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马克思、恩格斯语
我向上帝宣誓：我憎恨和反对任何形式的对于人类心灵的专政。
——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语
沈巧珍，还记得我吗？在北师大读书那会儿，我和你同系同年级不同班，虽然天天见面，却几乎没有说过话，但却知道你有个与温柔善良连在一起的外号“巧儿”。我知道你也是右派，是在青海西宁，在你“自绝于人民”以后很久了。当时我非常震惊：小巧玲珑，温柔善良的你，怎么可能干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事？你到底是怎么成了右派的？你是怎么走上“自绝于人民”之路的？你是怎么死的……听说你是跳水死的，一幅画面立即呈现在我眼前：你，身着撕裂的衣裤，披散着参差不齐的长发，站在黄河——我们的母亲河边的悬崖上。身体向着母亲河倾斜，高高地伸出双手，像是在哀求，又像是在倾诉：“风啊，你不要叫喊！云啊，你不要躲闪！母亲啊，你不要呜咽！今晚，我在你面前，哭诉我的愁和冤……”唱罢，向着母亲的怀抱跳下去……几十年前，当我唱着或听到这《黄河怨》时，这画面便呈现在我脑际。现在，在这种情景下出现，总觉得不太合适。因为，你并非死在外敌蹂躏的国土上，而是死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里。1949年解放后，我们所受的教育，尤其是北师大的教育，教给我们的是根深蒂固的相信组织，相信党的理念，是什么使你怀疑这神圣的理念非“自绝于人民”不可呢？因此，我一直在寻找，寻找你的苦难历程，寻找你的心路历程，寻找我心中疑问的答案。
愿你在天之灵给我智慧，给我灵感，使我能写出真实的你。
（一）
在对你有了较多了解之后，我发现，你我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我们都出身“不好”。我父亲笃信墨子学说，为传播墨子的“兼爱”思想而倾家荡产地办学校，1949年前，他的主要职业是教师兼校长，以宣传和实践“兼爱”（爱一切人）思想为己任——塑造 / 拯救人的灵魂；你父亲是老中医，兼卖药材和制药，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医治 / 拯救人的肉体。1949 年后，我父亲把他所办的学校及图书，无偿地交给了人民政府；你父亲也把全部药材及药厂无偿地交给了人民政府。他们都应当属于爱国的自由职业者，也许还都具有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萌芽，如果按自然规律发展下去，也许会成为可以摧毁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思想的中产阶级。可是，历史有时真会捉弄人，他们都交出了自己并非剥削来的财产，放弃了他们为之奋斗半生的事业，因为他们都认为，“解放”必然迎来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相信人民政府就是自己寻找了几十年的人民自己的政府。土地改革时，你我的家都住在城市，没有被划过阶级成分。当幼稚天真的你我，看到要我们填的履历表上有“家庭出身”一栏时，先是不明白何谓“家庭出身”，在明白之后，又以学校、老师、导师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分析问题，怀着一颗相信组织、相信党的红心，我填了“官僚资产阶级”，你填了什么？工商业者？资本家？资产阶级？据说，在批斗你时，有同学称你为“资产阶级小姐”，这不会是空穴来风吧？“血统论”在中国源远流长啊！那时，天真幼稚的你我，对组织教育我们的“出身不可以选择，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深信不疑；等到我们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时，一切都不可挽回了。现在我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后人，如果这话真正算数，就应当从所谓履历表中取消“家庭出身”这一栏目。
跟我一样，你也有一个关心你，爱护你，体贴你的姐姐。在日本帝国主义长驱直入，蹂躏咱们国土的时候，我们全家告别南宁，沿着邕江乘船西行，当时叫做“逃难”（逃离国难）。这时，你们全家也离开江西清江，乘船沿着长江西行，到了四川万县。在万县，你姐姐该上小学了，可是，妈妈对她说：“你上了学，妹妹一个人留在家里，连个玩的人都没有。你就留在家里和她玩吧。”你姐说：“让我带着妹妹一同去上学，我担保带好她。妈，你就让我们都去吧！”妈妈终于同意了。这时，你姐虚岁六岁，实际只有五岁多。你才四岁，就跟着姐姐上了小学。只比你大一岁四个月的姐姐，主动承担了照顾你的责任。万县是个山城，雨水多，常刮风。一出门就得爬坡，山高路滑，你们年纪小小，从未撑过雨伞，妈妈设法弄来两顶斗笠，给你们一人一顶。每天清晨，姐姐和你，背上书包，装好中午的干粮，戴上斗笠，手拉着手，俯视着滚滚东流的江水，沿着一百多米高的石坎，拾级而下，走向学校；下午放学，又手拉着手，仰眺无际的蓝天，蹬上百米多高的石坎回家。有时，还一步一顿地边数石坎，边念儿歌：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老虎打不到，打到小松鼠。
松鼠有几只？让我数一数。
数来又数去，一二三四五。
累了，就坐在石坎边歇一歇。望着江边吃力前行的纤夫，你和姐姐都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们一起使劲儿，跟着他们唱号子：
嘿哟，嗬！脚蹬牢哟！
嗨哟，嗬！合力拉哟！
我拉的，不是木船，
是拉着，受难的祖国，嗬——嘿！
是拉着，受苦的同胞，嗬——嘿！
嘿哟，嗬！脚蹬牢哟！
嘿哟，嗬！合力拉哟！
要把她，拉出苦难，
拉到那，幸福的那岸，嗬——嘿！
拉到那，美好的明天，嗬——嘿！
唱罢，你“蹬”地跳起来，又顽强地往上攀登。无论烈日炎炎，还是刮风下雨，小小的你，从不说一声苦，喊一声累。艰苦而又充实的生活，给了你豁达、乐观、吃苦耐劳的坚强个性。
1945年，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我的全家，从广西西部的靖西，乘船返回南宁。这时，你和姐姐正好要升五年级，全家迫不及待地要“打回老家去”。可是，那时要返回的人数以万计，没有火车，只能坐小小的木船。为了等船，到达汉口时，开学时间已过。姐妹俩，你帮我，我帮你，自学了几个月。在开学时，跳一级，同时上了六年级。小学毕业，你们同时考入圣约瑟女子中学。和小学时一样，仍坐同一座位，老师、同学都以为你们是双胞胎，对你们又羡慕，又爱护备至。在这学校里，你知道耶稣为了拯救世人，心甘情愿地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你知道，人活在世上，必须爱一切人，切不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知道，人家要打你的左脸，就把右脸也转过去让他打；人家要脱你的外衣，就把内衣也脱给他……你学会了仁爱和宽容。
1949年，当父亲把自己的财产无偿交给人民政府后，你们正好初中毕业，你想继续读普通高中，以便升大学，你姐何况不是如此？于是，一个难题摆在你们面前，父亲只靠做点小生意维持家计，连糊口都有困难。怎么办？这时，你的好姐姐对爸爸说：“爸，妹妹酷爱读书，也会读书，人又聪明、刻苦，就让她去读普通高中，我去考中专。三年后，我中专毕业，再支援妹妹上大学。”爸爸同意了。你没有辜负姐姐的期望，一连考取了三所女子高中。最后你选了一所既管住宿、又对学生严格要求的市立第二女子中学。
你我上高二时，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将到来一个文化建设高潮，革命事业急需各式各样的人才。旧中国没有留下多少人才，国家必须造就新时代的大学生，于是动员一切具有同等学历者报考大学，我们这些正读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就被允许提前毕业，报考大学。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同学们都不愿报考师范去做“孩儿王”，你我就被动员报考师范；由于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观念的影响，同学们都不愿报考中文系，你我就被动员报考中文系，因为你的作文经常被刊载在全校的板报上，我的作文经常被作为范文在全班朗读。当时，你我都被祖国即将出现的美好前景所鼓舞，没有什么比能为这美好前景贡献力量更幸福的了；“塑造人类灵魂”，更是神圣而又崇高的职业。于是，你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人民教师的摇篮”北师大中文系。
为了能考上大学，学校特意请数理化老师给你补课。你清晨四点起床，晚上十二点睡觉，挑灯夜战了几个月，从容镇定地走进了今天学子们望而生畏的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场。发榜那天，你二哥在《长江日报》公布的录取名单上，看到了你的名字，而且居然名列全区第一！当全家人都向你祝贺时，你只是淡淡一笑，说：“这是老师教学有方，教得好。我只是现炒现卖。今后我一定更加努力，决不辜负老师的期望。”不久，你又收到北师大寄来的录取通知书，里面还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是北师大学生会和团委写的，说得多好啊：“祖国的建设，需要整个一代能够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的新人，需要具备共产主义觉悟水平与道德品质和丰富的科学知识、并且具有坚强的体魄和刚毅的意志的人。也就是说，需要很多优秀的人民教师来担负起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新中国的儿童、青年必须通过教师，通过由教师领导的整个教育、教养、教学过程才能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取得科学知识和工作技能，形成高贵的道德品格，因此我们以同志和战友的感情欢迎你。来吧，亲爱的新伙伴！”看后，你心情激荡不已，做一个合格的人民教师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1953年10月，咱们同怀五彩斑斓的梦想，到了北京，进了和平门外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系。放下行李后，头一件事是步行到天安门前，对着挂在城楼正中的巨幅画像，默默地向伟大领袖许愿：“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让千万年来在黑咕隆咚的枯井里不见天日的我们，脱离了黑暗，见到了光芒四射的太阳，见到了祖国美好的明天。我们一定要听您的话，读您的书及一切您要求我们读的书，做您的好学生，为祖国美好的明天贡献一切……”
咱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行的。在学习上，你心无旁骛，认真刻苦。北师大的学生都是来自各地的佼佼者，由于你两次跳级，比起别人自然差了一截，但你毫不气馁，急起直追，成绩中上，没有一门功课补考过。你班有个男生肖敦煌，俄语基础很不错，从上大学那天起，就立志要翻译捏克拉索夫诗集，一有工夫就埋头翻译。你知道以后，为了弥补不给咱们开外语课的缺陷，还暗中跟他学习俄语。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青春焕发的咱们，都有一个强烈愿望：要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人人都自觉地锻炼身体，努力争取通过“劳卫制”标准。自发地组织了很多锻炼队，你就是古丽娅锻炼队的一员。同学们天不亮就起床，到运动场上跑步，举哑铃，玩单双杠，做自由体操，冬天还溜冰……由于你乐意为大家服务，凡事都认真负责，在二年级时，被同学们选为小班的女体育委员，得过体育运动积极分子奖章。
入学不久的一次晚会上，同学们拉你唱歌跳舞，你推辞不掉，就载歌载舞地演唱了一曲“三套黄牛一呀一匹马……”，娇美的身姿、清润的歌喉，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那时，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主演的《刘巧儿》正被搬上银幕，电影里的歌曲风靡全国。也许是你的名字和刘巧儿的名字都有一个“巧”字，也许是你俩人都有善良正直的性格，也可能是你俩人都长得娇美可爱、小巧玲珑，也可能是兼而有之，同学们就亲昵地称你“巧儿”。你不善言谈，不喜出头露面，更不拉帮结派，“汇报”他人。无论见了谁，都是腼腆地微微一笑。你单纯朴实、坦率正直，就像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不知拐弯抹角，不藏一点儿心眼，这用传统的眼光来看，便是有股“犟”劲儿。然而，究其实，这是无私坦荡，是对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的执著，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入学不到一年，你就被批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宣誓仪式在北海公园的草坪上举行，你代表新团员致词，表达了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就在这前后，你荣幸地和陈垣校长、和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代表伍竹迪照了像。
（二）
在那“不平常的春天”，你我都一样，虽然也看大字报，也听自由论坛，由于不掌握情况，没有写什么，也没有说什么。后来党团组织一再动员党团员行动起来，帮助党整风，你同宿舍的几个女团员，言谈之间不由地提到那句有名的话：“假若你是个青年团员，你就要用你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巩固这个称号。”觉得再不行动，实在辜负了“青年团员”这光荣称号。于是你们决定去采访。采访谁呢？有名的领导、教授，高水平的男生都已捷足先登，采访过了。想来想去，想到厨房，去看看是什么原因使伙食始终不尽如人意吧。采访结束后，写了一篇五六百字的章回式小说，揭露了总务处长、伙食科长等人生活上的不正之风，回目是《李壮士打狗孝主》。这件事，你班同学李授珊，写了一篇题为《悼念沈巧珍同学》的文章，摘录于下：
当时，我们中文系已从和平门外，迁到新街口外的新校。新校还远远没有建成，四周没有围墙，四邻的狗常溜进校园偷吃废弃物。对此，学校规定，可以轰走，不能打死。《李壮士打狗孝主》说的是，“学校一位湖南籍的总务长（且隐其名），非常嗜食狗肉，食堂管理员李某，为了讨好奉迎，竟将校邻农家之狗，打来享宴总务长。李某长得身材魁梧，堪称‘壮士’，因煮狗肉时，需借用食堂的锅盆餐具等，厨师不允，李壮士便以其职权之威，强行为之。事后李壮士将剥下的狗皮，塞给厨师，以掩其口。”文章由你根据大家采访来的素材，整理加工成文，最后加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为什么同学们端端推举你来执笔？未必是她们早已预料到后果之严重——除非她们已知道有“引蛇出洞”的阳谋，多半是大家都知道，你热心为大家服务，而且写作课成绩优秀，中学时就经常有作文登载在学校板报上。
此文最初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出来，后来收入你班编辑油印的《苦药特辑》。在“苦药社”被定为反动社团之后，所有在《苦药特辑》中刊发过文章的人，都在劫难逃。也许因为此文是集体采访，你只是整理加工并加了个题目的缘故吧，开初并没有把你定为“右派”，只是责成你在青年团内检查。可是，你检查了几次也没有通过，于是，你的“犟”劲儿来了，直截了当地说：“不就是要给我定右派吗？那就定吧！”于是，就给你定了，而且还是个“自报奋勇的右派”！如果当时你能预料到，这样一句话要以生命为代价，你就会长点儿心眼，你就要学会拐弯抹角，油嘴滑舌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即使不说，你能幸免于难吗？不能的。最近，我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卷中得知，1957年6月18日，毛泽东曾派人拿着他的手书到北师大找过党委书记何锡麟，手书的原文如下：
何锡麟同志：
现派我的秘书林克同志到你们那里，请你将你们学校的情况告诉他，如果你无时间，请介绍一位别的同志同他一谈为盼！
毛泽东
六月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林克在了解情况之后，毛肯定又作了什么指示，可这至今仍是秘密。也就在此时，康生亲自跑到北师大，除了要把了解他之为人的黄药眠先生划为右派，还干了什么勾当？据说，师大是这个整人老手亲自抓的点，他曾经说过：“铁狮子坟闹鬼闹得那么厉害（铁狮子坟是师大所在地），怎么才这么几个右派？”在那些日子，他们可能作什么指示，那是可想而知的。连一个老党员、系主任在他们的指令下都成了右派○1，我们这些无名小卒岂能幸免于难？还有，你也许不知道（我是最近才知道的），与你有牵连的新凤霞也是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还被毒打致残，只是由于她是人们热爱的好演员，演戏还离不开她，不得不把她的遭遇秘而不宣。她的“罪状”，是因为坚决不与右派丈夫吴祖光离婚……那时，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株连”术发扬光大的岁月，你是钦定的“六教授”之一的黄药眠的学生，与右派的老婆新凤霞同有一个“巧儿”的美名，再加上那明摆着的《李壮士打狗孝主》的“大辫子”，且别说你是否资产阶级小姐，把你划为右派都绰绰有余了！你说，我的话对吗？ 我们年级一共240多人，大约50多人被划为右派，几乎是四分之一，若加上因犯错误而受到各种处分的，则几乎占了一半，是京城高校学生的重灾区，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把你定为“右派”，并没有开过全班大会，直到你也参加留校劳动时，你班男右派才非常震惊地知道你也入了“另册”。可能是团小组最后定的，很可能也是在“上面”的指令之下，扩大了再扩大，补划了再补划的吧！我们丙班就补划了三人，不知你们乙班补划了几人？
李授珊《悼念沈巧珍同学》一文中还提到另一个人：“不久，我们班另一位印尼归国华侨同学黄家榜，当苦药社闹得仰脸翻天时，他身患阑尾炎，手术住院，恰于此时出院了。听闻此事，义愤填膺，说：‘党领导整风，发动群众提意见，等人家提出意见，又要整人家，真是岂有此理！’于是，他孤军奋战，自个儿深入学校厨房，找到那位厨师，重新核实情况，并将那张狗皮也索取回来，非要当众理论此事不可。可是，还没等他去理论，阑尾炎刀口，由于没休养好而发炎，又住进了医院。当他躺在病床上时，万万没有想到，他也被打成了右派，而且还呼之为‘重伤不下火线的右派’。”为什么说他“孤军奋战”呢？原来是，他一手拿着重新抄写的大字报《李壮士打狗孝主》，一手抖着狗皮，要在食堂前开辩论会的时候，《人民日报》的六•八社论《这是为什么？》已经发表好几天了。人们内心充满疑问，虽然仍然有人暗中支持，却没有人敢响应了。
一篇短文，实事求是地揭发了货真价实的不正之风，竟使两位/许多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的好青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另类”，贪污腐化等不正之风怎么能不在神州大地通行无阻呢！
1957年10月下旬，在右派们结束几个月的留校“学习劳动”之后的一天，系办公室的人把你叫去，要你在《沉巧珍问题的结论及处理意见》上签下你的大名。你看了这份手写的错别字不少的《意见》书 /《判决书》，惊呆了：想不到在团小组会上出于气头的一句话，现在竟然变成了这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竟然要背着“一般右派”的罪名，经受一年的考查！可是，我哪儿有一丝一毫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心哪！不，是热爱，是一片忠心，是一种责任感，使我不考虑个人，坦诚进言的。我拒绝签名！但是，留校“学习劳动”几个月的目的，不就是要我们“口服心服，永不翻案”吗？还未走出校门，就要翻案，那还了得？岂不又会成为翻案的典型，挨批，挨斗？甚至，还会罪加一等！代系主任肖璋先生早就提醒我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是否能从轻发落，就看本人的表现了。”罢！罢！罢！这正应了一句古话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只有自吃其果了。再说……不是要我们相信组织，相信党吗？……总有一天会理解我的……你思前想后，不得不在那“判决书”/“意见”书上签了名，什么“意见”也没提。当然，当时你只是下意识地想：提什么意见也没有用了！并不是后来事实告诉我们的，“有什么意见尽管提”○2纯粹是骗人的鬼话，只是给人以“民主”的假象罢了。
然后，你独自悄悄地大哭一场，便孑然一身，到了永定门火车站，登上西行的列车。面对冷冷清清、没有欢送、没有话别的火车站，四年前那彩旗招展、热烈欢迎的场面清晰地呈现在你眼前，泪水模糊了你的双眼……巧珍啊，别难过，莫悲伤！这时，有人在默默为你我祈祷呢，这是我写此文时才了解到的。其中一人，是一入学就钟情于你的男同学。你跟我一样，有个不懂人情世故的鱼木脑袋，心无旁骛地为把自己培养成合格的人民教师埋头读书，从未考虑过要抓紧读大学的机会找个可以依赖的人。因此，你几年来对他的好心也始终没有感知。等到知道时，为时已晚。很久很久以后，这个男同学，曾去看望你的姐姐，谈话中说到你时，他曾无法抑制内心的愧疚，痛哭起来。
此外，还有不少男性难友在为咱们祈祷呢！也许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吧，女同学大都不愿过问政治，只有你我这种听党的话一心一意帮党整风的傻瓜，才会有“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无私无畏，才会落入政治的陷阱。当男右们发现“另册”中也有女性，而且有纯朴、文弱、可爱的你时，无不惊呼：“我们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元曲名家关汉卿语)，什么都能顶得住；她们是个蒸就烂煮就熟捶就扁炒就爆血肉之躯的弱女子，只怕她们顶不住啊！”他们无不暗中为咱们祈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老天爷啊，求您给她们信心，给她们力量，让她们能平平安安地熬到可以开怀大笑的那一天吧！”
巧珍啊，如果你早知道这些，也许你就不会走得那么早了吧？
（三）
1957年11月初，你手拿户口和北师大开的介绍信，到四川省教育厅报到。四川省教育厅当然要把你分配到“最能考验”你的地方，你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四川盆地南部的自贡市。那里，大面积贫瘠的土地，正等待着人们去开发；大量缺乏文化知识的人民，正等待着教师去传授文化科学知识。你和我一样，都认为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越是自己用武之地。于是，你到了自贡市新建区的一所完全中学报到。岂知，那年代，一切都是反常的。在那里，你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展出的赤身裸体的动物，人们看你的目光，就像一只饿极了的猫看着吊在房梁上的肥鱼，且不说那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和那不能表现于言语的觊觎，单是那目光就会使被看者上吊……别人不会称你为“同志”，你也不能称别人为“同志”，不能对人们说：“我爱祖国，爱人民，爱党”，连把爱奉献给革命接班人——学生，也不能，因为，他们说，你会在讲台上放毒。你只能扫厕所，扫办公室，擦桌椅板凳、敲钟打铃、排课表、刻钢版……别人不愿做的事，都落在你头上，有几年还被下放去“劳动改造”。每月只拿20元生活费。
后来，校长调去支援地处穷乡僻壤的一所初级中学，你也随他调到了那里。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你住的房子，是那年头贫穷落后地区最常见的平房，低矮、窄小、阴暗、潮湿、寒冷，既是卧室，又是办公室、厨房、饭堂，还是生儿育女的产房和育婴室。学校没有食堂，没有自来水。食物及一切生活用品，都必需步行到远处的集市去买，但市场上的物资非常匮乏。
有件事却使你非常高兴，学校除了校长，只有你一个大学生，你终于可以走上讲台上语文课了。困难当然很多，没有教研室，没有图书馆。被打成右派之后，你认为知识 / 书本是万恶之源，一怒之下，把除了毛主席著作以外的书籍、讲义及全部日记信件全都烧掉了。你要两袖清风地重新开始！可现在，不仅没有人可以请教，连一本可以查看的书也无法找到。幸好，大学四年勤奋刻苦的学习，给了你深厚的功底，现在就把它们倒出来，现炒现卖吧。
在那全民闹饥荒的日子，为了活着，你得花很多时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得花许多心思来对付那些又肥又大的蚊子、臭虫、虱子、跳蚤和苍蝇。有时，这些无处不有、无孔不入的小生物，把你折磨得欲哭无泪时，你儿时念过的儿歌，就涌了出来：
一二三四五，脱衣找虱子。
虱子找不到，找到虱子蛋。
虮子有几个？我来数一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有时，课文中的一个难题，使你绞尽脑汁，长江边上纤夫吃力前行的情景，便会呈现脑际，雄浑底沉的纤夫号子，跳到嘴边：
嘿哟，嗬！脚蹬牢哟！
嘿哟，嗬！合力拉哟！
我拉着，古老的船，
拉的是，受难的祖国，嗬——嘿！
拉的是，受苦的人民，嗬——嘿！
……
诗歌，把你带回幸福而又充实的童年，使你想到远方为你牵肠挂肚的母亲和姐姐，让你超越眼前的痛苦，想到梦寐以求的美好明天。于是，童年攀登石坎的犟劲儿又来了，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了。
你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怀着“爱一切人”的仁爱和宽容，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废寝忘食地备课、上课、批作业、改作文，获得学生、老师和校长的一致好评。学生巴不得堂堂课是你上，都说，上你的课是最大的享受；老师们经常找你商量切磋，甚至请你帮忙写教案……
1960年11月，你摘掉了右派帽子。被划为右派后，你不敢告诉母亲和姐姐，因为，你无法写。如果不想对最关心你、最了解你的亲人隐瞒真相，就必须把留校“学习和劳动”几个月的痛苦历程源源本本地告诉她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说明实际并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组织上一再说“是阶级本能使你们走上反党反社会主道路的”，一再要求咱们“口服心服，永不翻案”，只好相信组织，相信党，按要求在“判决书”上签了名。这无异于是要她们经受一次活生生地剥自己的皮的剧痛，年迈的母亲、体弱的姐姐（你姐姐有心脏病，是吧？）能承受得了吗？而对你自己，将会有“翻案”之嫌。那就违心地说假话，把那份“判决书”上列的“罪状”一条条向她们复述，然后说：“妈妈、姐姐啊，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培养和教育，辜负了你们的殷切期望，在北师大的四年，我变质了，我堕落了……你们就忘了我，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没有我这个妹妹吧！”且不说她们信不信，你可能还会担上“污蔑社会主义大学”的罪名呢！思前想后，你只好什么也不对她们说。直到一年多之后，你从许多报纸的有关报道中得到灵感，才把这噩耗告诉她们，说：“你们看到XXX、XXX、XXX……被划为右派的报道了吗？一年多以前，我和他们一样，也戴上了右派帽子……请别为我难过，我决心向他们学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保证认真努力改造自己，尽快摘掉帽子，回到人民内部。否则就不回家看妈妈。”现在，你终于以比我短的时间完成了艰巨的“改造”任务——原定一年的考查期，实际是三年，比我少两年！你立即不无自豪地给妈妈写了一封信，信纸上只有七个大字：“妈妈呀，我归队啦！”
同时，你写信给北师大，像告诉母亲那样，把这好消息告诉母校，并向母校索取你的毕业证书及两张照片，一是与陈垣老校长的合影，一是与女飞行员伍竹迪的合影。可是，你等啊等，一直等到离世，什么也没有等到！因为毕业证书是在1979年“改正”之后，才给我们补发的；至于照片，北师大的回答竟是：“社会出名的公众人物的相片不能给你。”这一现实，终于使你“对问题的严重性”○3有了进一步认识，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的确确是个“另类”，而且是永远改变不了的。你对姐姐说：“我越来越意识到，57年一把火，早就把我什么都烧了个精光。”
摘帽后，你的“工资”是每月40元。这时，你不得不履行女人的职责——结婚生子了。肯定和我一样，你也是思想斗争了很久的。在没进入“另册”之前，你也有过永不结婚的念头，因为在咱们可爱的祖国，女人想要干一番事业，是不能结婚的，如林巧稚……现在，结婚吧，且不说这40元是否能养活肯定会不断添丁的一个家，也不说“女右”要表明自己并非孬种就必须没有丈夫子女的拖累，只看我这什么都烧了个精光的现状，我能给丈夫孩子的，除了灾难和痛苦，还有什么呢？还是让这世界少点儿灾难和痛苦吧……不结婚吧，人们更会把我看成四不像的怪物，而且……而且会把那不能言说的觊觎，名正言顺地变为行动，总有一天，我会像祥林嫂似的，被逼疯的……最终，两害相权取其轻，你决定结婚。我想，在你作出这个决定时，绝对不会想到，灾难和痛苦还是延伸给了你的后代，而且竟是以那么残酷的方式！
你的婚姻，如果不是“先斩后奏”的话，哪便是一种尚有耶稣所要求的“爱一切人”，而没有通常所说的“恋爱”的结合，更主要的还是为了找一个“避风港”，或者一把“保护伞”，对吗？他也是老师，出身不好，自幼失去双亲，性格孤僻，也经常挨批判斗争，你对他的境遇很为同情。几年脱胎换骨的“改造”，不能不使你头脑里也有了阶级斗争的弦，你必须进行“门当户对”的选择，不会是右派，也不能是左派，只能是这两种人之外的中间派，或者是内部控制的“中间偏右派”。只要不被扣上“划不清界线”的帽子就够了，别的就不能苛求，或曰，别无选择啦！往往都是结婚后才发现对方这样那样的缺点，如，下班回家后，往床上一躺，尽抽烟，从不干家务活啦！传统的大男子主义，男尊女卑啦！动不动就骂人，甚至打人啦……那就只好将就将就了，谁叫我是个女人，而且是个右字号的女人呢！你不与他划清界线，他还得与你划清界线呢；不仅要“划清”，还要实行“专政”呢！你说，我的话对吗？
接着，便是怀孕、生孩子、做母亲。生孩子时，你可能不会有我的遭遇○4，大多女人都不会有我那样的遭遇。生过孩子后，你必定也不能很好地“坐月子”，不能获得好的营养。不知你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患了那年头女人常患的“月经病”、“月子病”的？你姐姐告诉我，曾是古丽娅锻炼队成员的你，后来落下了腰身疼痛的毛病，下雨刮风就痛不能支。
怀孕和做母亲，你、我与其他女右派乃至普通女人就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了。做母亲是造物主赋予女人的义务和权利，是神圣而艰巨的工作，母亲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敬和保护。母亲是名副其实的灵魂工程师，从怀孕那天开始，就必须对腹中的胎儿进行教育，这就是“胎教”。中国是世界公认的“胎教”发源地。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太妊之性，端一诚庄，惟德能行。及其妊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圣，太妊教之，以一识百。卒为周宗，君子谓，太妊为能胎教。”贾谊在《新书•胎教》中说：“周妃后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渲，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这是三千一百多年前的事。太妊是周文王的母亲，周妃是周文王之妻周武王之母太姒。到了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又有孟母“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和“孟母三迁”的故事……她们的胎教和对孩子的早期教育，使孩子成为对中国历史起了好作用的“明君圣人”：周文王不仅为暴君殷纣王的灭亡准备了充分条件，而且在被殷纣王囚禁期间，还以他的智慧推演了至今仍有影响的“周易”；周武王是打败了殷纣王的西周的第一个帝王 ；孟子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称“亚圣”。到了唐代，著名医学家和药物学家孙思邈进一步从理论上指出：“子居母腹，以母气为气，以母血为血……善心生，则气血清和，而子性醇；恶心生，则气血混浊，而子性劣。”现代医学认为，胎儿与母体之间存在一种“感通”，能理解母亲的思想情感，对外界的变化并不置若罔闻。母亲遭到恐吓，就会分泌一种叫“儿茶酚胺”的物质，使胎儿也产生恐惧。现代科学还证明，婴儿初到人世时，大脑是一团混乱的神经，要有足够的刺激，这些神经才会互相连接，形成永久性的“网路”。也就是说，初生婴儿的大脑皮质，负责思考和感觉的部位，等待着“灵魂工程师”给他刺激和经验，这最佳时间只有六个月。如果三岁以前不给他刺激和经验，那些数以亿兆计的神经细胞就会因未被运用而渐渐死去，永远连接不上了。中国有句古话：“三岁看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孩子的早期经验决定这个孩子是聪明还是迟钝、善良还是邪恶，自信还是胆小、口才好还是不好……母亲的早期教育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一直到老年，人还会因为胚胎期及幼年期受到的伤害，而容易发生这种、那种疾病。因此，此时女人在精神、饮食、生活起居等方面都必须十分注意，这绝不是为了孕妇，而是为了胎儿能够身心健康地发育成长，为了祖国的美好明天！可是，二十世纪中期，那“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岁月，是只有动物本能的岁月，人们不谈这些，学校里不教这些，图书馆和新华书店里也没有这方面的书籍杂志。随着“教育学”、“心理学”被打成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胎教”“母爱”等等也被戴上了“唯心主义”的帽子，说那是封建统治阶级强加于“半边天”的枷锁，要妇女向这种“封建礼教”作斗争！于是，无论是先天的胎教，还是后天的母教，统统被打入另册，成为封、资、修的垃圾……其结果，受害的不是一两个孩子，而是整整一代人，甚至更多！
那时，这类东西是见之于官方文件，要求人人实行的，例如：
1963年5 月23日，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试行重新制定的《中、小学生守则（草案）》，明确地对中小学生提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共产党的要求。与此同时，《江苏教育》发表《育苗人》一文，介绍南京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教师斯霞精心培育学生的事迹。后来此文被改写为《斯霞和孩子》，发表于5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这两篇文章都强调，教师要以“童心”爱“童心”，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显然，这都是有意告诉全国人民尤其是教师，为了《守则》的贯彻实行，为了把青少年培养成三热爱的革命接班人，必须以斯霞为榜样，“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老师们看后，欢欣鼓舞，无不以为教育的春天来了。
谁知，不到半年，10月，《人民教育》又发表了三篇文章，《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限》，《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以讨论“母爱教育”为中心，说这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早就提倡过的“爱的教育”。说它涉及到教育有没有阶级性，要不要无产阶级方向，要不要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下阶级烙印的大问题。随后，围绕着这些问题，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将近一年之后，1964年8月，《人民教育》发表关于“爱的教育”讨论的评述，说“这场讨论揭露了教育战线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教育工作上两种思想、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是教育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是和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作决裂的斗争的序幕， 还要有更大的主力战在后头。”这“更大的主力战”显然就是文化大革命了，文革的矛头最初是直接指向教育战线，指向教师，指向“爱”的。
于是，教育只剩下一条铁定的“规律”：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在本来就没有多少“感情”和“爱”的中国教育中，“感情”和“爱”开始全面退出，直至最后发展到以谈“感情”为耻辱，“爱”这种感情，无论是“母爱”的“爱”，还是“恋爱”的“爱”，都是绝对的禁区，仿佛感情和爱都是资产阶级的特有属性，“爱”更是与“色情”紧紧相连。后来，随着教师 / 臭老九被打翻在地，教育——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也就形存实亡，孩子 / 革命接班人只能在没有爱的环境中孕育、成长了。
爱这种情感，是造物主赋予人的一种靈气，是人性的基本属性之一。母爱是造物主对于跟孩子相依为命血肉相连的母亲的独特赏赐，女性在孕育和扶养孩子的过程中，也培育并丰富着自己的母爱。爱既看不见，也摸不着，可以意会，却不可言说。现代科学证明，人的大脑有两个中枢，一个管情绪 / 情感，一个管思维 / 知识，而且情感比知识更本源，情感优先于认知，“爱”优先于“恨”。情感与认知不同，不可以传授，只能感悟、感应。爱的教育方法是浸润，是潜移默化，是春风化雨，爱来自经验和体验。最初的经验和体验只能由母亲給予，母亲的刺激连接了胎儿和婴儿大脑中情感的通路。大家都知道，血液的通路——血管断裂或阻塞了，便会患心血管病；情感的通路阻塞或断裂，也会生病，那便是精神病。据说，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并没有器质性的脑病，只是情感和思维结构及认知发生了阻塞或断裂，从而产生错误的判断和推理，患者常常以为自己的身体乃至情感思维都被某种外力控制住了，并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硬塞到自己头脑里。坚强的人，神经没有达到分裂的程度，但情感和思维结构乃至认知能力也遭到了伤害和扭曲，虽然对有些事物仍能做出正确判断和推理，但多数情况下也会不由自主地以外力灌输的方法和理论来观察世界，做出错误的判断和推理。众所周知，环境污染造成的危害是任何人都不能幸免的，精神污染造成的危害也是生活在那个大环境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幸免的，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咱们在北师大学条件反射理论时，对这种理论稀里糊涂的，经过几十年的观察与思考后，我才真正明白了它的含义。你还记得巴甫洛夫的那只疯狗吗？巴甫洛夫让狗看两种图形：一种圆形，一种椭圆形。每天狗看到圆形就有可口的食物，看到椭圆形就挨一次痛苦的电击。当狗看到圆形就流口水很高兴，看到椭圆形就紧张焦虑准备逃跑。 接着，工作人员开始改变椭圆的形状，使其越来越接近于圆，狗则跟着不断学习，不断调整对圆和椭圆的辨别及条件反射。 当椭圆改变到非常接近圆的时候，一直安静的狗开始尖叫，拼命扭动，用牙齿咬掉身上的仪器，甚至把连接动物室与观察室的管子也给咬破了。 狗疯了，患上了神经官能症！巴甫洛夫创立的这个理论，就是建立在上述人的大脑功能的基础之上的。其实，条件反射理论并不是巴甫洛夫的发现，我国古已有之的“谈虎色变”、“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等等，讲的就是条件反射。中国的统治者早就运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愚民教育，以维护其专制统治，“脱胎换骨改造”理论，乃是其继承和发展，都是用一个个新的刺激和体验，来改变原有的神经通路。被改造者多数都像巴甫洛夫的那只狗一样，疯了，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且更可怕的是，被改造者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改变！而对于女人来说，这不仅牵涉到自己，还牵涉到腹中的胎儿。
在那年月，凡有点儿文化知识的女人，在怀孕之后都会战战兢兢的，担心着腹中胎儿的安危。女右派就更甚了，她们毫无例外地必须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在数不清的这个那个“政治运动”中，被批判，挨斗争；在“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的口号中被骂、挨打，连在“避风港”中、“保护伞”下也不例外。1964年，在《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两种版本）相继出版发行之后，全国尤其是学校，在原先林彪提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基础上，又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急用先学”毛著的新高潮，有的学校一窝蜂地对教师提出“（毛主席）语录进课堂”，“试卷引语录”，“人人用，堂堂用（毛主席语录）”等要求，教师中的女右派处于精神极度紧张的状态之中，生怕把毛主席的话讲错、解释错，时时刻刻担心着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掉下来……
在古代，孟母还有“三迁”的权利和自由，可是生活在新中国的女人，唯一可以做到的是“逃”和“忘却”。“逃”类似于后来的“超生游击队”，逃到可以暂时避开政治斗争的娘家、乡下或亲戚朋友家。可女右派连“逃”也休想，唯有设法迅速“忘却”。像我，除了正常的备课、上课、改作业、批作文，便是用最原始的方法带孩子、挑水、煮饭、洗衣服、缝衣服……使自己一天到晚无暇沉思默想，唯有为活着而自顾不暇。可当拿起课本走向课堂，一种无名的恐惧就袭上心头，怕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学生们虎视眈眈的眼睛……可事情偏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越怕错，就越会错，我还是把毛主席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等等，讲成了“被敌人反对是坏事而不是好事”○5……。再说，人非木石，总不能不睡觉，可一躺下，种种不愉快的事便会“过电影”般地呈现脑际。在现实生活中，没完没了的政治事件，旧的尚历历在目，新的又无可逃遁地向你袭来，而许多关乎人的本性 / 本能的东西又是根本无法忘却的，如母爱。你说是吗？不过，你比我幸运，你幼年时接受过“爱人如己”的教育，也许能藉着大爱和宽容，藉着向天父祈祷来保守你内心的一泓清泉，既使自己不受“恐惧”的侵犯，又为孩子创造一个安宁愉悦的、充满爱的的小环境：
在有仇恨的地方，让我们播种友爱
在有伤害的地方，让我们播种宽恕
在有绝望的地方，让我们播种希望
在有忧苦的地方，让我们播种喜乐
在有黑暗的地方，让我们播种光明
不求他人的安慰，但求能安慰他人
不求他人的谅解，但求能谅解他人
不求他人的宽恕，但求能宽恕他人
不求他人的付出，但求能为他人付出○6
你、我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怀胎十月，一朝分娩”的。在你的女儿只有一岁五个月时，你生了第二个孩子——儿子，儿子还不到四个月，“文革”风暴来了。
（四）
你含冤去世的时间是1966年7月25日。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在“血统论”指导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时期。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于北京大学校园里之后，6 月1日，毛泽东电令向全国公布这张大字报。当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当晚8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全文播放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次日（6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在《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下，又全文刊载了这张大字报，同时登出陈伯达、王力、关锋连夜赶写出来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于是，文化大革命在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以横扫千军之势，在全国铺开。但这场革命的主要矛头到底指向哪里，除了党内最高层，人们仍然不甚了了。那些几乎清一色由“红五类”子弟组成的早期红卫兵，自然以为就是指向资产阶级、“黑五类”及其子女的。于是，他们怀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使命感”，天不怕地不怕，杀向他们心目中的“敌人”，首先是对准与他朝夕相处的弱小群体——学校里的“黑五类”及其子弟开刀，对他们进行污辱、毒打和恐怖的人身管制。这时期，学校里被迫害致死致残的教师甚至学生，不知有多少！可是，具体数字至今仍是个谜，甚至可能会永远石沉大海了，如果再不抓紧时间回顾和调查的话。你，便是这期间冤死的无数人民教师中的一个。
几十年之后，你姐姐仍能清晰地回忆当时她在武汉的感受：“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武汉满街都是……每天政治学习时，都是反修、防修、‘地富反坏右’的内容……‘右派’由原来的人民内部矛盾升级成了敌我矛盾，我想巧珍妹的日子不会好过了，又是在本来就极左的省份，极穷的小城……”
自贡曾经“富甲全川”，有过很辉煌的时期。亿万年前，曾是著名的“恐龙之乡”，后来，不知这些史前的生物违背了什么自然规律，毁灭了。两千多年前，自贡曾是盛产井盐的“盐都”。盐这东西很怪，人不能不吃，可又不能多吃。盐给自贡人带来了巨大财富，可也给自贡人带来了祸害，普遍血压较高。血压一高，人就脾气暴躁，脾气一暴躁，人就会胡作非为。违背自然规律胡作非为，必遭自然规律的报复。这样，到1957年，这历史悠久的盐都的富裕辉煌，已经成为历史，剩下的，只有极穷和极左，越穷就越左，越左就越穷……
1998年，你姐姐曾到自贡去寻找你苦难的足迹，寻觅你逝去的魂灵。她看到的，除了一个挨一个的废弃盐井，便是一条石板铺成的窄街，两边净是青砖黑瓦的平房。笼罩着整个城市的，仍然是贫穷、落后、愚昧和妒忌。你工作过的学校，校园狭小，老师们住的平房，仍然那么低矮、窄小、阴暗、潮湿……你姐这样回顾你当时的情景：“她教书育人，生儿育女，居家过日子全在这片小天地。她生活在没有丁点自由的环境中，尽在众目睽睽的敌视之下，整日的活动就是从教室到宿舍再到教室，还是在针尖麦芒上，连空气对她都是吝啬的。她是如何熬过这时时刻刻分分秒秒的啊，这就足能把人窒息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多亏了素来不能受委屈的妹妹了！……”
那时，你所在的初级中学，教师文化水平低，而且几乎全是旧社会的过来人，有的还是旧军官的姨太太，都老于“世故”，特别善于见风使舵。当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经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到每人耳中，经由《人民日报》摆在每人眼前时，他们一下子就嗅出其中的味道，为了表明自己站稳了立场，划清了界线，自然把矛头都指向明摆着的你。你在给姐姐的信中说：一夜之间，“没有人找我帮助写教案了，话也不和我讲了……”他们都对你投来鄙夷不屑的目光；学生带上血色的“红卫兵”袖箍，拒绝听你的课；工友成了造反派，对你颐指气使；校长则更是要“丢卒保车”了。紧接着，你被扫地出门，住进“牛棚”，早请示，晚汇报，唱“请罪歌”，被戴上高帽或剃成鸳鸯头 （ 阴阳头）游街示众……污言秽语向你头上淋，铜头皮带往你身上抽，还要忍受那种会使一个清白的女人自杀的满含兽性的目光，据说这都是神圣的阶级斗争的需要……到底什么是阶级斗争？你忽然疑惑起来了。多年来，学校老师对我们讲的是，人是社会的动物，必须受社会规律即阶级斗争规律的制约。然而，客观地深入思考一下，“人”这个东西，既是社会的，又是自然的，而且，恐怕自然性才是根本，才是基础，不是说人是猿猴变成的吗？社会性是后加的，是在反复的社会实践中，通过“条件反射”建立起来的，是外在的因素，是条件。人，好不容易从猿进化为人了，莫非又要退化为猿吗？毛主席在《矛盾论》或是《实践论》中，说过大意如此的话：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人当然也不能例外。许多事实都能说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潜藏在人的心灵深处，与生命共存，却不为人知，不受意识管束，却无时无刻不在管束着人。它，有时如一锅沸腾的液体，东突西撞，寻找释放的途径，以便化为人的情绪；有时又如一头埋伏的猛兽，左窥右测，伺候冲锋的时机，以便化为人的行动。这种力量，犹如地下的岩浆，可以引发，却不可压抑，压抑得越牢固越长久，释放得就越猛烈，危害就会越大，各种各样的犯罪、精神病、自杀等等都是它最终释放的途径。因此，英国哲学家罗素说，罪恶是人的生命冲动得不到正当出路造成的。这“正当的出路”，要靠正当的教育来开通。现在却引导他们如此来释放这种“无形的力量”！教育的错误，毁掉的不仅仅是一代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哪！孩子啊，你们失去了纯真的童年，也将没有大有作为的青年！想到此，你感到心口一阵绞痛，真想大吼一声：“孩子，放下你们的铜头皮带！做‘孩儿王’是我的选择，到自贡也是我的选择，我是爱你们的啊！……”但是，你不能说，因为，那无异于是说，党错了，人民错了。那岂不是罪上加罪！你只能沉默……
在咱们可爱的祖国，有不少这类话：“把好心当作驴肝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一个人一旦成了“敌人”之后，就有理难说，有口难辩了。你当然只能沉默，把仁爱和宽容深埋心底，木然地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你唯一牵心的，是嗷嗷待哺的一儿一女：“我在天上的父把他们交给了我，我必须爱他们，保护他们，我没有任何权力让他们在这些污泥浊水中毁了。现在，他们什么也没有了，只有这任何人也不能夺走的，天父赋予我的母爱。我怎么办啊，怎么办？……”然而，你有什么办法呢？你被扫地出门，住进单身牛棚之后，一岁多的女儿只能托付给并不关爱她的丈夫，三个多月的儿子怎么办？离开了你的奶水，他连活命都困难！思前想后，你拿起一条旧床单，撕成宽布条当作背带，把小儿子背在胸前，然后，扫厕所，掏大粪，打煤砖，运煤块，打扫教室，打扫校园……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招来一群“看客”。在那小小的穷乡，你们学校相当于无人不知的高等学府，现在人人都知道这里出了一个“破鞋”——此地人多数不知何谓“右派”，更不知“右派”怎么个坏法，只知道女人中最坏、最下贱的是“破鞋”。那天，拉牛鬼蛇神“游街示众”时，没给你戴高帽，而是给你剃了个鸳鸯头。这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此地红卫兵了不起的创造，他们曾赴京取过经，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知道这“鸳鸯头”等于高帽，又比高帽更具威慑力，它是摘不下来的。男右可以用剃光头的办法来表示抗议，女右能吗？你还不想做尼姑，也不会允许你当尼姑。于是，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遭到“人民群众”的唾骂、耻笑。你曾试图以戴此地农妇常戴的布帽的办法，来遮盖这顶变形的高帽。可那更糟得很了，看客们故意用棍子把帽子挑掉，然后指着你那参差不齐的鸳鸯头，鼓起手掌，哈哈大笑，污言秽语往你头上泼，一口口吐沫往你脸上吐……你胸前的孩子，被这狼嚎般的声音、这倾盘雨般的吐沫、这些龇牙咧嘴的人们，吓得哇哇大哭……你以教师特有的目光，审视着这些看客的眼睛，刹那间，脑海里闪出鲁迅半个世纪前说的话，这些“可怕的眼睛，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远不远不近的跟着他走。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详见《阿Q正传》）。你突然感到天旋地转，胸闷心慌……你憋着夺眶的眼泪，快步离开现场，想逃到无人的深山老林里去，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孩子，为了孩子天真无邪的灵魂；更是为了“看客”：他们还是孩子，原谅他们！救救他们……可是，偌大的中国竟然没有可容你安静地躲藏的地方……难道，这便是五千年的文古国的现代文明？灵魂啊，灵魂！这便是要我们/人民教师塑造的灵魂？……
对这一切非人的折磨，你都以坚强的毅力忍受了。
夜深人静，当你凝视着怀中安详地吮吸着你乳头的小儿子时，天父的大爱，给了你信心和勇气，你超越身心的疼痛，低吟起那雄浑深沉的“纤夫号子”：
嘿哟，嗬！真难熬哟！
嘿哟，嗬！要挺住哟！
我拉着，古老的船，
拉的是，受难的祖国，嗬——嘿！
拉的是，受苦的人民，嗬——嘿……
歌声，把你带回幸福而又充实的童年，使你想到一定也被苦难煎熬着的姐姐……歌声，使你在内心描绘着祖国的美丽远景，憧憬着人民包括你儿女一定会有的幸福明天，美好将来……
7月23日，在群众围攻你的高潮中，校长宣布对你隔离审查，不准你与任何人接触，连小儿子也不能。开全校大会批斗你，一次次责令你老实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然而，像57年一样，你交代了一次又一次，都通不过。这次，你接受了教训，没有使“犟”，只是一次又一次地重述实事求是交代过的内容……大概批斗你的人肚子饿了，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的口号声中，宣布休会。同时勒令你原地留下，跪着，向挂在墙上的毛主席检查交代，下午再向大家交代，不交代清楚，不许离开。你请求准许你回去奶孩子，但遭到拒绝。整整一个中午，你跪在毛主席像前，像十多年前站在天安门前那样，默默向毛主席祈求：“毛主席呵，毛主席！我是听您的话的啊！你要求我们实事求是，为什么我实事求是了，还说我不老实？您说，我可以胡编乱造，胡说一气吗？不可以。是吧？请您告诉我，究竟我错在那里？我应当怎么做才对啊？……求您只惩罚我，不要惩罚我的儿女，我儿女没有罪啊！求您让我回家，小儿子才三个多月，等着吃我的奶呢！毛主席啊，毛主席！十多年前我就曾经向您宣誓，要永远做您的好学生，永远听您的话，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啊！……”
下午，批斗会继续。大家饭饱茶足，当然斗劲冲天。可你唇焦腹空，连话也说不出了……休会时仍是那句话：“不彻底交代，不得回家。”你扑通跪下来，伸出双手，用膝盖向他们爬行，说：“求你们行行好，准许我回家奶孩子，他……”可他们不等你把话说完，扔下半句话就不见影儿了：“妄想！狗崽子死了死了的……”还派专人寸步不离，监视你。
巧珍啊，求你给我智慧和灵感！我含泪写下以上文字，有好几天了。接下来的，我写了，涂；涂了，写，实在不知怎样写，才符合当时的真实，尤其是你内心的真实。我和许多女右派一样，在这种情况下都曾想过要“自杀”，可最后都抛弃了这念头。一位母亲，在作为“人”的一切尊严都已被剥夺殆尽之后，仍然会为造物主赐予的儿女，而忍辱负重的。那时，你的儿女都很小，不能没有妈妈啊！到底是什么使你完全绝望了呢？
我不免又想到《黄河怨》。唱那首歌的女人，是当时千千万万受日本鬼子凌辱的中国女性的典型。她是把满腔仇和冤留给丈夫及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之后，一无牵挂地投进母亲河的怀抱的。如果我写你遭到了凌辱，当年的红卫兵就会提出抗议：“胡说！当时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绝不会做那种凌辱女性的事。”
23日晚上，在单身牛棚里。在你被剥夺了一切自由之后，你的头脑，你的心灵，却在穿梭时空，自由翱翔，尽管饥肠辘辘，浑身疼痛。从他们要你交代的“罪行”，想到你的父母亲，想到你的姐姐；从自己的学生时代，想到现在的学生 / 红卫兵；从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想到你自己……你不禁自问：我为什么活着？……父母生我的目的是什么？……目的肯定是有的，也许，还很崇高……可是，我不知道，也猜不出来……我加入了青年团，宣过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这便是我活着的目的。说我打着红旗反红旗？难道，你们是打着红旗赞红旗？……到底，什么是共产主义？我为什么要为这虚无缥缈的东西奋斗？难道，这些充满血腥味的东西，就是最美好的共产主义事业？我不明白……我猜不透……马克思说过，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我不是“人”吗？为什么要把我排除到“每一个人”之外……到底，“人”是什么？人是可以制造工具并能用工具来劳动的动物。“人”的内涵只是这？……啊，对了，条件反射！建立他所需要的条件反射！我能思想，无法不思想，所以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对吗？马克思啊，马克思！你是有思想的，如果你活在此时此地，你也不是“人”啊！！！请原谅我……也原谅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只是成年人在背后操弄的玩具。他们还是孩子！真想大喊一声，孩子，你们错了啊！你们……救救他们！必须救救他们！谁来救救他们？……万籁无声的夜空中，传来孩子的哭声，远远地，时断时续地。你这才意识到你还有一个家，有才会走路的女儿，有嗷嗷待哺的小宝贝……每天晚上，女儿都要搂着我才能入睡，现在，没有我，她在干什么？也许，她正在四处寻找着，哭喊着：“妈呀，妈啊！你在哪儿？妈，你来啊！快来啊……”小儿子肯定饿极了，没有钱，没有牛奶，也没有奶粉……宝贝啊！也许，你爸连一勺水都不喂你，更不会给你熬碗米汤，或者撒碗苞谷面糊糊，是吗？也许，你已哭喊了一整天，唇干舌燥了，说不定，还脱水了……怎么办啊，怎么办？……“求”吗？请求，祈求，乞求，我都求过了……我是母亲。我有权力……我有权利……我有义务……我……我、是、母、亲？？？……我是母亲。……不错，我是母亲！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客观事实……谁也剥夺不了我的权利……
夜很深了，也许，已是24日黎明。你下定决心，推开虚掩着的牛棚门。值班的红卫兵正在打瞌睡，你蹑手蹑脚地溜过去。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跄跄地，跑着，走着；走着，跑着……跑过一片苞谷田，饥饿的本能使你无意识地剥下一个苞谷，狼吞虎咽地咬着，跑着；吃着，走着……
你进入万籁俱寂的家，也不说话，看到正在熟睡的小儿子，也不问他是吃饱了安睡着，还是饿极了昏睡过去，就连忙抱起他，解开衣扣，把奶头塞进他的小嘴，你自己还在不停地咀嚼苞米。小儿子似乎闻到了乳汁的清香，狼吞虎咽般地吮吸……喀喀喀吐！一阵钻心的剧痛，还没进入胃里的苞米全吐了出来，你从桶里舀了一勺水，倒进嘴里，想把呕吐压下去……喀吐！喀喀吐！又吐了出来，喉咙像是被东西堵住了一样……饥饿干渴，加上强大的精神刺激，你连水也咽不下了。你哪儿还有奶水啊，小儿子吮吸的是你的血和泪！
丈夫醒了，看到蓬头散发的你，先是吓了一大跳，随后反应过来，不由分说，便去夺你怀中的小儿子，同时压低声音吼道：“竟敢逃回来了，你这死不悔改的老右派、反革命……走……滚！再不滚，他们就要追来，全家都会遭殃……”你搂紧咬着你奶头的小儿子，说：“他饿极了，求你行行好！等他吃饱，我就走……”“你还有奶！狼奶！看，吐了他一身！滚……滚……你是要我动手……”说着，从门边抄起一根木棍……你仍紧搂着儿子：“你没权力！我是他母亲……”“放屁！有你这母亲，一辈子倒霉……”木棒对着你屁股狠狠砸去……
说时迟，那时快。房门“嘭”地一声开了，一束手电筒的强光扫了进来，几个黑黢黢的影子扛着长枪/木棒，冲了进来，吼声如雷：“老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沈巧珍，居然敢违抗群众的监督改造，私自逃离牛棚，偷摘地里的苞谷，罪上加罪！死有余辜！走！回去接受群众批斗……”
你的儿女被吼声惊醒，娃娃地大哭起来。女儿看到了妈妈，看到眼前的一幕，哆哆嗦嗦地滑下床来，摇摇晃晃地，边哭边喊，向你移来：“哇！妈啊，妈！……哇！怕怕，我怕！哇哇……”
你，别无他法，在小儿子脸上匆匆吻了一下，把他交给丈夫。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声音：“拜托！一儿一女托付给你了，求你给他们爱和温暖……”一边扣衣扣，一边转过身去……
这时，你的小女儿，已经移到你跟前，用两只小手紧紧攥住你的衣裤，哭喊：“哇……妈，我要妈妈！抱，抱我！哇哇哇！妈妈……抱抱！……”
那几个黑影，用木棒把她的小手一击，同时，把你推出家门……
接下来的是，当场批斗……然而，任何批斗都已毫无作用了。呈现在你眼前的，始终是小儿子蜡黄的脸蛋；回响在你耳际的，始终是儿女凄楚的哭喊……天旋地转，头痛欲裂，食道一阵阵抽筋，胃肠一阵阵痉挛，喉咙已经不能出声……任他们怎么骂，任铜头皮带怎么抽，你都毫无反应……
我又卡住了。他们会怎么对待一个已经丧失说话能力，而又手无寸铁的弱女子啊？巧珍，求你给我智慧、灵感和勇气，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
我想到，北京在“红色恐怖”中被打死的第一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女）。1966年8月5日下午，她被学生 / 红卫兵，可能其中有那个大名鼎鼎的宋彬彬 / 宋要武，活活打死。到底是怎么残忍地把她打死的，在真相揭秘之前，不得而知。但从她的尸体可见一斑：身体布满伤痕和窟窿，连手表的不锈钢表带都被打得扭曲变形……可能，她所遭受的一切，你都遭受了？
我还想到……当时，位于教育部隔壁，有个北京二龙路中学，校长是徐丕凯。1966年夏天，他除了每天的繁重劳动，还被红卫兵任意侮辱和毒打。红卫兵把徐校长和张放老师（女）等“牛鬼蛇神”埋在坑里，填上土，再挖出来。然后几个红卫兵抬着身材瘦小的张放，喊着“一二三”，把她扔进三米深的大粪坑。张老师满身粪污地爬出来后，他们又抓起她扔进粪坑……徐校长实在看不过去了，说：“她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请不要这样对待她。”红卫兵大骂他包庇“牛鬼蛇神”，把他双手绑上，当作“活靶子”练刺杀，用和真枪一样大小的木枪向徐校长胸前狠戳猛捅，致使他数根肋骨骨折……可能，这种丧心病狂的对人格尊严的侮辱，你也挨了○7？
我又不由自主地想到《黄河怨》，你不是不可能有与她相同的遭遇的。那年月，真像潘多拉的盒子○8打开了似的，什么意想不到的事都可能发生。为了保持清白，林昭不是把裤子和衣服紧紧地缝在一起的吗？还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监狱里○9！李九莲 ，不是在被枪杀之前，游街示众时，下颚和舌尖就被一根竹签穿成一体，死后还被奸尸并割去双乳的吗○10？还是在“高度的阶级斗争觉悟”的旗帜之下！再说，在那动乱的年代，在远离首都的落后地区，红卫兵已经变了质，不是在清华大学附中、北大附中的那种人了——即使仍是那种人，也会蜕化变质的，他们什么事情干不出来？我自己就有过两次经历，如果不是老天爷在暗中保护，我也挨了○11，咱们都是蒸就烂煮就熟捶就扁炒就爆血肉之躯的弱女子啊！
24日晚上，你浑身无处不痛，冷汗从你前额涔涔滴落，一个一个圈圈在你眼前闪耀，胃里火烙般地抽搐，喉咙还是滴水不能入……你剩下的，唯有上帝赋予的，任谁也夺不走的能力——思索。你天马行空，从古代的中国，想到现在的中国；从中国人的过去，想到中国人的现在；从鲁迅的生，想到鲁迅之死；从你的童年，想到你的现在；从两千多年前的屈原，想到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恩格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之多艰（屈原《离骚》）！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屈原《抽思》）。……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但到那时，我已经幸福地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后几句是马克思、恩格斯语之大意）……
次日（25日）中午，趁斗你的人都在难耐的酷热中喘息之时，你拿出仅剩的力气，捂着疼痛难忍的胸口，佝偻着身体，溜出后门，走到釜溪河边。努力直立起身体，慢慢地转了一圈，最后地看一眼白日的光辉，最后地看一眼深深热爱的世界，然后，慢慢地跪下，双手合十，对着苍天，无声地呼喊：
我在天上的父啊！你把我送来人世，要我做个手洁心清、不怀诡诈的人，要我谦虚、诚实、正直、宽容、忍让、爱人如己，我自问照你的要求做了。如果我错了，请告诉我，错在何处。你说过，只有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才能看得清楚别人眼中的刺。你要求世人不要论断别人。只有你有权力论断我，我等待着你的审判。
我在天上的父啊！现在，我的生命对于这世界已经毫无用处，我唯一的盼望是以这无用之躯，以您给我的大爱，背负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盼望只有你能给予，父啊，请应允我！请赦免我一切的罪。
求你看顾我可怜的孩子，求你救救所有的孩子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圣名！
随后，你向河中央走去，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仿佛还在牵挂着什么，思索着什么，等待着什么……一片浮云遮蔽了太阳，滚烫的火焰弥漫天空，把流水染成凄惨的绛红，把你一夜之间全白的参差不齐的头发，染成鲜红。呼……一阵狂风吹来，你的头发忽闪忽闪，像团愤怒的火焰……轰隆隆！巨浪轰鸣着，由远而近，滚滚而来，吞没了一切……
一个能思维的头脑，停止了思维；一颗充满情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时，你才32岁。听说，这是1966 年夏天，在这条河里的第三个。
你离世之后，学校对你的结论是，“抗拒改造，畏罪自杀”，并立即将你火化。这顶大帽子吓得家属连骨灰都不敢去领。
直到1979年8月17日，自贡市大安区委，才不得不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浪潮中，下达了一个文件《关于沈巧珍同志死亡再次复查结论》，内称：“沈巧珍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错误路线的迫害下，1966 年7月25日含恨去世。过去对沈巧珍同志死亡，历次作的结论无效，以此为准，强加给沈巧珍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予以推倒。”
这77个字，仿佛是按照既定“程式”执行任务的机器人写的，抽象空洞，没有发自内心的道歉，更没有灵魂深处的忏悔！仿佛被迫害致死的，不是至高无尚的、万物之灵的、活生生的人，而是一只满地皆是的蚂蚁！
这77个字中，有两个字使我百思不解：含恨。生前，你是得到了很多“恨”，可你恨什么了？你去世时，明明是含着满腔的爱，不能实现、不允许付出的“爱”！
写到“恨”与“爱”，我不禁想起那段咱们刻骨铭心的历史，那段“爱”遭到打压的历史○12。在“母爱教育”“爱的教育”遭到批判之后，中国的孩子包括那给你写《复查结论》的人，都是在没有爱的环境中孕育，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13的思想熏陶之下成人的。充斥他们头脑的满是阶级斗争、阶级仇恨，他们自然只能以“恨”来揣度他人，从而认为你是带着不能发泄的“恨”而“自绝于人民”的，这便是这几代人的思维套路。半个世纪之前，当我们指出那刚刚萌芽的“用一个脑袋思维，一张嘴巴说话”的不良风气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今天会有一种按输入的固定程式思维的机器人出现的。只有一个人看得比较深远，发出了比“救救孩子”更深沉的“救救心灵”的呼喊，然而，他也和你、我一样，毫无例外地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五）
就在你去世的那天，你远在汉口的姐姐做了一个梦。梦中，一身黑衣的你，嘱托姐姐把两个孩子带大……
对你的两个孩子，你姐从他们一出生就爱，就管。常常挂长途到自贡，问寒问暖；常常给他们寄钱、寄衣服、寄药品……在得知噩耗之后，你姐姐大哭了一场，哭得心都痛了。随后下定决心，要代替你把全部母爱倾注到你孩子身上。
然而，“闸门”太沉重，岂是一个人能肩得住的！尤其是在那“母爱教育”受批判的年代！
你走了，你的“罪”延续到你丈夫和儿女身上。你的子女成了“黑七类”，成了“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尽管24日凌晨，红卫兵追捕你时，在你家里目睹了你丈夫用木棒与你“划清界线”的一幕，他还是被划成“反革命家属”，每天晚上挨批斗。当丈夫被批斗时，你的小儿子只能孤零零地躺在床上，哇哇哭喊；刚会走路的小女儿，总是不由自己地摇摇晃晃地跟着爸爸。但是，“反革命的女儿”，岂容哭喊着进入会场，只能孤零零地站在会场门外，声嘶力竭地哭喊！困了，就倒地睡着；饿了，就抓起地上的泥土或树叶往嘴里塞。一个个人从她身上跨过来，迈过去，却没有一个人问一声，拉一把……你的儿女，自小生活在没有爱的环境里，胆小怕人，不会笑，只会哭。
你走了，你姐姐也不免受到牵连，日子并不好过。但你无私无畏的姐姐，把这一切都置之度外，一心只想着你的孩子。她深知，这年龄的孩子最需要母亲的爱，便想方设法要把孩子接到身边。可是，比古代的保甲制度更“酷”的户籍制度，以及孩子他爸的偏执，使她长期不能如愿，只能给孩子寄钱，寄衣服和药品。一直到他们四五岁，才被允许来到汉口你姐身边，在汉口借读小学。在姨妈姨父的关爱下，他们过了几天无忧无虑的快乐日子，脸上才慢慢有了笑容。
可是，好景不长。还是那无情的户籍制度，他们不得不离开关爱他们的姨妈姨父。小学毕业了，根据规定，户口不在汉口，不可以入中学。恰巧，此时你姐心脏病发作，必须动手术。他们只能回到自贡，回到父亲身边。可这时，孩子他爸，已经把你忘却，给你的孩子找了一个带来四个儿子的后妈。按理，这后妈也是女人，也是母亲，应当知道孩子多么需要母爱。然而，那年头，人人头脑里都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这根弦，扭曲了她，使母亲不像母亲了。何况，在民间流传的许多关于后妈的故事里，后妈都很“酷”，都没有“爱”，后妈虐待前妻子女的事源远流长啊！
你的儿女，不仅失去了母爱，还失去了父爱，他们不能和父亲住在一起。在家里，姐弟俩只能相依为命地蜷缩在一间窄小、低矮、阴暗，潮湿的房子里；在家外，得到的是歧视和白眼，有时还有得天独厚的孩子们的拳脚……
你女儿相貌酷似你，长得小巧玲珑，聪明伶俐，爱书，也会读书。16 岁考大学，以语文98分单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南充师范学院破格录取（数理化成绩不理想，故曰“破格”）。本该进入中文系的，可偏偏分到政治系。据说，其父坚持非要她进政治系。这也许就像当年的你一样，为自己种下了祸根。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岂是“黑七类”/“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可以从事的？年幼时还没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越来越成为套在头上的紧箍咒，使人动弹不得，甚至使人犯“罪”！
果然，你女儿大学二年级时，得了抑郁症。你姐姐听闻此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下晕了过去。她立即去信，要接她到汉口散散心。又是几经周折，一直到1985年暑假，她才到了汉口。这以后的事，你姐姐是这样写的：“她精神呆滞，满脸愁云，我的心都紧了。一方面忙给她做连衣裙，一方面就带她出去玩，我的年轻的同事们也带她去玩。她从未说一句话，我有些紧张了，带她到武汉精神病医院去看病，诊断是患了精神抑郁症，服药会好的。她要求休学一年，在武汉治病。我同意，可他的父亲不同意。我拍电报请他来汉商议。他不但不同意女儿留汉治病，而且根本不同意医院的诊断，认为女儿没病，无需休学治病，硬是把女儿带回四川，送她去上学了，其父也不同意女儿由政治系转到语文系。进入大三，就在10月20号，她满20岁的下午，出去买书，还要同宿舍的同学留饭，这一去永远就再未回来了！报案并且报到北京高教部，却永远地渺无音信。一个聪明的女儿就此永远蒸发了。巧妹去世后，姐弟俩就相依为伴，弟弟没有了姐姐的关怀，放学回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久而久之，也慢慢的由话少到不爱讲话了，因此儿子可能也患了抑郁症。我急去长途电话，要其父带儿子去看病。也诊断为抑郁症……”
你的两个孩子，既没有“好的先天”，也没有“好的后天”，许许多多“不好”的基因，早已在他们幼小的头脑里种下了病根。他们戴着一付有色眼镜看世界，孤独感、恐惧感笼罩着他们，他们怀疑一切，惧怕一切，像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那样，以为所有人都不欢迎他，甚至都仇恨他，都要谋害他。在这种情况下，药物固然是需要的，可更需要的是对他们的关怀爱护。可是他们得到的是什么呢？由于政治的原因，他们得到的是歧视，甚至是仇视；由于“面子”的原因（中国人是很要面子的），能够给他以关爱的人不愿也不敢正视这种病；由于迷信（传统观念）的原因，人们相信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另一种治病方法——冲喜：如果家中有人病了，不必看医生，用办“喜事”的办法，就可以驱除病魔和邪气，使病人好转。你的丈夫，据说是教哲学 / 唯物辩证法的老师，可他不相信医生的诊断，更不给以必要的关爱，而要用另一种办法治病——你儿子小小年纪就被迫娶了媳妇。可是，病非但没有好，反而更加严重了。他常常一个人往外跑，有时几天不回家，害得他媳妇深更半夜哭着给你姐挂电话说：“他又不见了！”你姐又心急如焚，要他爸带孩子来汉口看病。来汉口后，医生的诊断还是抑郁症，并说，病情不重，按时吃药就能治好。在父子俩要返回自贡时，你姐一再语重心长地嘱咐孩子他爸：“儿子再多（指后妻带来的四个），只有这一个是你和巧妹的亲骨肉。现在他有妻有女，一定要督促他按时吃药。”……
据说，现在你小儿子的病已经痊愈，只不过，38岁就办了退休！
巧珍，我终于含泪写完了。
这对你的苦难历程的寻找过程，恐怕比自贡人寻找恐龙化石还艰难，他们有许多现代化的探测仪器，有人民的支持。可我，除了僵化得够呛的脑袋和一只秃笔，什么也没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最了解情况的人都还余悸犹存，不仅自己不愿写，还希望我别写，尤其不要写有关女人的一切，还说这是为了你的后代。我也的确几次辍笔来着，但一放下笔，闭起眼，一个个镜头就“过电影”般地在心头浮现：首先是你充满青春活力的面容，你那阳光般的微笑，使我想到你未了的“救救孩子”的夙愿。莫非这愿望错了？莫非这么美好的笑容，只能淹没在历史的尘沙之中，像千千万万的中国女人 / 母亲那样？为什么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不能产生一个蒙娜丽莎？……接着，是你女儿漂浮在水面的尸体，惨不忍睹……接着，是你那年纪小小就当了父亲的儿子，正抱着一个瘦弱的女孩，很不耐烦地在摇晃……这就是你的后代——狭义的后代，我除了用笔使人们从中吸取教训，还能做什么？……接下来，是一个个童稚的笑脸，都天真无邪、活泼健康，这也是你的后代——广义的后代，可是面对着那赤身裸体的皇帝，他们只会按别人输入的程式说：“他的新衣服真漂亮！”……不，我必须拿起笔，为了他们能够对那赤身裸体的皇帝喊：“呀，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尽管，我知道，一支笔的作用微乎其微，我也必须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巧珍，你说对吗？于是，我又开始艰难的发掘，像挖恐龙化石那样，挖啊，挖……
但愿能找到你的一点骨灰，或者一缕头发，为你修一座墓，立一块墓碑，不是无字的，而是有字的，为了人们永志这段历史：
长眠于此的，是一位母亲，一位教师，她怀着满腔的爱，以“救救孩子” 为 己 任， 然而••••••
她以短暂的一生来见证了“爱”遭到打压的惨无人道。
魂兮，归来！让爱的甘霖，滋润这块盛产精神悲剧的土地！
后语 报载，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日前公布了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地高校一千名大学生进行的心理调查。调查显示，超过25%的被访者曾有过自杀念头！有22.5%的被访者承认自己有过心理疾病……调查还显示，大学生犯罪案例的增加也让人触目惊心。仅从北京高校云集的海淀区来看，从2000年到2005年，大学生犯罪人数呈逐年上升态势：2005年在海淀分局刑事拘留的大学生是2000年的3.8倍，大学生犯罪人数上升了282%。犯罪行为也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高智商犯罪，恰恰是敏感孤独人群才会出现的“刺激——反应型”暴力犯罪（见2007年1月28日《世界日报》，《抑郁症——大学校园杀手》一文）。2007年6月，香港《大公报》报道，中国每30秒就有一个缺陷婴儿降生，还不包括那些日后逐渐“现形”的出生缺陷……这便是客观规律对违反规律者的惩罚！
我在这里写的，绝不仅仅是女右派的苦难，而是教书育人事业的灾难！是我们民族的灾难！
2007年4月初稿
2008年4月修改完毕
注释：
（1） 黄药眠真名黄仿，药眠是他的笔名。早年的黄药眠，爱好文学，常写诗、译诗、译小说。1928年，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中共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的地下工作者。1929 年秋，被中共派往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33年冬，回到上海，以“番茄”的化名，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不到一年，因叛徒出卖，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中，受尽折磨，从未松口，后被判处十年徒刑。1937年，由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保释出狱。他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在延安他受到了接待，可是中共党籍却未能恢复。1946年，他在香港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便以民主人士身份出现在种种社会活动中……1957年，他是有名的“六六六”事件中的六教授之一，被划为“极右分子”。
1991年2月5 日，作家秦牧在天津《今晚报》上发表《奸臣的“定场诗”》一文，写道：“在所谓‘反右’运动期间，康生亲自跑到北师大，要把一级教授黄药眠划为‘右派’。何以他如此赤膊上阵呢？有一次我曾问过黄药眠这是什么道理？黄的回答是，多年以前，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奉派当过康生的翻译，深知他的为人勾当。康生当时对王明是极尽巴结恭维之能事的。为了封住黄药眠的口，免得露馅，他就亲自出马，使出这浑身解数……”
以上均摘自叶永烈著《历史悲歌——“反右派”内幕》（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香港），315页——320页。
（2） 当时，凡要在“判决书”《XXX问题的结论及处理意见》上签名之前，都被告知“有什么意见尽管写在下面（或背面）”。
（3） 当时，那份《XXX问题的结论及处理意见》有一个固定的格式，连用词都几乎千篇一律：第一部分，写整风反右前的表现；第二部分，写整风中的表现，即整风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第三部分，写反右时的表现，常常是“同情右派”，“情绪抵触”，“拒不检查交代”等等；第四部分，写自我检查态度，常常是“罗列现象”，“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极不深刻”等等。详见俞安国、雷一宁编写的《不肯沉睡的记忆》一书中，张荣生、雷一宁的文章。
（4） 详见雷一宁写的《脱胎换骨纪实续》。
（5） 详见雷一宁写的《脱胎换骨纪实续》。
（6） 引自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德雷莎修女的祷词。
（7） 详见王友琴著《一九六六：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书，及《八月，我们纪念文革受难者》一文。
（8）潘多拉的盒子与普罗米修斯为偷火种而受折磨，是同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一个古希腊的神话传说：普罗米修斯是个有先见之明的“先觉”之神，他创造了人，又把科学、航海、探矿、医药等知识和文字教给了人。在一次决定人类权利和义务的人神集会上，普罗米修斯作为人类的保护者，偏袒人类，激怒了万神之王宙斯。宙斯拒绝把火种交给人类。然而，普罗米修斯机智巧妙地偷盗火种，交给了人类。宙斯决定惩罚普罗米修斯。先是用一种灾难来抵消火给人类带来的光明和幸福。他派一个集各种邪恶于一身的、能言善辩、风流多情、美丽标致的少女潘多拉，随身带着一只密闭的大盒子降临人间。她到了人间之后，一打开盒子，灾难、罪恶、疾病、死亡、痛苦和不幸立即弥漫大地，潘多拉急忙关闭盒子，里面只剩下唯一美好的东西：“希望”。
与此同时，宙斯决心要普罗米修斯受永无止境的痛苦和折磨，命令他手下的神，用铁链把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的悬崖绝壁上，一只鹫鹰每天啄食他的肝脏，每次啄食之后，肝脏随即长好，第二天鹫鹰又来啄食……就这样，普罗米修斯被笔直地吊在悬崖上，不能屈膝，不能睡眠，雷电抽打他的脊梁，山风吹损他的肌肤，还要每天经受肝脏被啄食的痛苦……
（9） 详见张元勋的《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最知情者的回忆》一文。
（10） 详见新华社记者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新华出版社，1998年)一书。
（11）详见雷一宁写的《脱胎换骨纪实》及《脱胎换骨纪实续》二文。
（12）详见雷一宁写的《抢救历史 刻不容缓——“救救孩子……”》一文。
（13）这两句话都是“文革”时期的 样板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