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5•10”案不是“普通命案”

今天的南方都市报刊出对巴东县公安局长杨立勇的独家专访，这位局长称“5•10”案“是一个很普通的命案”。

然而，死者邓贵大曾经的纪委官员身份和后来作为镇招商办主任的身份；镇干部三人结伙来到“特殊服务很有名气”的场所；进得该场所向就正在洗衣的邓玉娇提出色情服务要求——无论叫“特殊服务”还是巴东县公安局创造“异性洗浴服务”；邓玉娇明确拒绝，回到服务员休息室，他们先后尾随而至，黄、邓两镇官吐出牛气冲天的“名言”：“不提供，在这里干什么？”“怕给不起钱吗？”用数千元钞票煽击邓玉娇的脸和肩，邓玉娇想离开，被邓贵大拦住“按在沙发上”，“邓玉娇欲起身，再次被按住”——两次“按住”的说法出自5月13日巴东县委宣传部主办的巴东县门户网站上的《巴东县野三关“5•10”案情初步查明》， 即使18日改成“推坐”，也掩不住一个基本事实：镇官们依仗官势压人，他们气焰嚣张、凶悍无理、以强凌弱、步步紧逼邓玉娇；而邓贵大掏出几千元来砸人和强行“购买”特殊服务，他妻子对钱的解释是，他平常爱好打牌，兜里面总装着几千块——这跟一个镇官正常收入呈巨大反差，加之邓贵大一行经常出入的这类娱乐场所主要靠公款消费养活……

以上种种，都触及社会最敏感神经：吏治腐败、弱女不堪凌辱愤而反抗……，使该案绝非普通命案。

二．局长高度选择性的定向解说误导案情

继某法院发明“诽谤政府罪”之后，巴东公安局又发明“异性洗浴服务”。前一发明将批评政府及其官员的人入罪，后一发明为行为不端、涉嫌强暴的镇官开脱。杨立勇局长接受采访时的说法更强化了这一点。

“特殊服务，或者异性服务，也许很多人理解为色情服务，性交易。但是这个案件当中，交易还没有发生，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定为别的，只能定为异性洗浴。”

——这段话要传递什么信息呢？第一，“也许很多人理解成色情服务”，耐人寻味的“也许”措辞，就使“特殊服务”的色情性质成了疑问。实际上此前警方第二次案情通报用的邓贵大三人“误以为”一说，已经把色情性质的“异性洗浴服务”当合法的存在，将官员来此要求提供这种服务视为理所当然。第二，“交易还没有发生”一说，无视一连串重要事实:邓玉娇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不提供特殊服务，是黄、邓二人强行纠缠，酿出祸端。选用这种措辞的实质是故意歪曲（此话出自公安局长，只能视为故意）邓玉娇跟邓贵大三人之间的关系，将三人对邓玉娇的强索说成“还没有发生”的交易。

“前期争执过程中，邓玉娇处在一个相对被动过程。之后邓玉娇进了休息室。”

——“前期”、“相对被动”的措辞可以用“险恶”来形容。既然有相对被动的前期，就有不被动的后期，而局长言下之意其实指邓玉娇后期是出动出击。而所谓后期，从上下文看，指“进了休息室”。然而，整个过程，邓玉娇除了离开、回避，还是离开、回避，直至在休息室第二次被“按住”（“推坐”？）在沙发上。这种咄咄逼人的情势下，不管操起什么东西，都是被迫的，而不存在什么前期相对被动，后期主动！如果一定要分个前后期，邓玉娇进休息室后的处境更危险。

可是，杨立勇甚至否认记者提出的“黄德智和邓贵大至少让邓玉娇感到了可能遭遇到的威胁，所以拔刀自卫”。但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邓玉娇准备从休息室出来，走在门边时邓贵大把她拉过来，再把她推倒在沙发上。”这情况说明，邓玉娇几次设法脱身而不得，却反复被按倒也好、推坐也罢，总之，是处在被至少两个男人暴力强制的状态。局长很应该对这局面作个合理推断：如果邓玉娇没有找到一个反抗对方的家什，接下来事态会怎样？

然而，局长没有按事态的发展逻辑推断，却对邓贵大尾随进休息室后拿钱煽击邓玉娇的脸、反复按住等一系列侮辱性、且实质的侵犯性举动作了令人目瞪口呆的解释：“我分析就是黄德智与邓玉娇发生争吵，邓贵大过去，跟他的同伴共同表达一种不满吧。”轻飘飘的“共同表达一种不满”，就把该案的关键情节淡化掉甚至一笔勾销了。于是局长便可以将“一，造成了死亡结果；二，邓贵大身中两处致命伤”作为认定邓玉娇“故意杀人”的“最直接的依据”。然而，局长口中两个“依据”不过是前述一系列情节的演进结果，勾销了要害情节，所谓“依据”其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三．不合理的推论搅混水

这位公安局长、还有一些法学家都在教训人们不要主观推测。但是他们自己却在罔顾事实下结论。“表达不满”一说就够离谱。的确，邓贵大已死，他们的要求也没有实现。对于该案定性很关键的一点，三男是否涉嫌强暴，在双方供词和收集旁证之外，根据案发时的情景、过程进行推演也有助于案情分析。

就供词看，鉴于案发后近十来天，一方被关在精神病院，四肢被绑在床上，与世隔绝，另一方获得充分回旋余地可以把证词朝有利于他们一伙的方向修改，甚至有串供、收买伪证的机会。人们有理由相信第一时间的双方供词应该比若干天后的更可信。撇开这点不谈，即使后来有两处微妙但重要的改动，要否认三人涉嫌强暴，从而否认邓玉娇行为的自卫性，也难。

是邓玉娇的强烈反抗终止了强暴，还是他们无此意图和行为，是邓玉娇要故意杀人或者误判情景而过度反应？这里有几个情况不能忽视：第一，邓贵大等人一开始就要求明确，邓玉娇的拒绝也很明确；第二，邓贵大等人不仅提了要求，而且付之一系列行动，除了严重的侮辱，还有对邓玉娇的尾随、强制；第三，尾随进入的是服务员休息室，是顾客应该止步的地方。在不容侵入上，跟私宅有相似处。黄、邓二人已经是一种侵入，不仅侵入，还以其身体力量阻止邓玉娇离开……综合这些因素，是强暴行为因邓玉娇反抗而未完成，还是邓贵大一系列行动不过是“表达不满”却因此被杀更合乎事实真相和事态的演进逻辑？有正常判断能力的人不难得出结论。

有意思的是，某些法学家也不顾案发场景、过程和情节，作令人费解的定向解释，把邓玉娇处境降格为仅仅承受侮辱，称侮辱可以是语言加身体动作，而且指同样的侮辱言行，因发生在娱乐场所，程度有所降低。能这样看低服务人员的人格尊严，着实令人吃惊。这且不说了，把尾随、按倒（或推坐）仅仅看成侮辱，也实在勉为其难。还一口咬定“对方不是强奸也不是杀人，而是对你侮辱，在街上有人打你耳光，打架、拉扯等等有侮辱的情节，你把对方杀了……”不顾前述若干事实而断言不是强奸，结论就过于轻率；至于拿街上打架、拉扯之类比附，则非常可笑。因为邓玉娇的处境跟街上打架、拉扯毫无可比性。她被困在一个无法求援的狭小室内空间，面对着两个一直在行动的男人。反抗最后造成一死一伤，可是，要求一个21岁的女子在那种情境下把握反抗尺度，不大现实。

对该案，任何忽视或回避邓玉娇当时处境的案情解释，都在使真相扭曲；抹掉一些情节、有意按预定方向下结论，更使案子面目全非。

2009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