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在学术界、公共舆论中，中、印对比是热门话题。中国-印度论坛这两天在北京举行，中印两国学者从各个角度重提这个话题。这让笔者想起现代中国两位重要人物——储安平与张君劢——对印度问题的论述。

储安平专门研究过印度沦为殖民地与印度人追求独立运动的历史，著有《英国与印度（1600-1943）》一书，出版于1943年。储安平发现，“我们检讨20余年来印人对英斗争所用的手段，不出乎甘地所主张的‘非暴力’。”储安平认为，“印度民众之所以衷心迷信甘地的‘徒手抵抗’，一半因为一种宗教上的虔诚与感召，一半因为印度一般民众的知识比较落后”，所以只好进行非暴力抵抗。

储安平认为，这种做法效果不大。因为，“在民族的斗争中，科学的精神远较宗教的精神为重要，科学的效力大而且速。”所谓科学，其实就是运用现代技术生产现代武器，以暴力推翻暴力：“科学与组织既为西方征服东方的真正武器，如欲推翻这种征服，亦惟有运用科学与组织。”因此，他“衷心”认为，印度人采取非暴力策略，“并不能使印任获得独立。”

张君劢同样是现代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尽管他的重要性被长期严重低估。在储安平的书出版之前的1940年，张君劢写了一本小册子《尼赫鲁》，是印度独立运动另一领袖尼赫鲁的小传。张君劢充满信心地预言：“今距印度独立之日尚远，然有此三百万会员之印全国民会议，必能唤起三万五千万之同胞，使之共同奋斗，举英人统治而推翻之，有断然矣。” 在小册子的最后，张君劢又说：“我信独立自由的、光明的、强健的印度之出现，殆不远矣”。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张君劢的预言是正确的，储安平的悲观预言则错得离谱。1947年，印度光荣地实现了独立。两个有趣的问题摆到我们面前：储安平、张君劢为什么会作出截然不同的预测？为什么储安平的预言会失灵？

关键在于对甘地之作用的估价。储安平是现代的，他相信，只有依靠现代的实力，一个民族才能够获得独立。甘地不过是借助宗教迷信装神弄鬼而已，对于印度的独立，不可能起什么积极作用。既然印度独立运动由他领导，那印度就不可能独立。

张君劢却不这样看。早在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大论战中，张君劢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哲学立场：人介于物质与精神之间，精神是人的生命之本，生命的本质就在于不用以精神超越物质。正是基于这一哲学，张君劢既承认尼赫鲁所代表的现代精神对印度独立的巨大作用，但同时也对甘地大加赞赏。正因为他能够正面肯定甘地的作用，因而能对印度独立的前景保持乐观。

更有意思的是，张君劢还对甘地、尼赫鲁两人在印度独立后的作用提出了一些意见：“尼氏受近代科学上理性的分析的见解之影响至深，既与甘地之宗教或曰反理性的神秘的意态异，自难以共事一堂。然今后之形势异乎今日，国民会议将成为印度宪法政治之一环，则以政治问题属之尼氏，其关于印度教义者如不可触阶级之解放等，以之属于甘地。如是两人分工合作，而各尽其长，此我所望于印度政界者也”印度独立以后的政治、社会、宗教、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制度、政策，也正是张君劢所预言的，融传统与现代、宗教与理性、精神与物质于一体。

也正是这一点，导致今天中国学者及一般舆论对印度的看法大相径庭、甚至相互对立。很多经济学家及财经评论者相信，中国的现代化成就要比印度好得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及一般舆论却普遍认为，印度的制度、政策有很多可取之处，比如对待贫民的政策、福利制度及民主选举制度。

这种观点分歧的背后，仍然是观察问题的视角、或者说哲学的不同，也即，今天的我们其实仍然在重复储安平与张君劢的争论。用当年科学与玄学大论战的话说，根本的分歧在于，人究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一个人，如果他认定生命就是一团物质，获得和享有财富是生命的唯一意义，那他当然会把经济指标当成衡量社会好坏的唯一标准。如果他相信，人的生存固然不能离开财、物，但人的本质在于其精神、在于其心，则他当然就会在经济之外，关注其他问题，比如精神生活、比如人的尊严、人与人的平等、正义等等。这些东西确实不能用数字来测量，但它们对人的幸福却非常重要，甚至比财富更重要。

只是这样的争论恐怕不容易像储、张之争那样见错、对。但是，印度的确给今天已经有点迷茫的中国人树了一面镜子。是否承认人的生命之精神性，不仅关乎个人人生观之取舍，也决定着政策选择乃至制度安排的基本逻辑。

南方都市报，200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