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识形态主导型新闻业

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是指人们将一套学说或原则提升到国家专政的层面上，对全体国民实施强制灌输，并将这套学说或原则作为约束人们和社会行为工具的文化专制主义。一般来说意识形态都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将一般学说思想上升为国家学说，借用国家力量实施强制灌输，并以此作为统治工具；其二，自奉为绝对真理，形成真理垄断，并以此去排除和肃清任何其他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想；其三，自命能够预见历史和未来，假扮神明或先知，对一般群众进行恐怖性、欺骗性的精神统治。意识形态的雏型在历史上早已有之，形形色色的神学宗教观、君权神授观都曾经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只是到了近现代，一些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意识形态才开始出现，它们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和复杂演变才呈现出各自真正的面貌。斯特龙伯格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中总结了从1815年到1848年在欧洲出现的几种主要的意识形态，他说：“从1815年至1848年，各种社会和政治的意识形态成为欧洲各地思想界的主要关注：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及一些地方的民族主义。”[1]在斯特龙伯格看来，民主和各种政治经济学说也是西方社会早期的意识形态。

但是从1815年以后经过整整一个多世纪的血腥洗礼，真正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学说寥寥无几，其中纳粹主义和由列宁而至斯大林时期发展起来的阶级专政学说成为最为主要的意识形态。希特勒纳粹意识形态实际上由两种看似不相关联的核心学说构成，其一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极端专制主义，企图借此全部摧毁自由民主制度，迫使全体人民统一思想、服从领袖；其二是种族主义，为了统一思想纳粹希特勒故意制造出一个敌对群体，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政策。“对于大多数的希特勒分子头目来说，种族是一种信仰，而不是政府的单纯的行动，这种无法论证的和不可理喻的信仰对他们来说有着信条的价值，正是这种信仰使希特勒主义在历史上所有专制政治和独裁中，占有与众不同的地位。”[2]

在这样一种极端意识形态理论的主导下，希特勒德国的传媒完全沦丧为鼓吹战争侵略，叫嚣种族灭绝，无耻吹捧领袖的宣传工具。苏联阶级专政学说源于马克思的某些思想和论述，但是它绝对不是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思想。纳粹意识形态和极端阶级专政意识形态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中曾经是如此的水火不相容，但是其实二者有一个实质性的共同点：它们都相信有一个优等的人种或阶级可以去统治、剥夺另一个阶级，在希特勒那里，那个优等的种族是日尔曼人，他们有权利去剥夺犹太人的财产、精神，甚至肉体，而在斯大林那里，那个优等的族群则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他们有权对其他阶级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熊彼特也认为斯大林政权其实已经具备了法西斯主义的许多特征，他说：“事实上，斯大林政权本质上是军国主义专制政权，因为这个政权以单一的严格纪律的政党统治国家，不允许新闻自由，它具有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明确特征，并剥削群众。”[3]纳粹意识形态的追随者们坚信有一个优等的人种可以去统治、剥夺另一个阶级，在希特勒那里，那个优等的种族是日尔曼人，他们有权利去剥夺犹太人的财产、精神，甚至肉体，在这一套极端意识形态的说辞之下，整个新闻传媒业被国家所垄断，新闻传媒的领导权则悉数置于那些所谓优等族群的操控之中，而与之相关的一整套新闻理论也被构架出来。

二、纳粹意识形态及其新闻传媒业

纳粹意识形态中谬见的核心是种族主义，纳粹种族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要将犹太人、吉普赛人、斯拉夫人、亚洲人以及其他所有有色人种，也就是所谓的劣等种族从精神和肉体上悉数灭绝，建立一个以雅利安民族为核心的所谓全新超人种族。希特勒从其执掌德国政权开始便首先通过各种立法去排挤、打压和迫害德国境内的犹太人。据统计从1933年到1939年间纳粹政府共出台了400多条反犹法规，这些法规涉及到对犹太人的法律界界定，将犹太人清除出司法、律师、医师、教师、新闻、艺术等职业领域，限定犹太人的入学比例，征收和没收犹太人的合法财产，同时更涉及到对犹太人进行通婚限制，预防遗传乃至绝育，安乐死、毒气杀人等种族灭绝。1939年10月希特勒签署了一项与后来的大屠杀有着密切关联的安乐死计划，许可对患有严重遗传疾病的儿童实施安乐死，这一计划很快就覆盖到那些患有同类疾病的成人身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有70273人死于这项阴谋。从安乐死计划中培育起来的杀人理念以及杀人工具——毒气室很快就被整体移植到奥斯威辛等多个犹太人集中营，在那里纳粹分子用现代工业的流水作业方式屠杀了600多万犹太人。从极端民族主义到集权主义，从集权主义到种族主义，从种族主义到大屠杀，推动这一逻辑发展的正是作为纳粹意识形态核心的种族主义。费舍尔在《德国反犹史》中愤怒地控诉道：“只有那些剖析纳粹历史时，把短期目标（法律歧视，驱逐出境、移民）和纳粹同时追求的长期目标（灭绝）搞混的历史学家才会说什么‘通往奥斯威辛的曲折之路’，恰恰相反，这条路并无曲折绕行之处，它是条笔直宽广的道路。”[4]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极端意识形态都要借助于集权主义去强制推行和维持，而几乎所有极端意识形态都梦呓般地企图去制造一个所谓标准的新人类，纳粹意识形态的最深沉动力便是要依据生物学的优劣标准去炮制一个纯种的雅利安千年帝国，并为此不惜发动战争，屠杀异族，其谬见的本质正是人类种族的标准化。

纳粹意识形态的建立、巩固和传播离不开其牢牢控制的新闻传媒业，这是一个包括报纸、广播、电影、出版、演讲、艺术、学术在内的庞大行业。纳粹意识形态最得力的贩卖者是一是希特勒本人，二是后来成为纳粹政府公共启蒙和宣传部部长的约瑟夫·戈培尔。从希特勒1919年加入德国工人党（纳粹党的前身），到1945年柏林攻陷时自杀于地堡，在其26年的从政生涯中发表了无数蛊惑人心的政治演讲，其主题无非是种族主义、反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及军国主义，这些演讲通过报刊、广播、电影等工具毒害了无数德国人和其他人民。集中反映希特勒思想的是其著作《我的奋斗》，这是一部1923年希特勒因叛国罪而在巴伐利亚身陷牢狱时由他个人口述，他的同伙记录而完成的著作。《我的奋斗》第一卷副标题为《重要问题的解决》，1925年由慕尼黑弗兰茨·艾赫出版社出版，第二卷副标题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于次年出版，直到1930年这部著作才合成一卷出版，至纳粹1945年垮台时，这本书共销售了1000万册，并被翻译成16种语言，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著名的著作之一，希特勒个人从这部著作获得了800多万马克的收入。[5]这部个人著作其实已经奠定了其后纳粹意识形态的全部基础，包括对雅利安种族在生物学和文化上所谓优越性的信仰，对犹太人等所谓劣等民族的污蔑，对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扭曲性解释，对集权专制制度的向往，对德国以武力征服他国以拓展其所谓生存空间的野心以及在未来建立生物种族国家的梦呓等。在这部著作中，希特勒对宣传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迷信，而其宣传观的核心便是不择手段，不惜谎言，对公众实施欺骗和精神操纵，为纳粹意识形态服务，其信心前提是人民永远是愚笨的。

戈培尔因对纳粹意识形态的长期把持并且无耻地创造了元首神话而在纳粹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当1924年这位哲学博士加入纳粹党的时候，他便开始在巴戈利亚北部地区从事政治宣传工作，虽然同在一个党内，但是戈培尔并不认同当时希特勒的一些思想，为了分化政治敌对派别，同时也因为看重戈培尔独特的宣传才能，希特勒对戈培尔大加笼络，终于在1926年将他争取到自己的阵营中来，并任命戈培尔为鲁尔区党部的共同领导人。这个在过去曾经十分潦倒、丧失信仰的人在日记中记录了希特勒对其实施笼络时自己内心的感受和变化，他说：“我爱他，他对问题进行了仔细的思考，我彻底恢复了自信。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有着睿智的头脑，他可能是我的领袖。我向他的伟大的政治天才致敬”。[6]在谈及这一幕时，费舍尔评论道：“在宣传的魔术中，一个最为成功的双人合作就这样开始了，因为希特勒发现了一位‘编造博士’，他帮助自己推销对元首的崇拜。”自此，戈培尔成为纳粹意识形态的最为得力干将，成为元首神话的一手编造者。

纳粹从诞生之日起便将报刊等传媒作为推销其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纳粹党的机关报是《人民观察家报》，其重要使命就是反映和体现纳粹意识形态，《人民观察家报》的前身是《慕尼黑观察报》，这是一份1808年由德国种族中心主义阴谋组织“神秘远方协会”创办的报纸，当1918年“神秘远方组织”得以重建时，一个名叫狄特里希·埃卡特的德国工人党成为这份报纸的编辑，在1918年至1920年埃卡特还出版了另一份及有着强烈反犹、反共产主义色彩的宣传报纸〈〈朴素的德国人〉〉。1920年8月8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成立之后，很快通过埃卡特于1920年12月将〈〈慕尼黑观察报〉〉购买过来，使之成为纳粹官方报纸。1923年以后，罗森堡成为〈〈人民观察家报〉〉主编，此后他一生都没有放弃这一职位，但是该报的编辑政策却由希特勒控制。1923年“世界犹太人头号刽子手”尤利乌斯·施特莱创办了另一份纳粹报纸〈〈冲锋队员〉〉，这是一份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主义报纸，在其全盛时期发行量达到50万份。椐统计截止1931年底，纳粹在全国控制的报纸达36家，发行量达到43．１万份。[7]

纳粹取得政权后开始了对新闻传媒更为严厉的控制。指导纳粹控制新闻传媒和文化事业的根本思想是所谓的“一体化”政策，这一政策的法律基础是1933年3月21日通过的《各州协调一致临时法》等文件。“一体化”的实质就是党化国家、党化全民，纳粹党和元首成为一切权力的统摄者和执行者，其结果是彻底废除民主，使德国走上了希特勒个人极权专制之路。

1933年3月11日戈培尔受命筹建公共启蒙和宣传部，这是一个完全按照“一体化”政策炮制出来的部门，克罗迪在《希特勒与纳粹主义》一书中评论说：“创建这样一个部门表明了一项明确的政策：该政权决心创建一个集中的一体化的体制，负责报道和规划公众舆论，对众说纷纭的公众舆论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8]戈培尔宣称成立这样一个部门的目的是使公众“在精神上完全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理想，最终彻底层层屈服它，永远也不逃避它”。[9]3月13日戈培尔被任命为这个部门的部长，他公开声称从此在德国“文化和政治成为同义词”，9月29日国家文化委员会成立，负责人仍然是戈培尔，从此德国的所有文化事业，包括文学、音乐、戏剧、电影、广播出版都被置于这个委员会的控制之下。

1933年4月和10月政府颁布德国报刊法根据这一法规犹太人被全部清除出新闻和文化艺术事业要想成为记者必须有官方新闻协会颁发的许可证，只有纳粹党人才可以被任命为报社社长，宣传部长每天指示可以发布和不可以发布的新闻，所有文章必须经过事先审查，违规的报纸和记者将受到同业法庭和警察的严厉惩处。

纳粹不但严控新闻和文化事业，而且还骇人听闻地公开焚毁他们认为在政治上不正确的书籍。1933年3月10日在戈培尔的精心策划之下，德国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焚毁了约2万册图书。半个世纪之后当时亲眼目睹这一现场的法国学术大师雷蒙阿隆说：“一个有文化的国家，有高度文化的国家，原来的统治阶级，竟把复兴德国的使命交给这帮子恶棍匪徒。焚书位于林登大街，活象当年把亚历山大港图书馆里的书付之一炬，熊熊火焰象征生番蛮子德了势，掌了权。”[10]

在恐怖气氛中德国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开始纷纷逃离德国，出逃人数达到2500人。

三、意识形态主导型新闻业与市场的内在关系

意识形态主导型的新闻业从总体上而言是游离于市场规则之外的。首先从媒介所有制来看，意识形态型新闻业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便是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异见人士，同时大量封闭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所属的报纸共180多家，并以暴力和强制手段夺取了莫斯报团所属的所有报刊以及乌尔斯泰因报团。[11]莫斯和乌尔斯泰因是当时德国新闻界的伟大人物，他们都是犹太人，1871年莫斯创办了《柏林人日报》，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张依靠广告而不是依靠发行而生存的报纸，他还创办了面向工人阶级的《人民报》和《早日邮报》，到1914年莫斯报团在400万人口中的总发行量达到了25万份。乌尔斯泰因拥有《柏林人日报》（1877年从莫斯手中购买）和《柏林人早日邮报》等报纸，是德国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但是纳粹取得政权后开始肆意剥夺和摧残民营报纸，1934年戈培尔和纳粹党的出版社社长马克斯·阿曼逼迫乌尔斯泰因报团将市值5000万至6000万马克以1000万的价格贱卖给纳粹所属的埃耶出版公司，莫斯连锁书店则以500万马克的价格贱卖给雅利安人的公司，现代犹太新闻之父奥波德·松内曼家族拥有的《法兰克福人时报》也被迫转让给其他公司。[12]作为纳粹直接控制之下的最大国有报业垄断公司——埃耶出版公司，它在1932年的时候只控制了全国59家报纸，发行量18万份，占同年全国总发行量的3.1%，但是到了1944年该公司拥有的报刊却迅速上升到350家，销售量占全国总数的82.5%，而民营报刊的销售量在12年间由占全国市场份额的97%迅速下降至17.5%。

在苏联类似的情况也在发生，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仅一个月列宁便签署了《关于出版问题的法令》，下令封闭了一大批民营报馆，同时建立“报刊革命法庭”审理那些所谓利用报刊所进行的犯罪活动。1919年2月新政权又出台《关于查封破坏国防的孟什维克报纸决议案》”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拥有的报刊全部取缔，此后民营和其他党派报刊在苏联绝迹，苏联迅速建立起了包括《真理报》和《消息报》在内的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拥有的党报体系，至1940年苏联共有报刊8806种，发行量达3840万份。[13]公有制与私有制在可行性、效率和市场效果方面的比较一直是经济学所关切的问题，在哈耶克看来，公有制的对应物是集体主义和计划经济，它们最终都指向极权主义。雷蒙·阿隆并没有像哈耶克那样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绝对化，他认为“计划经济既不是轻而易举的，也不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公有制与私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可以不同程度地并存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之内，它们在可行性及效率方面并没有绝对的区别，但是阿隆也认为苏联式的经济体制确实是与极权主义相关联的，他说：“这种与西方经济体制相似而又有所不同的经济体制，是与特定的政治体制相关联的。虽然不能肯定说这种政治体制必然与这种经济体制相联系，但事的确如此。政治体制是一党制，国家操纵着工会并从政治上完全操纵着国家命脉。国家还垄断着新闻出版、宣传和广告。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党的路线，并存在着官方的政治和经济学说，这些学说在理论上是严格坚持原则的，而在实际上又是可变幻的。因此，在把西方和苏联的经济体制相比较时，不能只问两者之中哪一个在经济上更有效率，而且还要问，我所描述的经济体制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通常所谓的极权主义的政治特征。”[14]罗伯特·达尔也认为计划经济最大的危害并不在于它的低效率，而在于它所引起的政治后果，他说：“对民主的前途最有害的并不是中央计划经济的低效率，而是这种经济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一个中央计划经济意味着用醒目的字眼对政府领导人发出了热烈的邀请：你可以只有地运用经济中的一切资源来巩固、维护你的权力。”[15]事实上意识形态主导型的新闻业不十分在意谋求效率以及利润的最大化，它最为强烈的动机在于通过宣传进行舆论操纵，它可以不计成本和代价，它与市场的联系在于它能够借助于权力体系去强制发行，通过这样一种机制，意识形态主导型新闻业反而可以获得市场利润和政治宣传方面的最大效益。

但是意识形态新闻业与市场的关联仍然是存在的，作为宣传的新闻派送品数量总是有限的，只有在战争这样的特殊极端环境中，军方才可能完全不计成本把宣传品全部送给敌方，在非战争环境中，既使是作为宣传的新闻业也仍然存在一定的商业动机，也要谋求受众的自愿接受，但是此时市场所反映的却是一种虚假的供求关系，因为推销者是以欺骗的手段将自己的产品卖到客户手中，他们总是宣称自己的思想、观点是正确的，他们所报道的一切都是事实。公众其实很容易被蒙骗，尤其是他们在没有任何其他媒体来源和思想来源可供比较参考的情况下尤其容易被蒙骗。意识形态主导型新闻业往往也是垄断型新闻业，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的思想和判断都被置于黑夜之中，他们只接受来自一个方面的光点，于是他们都认为那就是事实，于是他们就会自愿出钱购买那些事实和所谓正确的观点。社会矛盾的加剧变以及人们天性的敏感和脆弱同样极易促成这桩买卖的发生，众所周知，纳粹主义与此前的尼采的超人哲学、黑格尔的国家学说，甚至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都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在西方世界这些人的著作长期以来都被许多人奉为圭臬，斯宾塞因为主张放任自流的自由竞争，主张放弃对穷人和弱者的救济扶助而在美国拥有大量的崇拜者，美国成为他的个人思想的最大买家，其著作在美国出版的最初43年中共销出约37万册。[16]希特勒民族社会主义党登上德国历史舞台同样有着十分深厚的民意基础，其施政纲领，包括反动至极的种族主义，忽左忽右的经济政策以及扩张侵略性的外交政策都曾经得到过社会民意的广泛支持，而这些思想很大程度上正是经由大从传媒被公众所知晓和认同的；当时的纳粹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是全国的第一大报，希特勒的自传性小册子《我的奋斗》发行量高达1000多万册，这些买卖的发生相当一部分也是基于双方自愿的。纳粹之所以能够登上历史舞台，根本上来说在于当时德国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在危机中国家社会主义党掌控的报刊利用公众的焦虑、恐慌心理，乘机大肆贩卖那些似乎而非的货色，从而促成了一桩桩买卖的发生。

英国作家、《1914年》的作者乔治·奥威尔表达了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恐惧，他说：“在现实生活中，你不能随便杀死或折磨一个人，但是意识形态能把整个阶级或种族当作抽象之物来判决。”罗兰·斯特龙伯格在其著作《西方现代思想史》中进一步说：“意识形态与那些不容异议的宗教一样，是教人学会仇恨进而导致屠杀的信条……以逻辑来替代现实，致使人们借着各种主义的名义互相残杀。”[17]纳粹德国的覆灭证明了此言不虚。

（该文选自《理性与传媒发展》第10章《意识形态主导型新闻业》，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4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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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245页。刘北成 赵国新译。

[2] [法]克洛德•达维德：《希特勒与纳粹主义》，商务印书馆1997年5月第1版，第35页。徐岚译。

[3]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2月第1版，第573、574页。吴良健译。

[4] [德]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455页。钱坤译。

[5] [德]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214页。萧韶工作室译。

[6]德]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259页。萧韶工作室译。

[7]德]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300页。萧韶工作室译。

[8] [意]恩佐·克罗迪：《希特勒与纳粹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7月第1版第55、56页。

[9]德]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404页。萧韶工作室译。

[10] [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新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54页。杨祖功等译。

[11] 张允若，商宁远：《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2版第182页。

[12] [德]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309页。钱坤译。

[13] 张允若，商宁远：《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2版第215页。

[14] 陈喜贵：《维护政治理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246页。

[15] [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1月第1版，第177页。林猛译。

[16] [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 一种传记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63页。

[17] [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529页。刘北成 赵国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