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1月，梁启超终于结束长达15年的流亡生涯，返回祖国。作为蜚声海内外的“言论界的骄子”，他受到了各界空前热烈的欢迎。他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与将来》的演讲中说：“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
的确，从他1895年第一次办报到1929年逝世的35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几乎都与他和他所办的报刊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他开创了百年言论史上极为重要的“梁启超时代”。
“以言报国”
1895年8月17日，年轻的梁启超追随老师康有为在北京一起办起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多年后，他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演说时说，“日出一张”，“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每册连封面10页，约4500字，梁启超“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1]，随宫门钞免费赠阅，还要给人送酬金。这是梁启超第一次参与办报，是他所说的“沿门丐阅时代”。
1896年1月20日，强学会被封，《中外纪闻》与《强学报》一起随即被迫停刊，一共只存在了5个多月。同年8月9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汪康年为经理，梁启超为总撰述，他前后主持笔政一年多。《时务报》为旬刊，10天一期，每期20页，约3万字。“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2]《时务报》一纸风行，不胫而走，发行量最高时达1.7万份，创下了当时报刊发行量的最高记录，“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时务报》共出了69期，据统计，《论说》栏发表政论112篇、《时务报馆文编》栏发表文章21篇，共133篇，其中梁启超一个人就写了60篇，年仅24岁的他以那支“笔锋常带感情”、“别有一种魔力”的笔，写下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政论。《变法通议》全文7万字，连载21期，热情地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时代最强音，提出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的具体措施。这些“务求平易畅达”的议论，使海内耳目为之一新，舆论为之大振。《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动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他在《时务报》第一期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首次把报纸比做耳目、喉舌，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有了报纸，“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渐备矣”。[3]这段时期，他还参与创办了澳门《知新报》，遥领撰述之职。
1897年10月，梁启超离开《时务报》到湖南时务学堂任总教习，同时积极支持《湘学报》和《湘报》，为两报写稿。这些报刊形成了一股有力的维新变法思潮，对于推动戊戌变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是梁启超报业生涯的第一个阶段，是他“以言报国”理想的最初尝试。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不到3个月（12月27日），在冯镜如等华侨的支持下，他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旬刊，每期40页，比《时务报》篇幅增加一倍，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批评政府，介绍新知。梁启超连续发表《爱国论》、《自由书》、《国民十大元气论》及《少年中国说》等文，首次提出“国民”概念，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只知有“国家”，不知有“国民”，“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并开创了短评、时评等体裁，至今流行的“记者”、“党报”、“机关报”等新闻专用名词都是他在《清议报》最先创用的。其时百日维新刚刚遭到血腥镇压，梁启超流亡海外，惊魂未定，心中的痛恨可想而知。梁启超自称“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彼时最烈矣”。清廷虽然严禁《清议报》入口，但还是有一部分被秘密偷运回国发行，到第十三期，发行量就达到4000多份，还发行到世界各地。
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满100期，他发表长文概括《清议报》四大特色：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励国耻，“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不料第二天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报馆，出版了整三年的《清议报》因而停刊。由于其他活动，梁启超实际主持《清议报》只有一年半（1900年4月，他在檀香山办《新中国报》，任主笔，8月离开），但他在《清议报》发表过30多篇政论、几部专著和大量诗文。郭沫若回忆：“《清议报》很容易看懂，虽然言论很浅薄，但他却表现得很有一种新的气象。”
“梁启超时代”
《清议报》停刊不到一个半月，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又在横滨办起了综合性半月刊《新民丛报》，六股中他个人居其二。创刊号宣布三条办报宗旨：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二、“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三、“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破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新民丛报》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到宗教学术、小说文苑无所不包，东南西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这是梁启超一生中办得最成功的一个刊物。内容之丰富、议论之深刻、编辑之认真、印刷之精美都是“中国报界前此所未有”。他自述：“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4]《新民丛报》历时五年半，是梁启超一生创办的报刊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
黄遵宪评价他的言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他的文章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启迪、影响了一代乃至几代人，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新民丛报》最初发行2000份，不到一年即增至9000份，以后经常发行1万份左右，最高发行量达1.4万份，仅创刊号就加印了四次，在国内外设立了97个销售处，可谓盛极一时。
1902年，梁启超发表《敬告我同业诸君》，提出报馆“两大天职”说——“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关于监督政府，他说：
1．政府为什么需要监督？“政府者，受公众委托而办理团体之事业者也。非授予全权，则事固不可得举；然权力既如此重且大，苟复无所以限制之，则虽有圣智，其不免于滥用其权，情之常也。”所以需要监督。
2．谁来监督？“此种监督权谁操之？曰：舆论操之。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虽谓报馆为人道之总监督可也。”“若立法、司法两权之独立，政党之对峙，皆其监督之最有效者也。犹虑其力之薄弱也，于是必以舆论为之后援。西人恒有言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实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
3．报纸为什么能监督政府？“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宁惟是，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也；而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者也。”
4．报纸怎样监督政府？“当如父兄之视子弟，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教导与扑责同时并行，而一皆以诚心出之。”这是监督的态度。“宜务其大者远者，勿务其小者近者。……当监政府之大方针，而不必摭献替于小节一二事。”这是监督的方法。
关于国民向导，他认为国民“最乏普通知识”，“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所以需要普及德育、智育。向导国民无非三个途径：学校、报纸、著书。“学校者，筑知识之基础，养具体之人物者也。报馆者，作世界之动力，养普通之人物者也。著书者，规久远、明全义者也。”报纸是“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可以“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客观报道“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国、外国所发之现象”，“比近事，察现象，而思所以抽绎之、发明之，以利国民，报之以主观也。”这是指报刊评论，评论虽然主观，但它是公开的，哪怕偏激，必然有其他人提出相对的看法，又会有人折衷，“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
一百多年前，这些新闻观念何止是石破天惊，与他最初提出的报纸“喉舌”、“耳目”论相比，“两大天职”论是个质的飞跃，是梁启超报业思想成熟的标志。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提倡客观报道、注重新闻评论，这些思想和他的办报实践一起，把中国报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成为王韬之后，中国报纸“文人论政”的一个代表人物，开创了百年言论史上光彩夺目的“梁启超时代”。
从1899到1907年，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孟德斯鸠的政治法律学说，在梁启超的灵魂深处扎了根。这是他政治思想的高峰期，也是他报业生涯的黄金时代。他在《清议报》批评清廷的腐败、黑暗，在《新民丛报》大力传播民主、自由、平等、民权、共和等观念，大量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以“中国之新民”笔名发表了《新民说》等脍炙人口的著作，以他清新的文笔、振聋发聩的言论开一代风气，影响了一个时代，倾倒了无数青年，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同一时期，他还创办了我国最早刊载新体小说的《新小说》月刊，提出了小说与社会关系的著名观点，发表了他自己用对话体写的《新中国未来记》、吴趼人著名的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到1905年10月，出了10期以后停刊。
1903年2月，梁启超到美国、加拿大游历、考察，12月回到日本，深感中国国民素质低下，不够共和国公民资格，实行共和“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从此，他不再倡言种族革命，专言政治革命，一度曾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围绕这些问题，从1905年开始，他在《新民丛报》与《民报》展开了一场历时近两年的大论战。
1907年2月，徐勤向康有为报告：“东京自去年《新民丛报》与《民报》剧战，大获全胜。留学界中言论大变后，《中国新报》（杨度所主持）、《大同报》（满人所主持）、《牖报》（山西人李君主持）、《云南》杂志诸报，皆与《新民丛报》表同情，故革命党之势顿衰，孙文又被逐，《民报》记者又不和，政闻社遂乘时而起。”[5]但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92期发表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中则远没有这么乐观[6]。
1907年8月，被誉为“丛报界之魁首”的《新民丛报》停刊，但其影响并没有随着它的停刊而消失，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几代人。与梁启超同时代的黄遵宪评价他的学说政论“所向无前”，“震惊一世”，“力可谓雄，效可谓速”。梁的学生吴其昌将他的文章与同时代的谭嗣同、章太炎、严复等进行了比较之后说：“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任公诚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也。”我以为并不过分。他独创的“新民文体”和他的文章本身，无论当时还是身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新民说》、《少年中国说》那一泻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不知倾倒了多少中国少年，激励他们去建设少年中国。胡适、鲁迅、毛泽东、郭沫若、王芸生、邹韬奋……，20世纪历史上许多绕不过去的人物都曾吮吸过他的乳汁。毛泽东说自己上小学时把《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差不多背得出来”。邹韬奋说在南洋公学时把《新民丛报》“几本几本的借出来看，简直看入了迷”，“新民文体”的极大感染力使他产生了“要做一个新闻记者的动机”。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中说：“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王芸生说：“我读《新民丛报》，正在十年以后，也在这份报的合订本中得到不少的知识”，“很受他的文章的启迪”。[7]1923年10月9日，胡适在给高一涵、陶孟和的信中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其中两个杂志是梁启超主笔的。
从1896年执《时务报》笔政到1907年《新民丛报》停刊的十年间，梁启超在多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报业，他引进、提出了“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及“报馆之天职，则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也”等新思想、新观点，甚至连后来报刊常用的“公德”、“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治”、“自由”、“自尊”、“合群”、“进步”、“义务思想”、“私德”、“民智”等大量普通名词也都是并不精通外语的他一手贡献给本民族的。
“文明之母”
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中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而报馆者实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8]
他认为中国近代报业发展迟缓固然有种种原因，但最主要的就是缺乏思想、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所以，他一直致力于争取“三大自由”，并为之耗尽了心血。《新民丛报》之后不过三个月（1907年11月），他即创办《政论》杂志，以“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为奋斗目标，第一期在东京出版，接着随政闻社迁到上海。1908年3月，政闻社被查禁，《政论》停刊，共出了7期。
1910年2月20日，梁启超在上海创办《国风报》旬刊，每期100多页，“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发表了大量介绍国会、宪法、内阁、官制、财政、实业、外交、地方自治等问题的文章，实际上提供了一整套建立宪政国家的方案。1910年冬天，清廷假立宪的面目暴露后，他“无日不与政府宣战”，对当时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国风报》半数以上稿件出自他的手笔（笔名“沧江”），每期稿件都是他在日本编定，寄到上海印刷发行的。这是他在辛亥革命前办的最后一个刊物，共出版53期，到1911年10月停刊时，武昌起义的风暴已迫在眉睫。
1904年，梁启超曾化名潜回上海，与狄楚青等具体筹划创办《时报》，名称、发刊词和体例都是他撰定的，初期一些论说也由他从日本寄回。《时报》是当时比较成功的大型日报，大胆革新报纸版式，我国报纸确立每日一大张、分四版的版式就是由《时报》开始的，并逐渐被读者所接受，被各报所仿效，最终在新闻界确立，报纸、杂志才完全分了家。虽然《时报》筹备期间，康有为一次拨给开办费7万元，到1908年累计拨款20万元，约占当时保皇会所得捐款1/8，但《时报》始终坚持了非党派的办报方针。
1910年7月，梁启超的门生、密友徐佛苏在北京创办《国民公报》，梁积极帮助制定方针、筹款、撰稿，“于开办数月之内，每三四日平均寄文一篇，畅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之理由”，并长期保持密切的关系。
1912年12月，梁启超回国不久，即在天津创办以政论为主的《庸言》半月刊，他自称“对于国内各团体尚无深切关系”，该刊是“独立发表意见”，既批评袁世凯政府，也批评国民党，以超党派自居，借在野之身“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由于他的声望，《庸言》一创刊就发行万份，风行一时，发行量最高达1.5万份。他在辛亥革命以后最早提出“言论独立”的主张：“无论经济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这些对以后的报纸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聘梁启超为总撰述。袁世凯称帝前夕，袁克定说：“得渠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9]不料，8月20日，梁启超在《大中华》发表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申报》等大报予以转载，一时轰动全国。事先，袁世凯以20万元为条件，要他不发表这篇文章，遭到他的拒绝。
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都与梁启超为主的“研究系”关系密切，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晨报》副刊和《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是当时享誉全国的著名副刊。1919年9月1日创刊的《解放与改造》杂志，目的是“想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之改造，以为将来新中国的基础”，1920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后，参与主编，并改名《改造》。他执笔写了发刊词，还发表过15篇有关政治、历史、文化的论文，直到1922年9月停刊。在这之后，梁启超再也没有办过报刊，他晚年的学术文章和其他诗文主要发表在《京报》、《晨报》、《申报》和《东方杂志》。
从1895年涉足报界，到1922年，梁启超的报业生涯长达27年，亲自创办或主编的报刊就有11种，积极支持和暗中指挥的有6种，这在中国报业史上是罕见的。
他对报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创造了独特的报刊“新文体”——被誉为“新民体”。他在《清代学术概观》一书中自述：“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略不检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
他开辟短评和时评，打破冗长、空洞的论说独占报刊评论版面的局面，创造出一事一议、短小精悍、开门见山的短评这一新型的报刊体裁。《新民丛报》专门设立了《国闻短评》专栏，各报纷纷仿效。他规划的《时报》也以时评见长。
他首创报刊杂文体，在《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过不少犀利的杂文；他最早在《新民丛报》刊用铜版新闻照片；他将小说引进报刊，不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设立小说栏目，而且创办《新小说》，发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身体力行，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他为推动“文明之母”做出的这些努力将永远记在中国新闻史上。
1925年，这位当年的“舆论权威”为戈公振译的《新闻学撮要》作序，称新闻事业是高尚的事业，报纸的目的是服务公众，“惟其感化人民思想及道德之力至大无匹”，语重心长地勉励青年人进入报界之后，“勿因现状之未善而灰心于此界”。
为新闻界“立法”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的长篇新闻学论文，首揭衡量报刊“良否”的四条著名标准，实际上提出了他的四条办报准则：
“一曰宗旨定而高”，反对以牟利、媚权贵、悦市人为宗旨，主张“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
“二曰思想新而正”，倡导新思想，以造成新空气、新国民。同时强调要从实际出发，“校本国之历史，察国民之原质，审今后之时势”。1903年，他去美国考察，曾得出共和不适合中国的结论；1919年，他去欧洲考察，又得出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的结论。
“三曰材料富而当”。强调报刊内容要丰富，编辑要得当，使读者能“阅一字得一字之益”。
“四曰报事确而速”。100年前，他就指出新闻要准确真实，报道要迅速及时，对报纸的真实性、时效性原则有了明确的认识，他说：“故各国之报馆，不徒重主笔也，也更重时事”。
他同时指出：“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民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中国昔虽有一人报，而无一党报、一国报、世界报。……若前之时务报、知新报者，殆脱一人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党报之范围也。敢问清议报于此四者中，位置何等乎？曰在党报与国报之间。”[10]坦言《清议报》还够不上“一国之报”。
1904年6月12日，他在《时报》发刊词中指出：“若夫新闻事实之报道，世界舆论之趋向，内地国情之调查，政艺学理之发明，言论思想之介绍，茶余酒后之资料，凡全球文明国报馆所应尽之义务，不敢不勉，此则同人以言报国之微志也。”[11]
在《〈时报〉发刊例》中，他制定了报刊评论和新闻的写作准则。论说的准则有四条：以公为主（“本报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非好为模棱”，而是因为挟党见论国事，就会有失公允）、以要为主（必一国一群大问题）、以周为主（凡关于一国一群大问题，为国民所关注的），以适为主（适合“中国今日社会之程度”）。[12]
记事分别是以“博、速、确、直、正”为主，提出了新闻要广泛、及时，在社论外另设“简短隽利”的短评，以“忠实报闻，无所隐讳”、不登“风闻影响之事”、摒绝“攻讦他人阴私，或轻薄排挤，借端报复之言”等为准则。[13]这些在西方早已是常识，但对中国报界还是陌生的，所以有人说他的这些观点“无异于在替当时的新闻界立法”[14]。
他很早就留意研究舆论问题，认为报刊对健全舆论的形成负有很大责任。“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1901年，他曾发表过《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一文。1910年，他在《国风报叙例》和《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两文中指出：舆论必须是多数人公开表达出来的意见，它的形成必须是“至当之事理而适合于时势者”，否则无论怎样鼓吹也形不成舆论。舆论是天地间最大的势力，一旦形成就有雷霆万钧的力量，梁启超称之为“社会制裁之力”。健全的舆论是多数人的意见，具有统一性、继续性，报纸是造成健全舆论最有力的机关。要造成一国健全的舆论，他认为要靠多数报纸都能守“五本”、修“八德”：
“五本”是指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缺一不可。持论要从常识理性出发，不计私人利害，真诚为国家利益考虑，不畏强权，敢于直言不讳，不能在强暴面前噤若寒蝉，更不能“依草附木，变其主张以迎合之”。本着公心，不以自己的好恶判断是非，不“怀挟党派思想，而于党以外之言论举动，一切深文以排挤之”，也不能“自命为袒护国民，而于政府之所设施”一概反对；不是“拨之以感情”，而要“导之以真理”。也就是强调言论的独立性、客观性。
“八德”是他一贯提倡的“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的体现，即忠告、向导、浸润、强聒（坚持不懈）、见大、主一（始终一贯）、旁通、下逮（内容要适合读者的知识水平）。
报人要恪守“五本”、“八德”，自爱自重，导人先导己，“新民”理想的实现有赖于启蒙者的自我启蒙。
1921年12月10日，他在《时事新报》发表的《本报五千号纪念辞》中说：“吾侪从事报业者，其第一难关，则在经济之不易独立。……同人等殊不敢以清高自诩，但酷爱自由，习而成性，常觉得金钱之来，必自势力，无论受何方面金钱之补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势力之支配；即不全支配，最少亦受牵掣。吾侪确认现在之中国，势力即罪恶，任何方面势力之支配或牵掣，即与罪恶为邻。吾侪不能革涤社会罪恶，既以兹愧，何忍更假言论机关，为罪恶播种；吾侪为欲保持发言之绝对的自由，以与各方面罪恶的势力奋斗，于是乎吾侪相与自矢：无论经济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他还说：“吾侪又确信报馆之天职，在指导社会矫正社会，而万不容玩弄社会、逢迎社会。”[15]
这些话是对他大半生“以言报国”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他对中国独立报纸的期待，是为新闻界“立法”。
他提出立言的宗旨是启迪民智，熏陶民德，发扬民力，最后养成共和法治国民的资格。1912年，他在结束流亡回国的欢迎会上说：“此则十八年来之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这不仅是梁启超献身报业27年的初衷，也是他终生奋斗的目标。他不断地呼唤“新民”，他的报业生涯始终贯穿着“新民”理想，所以他自号“新民子”，创办《新民丛报》，写下了传世的《新民说》，直到五四运动后，他还大力倡导国民运动，热切期盼着古老民族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国民”。他通过报刊、言论影响社会，在近代中国转型时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创造了百年言论史上无法回避的“梁启超时代”，他的名字见证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
注释：
[1][4]《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24、25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2]《创办〈时务报〉原委》，1898年8月11日《知新报》66册，转引自《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3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8][10][11][12][13][15]《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20、37～38、45、132、132、132～133、169、170页。
[5]《康有为与保皇会》，3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6]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册，39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7]王芸生：《梁启超的时评》，原载《新闻战线》，1960（1）。
[9]陶菊隐：《政海轶闻》，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14]孙文铄：《梁启超》，原载《新闻界人物·六》，138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