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特朗普2017年1月上任以来，中美贸易问题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的焦点问题，而这一问题在今年有持续升级的趋势。6月底G20大阪峰会中美领导人会晤后，两国在贸易问题上摩擦的一度呈现缓和的态势。然而，8月1日，由于特朗普表示不满两国谈判进度，将从9月1日起对剩余的3,0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随后，8月5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美国财政部旋即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指责中国故意让人民币贬值，增加出口竞争力。虽然特朗普在8月13日表示将延迟对价值3000亿中国产品中的部分产品加征10%关税，日期从9月1日延迟到了12月15日，理由是为了不对美国消费者的“圣诞购物季”产生冲击。然而，中美贸易摩擦态势在G20大阪会议后急转直下的大趋势恐短期内不会改变，而且现在看来贸易战有可能向货币战升级。
但有迹象表明， 中美贸易战中，中国的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或者说是谈判筹码，在增强。而且有可能中国最大的筹码是和贸易战没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改善国内自己的投资环境和增强民营企业的信心。我一直认为如果国内有一个法治的、政治中立的投资环境，贸易战或者可能根本不会发生，或者发生了，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除了这个潜在的最大筹码，还有四个外部的原因促使中国的谈判筹码增加。
一、股市表现
虽然中美两国的股市，每次在中美贸易问题传出不好的信息或信号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但是区别是，中国的股市从来不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且大起大落是个常态。从心理上来讲，股市的表现不好也没有很高的成本。
在美国股市本身也不应该作为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但问题是特朗普自己把它作为重要指标。
在特朗普8月1日宣布9月1日起对剩余的3,0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美国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指数都出现了连续的下跌，这一下跌的趋势在人民币破“7”以后以及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后得到了持续。虽然8月13日，在特朗普宣布推迟对部分中国出口产品加税后美国股市出现了反弹，但是随之在8月14日又逆转了。在8月14日，美国道琼斯指数大跌超过800点，被认为是美国2019年 股市最糟糕的一天，而如果以跌幅点数计算，这还是道琼斯有史以来跌幅第四高。虽然这次历史性暴跌并不完全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但也有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下，各界对于全球经济悲观预期的因素使然。
可以说，股市对于中美贸易摩擦这样的重大问题是很敏感的，而特朗普又恰恰十分在乎美国股市的表现。根据雅虎财经的不完全统计，从特朗普2017年1月就任起，截止2019年5月，特朗普至少在社交媒体上7次评论美国股市表现，其中5次是夸耀美国股市在当日的优异表现。可以说，特朗普将股市的表现视为其在任的经济政绩的一个直接体现。特朗普甚至认为股市的强劲表现和自己的执政表现有直接的联系，他多次在社交媒体或采访中表达过这一点，比如，在2019年4月23日美国股市表现强劲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抱怨美国媒体非但没有将这一点归功于他，反而还在讨论弹劾他。
特朗普如此强调股市的表现，一是因为对于很多美国民众来说，股市表现比GDP的增长更加直观，二是因为美国股市在特朗普任期下，至少到目前为止，整体表现是不错的。根据下面Business Insider整理的表格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从标准普尔收益率的年复合增长率的角度来看，特朗普任期里标普收益率的年复合增长率高于50年代来所有总统的平均值，远胜于小布什，和奥巴马时代相当 （从统计意义上来讲）。
然而，如此强调股市这一直观指标和自己执政表现的直接联系是一把“双刃剑”。当股市好的时候，你可以借机夸耀自己的功绩，那么当股市遭受挫折的时候，你就必须承担双倍的压力。特朗普自己在2017年接受美联社的采访时，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将股市表现作为衡量自己政绩的一部分时，特朗普引用了一句谚语作为回答，“生于剑下，死于剑下。”（“You live by the sword, you die by the sword.”）这句话在这里可以被理解成为一句中国的谚语，那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美国以前的总统尽量都要避免把股市表现与自己政绩联系在一起。特朗普的愚蠢就在于他把自己心甘情愿地贡献到这个双刃剑的下面，这实际上就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完美的圈套。现在是他跳进去的时候了。
二、德国经济疲软，这可能是全球经济受阻的先期指标
8月14日德国公布了第二季度GDP增长数据，数据显示德国第二季度GDP出现了负增长，这让人们担忧德国会出现经济衰退（Recession）。宏观经济学对于经济衰退比较常用的定义是，在同一年中，一个国家的GDP出现连续两个或两个以上季度的下跌。事实上，在德国第二季度GDP的负增长在正式公布数据前的一段时间有关德国经济衰退的话题就已经开始讨论了。而根据德国市场研究机构捷孚凯稍早前公布的报告，8月份德国消费者信心先行指数为9.7点，比7月份下降0.1点，环比连续第三个月下降，这显示了德国国内消费者对于国内经济形势的消极预期。
很多分析师都指出，德国经济的疲软和中美贸易战是有关系的。长期以来，德国一直是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2年起，德国每年出口的产品或服务都占据GDP的45%以上。而德国经济疲软有一部分原因是受中美贸易战影响和自身经济下行压力，中国国内消费者对德国出口至中国的产品，尤其是汽车，需求的降低。
长期以来，德国经济是维系欧元区，乃至整个欧盟经济平稳运转的核心。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以及现有欧元制度的主要维护者，德国的经济与整个欧洲的经济紧密相连，事实上，欧元区GDP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在过去多年里和德国的GDP增长率的变化趋势紧密贴合。对于欧元区来说，在今年第二季度的GDP增长只有0.2%。根据目前公布的一些欧洲国家的GDP数据，英国和瑞典也都在今年的第二季度出现了GDP的负增长。
德国的疲软表现让人担忧这可能会是全球性经济衰退的一个先行指标。美国金融机构“既得利益”（Vested）的首席经济学家米尔顿·爱兹拉蒂（Milton Ezrati）就表示，“大家都说美国的经济无法在一个全球衰退的大环境下保持增长。那么，现在德国经济出现的不良信号可能就是一个全球经济衰退的信号。”
事实上，美国国内现在也出现了美国经济可能会被拖入经济衰退的信号。8月14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到了2年期国债收益率下方，这被称为“反转收益曲线”（ inverted yield curve）。“反转收益曲线”在经济学界被看做是经济衰退的前兆。在美国1955年后的每一次经济衰退之前，都出现了“反转收益曲线”。这个国债收益率的指标比股票市场的表现要远远准确得多。
如果出现经济衰退，特朗普难辞其咎。考虑到特朗普的认知水平，他还是应该模模糊糊明白这个道理的。根据Business Insider在8月16日的报道，虽然特朗普表面上没有表露自己的担忧，但华盛顿的内部人士透露特朗普已经开始担心社会对于潜在的经济衰退的预期会对自己寻求连任造成负面冲击。Business Insider报道特朗普甚至已经给很多商界人士打电话，希望他们可以公开给美国经济前景背书。这将影响他打贸易战的决心和策略。比如他将更追求解决贸易赤字而不是中国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追求短期而不是长期的解决方案。
三、美国商界的担忧
随着贸易战的持续甚至是升级，美国商业界对于特朗普对华政策将会产生微妙的变化。美国商界人士在最开始都不会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会不断升级。他们有一个信念：特朗普不是个疯子。
美国商业界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共识，那就是美国应该尽快结束和中国的贸易战。面对在对中国贸易问题上越发“喜怒无常”的特朗普，已经有数据表明了美国商业界的担忧。这种担忧是正常的，谁会确定明早特朗普会不会突然宣布把对中国所有产品的关税都提升至25%呢？普渡大学的金融学教授胡赛因·古伦（Huseyin Gulen）和亚利桑那州大学金融学助理教授米海·艾恩（Mihai Ion）在2016年发表论文，表示国内政治或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的加倍，会对国内季度投资数据造成8.7%的下降。在当前的贸易摩擦的背景下，美国国内的投资情况印证了这个研究结论。高盛集团的经济学家研究了美国70个行业的数据，发现2018年初当贸易紧张局势开始升级时，那些在中国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重最高的行业的资本支出显著下降。与之相对的是，在过去20年里，这些行业的投资相对较大。虽然高盛集团没有公布这些行业的最新数据，但我相信，我们有理由推测这些行业的投资还在下降。这都显示了美国商界对于中美贸易战前景不确定性的担忧。
我一直认为美国商业界对特朗普和对共和党有一种完全不基于实证，几乎是近于病态的支持。我一开始就认定特朗普是个疯子（请参照我2017年的公众号文章《特朗普是不是个疯子？| 亚生看美国》）。但是贸易战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已经有可能发生全面失控，美国商业界才开始明白原来这个疯子其实就是个疯子。“贸易战”完全不是空洞的威胁，或是小范围的施压手段，而是有可能全面爆发。也许对于美国商业界，人民币的破“7”是标志性的里程碑，因为它表明中国真的要“奉陪到底”了。“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对于特朗普来说，商业界的支持不是万能，但没有他们的支持是万万不能。
四、特朗普自己的政治时间表
除了以上三点以外，对于特朗普，还有一点很现实的因素需要他考虑，那就是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可以说，2020年的大选和以上三点是相关的：股市表现、经济整体表现以及美国商业界的整体态度都是会影响选情的。
距离大选只有15个月，再加上以上三点的压力，面对如此紧张的政治时间表，特朗普在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上的压力会翻倍。特朗普一定是希望可以在大选前就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有一个成果的，这更加会导致他会希望于寻求一个短期的、更容易达成的成果。
结语
中国如何解决贸易战，我们这些外人无法预测。我自己认为，中国可以做两件事：第一件是做和特朗普的偏好相反的事，就是做结构改革而不要在贸易平衡问题上做太多的措施。而且结构改革可以完全和贸易战脱钩，不用按照美国提出的时间表和议程去安排。
第二点实际可能更加有效。我认为，中国贸易谈判最大的筹码还是在自身内部，那就是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和民企的生存环境。中国应该通过体制改革来缓冲贸易战的影响，而不是只是去解决贸易战本身。一个政治中立、法治的企业运营环境将是中国最大的贸易谈判筹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