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宗和）副校长、叶（德兰）教授、台大历史系的同仁及各位同学，包副校长介绍我时，我不免感慨。回头一想，我从台大历史系毕业五十三年，从硕士到现在也有五十年。1970年代，我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台湾到美国，因为当时有一股力量要把我们换掉，想想迄今已有三十多年了。如今，我每走过台大校园，常常感觉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以我今天七十七岁这个岁数，确实是要重新回想一下这辈子所做的事。
我一辈子做的事，就是读书与教书，想在知识这个非常宽大的海洋里，开拓自己的境界，整理已知的知识。数十年来，我始终在知识这个领域里挣扎，假如说「知识分子」是个志业的话，我可说终身投入了这个志业。我藉今天这个机会，向各位同学及母校的师长们，反省我自己的想法。讲题看来很啰嗦，前半是谈以中国为主的历史，后半则是谈未来的展望及其相关的难题。
古代的知识分子：从「巫」到「士」
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指的就是中国的「读书人」，这种人不在具体的工具层面想问题，而是在原则与理论层面上想问题。
在新石器时代，就有这种人出现了，他们的原型（archetype）是巫和觋。「巫」是男巫，「觋」是女巫，简单说，都是通灵者。这些人除了打猎、捕渔、采集果实、种植庄稼外，也许由于有特别的禀赋与志愿，使他们会在观察之中钩玄提要，想到吃饱外的事情，甚至自己也认为是通灵者。在人类文明初起阶段，世界各地区几乎都可以发现这种人的存在。
巫和觋这些人慢慢转移分化，成为第一阶段的知识分子。像中国的「祝、宗、卜、史」，即是掌管祭祀、占卜、记录之人。祝、宗、卜、史，从巫、觋这个专业阶层分化而来，他们可能是世俗性的，也可能是属灵的。商代卜辞中的国王顾问──「贞人」，就有着卜和史的性质，他一方面替国王解释占卜得来的答案，另一方面会对自然现象提出理论。商代的贞人们，既解释人事，也解释自然。他们用占卜的结果，集合许多应验或不应验的经验，因而提升了智慧。《易经》里的卦辞，部份可能是源自卜辞，兼有历史现象，如：「帝乙归妹」，是说帝乙把他的妹妹嫁掉了；「小狐汔济，濡其尾」，是说小狐狸过河，尾巴湿了。这是历史事实，也是自然现象。
我在《西周史》一书中，讨论过周代「史」这个职务的各种各样分工，包括：记录员、历史的编撰者、规劝政府……显示周代单单从管文字记录的「史」，已分化成更多的细项。这些从事「史」职务的人，从历史往事与人事现象中，归纳出许多原则。这些原则，不是为了专业实际的工具性，而是为了提升智能的水平。他们从历史中找到一些道理，找出哪些政治现象会引发哪些后果。「史」这些人在《左传》中有史墨、史朝……等，他们已经远远超过专业的技术性工作，从知识中勾勒出许多智慧。这些提升知识到智能的人物，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知识分子。
我并不是说，古代史官都是这样，能够做到这部份的也不过就是少数几个人。换言之，史官也罢，占卜之人也罢，都会从实际现象中钩玄提要，把问题提升到一般的通则，做为大家思考的提示。聪明的人，常是在灾害没有出现以前就提出警告；笨的人，当灾害来临时还不相信提出警告者所说的话。学历史其实很悲苦，永远在说些人家不爱听的话，几千年下来一直到今天亦复如此。
以上是中国的情形，世界上其他地区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事实上，重要的文明系统中都有类似情况。犹太教中有几类人有专业的意义，如《圣经》中称之为「法利赛人」、「利未人」者，前者是律法师，后者是礼节师。这两个字的中文翻译，不应加「人」，加了「人」变成族群了。另外还有些人被称为「先知」。伊斯兰教的系统中的乌拉玛（Ulama），可称为「教士」、「教师」，权力很大，可管理人生、指导政治、订出礼俗与法律。还有，印度教中的婆罗门，以及基督教、天主教系统中的天主教神父、基督教牧师、东正教僧侣等亦然。表面上，这些人的性质，都跟刚刚谈到的知识分子类似，但他们和政权的关系、和社会其他人的关系，在其各自的文明系统中其实都不太一样。也就是说，各个不同文明系统中的这些知识分子，有着类似的身分与角色，但他们在社会与政治相对关系的实际光谱上，却有着不同的位置，不能一概而论。今天的演讲，因限定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细谈其他的文明。
接下来的春秋时代，礼坏乐崩，封建制度倒下，很多知识分子从「王官」被释放出来。当时，亡了一国，就有一批公务人员被释放出来；一个贵族的领地被占领时，这个贵族的家属被灭掉，但贵族手下一大批祝、宗、卜、史会被释放出来。孔子是其中之一，他本身虽没做过祝、宗、卜、史这类职务，但他从许多掌握知识的人学到许多学问，成为当代著名的大学问家。孔子的弟子、同事，有很多是直接、间接从专业工作中被释放出来的人。这些人已不具备公务人员身份，不再由官方供养，为了重新获得长久扮演的角色，他们游离待雇，进而向世人提示所知所闻，警世告人。从春秋开始一直到秦汉，这些游离的知识分子，我们称他们为「士」。
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
北宋的张载，与王安石同时代。他曾说过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许，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四个方向或维度。
我在这里稍做扭曲，将张载所说的这四个方向，转化成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中国的知识分子，大致离不开这四种类型，而且这四种类型之间可以互通：有的人兼顾两个类型，甚至更多；有的人只在一种类型中做得很好，却顾不到其他方面；绝大多数的人属于某种类型，但未必符合他对自己的期许，更不要说是别人对他的期许。
第一类是「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释自然现象和宇宙意义，包括生命的意义、古往今来的意义等。张载说：天地本来无「心」，要人给它立个「心」。广大空间为「宇」，无时无往为「宙」，要人去解释宇宙，这属于理念的维度。所以，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学家。
「为生民立命」者，属于实践的维度。我把它扭曲解释成为一般人寻求他们生命的存在。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把理念付诸实践的执行者，也许是官员，也许是社会领袖。
「为往圣继绝学」，也属于实践的维度。他们想办法扩大并传承所学，总盼望后来的人能学得比自己更好。每一个教书的人，都希望自己学生学得比自己更好，就属于这一类型。
「为万世开太平」，属于理念的维度。我扭曲解释说，这类型知识分子能提出一个理想境界──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态度，盼大家往那个方向走，并且用这些理想来针砭、批判、矫正眼前所见不合理的地方。假如没有长远的理想目标，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好，也许就糊胡涂涂过了下去。当有一个理想境界悬在那里时，我们才知道距离理想境界还有多远。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可以是革命者，想把现有的秩序推翻，朝理想方向走去；也可以是改革者，认为现在不符合理想，定个方向一步步改好它。这些人无论做得好坏，其主要动力是把人类推向更好的境界去，而「更好」两个字，可以是吃得更饱或活得更快乐，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定义。
秦汉以后，政府的文官系统基本上是以读书人为最主要来源。偶尔有些征服王朝，会以马上英雄作为干部，但最常见的仍是以读书人担任文官。这些文官可列入为「为生民立命」的类型中。至于董仲舒，可列为「为天地立心」型，其天人感应系统是把当时所知的各种知识，归纳成博大复杂、几乎无所不包的解释哲学。这一系统的解释哲学，可批判之处很多，但董仲舒的努力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之前，也有过《吕氏春秋》、《淮南子》做过类似的解释工作，但规模之庞大，涵盖面之广泛，都没有超过董仲舒。当时《礼记》的〈礼运大同〉，提出一个理想的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境界，到今天还是做不到，几千来年，许多人打着「天下为公」的旗号，做着「天下为私」的事情。〈礼运大同〉这一章，就是我刚刚在第四个类型中谈到的理想境界。除了〈礼运大同〉，也有如「桃花源」等其他的理想世界。不论从大的社会或小小区，我们都曾经有个理想的境界悬在那里。
努力寻求、实现上面所提的四个维度，是知识分子自我期许的常态。有人努力于哲学的思考；有人在文官系统工作，作为「良吏」；有人在教学方面努力，作为「良师」；也有人想建设大同世界、桃花源。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在这几个维度里努力着。
知识分子努力的目标
凡是时势比较好的时候，例如开国之初，有些知识分子会努力于全盘性讨论，会投入解释新秩序，如董仲舒一类人物，即有着理想志业的第一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难或挑战时，抗议的第四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出现最多，如东汉党锢。东汉的读书人把儒家悬为理想，针砭政治的败坏、权力结构的腐败、皇权无限的膨胀、宦官挟皇权的作威作福，于是他们形成抗议运动，成千成万的学者投入其中，却都被禁锢――即历史上的「党锢之祸」。明朝的东林党也一样，一般读书人陶醉在科举制度下，只想过自己的生活，却有另一批人悬着儒家的理想针砭当世，起来抗议政治败坏，百死不辞。
当其他文化系统进入中国时，中国也会提出一些新想法作响应。汉末到南朝，佛教进入中国，挑战了中国的文化系统，读书人发现：中国习惯的王朝制度有说不通的地方；董仲舒那套，也有许多问题，不能自圆其说。于是，大家不断进行讨论：灵魂是灭还是不灭？精神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一个出家人既然已经出家了，是不是要向俗世君王敬礼？俗世君王可不可以统治不属于统治范围的出家人？这种情形，就是当一个已经固定了的大系统，碰到外面的挑战时，许多读书人会投入其中，参加辩论，去做这一非做不可的事情。
又如，唐朝初年，贞观、武则天时代到开元，政治清明，对外接触也非常多，老百姓过得不错，正如杜甫的咏叹，说人民富足，远游不必带粮食，也没有安全问题。但是「渔阳颦鼓动地来」，霓裳羽衣就必须停下了，从此唐朝一落千丈。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来，韩愈就开始讨论人生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没有更高的境界？这一波讨论，一直延长到南宋。唐宋的学者，建构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即后来中国的理学。南宋朱熹和明代王阳明，又把韩愈的系统加以精密重组，其中王阳明将中国思想体系重组成为一个精密的唯心论。由董仲舒到王阳明，可看出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理念的维度中不断努力。
在文官系统中做事，有没有好的人？历史上确实是有不少人宁可丢官，也要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读书人为官，成了「劳臣」，一辈子辛辛苦苦，只为完成任务。远的不说，就以我家迁到无锡去的祖先为例：他做了一辈子苦官，哪里有水灾、旱灾，就被派到哪里去。他以七十二岁高龄，在三伏天的淮河流域，踩在水里督导修堤，回到岸上还要放粮赈救灾民。他从二十五岁到七十二岁，辛辛苦苦一直工作到死前一个月。他官不算大，但一辈子做了他该做的事，到死不过得到「国之劳臣」四个字。此外，历史上冒死谏诤的谏官也很多。劳臣、苦官、谏官，都是文官系统中「为生民立命」的人。至于教书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学究教出了无数的好学者，许多平凡的私塾老师教出第一等视野的人物。曾国藩的老师，没什么名气，就属这一类人物。
因此，我说前述的这四个方向或维度，是中国读书人努力的目标。
为时代提出新解释
在王阳明提出新的思想方向后，有人提出翻覆前面大系统的思想方向。如李贽，提出高度的个人主义，基本上与儒家的群体结构主义相当悖反。又如王艮，提出理想小区，是小区共产社会，也与古来中国人想到的大同世界并不完全吻合。再如黄宗羲，他在《明夷待访录》提出来的想法，根本就是废掉皇帝制度，皇帝不必管事情，同时也设想了一个以读书人为主体的民间议会（学校），由议会决定政务，所有的诸侯与地方官员要听议会的话。这里提出的这三个人，都是在明朝末年的。
知识分子面对挑战的态度
到了清代后期，中国面临更为庞大的西方挑战。之前，中国曾经碰过许多挑战，有来自北方的武力挑战，有来自西方、南方和中亚的启示性宗教或印度宗教的思想挑战。此外，也不断有不同的经济体系引进来的物品与物产，造成经济上的挑战，像明朝晚年对外的贸易，就使明朝的经济型态有巨大改变。但这些挑战，都不如中国在十九世纪以后所面临的大挑战。这个大挑战，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度过。
面对这个大挑战，我们可以看一下知识分子的几个态度：第一，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并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对现实激烈的响应。他的《大同书》世界，其实有相当的革命性。第二，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要调和里外。第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政治理论综合了中西特色。我自己从未上过《三民主义》课，当我进大学时，政府曾经下令大学不必读《三民主义》。长久以来，我们把《三民主义》当成官学太久，有点看不太起它。现在回头想想，其实《三民主义》有些颇不错的观念，基本上比康有为与张之洞的观念要好，尤其是有考试、监察两权的「五权制衡」。中国的文官制度，以管理系统论，相当了不起。中国的管理系统，有两件事是西方的文官系统、公司结构到今天都还没做到，那就是：一、晋用人的客观性；二、运行时间中不断考核。我在读历史之余，有时替管理学院讲讲课，并将讲演的纪录出了几本管理学的小书，书中我特别提到中国的文官制度有相当特别之处，孙中山就能觉察这一点。
全盘西化的胜利
上面谈到的知识分子，或为时代提出新的解释，或是提出未来的理想世界，但等到五四以后，反而是以全盘西化这批知识分子得到胜利。五四人物和共产党当政以前的左派马列人物，基本上都是要把西方的一套系统全盘端进来。实际上，这两批人物都是「Intelligentsia」，不是「Intellectuals」。所谓「Intellectuals」是指那些在本社会、本系统之内，或做解释工作，或悬挂理想，或做良师、良吏的知识分子；而Intelligentsia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某一些人，他们意图将另一个文化整盘端进来，从那个花盆移植到这个花盆，从那一土壤移植到这一土壤。Intelligentsia原本指当年东欧学习法国的先锋人马，例如：波兰曾有一批人要全盘学习法国；彼得大帝以后，有一大批Intelligentsia出现，一如俄国小说《罗亭》（Rudin）中所描述。这些Intelligentsia，用心真诚，希望转眼就改革功成，但他们通常面临的情况是外来事务与本地土壤不适合，端进来的东西要不是削足适履，就是必须改变土壤，而不会去改植物。改植物，是橘移淮为枳；改土壤，就是彻底把土壤改过来，毛泽东就如此做过，结果失败了。
日本明治以后，也有大批的Intelligentsia带着像烟囱一样高高的帽子，学跳舞，没有女伴时就两个男人听着西洋音乐跳舞。日本汉字本来的词汇，也硬要找个西方词汇代替它。日本的「饭」，有二种字，一是本来的，一是「rice」。这都是intelligentsia搬运的现象，但整体来说日本是家里的部份不改，外面的才改。例如，日本人在外面是小职员主义，以下午五点钟为界，必须喝两杯酒才能跨过这界线，转成在家里的日本大男人主义。
当今课题之一：如何转变成新的知识分子
如何从Intelligentsia转变成新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这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严重课题。
从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维度，基本上都有了相当大的缺失。严格说来，我和在座的每一位，或多或少都是Intelligentsia。一百年下来，我们还处于移植阶段，没有真正主动悬出一个理想境界，整理出一套涵盖中西与人类的大系统。我们在做良吏的时候，没有想想搬进来的法律与自己的社会之间是否脱钩。最近大家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种种官司，就会发现一般人的常识判断与法律条文之间，以及当为与不当为之间，常常不符合。
有几位我非常钦佩的老师，不欣赏中国戏曲（例如京剧、昆曲），也不愿读中国小说。比如，胡适之先生热心改造，却没有认真地推敲中国文化资源何在？他似乎并不了解中国小说，也把小说定义得太窄了。虽然我对胡先生以及老师辈们心存感激，但为学术良心，还是必须把问题指出来。
那我们这一代，对西方文化资源有没有更深入的理解？似乎也没有。很多跟我同辈的学者，包括我在内，对西方文化资源都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没有认真去思考过。太多西方文化的拥护者与批判者，其实都不十分理解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太多介绍西方学派和理论的人，其实没有理解这些不同学派间的渊源与分合转变。以教书而言，我们都在介绍一鳞一爪，并没有追踪到基督教、希腊、罗马，更不用说埃及、两河与日耳曼传统。我们也没仔细推敲「后现代」何以是「后现代」？它有多少来源？有没有想到「解构」到底解的是什么样的「构」？「解构」的动机在哪里？如果对中国与西方文化资源这两个课题上，我们没有做过真正认真的思考与整理，那表示我们还没有转化成为新的知识分子。
当今课题之二：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
更大的难题是，我们面临的今日世界，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
以美国的学术界与同时代的欧洲学术界相比，美国学术界缺少知识分子。美国的知识分子在作家、记者与文化人之中，不在堂堂学府之内。学府里只见专业教师、专业研究者，他们只问小课题，不问大问题，也很少有人批判、针砭当代，更悬不出一个未来该有的境界。他们只看见保守与自由的对抗，却不再提问「自由」该如何从新界定？
一个医生在他专业的领域里，可以不自觉地做个好人与好医生，却没有自觉地去追问什么是「专业伦理」？去追问医药资源的分配合理否，是不是偏向有钱人？在美国，目前开始有些人在做这事情，医学院里逐渐有「medical ethics」这门课。我的侄女嫁给一个医生，他现在不行医，改读人类学了。同样的，在台湾有没有人问医药伦理这方面的问题？很少。除医药专业这一行外，还有其他太多太多的专业，但它们的专业伦理在哪里？经济学家的设想，是为了全民的均富，还是只为让富人更富？法律专家的思考，是为了保护全民的财产，还是只为保护富人的财产？今天一个个科学实验室，已成为一个个小的创收基地，人们只从创收着想。在台湾，我们有没有把「专业伦理」纳入国科会的评审条件内？国科会的问卷会问你「有没有专利权？」这对学人文的人而言，是啼笑皆非之事，因为问这个问题就是鼓励创收。
全球正经历巨大转变，知识已成为商品。像药学就是重要的商品，因为原料太便宜，卖的价格却又太贵。我每天晚上滴一滴的眼药水，这么小瓶，价格25块美金，里面百分之九十八是水，百分之二是药。二十五块美金的价格如何来的？里面有二十四块九毛九被实验室赚走。
知识已成为商品，也已成为权力的来源，掌握知识的人操纵市场。新的婆罗门（Brahmana）阶级正在出现。印度文明中，婆罗门以他们的知识占有一切特权，他们是贵种，其他人则是贱种。婆罗门最后是和拿刀拿剑的剎帝力（国王）合作，即知识与权利的结合。在今天，我们的「国王」是那些财富多的人，人人都向财富低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
对年轻朋友的期许
未来的世界，工具性的理性或许可以发展到极致，但其目的与意义却没有人问。未来的世界，颠覆文化的人很多，却没有文化的承载者。知识分子还有没有张载所期许的四个志业？
过了七十岁以后，凡是公开演讲，我都当作最后一次。今天的谈话，我心情非常沉重。在美国、大陆、台湾看到的种种，使我痛感事情的严重性。当然我不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演讲，盼望明年有机会能再次和大家同堂。如果明年不幸无法见到各位，希望年轻的朋友们愿意做傻瓜，承担痛苦，抗拒财富与权力诱惑。这就是我在母校努力的心愿，谢谢大家！
提问与回答
包副校长：现在开放提问，机会非常难得。大家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提问的时候，简单说一下你的学系。
问：许教授，很抱歉，来迟了点。我是公卫学院金传春教授。知识分子有不同的年龄层或不同经历，张载所讲的知识分子四个维度，为天地立心蛮难的，为生民立命也蛮难的，为往圣继绝学五十岁以后才可能做得到，为万世开太平更难，也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达得到的。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太高，而太高的理想反而缺少实务上可以达到的做法。请问，现在的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做，才可以切实地达到这四个维度？
许：谢谢你， 金教授。离上会谈话， 已经久违了。
我想妳确实晚了点进来，没有听到我的开场白，尤其我特别说明我是刻意扭曲张载的那四句话，把这四个维度说成四个类型。我说过，很少有人能做满四个类型，一个人做好一个类型就已经很好了。一个人要做到怎样的地步才算好？这要依他的机缘、才力等种种条件而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至少我们可以找一个类型来做，能够做多少事情算多少，如此而已。
知识分子的这四个类型或维度，分别是哲学家、实践的服务者、知识的传授者、理想境界的建构者。历史上，几乎不见全包四类的人物，我们凡夫俗子怎么可能全挑？孔夫子也未必全包四项，他在良师这个类型做得很好，但做官大概不会很好。
我并不是要拿张载的话批判每一个人，说每个人都要做得到这四个类型，而是说每一个人从四种类型里选一项，然后尽力以赴。我自己选的是做老师这一行，能不能为往圣继绝学，我不知道，但我尽心尽力做个文化的承载者。我的老师给我多少，我把它发挥得再多一点，传给下一代的学生，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我从三十二岁开始教书，到今天教了四十多年，我没办法说自己是很好的老师，但我尽力在做。至于针贬社会，是我另外期许自己要做的事。我一辈子的另一个副业就是替报纸写文章。2005年的圣诞节，我决定停写了，接下来的世界是年青人的，我离它太远了。离太远时，说的话可能会远离现实、不切实际。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如我，一大半身体已离开这社会了，因此从2005年起，我就停止写专论。在四个类型的工作里，我挑选了两个去做，如果今天我给自己打分数，恐怕连五十分都达不到，但限于我个人的才力，也只能如此。
教书这一行，当年我非常盼望在台大一辈子教下去。但1970年代，环境不容许我教下去，只好走开。走开之后，我不是不想再回来教，总有种种因素牵绊着，只好在外面东漂西荡。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喜欢做的事情和真能做到的事情并不一致，有种种局限。我完全同意你的话，人生高标境界，其实难达到，但我们应心向往之，虽不能至，还是应悬在那里，心向往之。自己做不到，可以告诉机缘更好、才力更高的下一代去努力。告诉他们：「你能做得更好，你该接下棒子。」我刚刚讲了差不多一小时的话，只讲了不到半打的历史人物，可见历史上见于记载的也不过就是几个人而已。我们怎能盼望学府里面与外面的人都能做到？所以，高的境界要悬在那里，当作遥远的目标。做事情，则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做，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量力是衡断自己的力量，尽力是努力去做。还有没有问题？
包副校长：金教授是公卫学院的老师，她对于人文方面非常关心。高研院就是希望多做些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对话。金教授本身也有相当的人文关怀。好，我们继续，请提问。
问：我是费曼科普读书会的约瑟。很不好意思被许教授说中，我读许教授的书也是从管理学那边开始看的。上个月，我向一个俄罗斯教授发问时，引用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1909~2005）的话，彼得．杜拉克说：「改变世界的不是科学，而是科技」，结果这位俄罗斯教授引用孔夫子「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回答，我吓了一跳。很多人都认为古希腊罗马、柏拉图的政治学之类的知识是世界公产，所以当我在英国发现西方文官制度是中国式的时候，反而会吓一跳。像这些移植的东西，因为年代久远，感觉就好像原生的一样。请问，这些制度的移植，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提供给我们参考？谢谢。
许：制度移植没有完全不变的，因为制度本身在原有的土壤上也会改变。你刚刚讲的中国文官制度本身，就有过很多的转折和不断的修改。中国文官制度是经由阿拉伯世界，先到地中海的几个城市后，再移植到英国。换言之，英国雇用文员的考试和审核制度，是从阿拉伯世界传过去的，而第一个接受者是英国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是私家公司，因此它的职员没有中国士大夫对社会那么大的影响力。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士大夫精神，一些人在外面批判政府不肯参加文官制度，一些人做官，但在里面做矫正者、抗议者，进退自有原则，该离开时离开，该抗议时抗议。这种士大夫精神，不但东印度公司没有，英国政府的文官制度也没有。英国的文官是专业者（professional），新加坡的文官也是，效率高、清廉度第一，但没有士大夫精神。就某方面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皇帝共天下，有相当大的一批官员，实际上是向皇权投降。但另一方面，也另有一大批知识分子，选择抗争。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清流浊流之争，在朝在野之争，和皇权的关系是亦分亦合，亦敌亦友，既合作又抗争，双方的紧张（tension）一直在那里。中国的文官制度，也曾移植到日本去。日本把整个唐朝的东西都搬过去了，一切唯妙唯肖，很多名称一样，但日本没有科举，也没有中国的谏官制度，因此日本的文官也是从属于政权，并不是独立的专业人员。
许多移植过的制度和原来的制度不会一样。刚刚讲的文官制度，中国文官有管皇帝的人──谏官，但美国或英国的文官系统都没有常设的监察权。例如，美国尼克松时出了事情，找不到人来管他，国会只好临时通过个法律，临时任命特定检察官来管总统。股份公司是我们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移植过来制度，看看今天各大小公司的信封或名片，都写着股份有限公司，但实质一问，绝大多数都是家庭企业，既非股份，也非有限。它们虽登记为股份有限公司，但权力结构、股权掌握，完全不是那回事。另如股票市场，在西方是一回事，在台湾是另一回事，我们的股票市场像赌场，与其原义不同。股票市场规定不许内线买卖，违规者要下牢判十年徒刑，走漏消息也要坐牢，但在台湾就可以做，如第一家庭。股市是资本主义市场合理性的一部份，但它本身在美国也正在败坏之中，如恩隆（Enron）公司出问题被判刑。
问：二十一世纪是信息时代。我最近碰到一位诺贝尔得奖者，问他：在信息的时代，胜者全拿（winner takes all），但这会面临结构性的问题，那就是M型的社会现象，也就是中产阶级不见了。我们会不会回到类似西方的中世纪？只有贵族与奴隶，武士是贵族的打手。您觉得应该怎样面对M型社会这个问题？
许：这的确是极大的危机。信息社会有信息公开的好处，但信息公开后被什么人掌握以及他们怎么用信息，则是另一回事。由于信息流动没有限制，人也在跟着流动，使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每个人都是孤立的。当我们变成孤立的群众，自然对抗不了掌握信息的团体。再说，我们已身在消费的社会，消费的社会是希望你用得愈多愈好，如计算机的软件、硬件几年就需要换一次，一换就整个报废，不报废则微软没钱赚。Linux一大群人，天天跟微软奋斗，还是敌不过，就因为微软的力量大，许多个别的用户没法去对抗它。消费社会的后果，是快速消费掉人类能用的所有资源，不管是天然资源，还是人类脑力的资源。
如今，我们都面临零碎化，变成散的、一个个无助的个人。这会引发种种问题，例如：自由的意义要如何界定？我们都很自由，没人能管你，但却是漂浮的，也是寂寞的。还有一大堆要界定的东西，譬如认同（identity），一个人有多重多面的认同，哪一个才是真的？戴上一个面具是一个角色，戴上另一个面具是另一角色，面对不同人时有不同的身分与角色。每个人，都孤立又有许多面貌，那我要如何认识这个人，如何跟他交流？
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美好的新世界？还是一个险象四伏的新世界？面对这逼人而来的情势，我们必须想想。如今，每当我一想到这问题时，背上一身冷汗。从一万多年前，人类开始知道种植、牧羊以来，从没有过现在这么大的危机。将来，或许会有更大危机的来临，譬如一个小彗星、小行星撞到地球来。可是目前的危机，有点像是人为的解体、社会的内耗，而我们已经看到它过来的身影，听到它脚步的声音。因此，这几年来，一有机会，我就提出这类的问题，要大家注意。
前天，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是朋友看了后很气愤转寄来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内容，是美国共和党期中选举募款会上一位捐款人的发言。这个有钱的人骂民主党说：「民主党没有资格讲公平，我做的就是最公平的事。我有本事赚你的钱，就是公平；我有本事把你弄得赤贫，就是公平。这是丛林律，从古到今，老虎吃羊就是这样。我是老虎，你是羊，谁叫你自愿做羊呢？我选择做老虎，就是我的公道。」这个富人的新伦理，竟然在捐款会上由富人自己公然提出来，并见诸于报章。我的朋友看了，气得发昏，发了一百封信，把这篇文章传给许多人。这件事告诉我们，大家不应只迷迷糊糊在专业的圈子里过日子，必须要重新问一问许多一向被认为是当然的事情。例如：人本身的定义是什么？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什么样的群体组合比较合理？合理的「理」字在哪里？公平，是谁的公平？是起跑点的公平，还是终点的公平？这许多问题，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同仁必须一同去想、去回答。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超越同仁们今天发表两篇或是三篇文章，也超越SSCI上面得到的数目字。
问：我是黄启江，在美国教书，来台大访问，非常高兴有机会听到许院士的演讲。我向许院士请教的是，讲题「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中，两者的关系是对立还是承继？另外，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文官制度里的人，虽有谏官，但也有许多人没什么灵魂，西周时的孔子与很多知识分子都批评过。西方也一样，文官制度里的人，通常都不是那些可以称为合格知识分子的人物。张载那个四个维度，是不是因为进入文官考试制度的人都没做到，因而他才提出来？
许：我说过，我稍微扭曲了张载的话。张载「为生民立命」的「命」，不是过日子的「命」，而是另外一套，此刻不去讨论。知识分子这四个类型，只要有一个人在一个类型中尽到力，这个类型就存在。中国的文官官员，有很多只怕底子不红，不怕良心不黑，而且这种人绝对超过大半数，但毕竟有些人确实在做事，只要有若干人在，典型就存在。
中国知识分子这四个类型所涵盖的面，在世界其他文明系统中确实罕见。犹太从以赛亚（Isaiah）以下的先知，是针贬批判者；律法师则是服务的人，他们没有理想国，因理想国是上帝的事情。犹太教的继承者──基督教，其理想国一直要到汤马斯‧摩尔（Thomas More, 1478~1535）才写出来。耶稣基督提出来的理想国，是从犹太教的悖论。但等到基督教成为大的教会后，也没有人再提理想国了。一直要到启蒙时代，世俗世界提出新的境界，才有一波又一波的革命。我认为，犹太基督传统中，因受神学约束，理想国和宏观宇宙解释这两部分确实是比较少。当然，现在有很多大学，在神学大圈圈里做了很大的改变，但上面一神信仰的铁帽子框在那里，仍脱不出去。东正教的僧侣是俄国的官员，很多东正教官员比贵族、武士们要高明得多，但是，刚刚讲的几个境界，东正教的僧侣几乎都缺少。回教的教士，站在教内批判政权，甚至主导政权，权力比中国儒家文官的影响还大。今天伊朗的教士会议，可以否决宪法，但这种权力是为了维护其宇宙解释系统，他们不在乎未来理想，也不在乎服务人民。「继绝学」，他们绝对有，但不容许悖反。
我借张载的四句话，做为培植全球文化知识分子努力的四个方向。不只是文官，今天社会上的文化界、舆论界人物，甚至文学人、艺术人，都可以参加这个工作。将来知识分子努力工作的方向，至少有四个，甚至更多，参与的人也不止于「读书人」，范围宽得多。我们要认真地去找这些工作，自觉地去挑这担子。
问：我是大学部的学生，对政治不很了解，我的感觉是现在台湾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制衡力量。西方社会，例如英国，有很强大的学术力量或反对力量，可是在台湾这力量很不一样。我好奇的是，是民族性的原因还是以前的政治影响，让台湾的制衡力量不见了？
许：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不愿意用「民族性」三个字，因为「民族性」有推诿的功效，把问题推到一个无法解释的事情上。我觉得台湾今天的现象，跟美国或全世界很多地方一样，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内涵与内容严重衰退，我称之为「庸俗化」。
民主政治里，除了代表一部分人群及其利益的政党人物，另外也应有一种思考问题的意见领袖（opinion makers）。政党人物与意见领袖，都是专业的政治人物，他们有一定的训练，有一定的稳定性。他们先思考问题，再把问题抛给大众，以政党的政见向选民投标，然后由人民选择。人民做选择时，是以自己的利益与福祉来做衡量标准。媒体，则是讨论问题的论坛。在台湾，政党操作情绪，不谈政见；读者也不用媒体来讨论意见，媒体则跟着读者降低质量，渐渐失去论坛的功能。台湾有些报纸，一张照相占三分之二页，就是因为读者不读文字。另外，台湾特殊的地方，是有族群、语言群、本体性等先设的立场。当这些名辞一出现，所有其他的考虑都靠边站，人民做选择时不考虑政策的好坏，而是考虑到候选人讲什么话，代表什么人。这时，人民的选择是不理性的，是情绪化的。台湾民主的坏，就坏在大家凭情绪和凭自己预设的立场去投票，政客们更是变本加厉在操弄这种东西。前阵子，看公视台北市长的辩论会，那根本不是辩论，三个辩论者都该打不及格的分数，找年轻学生讲得都比他们高明些。
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意见领袖愈来愈少。我在一九五七年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某地区某家的老太太，热心公益，在菜场贴个小公告，说我家几点到几点喝咖啡。她的朋友去了后，就开始讨论问题，讨论不得要领时，再找个专家去讨论，以形成他们的意见。谁是共和党，谁是民主党，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喝咖啡时应去谁家喝。这种情形，在今天的美国城市里已看不见了，如今大家意见分界的非常激烈，见了面都说不要谈政治，只谈天气。后来，大家也不能谈天气，因为天气好共和党才愿意去投票，天气不好民主党还是愿意去投票，既然天气好坏和共和党、民主党的利益有关，所以大家最后连“天气”也不能谈。这都是民主政治制度庸俗化的后果，而政客也有意在操弄庸俗，愈庸俗愈对政客有利。布什是最大的庸俗者，阿扁只是小布什而已，小巫见大巫。有位同学问政治上的问题。如何去改变？一个人改变不了，但是如果我们一群人在投票时讨论讨论，可以讨论那些政治人物预设的立场有多少合理性，讨论哪些政治人物真正值得我们选贤与能。
问：我是历史系大学部的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兴趣，可是令我感到困惑的是，当我放下书本看到实际生活的时候，不论遇到的人或事，似乎都显现不出文化传统的脉络。当传统的文化遇到现代化的文化冲击时，是不是都变得如此脆弱，不堪一击？传统文化要如何去面对现代化与世界化潮流体系的冲击？
许：你所见的今天，是不是你所读到的传统中国？这可是个大问题，因为中国近代的菁英，绝大部分是西化的菁英。中国真正深层的文化传承，到哪里才看得见？我学考古学，常去考古遗址，曾连着十年跑穷乡僻壤，前几年我跑不动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就在这些穷乡僻壤里。在穷乡僻壤，可以看见最丑恶和最教人感动的东西，只是平常大家不去看或看不见。其中，最教我感动的深层文化，是我在山西朔所见，窑洞里一家人的举止应对，无不得体。
今天的台湾，经过好多重的变化之后，离传统中国有相当大的距离。在这里，中国文化的深层部分从开头就没有移植得很透，又在一步步的转变中不断被伤害，弄得所剩无几。今天的大陆，亦复如此，沿海城市已经都西化了。
台湾展览、演出的文化活动很多，但是对观众、听众做认真阐释和讨论的几乎没有。举个例说，我在美国住的城市里有个歌剧院，歌剧院常常客满但年年亏本，因为它花费太大。歌剧演出有季节，演出之后会有无数的大、小讨论会，讨论演出的经过，也讨论某一场音乐、某一场故事。在台湾，我没看见这些。只有一次让我很感动，那是我跟白先勇两人推广昆曲时，他生病了，找我做他的帮手，当时新舞台里面八百人，外面两百人，令我相当感动。但我相信那是白先勇的号召力，不是昆曲本身。白先勇叫大家看《牡丹亭》、《长生殿》，看的观众有没有讨论音乐里面与文学价值之间是怎样勾连起来？很少很少。
再以小说论，传统古典小说《红楼梦》，今天有几个人不单单是看了书，而且还会找会一群人抬杠抬到半夜三更？又如，自己看了一本好书，是否可以抓一群朋友讨论。我高中时，同班同学为了屠格涅夫小说中「罗亭」这角色，分成好几群对吵，吵了好几个月，大家都拿「罗亭」当镜子来反映自己。今天的高中生看不看这类小说？会不会把它当镜子照见自己，以显出自己的苍白、肤浅？那时我们苦苦争辩，吵得发昏，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还把小说的这个角色记得清清楚楚。
总之，台湾有文化活动，但都太过商业化、庸俗化，台湾并不真正具有文化本身孕养、成熟的环境。多少年来，台湾富足了，富足之后，应当教之，但我们没有做到。我们教育制度上有个大缺陷，就是太看重考试，只为考试过关，而没有培育养成一个人对自己四周事务的关怀、欣赏与批判。这部份，不单单是历史教育要负责任，所有各行各业、各层各级都要负责任。我希望大家共同从这方面努力，很多事应先从周边做起，这是可以做到的。
问：请问许教授，我们有什么优势是承接文化而来？
许：我们有优势，也有弱势。从中国历史上来讲，优势就是读书人本身一直有的自我期许。这一点，今天的美国没有，欧洲还有。自我期许，是立志、许愿，做得到做不到则是另外一回事。要自己先想想，能不能在一辈子志业里多花点心思，把我的事业与这方面的工作融合在一起做。举例来说，今天我可以挑一个考古学上最近发生的事情来讲，我会讲得非常愉快，你们也听到了考古上一些新的讯息与新的解释。但我为什么要挑这个讲一次苦恼一次的题目？因为我立了心愿，要做这件事，这个心愿跟我一辈子读书是配合在一起的。希腊神话的薛西弗斯（Sisyphus）推石头上山，石头推到山顶上，又滚下来，薛西弗斯再下山去推。这是上帝给薛西弗斯的处罚，他必须一直推，一放弃就永远失败，当他推到山顶那个俄顷之间，石头确实在山顶。这是锲而不舍的一个巨大的批注。如果世界上无数的薛西弗斯立下这志愿的话，这一代不成，下一代不成，子子孙孙再接下去！慢慢做，一点点做，尽力而为之，如此而已。
包副校长：非常谢谢许院士。许院士今天谈的是知识分子，他语重心长，本身也展现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面貌与内涵。一个知识分子，不仅应拥有学识，更重要的是他的风范。刚才许教授也特别提到，知识分子有时候是很孤独的，从古到今很多知识分子都不见容于当道，但扬名于万世。同学们很年轻，未来都可以成为有深度的知识分子，我们也应以此为期许。我记得许师母说，许院士一谈到学问，精神就来，不管是责任感也好，还是他心里热也好，可以跟你谈很久，但是若谈到学问以外，那许院士可能要打瞌睡了。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许院士在学问上的执着与追求。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谢谢许院士。
许：希望将来还有机会跟各位谈话，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