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写的是一位再过些日子就会完全被遗忘的好青年，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张明道。
我们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在北大、清华、北师大这三大名校中，女生最多的是北师大，每年“十•一”“五•一”在天安门前的游行队伍中，见到那花枝招展的队伍，不用问，那必定是我们北师大的女生们。有地位的男士们，要找到好对象，会到北师大；中南海开舞会，找舞伴也会到北师大。当时，校内是经常开舞会的，可我对这些很有看法，声称我不是个跳舞的料，从未参加过舞会。那时，在校大学生是不能谈恋爱的，可到大三、大四时，还是有不少女生忙于谈恋爱，以便毕业分配时能以“照顾爱人关系”的名义，名正言顺地留在北京或其他大城市。我则对这些嗤之以鼻，认为事实已经证明，女人一结婚就一切都完了，要有所作为，就不能结婚。因此，我强抑着造物主赋予女人的天性，不去接触谈恋爱这回事，还曾生硬地拒绝过别人的追求。
然而没料到，在我入了“另册”即将离校时，竟然还有人对我提出此事，此人便是张明道！使我一下间目瞪口呆，张口结舌。他说：“几年来，你我同一个班，同一个团小组；一同抢占图书馆 、 阅览室的座位，一同高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在北海划船……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我了解你是个淳朴、正直、真挚、直爽、嫉恶如仇的好姑娘，一直悄悄地爱着你。现在我仍然认为你是这样一位好姑娘，爱你之心没有变……你也许还不知道，我也犯了错误，已经被开除了党籍。让我们携起手来，一起迎接考验，共同奔向未来吧！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不过，有一点我得如实告诉你，前几年暑假，我回到武汉，正好碰上长江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我奋不顾身，跳到水中，以身体堵住河堤的缺口……时间太长了，体质又太差，患上了心脏病。但是，我相信现代科学，这病是可以治好的……”他，最初是我们的团小组长，后来是团宣教委员，后来是团支部书记，后来又是预备党员，党员。现在，听他这么一讲，我才猛然回忆起来，几年来，他是一直在关怀着我，爱护着我，可以说是如影随形般地跟随着我。我真是个鱼木脑瓜！只是以为，这是由于咱们是同学、同志、朋友，他又是我们的支书罢了，从没有想到其他……我困惑地凝视着他：他单纯朴实，谦虚忠厚，无私坦荡，诚恳真挚，勇于负责，是值得信赖的大好人。但是，面对这双直视着我的眼睛，我没有羞涩，心没有扑通扑通乱跳，也没有那种据说是恋爱时必会产生的甜甜的、触电般的感觉。我尊敬他，信任他，不过，这是爱情吗？我不能自欺欺人。何况，我已经戴上了帽子……他真的还会爱我？也许只是怜悯吧！他也受了处分？为什么？……总不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吧？……不，我不能连累他。于是，我拒绝了他，十分生硬地。
后来，他分配到了四川的一所中学，曾经给我来过信，但我一直没有回复。
我走上脱胎换骨改造之路以后，许多亲身经历的或耳闻目睹的事实使我明白，要正常地活着，我就不能成为女人中不结婚的异类；而要结婚，除了与我同类的右派，不会有人愿要、敢要我的。于是，1962年，当我知道青海师院农场总有一天会撤离河卡草原时，我想到了他，给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像对一个久违的老朋友那样，向他汇报了我几年来的遭遇以及心路历程。然后，等啊等，等了很久，信终于来了，却还是我寄出的那封，只是信封上多了五个字，“此人已病故”，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打懵了。一个年仅二十六七岁，前程无量的年轻人，怎么就死了呢？莫非是我那无情的回答和长期不予回信，给了他沉重的打击！我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蒙着棉被，大哭一场……很久的很久之后，我才在几个同学的帮助下，为他之过早离开他所热爱的人世，拼了一张很不完整的拼图：
57年春夏之交，在北师大，作为一个新党员，他对“帮党整风”的号召是紧跟的。不了解别人的情况，他没有胡编乱造，没有指鹿为马、张冠李戴、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地去陷害他人，而是以自己为对象，自我“整风”。在学习了共产党延安时期的整风文献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之后，他针对自己思想僵化，工作方法比较生硬、简单，有时也比较粗暴的缺点，找出一副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写下来，贴到自己床头上，作为座右铭以自律。同时，在甲班办的刊物《底层之声》（后被定为反动刊物）上发表了几篇内容同此的杂文。反右运动开始后的一天，中文系的党总支书记，召集中文系四年级党支部委员，研究对学生党员的处分问题，第一个就研究他的问题。根据这些事实，多数委员认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应该定为右派，开除党籍。只有一个与他同班的支委、他的入党介绍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他写这些东西只是讽刺自己，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随后，在处理党员的支部大会上，由于受多数支委倾向性意见的影响，作出了把他划为右派，开除党籍的决定。可党委审批时，不知是什么原因，没有把他划为右派，仅给了个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可能是把他排到 “中间偏右”的行列中了。从那年月走过来的人都知道，内部控制的“中右”，事实上就是“内控右派”，比名正言顺的右派更难受，“留党察看”比“开除”更厉害。可是，由于是内控的，本人一无所知，等到有所知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那时，他所知道的也只是自己受了留党察看的处分，认为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没有被开除党籍，是党组织对自己的信任与鼓励，为了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为了早日撤销处分，必须加倍努力。
到了四川之后，他被分配到重庆南岸的一所初中去教书。为了早日撤销处分，他拿出当年不顾体弱多病跳入滔滔江水去堵缺口的干劲。工作上认真负责，勤奋忘我，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生活上节俭、刻苦，把苦难留给自己，把享受让给别人。1958—62年，是“运动”频仍的年代。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除四害、讲卫生，超英赶美，大炼钢铁，大办粮食……1960年，在林彪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之后，还掀起了一个全民学习毛著的读书运动。教师和学生本来就不能逃脱这任何一个运动，如：在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在支援人民公社、支援农业大跃进的口号下，各级学校师生经常停课下乡参加农田水利建设、深翻土地、“双抢”、“三秋”等农业劳动。也许因为培养革命接班人是百年大计的缘故吧，还必须额外给学生加码。如：1958年1月27日，共青团中央发布《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紧接着2 月4日，教育部发通知，要求各地积极支持和帮助共青团执行此《决定》，于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下厂下乡运动展开了，连小学师生也不能幸免。在1960年的二届二次人大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作《教学必须改革》的发言，指出“我们的教学还存在少慢差费的现象……”于是，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又掀起一个教育革命的高潮。此时，适逢全民饥饿的岁月，没有权利说“不”的老师和学生，又不得不饿着肚子投入了增产节约运动和全民大办钢铁、粮食的运动，纷纷深入农村、工厂……在这一系列“运动”的重压之下，师生的体力能不透支吗？这不用我来回答了，在中共中央、国务院1960年12月21日发出的《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的紧急通知》中说：“由于劳逸结合不好，营养较差，生活安排不好，有少数人发生水肿病和其他疾病……”1961年3月17日，教育部、卫生部、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积极防治女学生和女教职工的月经病。通知指出，“自1958年以来，由于教学、科研任务较重，体力劳动增多，劳逸结合安排不好，以及对女学生经期保健的疏忽，在大中学中患月经病的女学生及女教职工相当普遍……”
据我亲历，说“有少数人”是有所“讳”的，说“相当普遍”才是真实。而他，就是这真实中之一员。且不说在那一系列运动中，他从未“哼！”过一声，从没有说过一句“我有病”；就说一说在体力和精力都严重透支之后，他的本职工作和他的生活吧！重庆是个山城，一出门就得爬坡。为了教学，他每天都得忍着心区的不适，上上下下爬几次坡，每走一段路就心慌腿软，力不能支。但是，他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站起来又走，从不因病痛请过一次假。在生活上，他从未伸手向别人“讨”过，更不会去“偷”，去“骗”，反而主动从自己本来很少的工资和吃不饱的口粮里，省下钱和粮票去帮助别人。这种“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在那时，是要以生命作代价的，可是他我行我素，无怨无悔。结果得了浮肿病，被送回老家武汉，不久(1962年)就离开了人世，他终于把自己献给了他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写到此，我不能不想起某著名作家的一句话：你爱他们，他们爱你吗（大意）？
在那年代，人群被人为地划分为左、中、右三派，中间派是人群中数量最多，地位最不稳定的一群，他们头顶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时刻可能掉下来落到头上。他们之中，要求进步，积极靠拢组织的，可以成为“中间偏左”，但要成为真正的“左”，还是难上加难，倒是稍一不小心，就会滑入“偏右”或真正的“右”的泥坑。因此，必须低首敛容，唯唯诺诺，察言观色，揣摩心意，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据一份最近解密的历史档案披露，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为右派分子的3178470人，列为中右的1437562人。从张明道的遭遇，可见这一百四十多万“中右分子”的悲惨遭遇之一斑。
2009年年初修改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