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库利涉足传播问题研究的职业和学术背景
汉诺?哈特在《传播学批判研究》中对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传播学研究发生的背景作了比较恰当的评述，他说：“民主理论为美国的传播理论和研究的历史指引前进方向，技术对传播性质的冲击也指引着传播理论和研究的历史走向。美国的哲学思考和社会实践专注社会进步的观念，同时又对语言、符号和交流表现出浓厚的人文主义兴趣和语文兴趣；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1]
库利是美国学院体制内最早对传播问题进行认真研究的学者，学术界公认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思想源头在芝加哥学派，库利无疑是最早和最重要的源头之一。
严格地说，库利并非属于芝加哥学派的成员，但是他的思想与芝加哥社会学派一脉相承，而且在许多方面，库利的理论创造在先，影响更大。此外，芝加哥社会学派的重要人物杜威、米德等都出自密歇根大学，库利在密歇根大学辅修社会学时还选过杜威的课，他们都是当时密歇根大学一个俱乐部(Samovar Club)的成员，这些因素使得人们把库利也归入芝加哥社会学学派中的人物。
施拉姆是较早开始研究库利对于传播学研究的贡献的，他认为库利的《社会组织》不仅仅是社会学著作，同时也是传播学著作。施拉姆引用该书关于传播的一些论述断言：“先于传播学四位先驱的一位学者是查尔斯•库利，他在《社会组织》一书中写下了许多关于传播的论述，告诉我们他所研究的新领域与传播之间的关系。”[2]
彼特•西蒙森在《重建传播学历史》一书中比较深入地研究了库利对于传播学研究的贡献。他认为库利是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间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先驱人物，他说：“那个来自密歇根大学城的人是英语世界中第一个从现代大学职业专家的角度明确提出传播概念的人。”[3]92
库利涉足传播问题研究与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思想经历密切相关。事实上，库利自己也明确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1897年的日记中写道：“我的思想和写作非常自然地与我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我自童年就开始的日记是我思考的持续记录，我业已完成的社会学研究和其他研究不过是在完善和印证我的日记。”[3]108简言之，库利早年在州际商业委员会和统计局的工作经历最终使他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传播领域。
查尔斯•库利家族来自新英格兰，他的祖父托马斯•库利在1640年以前就来到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定居，后来前往纽约阿提卡的一个农庄。托马斯•库利生有15个孩子，因为贫寒，孩子们需要自己挣学费完成教育，其中第八个孩子托马斯•麦金太尔•库利后来成为库利的父亲。托马斯•麦金太尔•库利通过多年的奋斗在1859年的时候成为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教师和首任系主任，1864年当选为州最高法院法官，任职长达20年。1887年他被美国时任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任命为州际商业委员会的首届主席，直至1891年。1893年他当选为美国律师协会第16任主席，库利在父亲当选为州最高法院法官那年，即1864年出生。
库利的青少年时期备受病痛折磨，所幸他出生在一个条件非常优越的家庭，这使他得以在长期疾病的折磨中完成学业。1880年他入读密歇根大学，他选读的课程包括四门语言、一些历史课程以及一些机械工程等。他16岁入学，但是因为健康状况不好，他在大学待了7年才毕业。大学期间为了治疗和疗养，他先后游历了美国以及欧洲很多地方，于1887年毕业于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库利又回到密歇根大学继续学了一年的工程学。在此期间，他开始阅读斯宾塞的作品，并继续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他父亲建议他多接触社会，积累经验。当时他父亲已经被任命为州际商业委员会主席，居住在华盛顿特区，1889年3月，他父亲给他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库利：
我的意见非常明确，并且已经决定。为了你自己好，你应该立即来到我这里待上6到12个月，你将在我这里学到很多东西，比你留在阿安伯(Ar bor)当一个教师所能够学到的东西多6倍还不止。如果你来了以后觉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你可以立即离开。如果你决定不来我这里，你将犯下大错误。
永远爱你！
托马斯•麦金太尔•库利[3]99
作为州际商业委员会主席的托马斯•麦金太尔•库利对于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十分敏锐的目光，他甚至认为当时联邦政府的产生就是源于电报以及铁路技术发明之后所形成的相互依赖。[4]15库利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他父亲观点的影响。
1889年库利来到华盛顿并在州际商业委员会和统计局工作，前后共两年。在这两年中，库利利用自己在统计学方面的知识调查和研究了美国的交通运输问题，这项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交通事故。他根据自己的调查写了一篇论文《铁路交通的社会影响》(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Street Railways)，他借用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概念，将城市交通系统看作社会的器官，承担着自己的功能，但是他认为城市交通系统的功能绝不仅仅在于运输货物和人口，它还能提供更为广泛的公共服务。1990年他在美国经济学学会的一个会议上宣读了这篇论文，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著名教授富兰克林•吉丁斯和莱斯特•沃德也参加了这个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他们对库利极为欣赏，鼓励他参与到社会学研究中。
1892年库利回到密歇根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辅修统计学和社会学，他同时获得兼职讲师的教职。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接触到了德国学者阿尔伯特•沙佛尔的思想，沙佛尔是德国著名记者以及社会学家，他的著作《社会实体的结构和生活》在德国和美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他认为沟通社会实体各个部分的东西是传播，传播是连接社会的神经交流系统。在此期间库利还选修了杜威主讲的政治哲学课程，杜威认为语言是社会有机体的中枢系统，这一中枢系统之于社会正如神经系统之于生命体；新的传播机制可以使社会中枢系统更有效地运行，如果知识能够被报纸之类的“社会感觉器官”(social sensorium)以科学的方式组织并传播，一个更加统一和智能化的社会将从中产生。这些观点都深刻地影响了他对自己正在研究的铁路交通系统的看法，并把传播的观点带到自己对铁路交通问题的研究中。1894年他以论文《交通运输理论》(The Theory of Transporation)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①。1894年至1895年他在密歇根大学继续保留兼职讲师的教职，并于1899年成为助教，1904年成为副教授，1907年成为全职教授。
库利1905年加入美国社会心理学学会，1918年当选为该会主席。但是身为美国社会心理学学会主席，他却很少参加该会的活动。他一生过着恬静而淡泊的学者生活，他一直小心地与政治保持着距离，即使是在他所在的密歇根大学，他也与那里的办公室政治保持着必要的距离。1912年10月在圣路易斯举办的一次美国社会心理学学会上，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主任、著名社会学家富兰克林•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向库利发出邀请，希望库利到哥伦比亚大学出任教职，经过慎重考虑，库利谢绝了这一邀请。那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仅次于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研究中心，而且当时报业大王普利策已经承诺捐助该校创办新闻学院。如果库利接受了这一邀请，他极有可能成为美国领先的传播学经验学派研究领袖。1928年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被诊断为癌症，1929年5月7日去世。
二、库利的传播学思想
库利一生都在密歇根大学学习并且从事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教学和研究，他的主要著作包括《人性与社会秩序》(1902年)、《社会组织》(1909年)和《社会过程》(1918年)。
事实上，库利对传播学研究的贡献最早见于他的博士论文《交通运输理论》，该论文的材料和观点主要来源于1889年至1892年库利在州际商业委员会和统计局工作时他对美国铁路交通系统所做的调查和思考。1887年美国铁路里程已经由1850年的9000英里发展到16万英里，铁路安全以及服务公共利益成为当时美国铁路发展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库利收集有关美国铁路发展的数据，编制铁路安全准则，他从斯宾塞的社会学观点出发探讨铁路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库利也说自己所做的研究与传播问题非常密切，他说：“我的博士论文《交通运输理论》试图从社会有机体概念出发全面解释铁路的功能，但是，为了研究这一领域，我不得不考虑精神机制方面的内容，我必须把所有的语言、所有发射和记录的手段都考虑进去，它们的功能其实类似于交通运输，甚至它们与社会过程的关系更密切。我通过历史和现实研究这两类机制，直到我能够生动逼真地认清它们的本质和社会意义。我从社会有机体这一角度来探讨这一切，因此，传播其实是我的首要诉求，这篇论文印证了我一直孜孜以求的社会有机体的观点。”[3]103
库利是从多维角度来考虑交通运输问题的，他不仅仅关注交通运输问题的物理层面，更关注这一问题的社会关系层面，包括交通运输所提供的功能，通过交通运输所形成的体制和机制以及文化。库利认为，铁路、电报、电话等交通通信技术的发明急剧缩短了物品和思想传播所需的时间和空间，物品和观念的传播日益构成现代社会特殊的组成部分。在库利的论文中暗含着这样的思想，即传播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引起人的存在方式的变化；库利注意到人类从言词表达、姿态表达、交通运输发展到印刷以及新兴媒体发展所引起的人类进步这一事实，由此开辟了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实际上，库利在《交通运输理论》中已经开始把传播视作历史发展的中心。1894年库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彼特•西蒙森认为美国传播学研究就诞生于这一年。
1894年以后库利的研究日益从传播的物质方面转移到传播的人类观念领域，他的三部主要著作都写于1894年之后。库利明确说：“所谓社会不过是一些人的事件影响到另外一些人的事件，这些事件就是传播，因此，传播的历史也就是历史的基石。”[3]110库利敏锐地意识到当时美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变以及在这一巨变到来之时传播可能起到的作用，他提出了所谓“大人生”(The Great Life)这一概念。在库利看来，传播媒介构成了整个社会器官的形式，它是思想的真正外表和可见形式；书写使得历史成为可能，印刷意味着民主，因为印刷为普通人带来了知识；传播速度的加快、传播范围的扩展，使人类有可能在更高层面上形成新的社会组织。[5]在1909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中，库利给传播下了一个很宽泛的定义，他说：“所谓传播就是人的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就是一切心灵符号，加上在空间里传达这些符号以及在时间里保存这些符号的手段。传播手段包括面部表情、态度和姿态、声调、语词、文字、印刷术、铁路、电报、电话以及其他一切最新的征服空间和时间的成就。”[6]
如前所述，人们普遍认为库利的学术贡献主要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方面，但是库利贡献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地方其实也是他贡献于传播学的地方。库利的三部主要著作《人性与社会秩序》、《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表面上看都是在研究社会，但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这三部著作都是在研究人和人际传播。正如于海所言：“库利深信，只有理解个人，即人性，才能有望把握社会，即社会秩序。”[7]但是，库利眼中的人已经不再是麦独孤笔下本能的人，也不是欧洲传统社会中那种原子化的人。库利说：“独立的个人是在经验中不存在的抽象物，同样，脱离个人的社会也是如此；它既可能从个人方面考虑，也可以从社会即普遍的方面考虑；而且事实上，它永远包含着个人和普遍两方面。”库利又说：“我们说社会是个有机体，这意味着它是一个通过互动而存在和发展的各种过程的复合体。整个社会是一个统一体，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所发生的变化都要影响到所有其他的部分。它是一个庞大的互动组织。”[8]互动是传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属于人际传播；库利的逻辑是，社会的人由互动而产生，社会由互动的人组成，因此互动不但是人形成的重要机制，同时也是社会形成的重要机制。库利不仅仅是在研究人和互动，他其实也是在研究传播。
库利的社会互动思想显然受到达尔文和斯宾塞思想的影响，在达尔文和斯宾塞看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从来不是孤立的，达尔文认为自然界充满了物种之间的竞争，斯宾塞将人类社会看作社会有机体，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物种之间、人与人之间相互连接，彼此竞争，推动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进化和发展，竞争是二者理论的核心，不同的是库利把互动看作是个人以及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核心机制。
镜中自我和首属群体是库利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它们实际上是对个人以及社会形成机制的一种微观研究，研究的逻辑出发点仍然是人际互动，即人际传播。由于这一微观领域的发现，库利背弃了以麦独孤为代表的欧洲心理学的研究方向，以麦独孤为代表的欧洲心理学仅仅研究本能的个人，而否认社会心理的存在。库利创造了一个以人的交往和互动为基础的全新的社会学以及社会心理学，这是一个充满了巨大想象的研究空间，但是它并非凭空而生。
库利在首属群体和镜中自我中发现了民主，满足了他对民主社会以及民主价值的信仰。库利把社会现实归结为人们彼此之间的想象，他坚信“人们彼此之间的想象是可靠的社会现实”。他通过研究首属群体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为基础的沟通和交往是社会的发源地，生发于首属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人际模式最终会扩展到社会，同时也形成社会。库利坚信人类能够进步乃是因为人类具有同情心，个人之间的互动必然会造就共同体、国家和世界，必然会造就民主社会。
更加重要的是，库利在20世纪前后倾力研究互动理论也是对现实的回应，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对美国未来社会发展的隐忧，我们要正确评价库利对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传播学的思想贡献，就必须回到当时美国的现实中。
库利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代，伴随着大都会的形成，交通网络日益发达，人员的流动日益频繁，人们的交往方式、谋生方式以及生存方式急剧变化，这样的转型对于美国社会意味着什么？对此，詹姆斯•凯瑞以非常形象的语调评述道：“19世纪90年代似乎是这样一个关口，人们突然脱离过去，脱离了他们魂魄所系的生活老路，他们急于创造，却不知方向所在，也不知道前路如何。”[9]詹姆斯•凯瑞认为库利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创立了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以及传播学思想。库利的社会学和传播学研究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建立在家庭、邻里、村落、小型社区基础上的传统社会及其组织正在被一个建立在市场规则基础上的大型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所取代的时候，社会将以怎样的方式组织，社会秩序将以怎样的方式构成，库利试图从技术的进步、交通通信方式的改变以及传播的发展中去寻求问题的答案。
三、库利传播思想中的民主期盼
库利对民主抱有坚定的信念，对美国社会借助于传播实现真正的民主抱有坚定的信心，他对传播问题的研究始终没有脱离如何实现民主的基本视角。柯林斯评价说，库利的社会学思想包含着相互关联的四个维度，他的方法是有机体式的，他的观点是进化论式的，他对前景的展望是道德式的和进步式的，他的理想是民主的。[10]这样的评价同样适合库利的传播思想。
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公众在精神上的联合以及自觉参与到公共政治生活之中。美国思想传统的根基是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主要源于洛克等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自然权利学说。由于追求绝对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加之美国历史上社会组织管理的松散性特点，美国社会原子化的特征十分明显，美国人被认为特别不适合结成公共社区以及精神共同体。作为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的库利敏锐地洞见到美国社会的原子化倾向对美国未来民主发展的威胁，他创立镜中自我和首属群体理论是要表明一个事实：自我的形成离不开他人，离不开与社会的互动；社会生活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以及实现社会民主的必由之路。库利说：“自我与社会是共生的，有关自我与社会相互分离，自我与社会相互独立的概念是一种幻觉。”[11]他的首属群体和次级群体理论是镜中自我理论在具体社会关系之中的放大版和升级版，库利正是通过这一后来的理论版本在具体的家庭环境、社区关系中研究了人与人之间如何互相影响，自我人格如何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相互生成。库利正是通过自己对日常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分析发现了一个不可知的世界，创立了真正美国本土化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并发现了一个前人未曾注意到的传播问题领域，同时也让人们从中看到了民主的希望。
库利一再声称，人们之间的想象是可靠的社会现实，此举遭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误解甚至批评。库利的学说被许多人说成是超验论，彼德斯干脆说库利是一位唯心主义者，他不无讥笑地说库利的学说是一种企图使思想完全脱离肉体的学说，“库利拒绝斯宾塞和赫胥黎的唯物主义，他把社会化为一个布满哈哈镜的大厅，或者把社会化为一个没有肉体流动的符号场所”[12]。然而，这一切指责并非公正，库利所言人们之间的想象并非脱离现实的想象，这些想象乃是他人和社会加诸每个个体身上的事实，这一事实在库利那里被表述为“镜中自我”，在米德那里被表述为“主我”和“宾我”，在弗洛伊德那里被表述为“自我”“本我”和“超我”，所有这些理论的逻辑起点都是把人置于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之中，去研究人格的形成以及人的社会化过程，去研究这些人格特征是否能够满足民主社会的需要。库利与19世纪后期美国社会成长起来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在哲学上信奉的是实用主义，他拒绝承认绝对真理和绝对理性，拒绝承认各种先验的人性假设，他认为人性只能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之中，偏离这一基本逻辑社会的理论才是超验论和唯心主义理论。
库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美国社会大转型的时代，这些转型包括：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由民主草创期向民主完善期的转变；由车载马驮的原始运输通信时代向以火车、机械、电报、电子技术支持的现代运输通信时代的转变。在这样一个时代，美国社会面临的紧迫问题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合作，社会行为的协调规范，美国人精神生活的重组和重建，精神共同体的培育更成为一项紧迫任务。对于这一大背景的性质以及与美国传播研究起源之间的关系，詹姆斯•凯瑞的观点极富启发意义。凯瑞认为美国是一个缺乏共享精神文化遗产的国家，尤其是在西部边疆地区情况更是如此；新的社会秩序不可能通过继承或在不经意间获得，它们只能通过众人的努力，苦心经营，创造一种共同文化，并付诸社会体制而建立起来。这样的共享情感、共享文化和共享社区可以通过讨论、辩论、协商、传播来组织和实现，至少在19世纪的美国传播是社区创建和维系的活跃力量。凯瑞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没有个人的位置，自由并不是一种解除个人羁绊，从而让人独处的消极东西；一句话，自由首先要求获得公民以及公民生活之类的体制化的东西，它同时还要求获得更精致的文化创造物，如行为模式、演讲风格、演说模式、社会控制方式以及投票选举等。杜威也很好地阐明了这一观点，他说：“社会不仅仅由于传递、传播而存在；从根本上来说，社会存在于传递和传播之中。”[13]
库利的传播研究以及他对传播与民主关系问题的思考发生在这样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中。库利对传播问题的探讨没有止于镜中自我、首属群体这些最基本的社会关系领域，他还将这种探讨延伸到“大人生”(The Great Life)、“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大共同体”(The Great Community)这类主题之中。在库利看来，“大人生”是指包括道德、伦理、信仰、文化、价值等在内的精神存在，它对于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必不可少。就像他看待社会和个人一样，他也将“大人生”视为一个过程，它贯穿于人的出生、成长、死亡整个过程之中；音乐、诗歌、书籍、阅读、思考、写作等都是“大人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们渗透到“大人生”中。库利是一个进步主义者，但是他认为进步是不确定的，进步只是一个过程，进步的获得要靠每一个人的努力，对于“大人生”的追求正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对于“大人生”的追求旨在实现社会认同，最终，“共同体、国家以及人的联合体统统融入到这一大人生之中”[14]。库利认为传播在“大人生”以及“大共同体”的创建过程中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正是借助于传播人们才可能结成社会关系和精神共同体。
库利的“大人生”其实是19世纪美国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广泛信奉的“大共同体”概念的另一种表述。“大共同体”(The Great Community)概念最早源自19世纪英国社会学家沃拉斯，他用这一概念指称那些在规模和复杂性等方面远超过传统社会的都市化社会。对于历史进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更大、更复杂社会现象的关注贯穿于欧洲知识分子的思考传统之中。例如斯宾塞有关尚武社会与工业社会的比较，滕尼斯关于共同体与社会的思考，凯尔迪姆关于机械化社会与有机体社会的思考，西默尔关于小镇与大都市的比较。在这些比较中，前者往往代表着其社会稳定性建立在成员和思想相似基础上的小单位，如家庭、乡村、部落等等。后者则代表着其成员和思想相似较少的大型单位，如城市、大都市等。在这些大型单位中，工业化力量已经开始出现。[4]17-18
19世纪美国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借鉴了这一思想传播，他们也用“大社会”“大共同体”之类的概念来观察和研究一个正在转型期间的美国社会。匡特(Quandt)在《从小镇到共同体》一书中列举了九位这样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鼓吹进步主义改革的记者和演说家威廉•爱伦•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都市改革家和作家弗雷德•豪(Fredric Howe)，赫尔会所(Hull House)的创办者简•亚当斯(Jane Addams)，政治理论家以及波士顿市政改革家玛丽•帕克•福雷特(Mary Parker Follett)，哲学家杜威(John Dewe)，哲学家罗伊斯(Josiah Royce)，美国现代社会之父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库利也名列其中。这些进步知识分子不仅仅是美国社会大转型的观察者和研究者，他们本身也经历和见证了这一大转型。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出身于美国的小城镇，最终来到大城市谋求职业发展；他们寄希望于一个大共同体的出现，这个大共同体实际上就是传统社会崩溃之后美国人共同生活的一个新的精神家园；他们都在思考美国未来的民主如何更好地生存于这个新的共同体的精神家园之中；通过对共同体的思考，这些进步主义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传播。他们相信美国未来民主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是一个新共同体的出现，传播技术的发展是促成新共同体出现的重要手段。杜威认为新的传播技术带来了社会革命，“那些地方社区毫无例外地发现他们的事务已经被那些遥远的、隐形的组织所决定，后者的影响范围如此广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新的人类关系时代已经到来”。他声称：“由蒸汽机和电气化创造的‘大社会’可能是一个社会，但是它不是共同体；那个建立在新的人际关系和人类行为模式基础上的共同体是现代生活中的一个突出事实。”[15]
对于技术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共同体与传播之间的关系，匡特的总结非常精辟，他认为杜威和库利那个时代的进步主义知识分子都相信连接社会的共享价值源于态度和思想的自由表达、自由交换；传播的力量能够将人们的精神协作转换成为建立在身份认同和价值共享基础上的共同体；传播技术的发展可以造就这样的共同体。[4]23从这一点来看，杜威和库利等人先于英尼斯以及麦克卢汉，开启了传播技术主义的思想源头。
注释：
①根据Glenn Jacobs的说法，库利在1890年美国经济学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上认识了吉丁斯和沃德，此后与他们保持了几年通信，1894年库利就吉丁斯为他草拟的博士论题进行了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见Glenn Jacobs: Charles Horton Cooley: Imagining Social Reality, University of Massacbusetts Press, Amherst and Boston, 2006, p. 8-10。但是这一说法似乎不成立，因为库利显然是在密歇根大学获得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但是1894年吉丁斯和沃德都就职于哥伦比亚大学。
【参考文献】
[1]汉诺•哈特.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M].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7。
[2]Wilbur Schramm: 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 Personal Memoir, Edited By Steven H. Chaffe and Everett M. Rogers, Thousand Oaks/London/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7.
[3]Peter Simonson: Refiguring Mass Communication: A Histor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rbana, Chicago, and Springfield, 2010.
[4]Jeanb. Quandt: From the Small Town to the Great Community: The Social Thought of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s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1970.
[5]Glenn Jacobs: Charles Horton Cooley: Imagining Social Reality, University of Massacbusetts Press, Amherst and Boston, 2006, p. 112.
[6]Chaeles Horton Cooley: Social Organization, ransaction Publications,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1983, p.61.
[7]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第三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242.
[8]Chaeles Horton Cooley: Social Process, Southern Illinois Oress, 1966, p. 28.
[9]James W. Carey: The Chicago School and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Edited By Everette E. Dennis and Ellen Wartella: Americ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The Remembered Histor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Mahwah, New Jersey, 1996, p.35.
[10]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马科夫斯基.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思想述评[M].中华书局，2006：264.
[11]Cooley: Social Organization, Transaction Publications,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1983, p. 5.
[12]John Durham Peters: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1999, P. 184-188.
[13]Edited by Everette E. Dennis and Ellen Wartella: Americ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Remembered History, Mahwah, New Jerser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1996, p. 32.
[14]Chaeles Horton Cooley: Social Process, Southern Illinois Oress, 1966, p. 420.
[15]John 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Henry Holt and Company, Copyrightrenewed by, 1954, by Mrs John Dewey, p. 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