的内心冲突或者是否会有冲突。我很感谢凯蒂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