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曾指出，中国哲学历来缺乏清晰的思想。该观点在中国哲学界被视为对中国哲学的严厉批评。然而，冯友兰试图表明的是，更为清晰的逻辑论证对中国哲学研究极其重要，但大部分学者则基于此批评中国哲学缺乏严格的逻辑论证，中国哲学的整体形象似乎是只重感性、不重理性，只讲情感、不讲理论。这种错误印象的形成，源于对中国哲学的误解和系统偏见。深入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文献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哲学充分运用了语言分析方法，具有丰富的逻辑论证思想。
澄清对中国哲学的误解
首先是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与中国古代哲学关系的误解。逻辑学与哲学之间原本有着天然内在的思想关联。在西方哲学史上，逻辑与哲学的关系是合二为一的，这是解释西方逻辑学与西方哲学之间关系的进路。然而，在解释中国哲学时，人们总是想把两者分开，甚至有人反对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一部分，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即使没有古代逻辑思想也可以称其为一种哲学。这种割裂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与中国古代哲学关系的看法，就是一种对中国哲学本身的误解。事实上，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并非我们今天进行中国逻辑史研究时才确立的。
其次是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的误解。从学科建制来讲，由于中国学术界对“哲学”概念的原初理解是以西方哲学作为标准的，西方哲学概念框架逐渐成为中国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参照，因而有人就认为只有按照西方的哲学观念才能够谈论中国哲学。这种“以西释中”的理解方式，造成了中国哲学主体性的缺失。然而，中国哲学实际上奠基于独立的自我认知主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文化主体性，这也构成了如何认识中国哲学在当今世界哲学中独特地位的重要根据。
最后是对思想内容与推理形式关系的误解。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认为，强调形式化的东西就一定会丧失其思想内容；或者，若强调思想内容就可以不需要形式推理方式。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导致对中国哲学理解上的偏差，以为中国哲学缺失严格的逻辑论证。然而，事实上，中国古代哲学包含着非常丰富的逻辑论证。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论证
纵观中国哲学史，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论证充满了解释世界和社会的人生道理。例如，《墨经》六篇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宝库”，《庄子》《荀子》《公孙龙子》《韩非子》等，均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文献。
近代以来，虞愚先生的《中国名学》是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开山之作，奠定了中国古代逻辑学研究的基础。该书首论名学之要义，认为墨家的“以名举实”（概念）“以辞抒意”（判断）“以说出故”（推理）和荀子的“大别”“小别”都属于演绎逻辑的范围，而墨家的“以类取”“以类予”和荀子的“大共”“小共”则属于归纳逻辑的范围。这意味着中国古代哲学已经有了今天我们所说的演绎与归纳逻辑等思想内容。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将中国古典哲学的概念范畴分为自然哲学、人生哲学、知识论三大类，深刻揭示了中国古典哲学的逻辑系统。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建构，更是以实证考据和逻辑分析为主要工具，使得中国哲学逐渐成为具有自身文化精髓与普遍价值构建的世界性哲学形态。
中国哲学的分析特征
中国哲学史中蕴含着丰富的逻辑思想，而且中国哲学本身具有鲜明的分析特征。基于对“分析”概念的不同理解，中国哲学不仅应当是“分析的”，而且只能是“分析的”。“分析的中国哲学”应当是这种哲学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一，分析活动不仅是解析，而且是解释，甚至是“翻译”。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就是对传统经典文本的解释和翻译。在通常理解中，分析概念是一种分解活动，即把整体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其实，分析本身也包含了解释，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分解、拆析对所要分析的意义作出另一种解释。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解释活动也可以看作一种哲学的翻译，因而，哲学翻译也是一种分析活动。根据这种路径，中国哲学研究从其最初形态来看，就是对传统的古典文献或者传统的哲学文本的解释和翻译工作。当把分析理解为一种解释或翻译时，中国哲学本身就包含着翻译和解释，因而也就是一种分析活动。
其二，分析活动不仅关涉形式，而且包含内容。中国哲学研究是对名实关系的说明，也是对推理关系的展现。虽然在中国古典文献中这种推理关系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形式化过程，但当今的中国哲学研究则可以补充或澄清它们的形式化。
其三，分析活动不是对意义的原子式的或部分的澄清，而是通过部分而得到意义整体的过程。中国哲学研究就是追求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普遍的过程。分析活动的最终目标不是构成要素或部分的意义，而是通过对部分意义的解释而获得整体的意义。在当代分析哲学中，这种分析概念被叫作整体论框架。在这种框架中，我们不仅能够见树木，更要见森林；从树木到森林，这就是一个分析的过程，而不是综合的过程。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特别强调如何从特殊走向普遍，这就更需要分析的工作。
中国分析哲学的旨趣
中国分析哲学不仅是指发生在中国的分析哲学研究，更是指以分析的方式来对中国哲学进行研究。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它是对中国哲学分析特征的具体展现。第二，它是以中国哲学为思想资源的哲学研究。第三，它是一种具有中国哲学特色的世界哲学形态。当我们确立了中国哲学的普遍性，便使得中国哲学不仅是本土的哲学，更应成为一种世界性哲学。而要让世界各国的哲学家们理解中国哲学工作者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成果，就需要我们以分析的方式处理中国哲学问题，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中国哲学形态。这种哲学形态就是“中国分析哲学”，该形态可以成为世界哲学所能理解的一种哲学形态。
中国分析哲学形态包含的内容是对中国哲学问题的一种逻辑建构。这些中国哲学问题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第一，古代宇宙论和本体论问题：“道”“气”“势”“能”；第二，关于人生意义和永恒的问题：“易”“生生”“同”；第三，关于知识和真理的问题：“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第四，关于理性和直觉的问题：“悟”“感通”；第五，关于伦理和社会的问题：“仁”“和”“中庸”；第六，关于人类和世界的问题：“共”“天人合一”。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以及以诸如此类问题为对象作出对中国哲学的逻辑建构，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同时也为世界哲学的发展作出应有的中国贡献。
（作者：江 怡，系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