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讲明清笔记小说，大都激赏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而对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颇多微词。他们自有他们的说头，我则更喜欢后者。论思想内容，难以简单地用进步、保守划分高下。蒲作描画了许多活泼可爱的女子，对一夫多妻制却满口生津；纪书有不少“劝善惩恶”的封建观念，但许多篇什至今读来仍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像《民之四害》对吏、役、官之亲属、官之仆隶四种“无官之责、有官之权”的人的清醒认识，像《狐畏孝妇不畏官》对政治权威的人格感召力低下的揭示，像《余某》对滥施同情开脱罪犯的伪善的揭露，都说明纪昀既有古代知识分子的良知，也有优秀政治家的头脑。论艺术性，纪书虽不如蒲作有完整的故事和丰满的人物形象，但纪书用语平易浅显，接近白话，易读；“隽思妙语，时是解颐”，较轻快。
当然，《阅微草堂笔记》不像《聊斋志异》那样凝聚着作者毕生的心血，不过是一时遣兴抒怀而已。纪昀一生的主要事业不在此书。他在功名仕途上比终生潦倒的蒲松龄幸运得多。24岁中举，31岁成进士，入翰林院，45岁升为侍读学士，常在天子身边。论理政，他当过地方长官，两次出任都察院，三次任礼部尚书，还当过一段时间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最后当到协办大学士（副相）；论艺文，他多次主持全国大考，是《四库全书》这部大型历史文献的总纂官，诗文赋奏著述繁富，可谓一代文豪。嘉庆皇帝对他一生的鉴定是：“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纪昀生前的“恩宠”和死后的哀荣（谥为“文达”）在封建社会是没有几个知识分子可以幸逢的。
然而就是这个纪昀，在皇上的眼中，地位比供人玩乐的娼妓、小丑也高不到哪里去。他能受皇上“知遇”，是因为他明察人事，趋避有道，鲁迅曾称他为“世故老人”（不全是贬意）；他能够遇难呈祥，是因为他应变有术，善于保护自己。相传有一回他背后称乾隆皇帝为“老头子”被乾隆听到了，他以万寿无疆是为“老”、天下元首是为“头”作解释，才化险为夷，得保首领。据《清鉴》所载，乾隆皇帝一再南巡，民间怨声载道，纪昀沉不住气，找了个机会“从容为帝言：东南财力竭矣，上当思所以救济之。”不料惹得乾隆龙心震怒，叱之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在乾隆皇帝看来，文人学士根本不配参政议政，他们的使命只能是“润色鸿业”，点缀升平，插科打诨，逗乐解闷。
不仅一个乾隆皇帝，所有的封建统治者都是这么看待知识分子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早就指明了这一点：“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蓄，流俗之所轻也。”至于从事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如名医华佗，在封建统治者如曹操看来，不过是“鼠辈”、“小人”，弄死他们如同踩死蚂蚁一般无所谓。就是像诸葛亮、刘伯温这样大智大慧的知识分子，一度成为最高统治者的智囊，似乎一言九鼎，也终于被猜忌、被疏远，或左右掣肘，或含冤谢世。
纪昀们的悲剧在中国上演了数千年，自有必然上演的社会根源。不铲除这个封建性的根子，不论是谁，哪怕他智赛过诸葛，学富于纪昀，也逃不出玩偶或附庸的“定数”。
（杂文报，1989，7，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