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科学的世界概念：维也纳学派》发表80周年
根据通常的描述，维特根斯坦对维也纳学派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关键性作用，甚至被看作这个学派的精神领袖，虽然他本人并不能算作其中的一员。这种描述的来源主要是根据维也纳小组对《逻辑哲学论》的阅读以及维特根斯坦与该小组部分成员之间的讨论，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当事人对维特根斯坦个人影响的论述，如石里克、卡尔纳普、艾耶尔等人。然而，最新的发现和研究资料表明，维特根斯坦对维也纳学派的这种影响被人为地夸大了，或者说，他的思想对这个学派产生的影响事实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巨大。在本文中，我将从四个方面详细说明这个问题，并在最后阐明这种夸大对我们理解维也纳学派的历史地位带来的后果。
一、两个维也纳小组
根据经典的论述，作为逻辑实证主义发起者的维也纳学派是由石里克于1924年在维也纳大学组织的一个哲学讨论小组构成的。[①][1]53 的确，以石里克为首的这个维也纳小组是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发源地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小组完全是由石里克发起的。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的维也纳大学就已经存在一个哲学讨论小组，当代奥地利哲学家哈勒（Rudolf Haller）把它称作“第一个维也纳小组”，[②][2]57 斯塔德勒（Friedrich Stadler）则称之为“早期小组”(the proto-circle)。[3]146这个小组形成于1907年左右，核心成员主要有汉斯·哈恩、菲利普·弗兰克、奥托·纽拉特、理查德·冯·米泽斯等人，他们后来也成为石里克小组的主要成员。他们定期讨论哲学和科学问题，也讨论政治、历史、宗教等问题。与石里克小组不同，这个早期小组更注重来自奥地利和意大利的科学论和来自法国的约定论思想；他们的思想更加强调科学的社会功能方面，特别是纽拉特的观点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不是像石里克小组那样强调逻辑和认识论问题。
虽然石里克小组是早期小组的继续，但早期小组显然并不可能受到维特根斯坦的任何影响，因为在1906年，维特根斯坦还刚刚进入柏林的夏洛滕堡技术学院学习机械工程。当然，这并不是主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石里克小组在接受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之前，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哲学主张，特别是来自早期小组的一些基本观念，即以科学研究的方式处理哲学问题以及坚持在经验问题上的约定论主张等。
首先，马赫的思想对这两个维也纳小组都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知道，马赫是维也纳大学的“归纳科学的历史和理论”教席的首位教授，后来石里克被邀请加入维也纳大学也是接任这个教席。这个历史渊源使得马赫的思想成为早期维也纳小组和石里克小组的哲学正宗。其一，马赫在20世纪初的奥地利知识界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作为实验物理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以及生理学家、心理学家、科学史家和教育家，在整个奥地利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其二，马赫提出的关于科学的历史-社会和进化论观点，对当时的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改革等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他在自然科学陷入危机之时成功地战胜了机械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体系哲学，阐述了他关于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在一元论的科学世界观框架内得到经验地统一的观点。其三，马赫试图以科学的世界概念综合不同学科的努力，与他对科学的人文化努力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在他的科学世界观中，科学与社会正是在人文实践活动中得到了完美结合。这种关于科学和社会的理想观念，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奥地利的教育改革和社会进步。[3]109-111 所有这些都使得马赫成为维也纳小组的真正意义上的思想领袖。
不仅如此，马赫还直接与早期维也纳小组成员有密切的交流，几乎所有的维也纳小组成员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马赫思想的直接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维也纳小组成员接受了马赫的一些主要观念，如反形而上学的科学世界观、哲学的科学性质、经验主义与约定论的综合以及对早期实证主义的批判等。特别是，弗兰克把马赫的方法论看作逻辑经验主义的关键所在，并辅之以形式逻辑和公理化方法；纽拉特则坚持马赫所强调的在经验科学中的形式化和元理论的倾向，同时坚持马赫的反形而上学的经济原则。其二，维也纳小组成员根据马赫的观点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后来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观点，例如卡尔纳普对世界的逻辑构造以及石里克的普通认识论观点等。他们的一些核心概念完全出自马赫的思想，例如采用马赫的要素论的现象主义语言、在经验的基础上构造科学概念的分层系统，其中的基本概念就是马赫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时，他们还把马赫思想中的一些重要观念应用于社会和政治现实，如20世纪20年代的左派思想运动。其三，维也纳小组成员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也是在批评马赫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例如石里克最初接受了马赫的现象主义主张，但随后他放弃了这个主张，转而采用物理主义；同样，卡尔纳普也在接受马赫思想的同时批评了他的心理主义，在构造世界的逻辑分析中更多采用了数学的而不是心理学的方法。所有这些都表明，马赫的思想（而不是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才是维也纳学派哲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其次，法国的约定论思想对维也纳学派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今我们都熟悉的蒯因-迪昂论题，最早就来自法国的彭加勒和迪昂等人。在进化论的影响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科学界逐渐重视对科学史的研究，而迪昂等人更是把对科学史的研究看作科学思想研究的核心部分。法国约定论的主要观点是，第一，在假说系统之外并不存在任何的经验事实可以对两个不同的假说作出何为正确的判断，任何假说只有在其所属的系统内才能得到检验；第二，每个事实描述都依赖于我们借以进行描述的符号和规则装置的清单以及那些促使我们构造出该事实描述的目的。人们只能在一个概念模式之内谈论相对于事实的真假或方便性和舒适性；第三，我们经由知觉、猜测、相信、知道等等表露出来的认识态度不可能具有先天的特征。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根据我们的更高的目标来变更我们的任意的态度。[2]60-63
必须指出，法国约定论的这些观点对维也纳学派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可以说，正是法国科学家们的工作使得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经验与逻辑在科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同样重要的作用。这里的经验主要是指科学的实验，它被称作“真理的唯一的源泉”。由于实验具有的这种重要地位，因而我们就必须保证成功的实验应当是可以普遍适用的，这就要求我们一定预先假定了自然的统一性和简单性观念，由此我们才能确保实验的普遍有效性。而其中的简单性则是决定两个等值理论取舍的选择标准。这里的简单性正是逻辑的要求，这同样正是马赫的经济思维原则的要求。法国约定论者对经验和逻辑的双重关注，也带来了维也纳学派对经验和逻辑关系的倍加重视。
在法国约定论思想中，我们更应当看到迪昂的思想对维也纳学派的重要影响。与其他约定论者不同的是，迪昂更为强调整体论的观点，并由此成为整个20世纪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中整体论的主要思想来源。根据迪昂的观点，“第一，我们不能从一个理论中分离出孤立的假说，以对其进行所谓的关键性试验；第二，理论的真理性的检验不能通过检验单个假说的方式进行，因为只有作为整体的理论方可检验。只有个别的观察命题和属于物理学范围的命题才间或构成了例外。”[2]67根据哈勒的研究，早期的维也纳小组成员都受到了迪昂和其他法国约定论者思想的影响，其中特别是纽拉特的思想直接来源于迪昂和彭加勒的观点，他后来提出的关于科学统一的观点就出自迪昂的整体论思想，而且他提出的多种假说理论也是以迪昂和彭加勒的观点为基础的。由此可以表明，无论是早期的维也纳小组还是后来的石里克小组，他们的思想根源都是深深地置于马赫的经验主义和法国的约定论，而且这一切都是在《逻辑哲学论》出版之前发生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维也纳学派的思想根源应当是现代科学论和约定论的经验主义，而不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主义。
二、维也纳小组对《逻辑哲学论》的阅读
由上可见，早在维特根斯坦之前，维也纳小组就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哲学工作性质和范围，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哲学更应当被看作是现代经验主义的继续。然而，曾有卡尔纳普等人明确表示，《逻辑哲学论》一书的确为他们带来了新鲜的思想和表达方式，而正是通过对该书的阅读，使得维也纳学派最终确定了自己的哲学发展方向。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维也纳小组对《逻辑哲学论》的阅读真的改变了他们他们已经确定的哲学观念了吗？而且，这是一种怎样的阅读呢？
我们先来看卡尔纳普是如何描述这段历史的。他在自己的思想自述中有这样一段话曾被反复引述：“在维也纳小组中，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逻辑哲学论》中的许多章节都曾被大声地朗读和逐句地讨论过。为了理解该书内容的真正含义，我们经常需要作长时间的思考。有时找不到任何清楚的解释。不过我们仍然领会了不少内容并且进行了热烈的讨论。”[4]37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读出，对于维也纳小组来说，要理解《逻辑哲学论》“内容的真正含义”非常困难；他们甚至无法对该书的内容给出“任何清楚的解释”。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本书的确对维也纳小组成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但从消极的方面来说，这本书却使得维也纳小组产生了两极分化的局面：一方面是积极接受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如石里克、卡尔纳普、魏斯曼等人；但另一方面则是对维特根斯坦观点的质疑和拒斥，如纽拉特、费格尔等人。而对《逻辑哲学论》中的神秘主义观点，纽拉特和卡尔纳普等人则把它看作完全属于形而上学的内容。所以，斯塔德勒指出，“维特根斯坦本人及其著作分化了小组成员，完全否定了异常肯定的立场。”[3]201 就是说，在维也纳小组成员积极地接受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的同时，维特根斯坦本人似乎对这种接受采取了怀疑的态度。
谈到维特根斯坦对维也纳小组的影响，哈勒的下述说法集中代表了当代西方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看法：“在处理维特根斯坦对维也纳哲学家们的影响这一问题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如下事实：迄今为止人们并不十分清楚逻辑经验主义早期历史中的这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在这个问题上蕴藏着许多危险，人们往往将关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易致人迷误的断言原封不动地用在逻辑经验主义哲学上，或者相反，将关于后者的易致人迷误的断言原封不动地用在前者上。在这里，首先我们必须强调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维特根斯坦自己或者其《逻辑哲学论》在石里克小组的最初建立过程中起了作用；而且在其与石里克首次接触之前的数年中维特根斯坦似乎也没有明确地研究过石里克小组的任何观念。”[2]112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第一，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至少应当区分出对早期维也纳小组和对石里克小组：对早期小组而言，这种影响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对石里克小组而言，这种影响也是有限度的，我们不能用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代替石里克小组的思想。第二，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复杂性和神秘性，使得维也纳小组的理解始终处于模糊的状态：他们始终没有真正弄懂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至少在维特根斯坦本人看来是如此。所以，我们如今很难确定，维也纳学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维特根斯坦的思想。
历史地说，维也纳小组对《逻辑哲学论》的正式阅读开始于1924年，虽然有记录说早在这之前哈恩就曾讨论过该书，而且，来自哥廷根的数学家雷德麦斯特也曾在石里克小组上讲过该书的内容。[2]112 所谓的“正式阅读”是指，维也纳小组把该书作为他们共同的阅读书目，并在一起共同讨论该书的内容。我们知道，以石里克为首的维也纳小组开始于1923-1924年间，他们每周四晚上的聚会曾一度以《逻辑哲学论》为主要讨论对象。根据费格尔的回忆，正是雷德麦斯特最初提议阅读该书，当时积极附议的是哈恩、石里克和纽拉特。但早在该书最初发表在《自然哲学年鉴》上的时候，费格尔就阅读过该书，虽然当时作为一名年轻学生的他并没有真正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深邃思想。[3]202 同样，卡尔纳普最初也是读到该书在《年鉴》上的版本，但他当时并没有花费很大的力气对“其中某些相当模糊的公理加以透彻的理解”，所以他没有能够通读全文。[4]37 这表明，卡尔纳普当时并没有真正理解《逻辑哲学论》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维也纳小组在阅读《逻辑哲学论》的同时，也在阅读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和石里克的《普通认识论》。当时，《世界的逻辑结构》一书还没有正式出版，小组成员阅读的是卡尔纳普提供的打印稿。他们从该书中得到了这样一个基本观念，即逻辑句法是构成世界的主要方式。石里克的《普通认识论》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小组所有成员的充分重视，虽然其中一些成员强烈地感到该书与《逻辑哲学论》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费格尔就指出，“事实上，在石里克的认识论中就已经预示了《逻辑哲学论》中的某些最关键性的信条。”[5]5 费格尔给出的例子包括了：关于认识和体验的区分（即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可说的东西与仅仅显示出来的东西之间的区分；关于概念和命题符号的结构性质；关于真理意义的精致符合论观点；关于有效的演绎推理分析和重言式的性质；具有休谟主义色彩和反康德主义的经验论；对心理主义的拒斥等。这些思想在《逻辑哲学论》中都直接地或隐含地表达出来了。《普通认识论》初版于1918年，1925年出版第二版，这表明该书中的主要思想都形成于维特根斯坦之前，虽然石里克后来受到了维特根斯坦很大的影响。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出，维也纳小组对《逻辑哲学论》的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更加清楚地表述他们已经形成的一些哲学观念，因为他们在该书中发现了对这些观念的更好的表达。所以，虽然他们对书中的某些说法和观点并不完全认同，甚至并没有完全理解，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从中得到有利于他们的内容。换句话说，对《逻辑哲学论》的阅读并没有改变维也纳小组已经形成的哲学观念，也没有为他们增加更多新的思想内容。该书给他们带来的唯一好处是，他们的哲学观念得到了一种更为清晰有力的表达方式。
三、维也纳小组部分成员与维特根斯坦的讨论
我们知道，能够说明维也纳学派与维特根斯坦之间密切关系的历史事实莫过于该小组的部分成员与维特根斯坦之间持续多年的非正式讨论。这个讨论已经被当时的当事人魏斯曼较为完整地记录下来，并由麦吉尼斯编辑出版。[③][6] 那么，关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与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之间的关系，从这些讨论中我们究竟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信息呢？
麦吉尼斯在他为《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一书的编者说明中，已经清楚地描述了维特根斯坦与石里克、魏斯曼、卡尔纳普和费格尔等人的交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维特根斯坦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就是说，他最后能够与维也纳小组的成员进行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而不是主动的。这主要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维特根斯坦在完成了《逻辑哲学论》之后似乎并不需要再进行任何哲学研究，这在该书的序言中就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这里所陈述的思想的真理性，在我看来则是无可置疑和断然确定的。因此，我认为，问题已经在根本上彻底解决了。”[7]188 的确，他在返回维也纳之后就到了奥地利南部的小学校任教，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哲学界；而且，就在莱姆塞前往他的驻地邀请他重返哲学的时候，他还表示自己在哲学上已经无事可做了。1924年底，石里克写信给维特根斯坦，希望能够与他见面，但维特根斯坦似乎并不愿意与他会面。直到1927年初，两人的首次相见才得以实现。虽然维特根斯坦很快就接受了石里克，但他在最初却始终对这个陌生人抱有怀疑和犹豫的心态。其二，维特根斯坦似乎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对他人解释自己的著作是否有什么必要。这与他当时的思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在1926年之后就开始重新考虑一些哲学问题，但这些考虑与他的前期思想似乎并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就是说，他这时候的思想可以说是全新的。所以，在他看来，似乎没有必要再向他人解释自己在《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更何况他对其中的一些思想已经或正在变得陌生起来了。
当然，在与他的一些朋友的讨论和交谈中，维特根斯坦逐渐意识到了自己前期思想中的一些问题，并开始试图把自己正在思考的问题与《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联系起来，由此可以更清楚地厘清他正在考虑的问题。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最后答应与石里克、魏斯曼、卡尔纳普等人共同讨论的主要原因之一。[④] 根据麦吉尼斯的描述，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的交流开始于1927年，但从1927年到1928年的交流并没有留下太多地记录，除了与莱姆塞有关的数学基础问题之外。直到1929年底，维特根斯坦才开始与维也纳小组的成员进行相对稳定的交流和讨论，大约持续到1931年底。随后的几年中，维特根斯坦始终保持着与石里克、魏斯曼等人的关系，但没有固定的学术讨论，石里克1938年被杀和魏斯曼1938年移居英格兰，使得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的关系完全中断。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详细讨论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部分成员共同讨论的内容细节。我们更为关心的是，维特根斯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向他们解释了自己的前期思想？维也纳小组的成员们又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他的思想？
根据魏斯曼的纪录，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成员的交流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完全由维特根斯坦本人独白式的解释，另一种则是他对石里克、魏斯曼等人提出的问题的回答。从篇幅上看，前一种形式的内容占了绝大部分，而与他的对话者似乎只有石里克和魏斯曼两人。从卡尔纳普和小组其他成员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虽然维特根斯坦在1927年开始与小组成员接触，但到1929年初，他就基本上结束了与除石里克和魏斯曼之外的小组其他成员之间的联系；而且，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他与他们的交流是不甚愉快的，所以是他主动结束了与他们的联系。对此，卡尔纳普等人还深感遗憾。如今没有任何历史纪录能够说明为什么他要结束这种联系，但从其他人的回忆中似乎可以看出个中端倪。卡尔纳普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尽管我们和维特根斯坦在态度和性格方面的分歧是只是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来，但是我深知，维特根斯坦始终能够感觉到这种分歧的存在；并且与我不同的是，他一直为这种分歧所困扰。”[4]42 艾耶尔则认为，“断绝关系的原因之一大概是由于维特根斯坦认为卡尔纳普有剽窃之嫌。他总是害怕别人剽窃或歪曲他的思想，这种畏惧几乎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8]12 从我们可以看到的所有材料中得知，维特根斯坦的确在性格上有一些缺陷，他对他人的态度总是过于敏感，总是怀疑别人是否剽窃了他的思想。正是这种怀疑导致了他与卡尔纳普的断交，也导致了他与魏斯曼的最后分手。[⑤] 他与石里克和魏斯曼能够进行持续近五年时间（1927-1932）的讨论，其中的原因有两个：其一，石里克的个人魅力使维特根斯坦感到有了可以对话的对象，他认为“石里克是一个水平很高、理解力很好的对话者，是一个很有文化教养的人”。[6]5 而 “石里克本人无论是在哲学观点方面还是在性格方面都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乃至卡尔纳普抱怨说，“在以后的那几年中，我觉得，石里克在我们小组的讨论中有时似乎抛弃了他通常所保持的那种冷静和批评的态度。他在接受维特根斯坦的某些哲学观点和立场时不能通过合理的论证来为这些思想辩护。”[4]42 其二，魏斯曼从他们的讨论一开始就表明了要对《逻辑哲学论》的思想作出解释性的说明，并且在1929年预告出版《逻辑、语言和哲学》，作为即将出版的《科学的世界概念著作集》中的第一卷。维特根斯坦非常支持魏斯曼的这个做法，允许他记录整理他们之间的讨论内容，甚至向他提供一些自己的手稿。而且，当维特根斯坦得知魏斯曼将于1930年在一次会议上阐述他的数学哲学思想时，他非常高兴。事实上，他非常希望魏斯曼能够在各种会议场合宣传他的哲学思想。这些情况从另一个方面向我们表明，维特根斯坦内心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他从内心渴望自己的思想为更多的人所知，但又始终担心自己的思想遭到他人的歪曲或误解。正是这种矛盾心态导致了他在与他人相处的时候总是疑心重重，谨小慎微。
尽管魏斯曼对维特根斯坦谈话的纪录不能完全看作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思想的真实表达，但纪录的内容至少可以向我们表明维特根斯坦当时关心的主要问题所在。我们知道，石里克邀请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成员交流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向他们讲解《逻辑哲学论》一书的思想，由此解决一些在他们看来非常困惑的难题。但我们从魏斯曼的记录中看到的却是另外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与其说是维特根斯坦对他早期思想的解释，不如说是批判。还有一些东西是他早期思想中没有的，而正是这些东西引出了他的后期思想发展。
关于维特根斯坦对自己前期思想的批评，在魏斯曼的记录中随处可见。例如，关于对象的存在和基本命题的形式，维特根斯坦放弃了《逻辑哲学论》中完全以逻辑构造说明它们的方式，认为“对对象的整体理解就是最紧密地与命题的主谓形式相联系”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而“基本命题的逻辑建构与命题的逻辑建构没有丝毫相似之处”。[6]11 关于日常语言，他不再坚持必须使用逻辑的语言才能表达清晰的思想，而是认为“我们无须去寻找一种新的语言或者去构造一种符号系统，会话用语就是语言，前提是我们使它摆脱不清晰状态”。[6]15 关于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中所没有的东西，更是构成了魏斯曼记录中的核心部分。应当说，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的讨论并不是他向他们解释自己的前期思想，而是在向他们阐发自己最新的思想发展。“从小组成员和维特根斯坦的谈话记录，或许还有魏斯曼为了解释《逻辑哲学论》而于1930-1931年提供给小组成员以供讨论的那些论题中我们至少能看出维特根斯坦思想变化的某些个别的特征。”[2]117 哈勒甚至假定，源于维也纳小组的某些问题同样刺激了维特根斯坦的某些新思想。事实上，维特根斯坦本人就曾指出，他这时的想法“离《逻辑哲学论》的立场已经很远了，‘我今天已不赞同该书里的许许多多表述’。”[6]13 由此，麦吉尼斯推断说，维特根斯坦这个时候的想法似乎并不是他深思熟虑的观点，其中有些观点后来以更为准确的形式出现在当时正在准备出版的《哲学评论》之中。所以，麦吉尼斯提醒说，“要把这些记录视作为特根斯坦的观点的表达，必须非常谨慎”。[6]19
以上证据可以清楚地表明，维特根斯坦在与维也纳小组成员的交流中并不是在向他们解释自己的早期思想，而是在从事新的哲学思考，所以，后来的研究者都把《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一书看作他思想转变时期的重要著作，而从来没有把它归入《逻辑哲学论》时期。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很难说石里克、魏斯曼以及费格尔、卡尔纳普等人真正理解了维特根斯坦向他们传达的新思想。从他们后来的著作和文章中我们看到，他们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的更多的是这样一些观念，如对逻辑和逻辑命题的解释（逻辑陈述的本质仅仅在于其形式和结构）；关于经验命题的观点（被我们描述为实在的一切都可以使其他的样子）；关于哲学的本性和任务的看法（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的逻辑澄清，哲学的本质在于对语言的批判）。[2]118-125 显然，这些观念都是《逻辑哲学论》中早已阐述过的，而不是维特根斯坦在与他们讨论时阐述的新观念。实际上，只要仔细阅读一下魏斯曼留下的记录，我们就会发现，维特根斯坦在其中讨论的话题远远超出了《逻辑哲学论》，很多内容后来出现在了他的《哲学评论》、《哲学语法》以及《哲学研究》等著作中，例如，对空转的轮子的论述、对疼痛感觉的分析、对颜色的分析、游戏与规则的概念、对语句的理解等等。由此可见，维也纳学派并没有从与维特根斯坦的交流中获得他们所要的东西。
四、维也纳学派的宣言
在维也纳学派的发展历史中，1929年发表的《科学的世界概念：维也纳学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被看作维也纳小组倡导的哲学正式成为一种哲学流派的重要标志。由于它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就有必要考察一下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在其中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或者说，维也纳学派究竟如何看待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在他们的哲学中的位置。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宣言产生的过程。如今已经有很多资料表明，这个宣言的产生与1928年成立的“马赫学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哈勒的记载，在纽拉特以及奥地利的无神论者联合会成员的倡议下，1928年在维也纳成立了一个旨在传播精确科学知识的学会，这就是“恩斯特·马赫普通自然科学教育学会”（后简称为“马赫学会”），石里克当选为学会主席，哈恩、纽拉特、卡尔纳普等人当选为学会理事。学会和柏林经验哲学学会共同承担编辑《认识》杂志，该学会的目标是“将科学的活动当作是其努力的中心，它力图将不同学科的代表联合起来，以便克服暂时还存在于它们之间的那种紧张状态，当然首先也是为了达到统一的启蒙目的。”[2]85 由此可见，马赫学会的建立是为了实现维也纳学派的“统一科学”的理想，而这一理想则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相去甚远。这个学会成立不久，石里克接到了来自波恩大学的教授聘书。为了挽留石里克，马赫学会的理事会在1929年4月2日专门向石里克和所有理事成员传阅了一封带有私人色彩的信件，强烈表示对他离开维也纳所带来损失的担心。石里克最终还是留在了维也纳，由此，纽拉特和卡尔纳普等人（主要是纽拉特）就产生了为石里克撰写一个感激性文献的想法。这就是这个宣言诞生的历史背景。据称，该宣言最初是由纽拉特起草，后由卡尔纳普修订，费格尔也参与了修订任务。但无论如何，我们从发表的这个宣言中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纽拉特思想的明显特征。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维特根斯坦对这个做法颇有微词。[⑥] 他在1929年7月写给魏斯曼的信中，“告诫维也纳学派的人们，不要借这个机会而糟蹋自己的名声，……不要‘通过大话而使石里克和维也纳学派变得滑稽可笑’。”[2]87-88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事实上，维也纳学派正是由于这个宣言才真正为外部世界所知道，也才有了自己的所谓“名声”；因而，这里显然并不存在“糟蹋自己的名声”的问题。而且，我们从宣言的内容中也可以看出，这个宣言并没有包含所谓的“大话”，相反，它所谈论的问题都非常具体，从中得到的结论性断言也都是有理有据。更进一步地说，维特根斯坦在说这些话之前并没有读到该宣言，他不过是通过魏斯曼德转达而已；而且，该宣言是在他写信给魏斯曼一个月之后才正式公开的，所以，他对该宣言的详细内容其实并不知晓。所以，维特根斯坦对这个宣言的态度并不说明任何问题，而只能说明他对维也纳学派把石里克作为精神领袖的做法感到不满。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宣言的内容，看看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对这个学派的影响究竟有多大。首先，宣言强调了科学的世界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其中提到的主要思想来源不是维特根斯坦而是马赫，除此之外，更多地提到的是奥地利思想和科学传统中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维特根斯坦的名字仅仅出现在最后列举的代表科学史和哲学史主要倾向的名单中，他只是被看作“逻辑斯蒂及其对现实的应用”中的最后代表。其次，在谈到以石里克为首的学派时，宣言强调了学派的反形而上学主张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极大关注，而提到维特根斯坦的地方仅仅是在反形而上学的结果上，即引用了《逻辑哲学论》中最后一句话的一部分“凡事可说得都可以说清楚”。但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维特根斯坦的原话包括了两个部分：可说的东西是可以用逻辑的语言说清楚的；对不可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而在他看来，第二部分的思想比第一部分更为重要，宣言恰好抹去了第二部分的内容，这就使得维特根斯坦的原话变成了一个反形而上学的口号，这显然与他的原意是不符的。第二，维也纳学派始终认为维特根斯坦在反形而上学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摆脱形而上学，并把这看作是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与他们的哲学观念之间的重要分歧之一。[4]45 所以，宣言在这里引用维特根斯坦的原话用以说明他们的反形而上学态度，这恰好是与他们的看法相违背的。
在论述“科学的世界概念”时，宣言强调了逻辑分析方法在区分现代经验主义与传统经验主义以及拒斥形而上学中的关键作用，但它仅仅把维特根斯坦（以及罗素）的工作看作是对形而上学迷误的逻辑澄清，而不是拒斥形而上学工作的全部。事实上，在维也纳学派看来，他们的科学的世界概念应当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其一是经验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即强调“只有来自经验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建立在直接所予的基础之上的”；其二是“以一定的方法即逻辑分析的应用为标志的”，其目标是“通过将逻辑分析应用于经验材料达到统一科学”。[9]443 显然，这两个部分的内容都是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旨趣大相径庭的：《逻辑哲学论》从来没有强调过来自经验的知识，相反，他强调的是先天的逻辑对知识的重要作用；维特根斯坦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把逻辑分析应用于经验材料，而是把逻辑分析看作哲学的本质。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这个宣言并没有真正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或者说，宣言的作者们并没有强烈的意识要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作为宣言的灵魂。
最后，有趣的是，在讨论“问题的领域”时，宣言甚至没有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作为其中任何一个领域的主导思想，而仅在论“算术基础”时才提到维特根斯坦的名字，认为他关于化解逻辑学研究中三种主要倾向（即逻辑主义、形式主义、直觉主义）之间对立的想法，对解决这个问题“具有深远意义”，因为他与罗素共同提出了维也纳学派也赞同的观点，即数学具有同语反复的性质。此外，宣言中论述的其他领域的基础问题，都是维特根斯坦很少涉及或完全没有考虑的内容，这些内容大多出于纽拉特的个人兴趣，而并非完全为维也纳小组的其他成员所认可。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注意到，在宣言的最后部分“回顾与展望”中，作者们阐明的这种新的科学世界概念的本质，恰好是来自《逻辑哲学论》，而作者们在这里却完全没有提到维特根斯坦的名字。例如，“它并不提出特殊的‘哲学命题’，而仅仅澄清命题”，来自《逻辑哲学论》（4.112）：“哲学的成果不是一些‘哲学命题’，而是命题的澄清”；同样，“作为并列于或超越于各门经验科学的一种基础科学或普遍科学的哲学是没有的”，部分地来自《逻辑哲学论》（4.111）：“‘ 哲学’一词所指的东西，应该位于各门自然科学之上或者之下，而不是同它们并列。”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维也纳学派受到维特根斯坦思想影响的明显痕迹。但尽管如此，这种影响在维也纳学派那里仍然是有保留的，或者说并没有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巨大和深远，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毕竟是一种经验主义的现代形式，而《逻辑哲学论》中的哲学则更是一种以逻辑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形而上学世界。
五、影响及后果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维也纳学派事实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受到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巨大影响”（卡尔纳普语）。应当说，这两种哲学之间的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以至于卡尔纳普在其自传中强调指出，“如果断言整个维也纳小组的哲学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那是不正确的。”[4]37 哈勒也指出，“认为维也纳小组的思想完全是由维特根斯坦的学说决定的，这种意见并不正确。”[2]117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以为维也纳学派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巨大影响”呢？这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艾耶尔等人对维也纳学派的介绍。艾耶尔发表于1936年的《语言、真理与逻辑》被看作是首次向英语世界介绍维也纳学派思想的重要著作，其中他反复引用《逻辑哲学论》中的许多观点，并把维特根斯坦视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同路人。在他于1956年编辑的《哲学中的革命》中，艾耶尔更是把《逻辑哲学论》称作维也纳学派的典范。虽然卡尔纳普在他的自传中提醒人们注意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与维特根斯坦思想之间的区分，但他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重点推崇，更多的是使人们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即维也纳学派的思想是在他们阅读了《逻辑哲学论》之后形成的。艾耶尔就曾这样写道：“不管维特根斯坦多么不欢迎把他与逻辑实证主义联系起来，它作为哲学的一个发展，《逻辑哲学论》是负有某种历史责任的。”[8]226 这样，《逻辑哲学论》就与维也纳学派密切地联系起来了。
然而，这种想象中的密切联系带来的后果却是很严重的。首先，它严重地贬低了《逻辑哲学论》的哲学重要性，削弱了该书的形而上学意义。由于出自不同的哲学理念，维也纳学派对《逻辑哲学论》的解释更多地是从逻辑和数学的角度，把它看作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反形而上学的工具；同时，他们还对该书中表达的形而上学采取了或者回避不谈或者直接反对的态度。由于《逻辑哲学论》一书最初正是通过维也纳学派的大力宣传而在西方哲学界广泛流传，因此他们对该书的解读就具有了某种权威性质，也就更多地误导了人们对该书的理解。其次，维也纳学派的真实思想也因此遭到了很大程度的扭曲。我们知道，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思想来源是马赫的经验主义以及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逻辑哲学论》为他们提供的主要是反对形而上学的逻辑分析工具以及对哲学性质的重新理解。在这种意义上，《逻辑哲学论》在维也纳学派的思想形成中并没有起到关键性作用。然而，根据我们所认为的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维也纳学派的思想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形成的，这就歪曲了维也纳学派思想形成的真实情况，同时也误导了我们对维也纳学派思想的真实理解。
最为严重的一个后果是，由于把维也纳学派的思想与《逻辑哲学论》紧密地联系起来，因而，人们对《逻辑哲学论》的负面评价也就转嫁到了对维也纳学派哲学的真正理解；同时，随着分析哲学内部的发展，维也纳学派的观点逐渐为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和美国逻辑实用主义所取代，而《逻辑哲学论》的真正价值却逐渐为人们所淡漠，甚至出现了以《哲学研究》的思想去解释《逻辑哲学论》的所谓“新维特根斯坦学派”。所有这些都表明，任何试图把维也纳学派的思想与《逻辑哲学论》紧密地联系起来的做法，对其中任何一方都只能带来损害：因为他们在哲学旨趣上是完全不同的。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维也纳学派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受到的影响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巨大，在某种程度上，《逻辑哲学论》中的（至少）某些观点被维也纳学派“合理地应用于”解释他们自己的哲学主张，但同时，他们却抛弃了其中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最为重要的内容。另一方面，维也纳学派哲学本身也由于其与《逻辑哲学论》的紧密关系而遭到了误解和责难，这些都在维也纳学派的历史上留下了令人遗憾的纪录。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界出现了一种重新评价维也纳学派以及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倾向。在《科学的世界概念：维也纳学派》即将发表80周年的时候，还原80年前发生的真实历史，对于我们重新认识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和《逻辑哲学论》的价值，就显得非常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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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奥）哈勒. 新实证主义[M]. 韩林合译，商务印书馆，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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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英） Ludwig Wittgenstein und Der Wiener Kreis[M]. shorthand notes recorded by Friedrich Waismann, ed. B. F. McGuinness, Oxford: Blackwell,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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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英）艾耶尔. 维特根斯坦[M]. 陈永实、许毅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9] （奥）卡尔纳普等. 科学的世界概念：维也纳学派[M]. 载陈启伟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①] 相关的类似说法广泛地见于其他作者的著作，如（奥）克拉夫特. 维也纳学派[M]. 商务印书馆，1998.
[②] 韩林合把它译为“第一个维也纳学圈”，我认为，“学圈”的说法过于学究，且含义不清。我还是循因惯例，采用“维也纳小组”的译法.
[③] 该书被收入由Suhrkamp出版社1969年出版的八卷本《维特根斯坦著作集》中。中文版被收入由涂纪亮主编的12卷本《维特根斯坦全集》第2卷中，黄裕生、郭大为译，2001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④] 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属于个人心理上的，这就是维特根斯坦需要一种对他的个人崇拜的氛围。石里克反复请求与他会面，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他的自负心理；而维也纳小组的主要成员向他请教问题，这更是他作为思想权威的重要标志。因为他知道维也纳小组中的某些成员（如纽拉特）对他的思想持批判态度，所以他坚持不参加小组的正式讨论，而只与小组的个别人交流。这也反映了他更愿意做思想领袖而不愿意接受批判的心态。
[⑤] 如果石里克不是在1936年突然遇难，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与维特根斯坦的关系也不会保持终身的。
[⑥] 这主要是因为纽拉特是维也纳小组中对他的思想最为激烈的反对者。
注：此文曾在2008年11月举行的“维特根斯坦哲学与当代哲学”研讨会上宣读
原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