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后人如何评价五四运动，都得承认，它所带给中国社会的主要是进步意义。反思五四的路向很多，激进也好，偏激也罢，它带给中国社会的影响，好象还没有其它文化运动可以与之相比，胡适认为这是中国的“文艺片复兴”，蒋梦麟认为这是中国的“新潮”。
五四是新文化运动，同时也和一场学生运动交织在一起，这好象是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一个规律，在变革时代，真正的思想文化运动，常常会伴随学生运动。我们回顾五四运动时，常常会发出许多感慨。后人观察五四运动，其实可以把相关的历史联系起来，我概括为一种“五四周期率”，它代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变迁规则，可以具体表述为：凡真正对社会发生影响的思想文化运动，无论这运动在当时得到何种社会评价，其主要参预者（包括精英和有此经历的人），一般应当在运动后十年左右，回到社会的主流中来，也就是说，十年左右，运动的主要参预者，要在事实上开始担负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学术方面的重任，这个周期的下限约在30年左右，越早越好。思想文化运动，如果不能产生这样的后果，它在事实上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就可能会受到限制，从而影响社会进步。回到主流并不意味着都从政，同时也包括那些成员思想和学术的成型。
五四运动的主体是两部分人：教授和学生。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是教授代表，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匡互生、杨振声等是学生代表。前者主要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者代表五四学生运动，当然这是就他们当时的主要表现而言，真实情况远比这丰富复杂。一个明显事实是，过了十年左右，教授代表自不必说了，其中学生代表，经历了西方留学的生活后，回到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中来，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专门指出过，突出的特点是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都成了大学校长（包括副校长、教务长、院长）等，罗家伦1928年出任清华校长，1927年，傅斯年主政中山大学文学院同时创办史语所，匡互生任上海立达学园校长、杨振声1930年初负责组建青岛大学并出任校长等，另外一部分人如汪敬熙、冯友兰、俞平伯、顾颉刚等人，也开始回到了中国学术界的中心，更多当时并不知名的学生，多数也在十年后学有所成，成为各个社会团体的中坚力量。
为什么说这是个“五四周期率”呢？因为1935年发生的一二·九运动，虽然意义并不是完全可以和五四运动相比的历史事件，但它的主力成员，也基本是在十年左右的周期中，回到了社会的某一主流中，尽管是另外一种主流，但越往后它的主流地位越突出，1949年后中国高等教育、新闻、外交、思想文化和高层人物的秘书中，多数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参预者，他们通过自己的职业及对高层的影响，在事实上建立了许多新的规则并成为一种文化，比如胡乔木对中国的新闻，蒋南翔对中国的高等教育，黄华对中国的外交等等，都是产生过影响的。
“五四周期率”的发生，建立在这样四个前提下：
一是政府对五四运动的主要成员并不敌视，同时并为其以后的发展提供相应机会，特别是留学机会，五四运动后学生到西方留学的热情一时很高涨。
二是民间对五四运动成员的经历，通常视为一种正面价值并保持敬意，社会对这些成员普遍尊敬。方显廷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叙述过一个细节，五四运动后，时任北京大学执行校长的蒋梦麟，请著名企业家穆耦初资助五位学运领袖出国留学。穆耦初立即慨然应允，以五万银元作为资助。方显廷回忆说，作为一位传统的中国多神论者，穆耦初在应允此事之前，相邀蒋梦麟校长，一起到北京一座著名的庙宇去求了一次签。签语告诉他说，他的捐助行为将会得到极大的成功。后来这些被资助的学生，分别成为政府的内阁部长、外交使节、大学校长、知名学者和诗人。据方显廷回忆说，穆耦初资助的这五位学生是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清、汪敬熙、孟寿春。
三是社会本身对五四运动的持续记忆。闻一多就多次表达过，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中公开向“五四宣战”，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闻一多的感受是：“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
四是学生运动的主要成员本身具备良好的教育基础，包括中西文化两面的，不然社会提供了历史机遇，也难以承担重任。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学生运动的主要成员（包括教授），通常会被视为一种宝贵的人力资源，因为社会活动易于表现个人才能和品质，毛泽东后来总结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要贡献是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大量干部，其实就是“五四周期率”这个意思。
一种社会思潮最后形成的思想文化运动，其主要参预者的理想和实践有一个周期性的表现过程，这个过程如果在相应的周期内不发生，社会就错过了一些可能出现的变革机会。五四也好，一二·九也好，其参预者主体是青年，即令教授也很年轻，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专门统计过五四主要成员的年龄，教授多在30岁左右，陈独秀大一点，只有38岁，胡适26岁，罗家伦、傅斯年才23岁。如果我们把“五四周期率”的下限确定在30年左右，就可以看出，过了这个周期，社会活动中产生的精英再回到社会主流中的可能性是递减的，越往后发生社会影响的可能越小。
1945年底，昆明西南联大发生一二·一学潮，政府派傅斯年去解决，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中回忆，他见到傅斯年时说，你过去当学生时专门和政府作对，今天事情到了你头上，这叫“请看剃头者，人也剃其头”，不过有此经历，傅斯年较好处理了昆明学潮。傅斯年的幸运是他所生活的时代“五四周期率”还存在，1946年他代理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四运动三十周年，傅斯年成为台湾大学校长，“五四周期率”在这位学生领袖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一般说来，“五四周期率”发生的越早，社会进步越快。
（本文原刊2009年5月4日《新京报》纪念五四九十周年专刊，标题和正文略有改动删节，本文是完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