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黄亚生成了哈佛大学商学院第一个出身大陆的教授。他在做案例分析研究一个印度企业时，发现中印两国经济增长背后很关键的体制区别。两年后，他出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他原来在哈佛的同事塔伦.卡纳（TarunKhanna）发表了《印度能否超越中国》，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在他的眼中，印度是中国需要参照的对手。
印度投资率只相当于中国的50%，但它的经济增长现在已相当于中国的80%，也就是说它的投资回报率和经济运行效率比较高。而中国的投资占GDP的50%以上，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和平时代少见的，而就算韩国历史上最高水平是1990年投资占GDP的39%，其后一直回落。这显示中国经济运行效率低，高速的经济增长源于大规模基础建设的投资，而印度则源于效率的提高。
时代周报记者 高战 实习生杨建明 发自广州
在广州应邀做客“时代沙龙”的黄亚生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专访。黄亚生对于中印经济比较的基本判断是：印度虽然在基础教育、基础建设、简单的制造业等方面落后于中国，但其良好的金融体制、企业管理将逐渐发挥其强大的潜在优势。对比中印企业，就会发现印度的本土企业家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长久的优势，而中国却被低效的银行和资金市场所掣肘。中国必须进行大胆的金融体制改革，中国今后20年能否建立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制，不在于外国企业是否愿意到中国投资，而是中国的本土企业能不能自己站起来。
从“印度速度”到“东亚速度”
中国较差的股票市场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中国本土的原因造成的。
时代周报：在过去几十年间，印度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如何的，近几年它的增长速度开始追赶中国，您认为它能继续保持吗？
黄亚生：事实上，最近几年印度经济发展迅速，GDP增长由”印度速度”到”东亚速度”，在1961年至1978年间，印度GDP增速为3.4%，1980-2003年都维持在5%左右，而2004-2006年增长到8.91%，2007年以来更是提高到了9%。
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从3％提高到8％，这得益于它从靠天吃饭的农业国发展到工业国。虽然正面临全球金融危机，但我有信心它能保持较快的增长。
印度属于热带农业国家，气候变化多端，农业生产很不稳定。在1964年、1967年期间，印度GDP也达到较高增长速度，主要得益于良好的气候。但是现在印度靠的是软件、医药、汽车零配件等等，这取决于经济体制的变化，还取决于企业的竞争。世界卫生组织每年从全球医药厂家购买便宜的医药以救助非洲贫困地区，其中印度、中国和巴西等国家的企业是主要来源。印度有100多家企业符合医药疗效质量的标准,而中国只有两家公司。
时代周报：在全球金融危机下，印度经济主要受哪些方面的影响？
黄亚生：金融危机对印度的影响打击是非常大的，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打击，印度的资本市场跟国际接轨，要比中国更开放。印度和美国的股票市场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美国的金融机构出现问题以后，虽然在印度的业务并没有受印度本身的影响，但这时候他们在美国的业务很差，还款压力增加，可能要去撤资，甚至把印度的资产变卖拿回美国。而中国较差的股票市场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中国本土的原因造成的。
第二个打击，最近出了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就是印度一家非常大的软件公司CTM暴露出欺骗行为。首先是因为它的股票市场价格下跌，价格下跌的话，它拿不出现金来，拿不出现金来的话，银行追讨贷款，过去有欺骗行为，可以用股票市场筹来的资金去还款，现在不可以这样去还款，所以股票市场的冲击暴露出印度企业界的一些欺骗行为。搞软件外包的业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里面，就是信任。
第三个打击，金融危机对印度的影响是印度很多的软件公司里头相当大一部分的业务是给美国的银行做，但现在美国花旗银行发生了非常大的问题，这也会影响它的业务。过去我们有人对印度的外包模式看好，我觉得并不是印度外包模式本身出现了错误，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如果你的经济亮点非常单一，那么你就会碰到宏观经济的风险。
印度经济增长源于效率
中国的投资占GDP的50%以上，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和平时代少见的。
时代周报：很多人批评印度有多种社会问题，你认为阻碍印度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黄亚生：比如说它的宏观劣势是基础设施差，公路、机场、铁路设施落后。但我自己觉得它主要跟中国相比的劣势在于微观劣势：
第一，印度文盲率高，在基础教育，如中小学教育，尤其是农村的教育方面更加差。它的平均人口文盲率达到将近40%，而中国只有9%。中国对文盲的定义是不能识别1500个汉字，而印度的定义是不能用本土的方言写你自己的名字，所以印度文盲率是严重被低估。而投资教育特别是农村的教育成本是非常高的，因为在农村人口比较分散，课堂人数比较少，师资的成本自然较高。
第二是男女不平等，妇女的地位很低，我觉得这是它非常大的问题。经济学统计证明，哪些国家男女关系更平等，哪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就更快。印度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一直到2000年以前，印度的妇女平均寿命要比男人短，在中国、日本、美国妇女肯定是要比男人的寿命长，在全球都是这样-这是因为印度这个社会对妇女非常歧视。现在有医学证据表明，如果是重男轻女的话，会先保证对男孩子的营养供给，女孩子她从小没有很好的营养，会影响她一辈子。
第三，印度的基础科研实力远远不如我们中国，但是我们发现它的企业技术应用能力还是不错的，跟中国差距不是那么大。现在很多印度的银行在偏远地区用计算机开展它的银行业务，而不是开储蓄所，这一点值得我们中国企业界学习。
第四，劳动管理过于死板，它的劳动管理非常死板，要经过很复杂的官方程序。而印度的《劳工法》是英国人给它设置的，当时的目的是要限制印度纺织业向英国出口，破坏它的竞争能力。而印度自己变成独立国家以后，竟然还加强了它自己的《劳工法》。
时代周报：既然印度的社会有那么多弊端，那它还能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应该有它的原因。
黄亚生：对。印度和中国比较，基础设施差，文盲率高，男女不平等，科研实力差，劳动管理死板，但它却能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这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们看到，印度的储蓄率低，因此它的投资率也被拉低，它的投资率只相当于中国的50%，但它的经济增长现在已相当于中国的80%，也就是说它的投资回报率和经济运行效率比较高。而中国的投资占GDP的50%以上，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和平时代少见的，而就算韩国历史上最高水平是1990年投资占GDP的39%，其后一直回落。这显示中国经济运行效率低，高速的经济增长源于大规模基础建设的投资，而印度则源于效率的提高。
也正因为此，这些年我一直担心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能否持续的问题。
中国金融体制歧视内资
中国在哪个方面都比印度强，除了金融体制；印度在哪个方面都比中国弱，除了金融体制。
时代周报：印度相对较好的金融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它对印度的世界级公司的诞生有什么影响？
黄亚生：印度1991年爆发”卢比危机”，有点类似现在的金融危机，印度即被迫进行金融改革，开始银行私有化和允许外资进入金融业。从银行体制上，既对外资，同时也对内资贷款。而它的世界级的公司也在这个时候诞生。
有效的金融体制会促进经济增长，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促进本土企业的技术革新和升级。世界著名的印度软件公司INFOSYS，在1981年成立，6个创始人毫无政治背景，上世纪80年代的收入才几十万美元，而贷款高达100万美元。此后在1993年孟买股票市场上市，成为第一批由市场定价的公司。上市给INFOSYS带来多个转折点，股票期权留住了优秀的人才，上市资金用于建立”INFOSYS校园”吸引世界级的人才，并提高国外企业的信心。如果印度当时没有进行金融改革，这家公司是成长不了的。
时代周报：印度吸引外资状况如何？相比印度，中国的金融体制有那些弊端？
黄亚生：很多国内的学者都会注意到印度吸引外资很少，只相当于中国的10%左右，且行业分布集中。而中国任何行业，甚至连豆腐厂都有外资。但印度的咖喱厂，却可以从银行获得贷款，所以不需要从外资获得资金。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1976年”文革”结束，从农村开始，银行体制是首先向外资开放，然后才向内资贷款。超前于印度的经济改革十三四年，而中国的金融改革落后于印度十几年。
在融资方面，中国的中小企业贷款困难程度在世界是相当靠前的。根据世界银行调查报告，中国80%以上中小企业、私营企业表示，获得贷款非常困难，与俄罗斯、乌克兰情况相似。而认为贷款非常困难的印度企业有50%，与马来西亚、泰国等相似。这说明中国从30年的计划经济改变到现在的市场经济，但是从金融改革来讲还停留在相当程度上的计划经济的水平。
对比中印企业，就会发现印度的本土企业家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长久的优势，而中国却被低效的银行和资金市场所掣肘。我从不反对吸引外资，只是希望民营企业能享受与外资同样的待遇。
中国今后20年能否建立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制，不在于外国企业是否愿意到中国投资，而在于中国的本土企业能不能自己站起来。
时代周报：为什么中国要优惠外资企业，歧视内资企业？
黄亚生：这个问题我无法准确判断，估计是我们过度地强调GDP，因为外资企业会带来大规模的资本，它的效应是非常大的，而内资企业需要长时间的发展才具备。如果我们重视就业和居民的收入，那么就会重视内资企业的发展，国内主流的经济官员也开始有此想法，因为内资企业提供的就业远大于外资企业。
在经济发展快的时候，仍然有不少民营企业家要到香港、海外上市筹资，或通过出让股本而不是贷款来获取资金，甚至被迫让外资企业收购，如凯雷收购徐工案，这都是限制内资企业贷款的政策所导致的结果。
时代周报：改善金融体制，对中国内资企业的发展乃至农民创业有重大影响吧？
黄亚生：对。如果中国也在上世纪90年代进行股票改革、金融改革，会出现十家世界级的公司，这个可能性会很高。
由于农民能够承包经营土地，因此农民应该是最具创业精神的。为什么美国金融危机对我们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根源还是出在农村问题上。
就从经济政策谈起，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村金融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90年代的农村金融改革没有延续80年代的模式。农村信用社的网点从1985年的40多万家，萎缩到1998年的9万家，这么广大的农村地区只有9万家网点能够提供贷款，农民的储蓄大部分是进入邮政储蓄，而邮政储蓄只能吸纳存款不能贷款。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金融改革，对当时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促进作用。
经济发展取决于良好体制
一个国家有没有高速公路，是这个国家经济成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时代周报：当下政府很强调今年要”保八”，也为此投入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你对此如何评价？
黄亚生：国内很多人，包括很多政府官员有一种观念，认为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硬件设施。经济发展或者是经济不发展，在我看来更多是取决于无形的因素，如制度设计、金融体制、法律体制。我们从这个观点来分析这两个国家。
在80年代时，印度的公路长度是领先于中国的，印度在英国统治下建设了很多公路，中国高速公路建设主要是90年代后半期才开始的，这得益于中国的经济改革。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GDP增长主要靠政府大规模投资在基础设施、城市建设上。由于不受舆论监督及土地私有权的约束，中国浪费了大量的、昂贵的资源用于建设毫无经济利益的摩天大楼和政府建筑，它们本应该投资于教育及医疗。这种高度依赖政府投入的经济增长对中国消费潜力造成了最严重的破坏，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度。
一个国家在软件设施方面具备优越的条件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有了经济发展才有了资源，有了资源之后才去建设高速公路。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有没有高速公路，是这个国家经济成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现在没有漂亮的高速公路，没有华丽的机场，但它的经济也能够成功。
经济起飞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有良好的软件设施，尤其是金融制度、教育等。中国普遍的看法，是认为现在面临的国际金融风暴，应该建更多的铁路、公路，进行大规模基础建设。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
黄亚生
华裔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
1985-1991年先后获哈佛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和政府学博士学位。1987年至1989年间任世界银行顾问，同时任教于密歇根大学；199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之后任密歇根大学助理教授；1997年至2003年任教于哈佛商学院，任商业、政府和国际经济副教授；2003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
曾获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奖、密歇根大学麦克阿瑟奖、密歇根大学教学奖。
著有《中国通货膨胀和投资控制》、《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出售中国：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金融改革》和《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等。（来源：时代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