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2007年9 月9日北师大女附中九十年校庆之时，宋彬彬 / 宋要武“衣锦还校”荣登“知名校友”榜的许多文章，不禁想到，1966年血腥的“红八月”中在北京被迫害致死的第一位教育工作者——当时宋彬彬所在学校的副校长卞仲耘；不禁想到，在同一时期被迫害致死致残的许许多多教育工作者；不禁想到，随着他们生命流逝的，我们民族的正义、良知、尊严和情爱；不禁很想知道这“许许多多”的确数。于是，打开电脑，进入百度和google网站搜索。但是毫无结果，倒是找到了许多“教育50年大事记”，看了1966年的“大事”之后，我瞠目结舌了，难道1966年就这四件大事？这是阜阳师范学院的网站，小小的网站，不足为凭。于是，看另一条，再看另一条……竟然如出一辙，完全一样！也许是没有经历过1966年的年轻人编写的。看另一条，再看另一条……终于在一个网站上看到由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课题组编写的《共和国教育50年大事记》。但一看内容，我目更瞠了，舌更结了，与前面所看到的完全一样！原来这便是那些小小网站的源头！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我又以“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为关键词去搜索，结果更令我失望了，只找到了极少几条，而且还都打不开。看来又应了一句话：“如果记忆中充满涂抹痕迹、空白或发霉的片断，那这一定说明，不但记忆所对应的历史有羞耻和阴暗之处，而且记忆主体的心理也有阴暗可耻、不可告人的东西。”正在此时，看到一个“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的通栏标题之下，什么大事也没有，只是一大块空白，空白的中央，是两句话：一是“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一是“鲁迅先生说，朝代要是长的话，史官是本朝人，所写的全是好人；朝代短的话，史官是接替者，所写的大多是坏蛋。”
一个想法在我脑海中跳出：忘掉历史，就是忘掉罪恶；有意掩盖，有意扭曲，就是故意犯罪。要历史悲剧不再重演，难哪！我不是史官，只是个有病的老人，“年过70古来稀”，我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我必须把我所知道的历史写下来，尽管一个人的记忆，很难达到历史悲剧不再重演的目的。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尚未忘却的历史纪录下来，汇总起来就是全部历史，就可以粉碎制造遗忘的企图。
请看，在《共和国教育50年大事记》中列出的1966年的四件大事吧（每件事开头的序号是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1) 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此信简称“五七”指示）
(2) 6 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新华社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攻击学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从此“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3) 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决定指出：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4) 8 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进行串联的红卫兵和学校师生。至1月26日，共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生教师共1100万人。此时全国学校已完全停课，广大学校师生卷入全国大串联，从而造成社会大动乱。
不了解情况的人，看了第（2），恐怕会把聂元梓和《人民日报》看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在第（3）中，为什么不提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发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与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又是什么关系？
没有经历过1966年的人，看了第（4），当然不会知道那天宋彬彬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可是一定会问：“红卫兵”是什么？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为什么必须接见红卫兵，而且有8次、1100万人之多？学生们怎么会这么自由，可以随便停课，还可以跑到北京和全国去串联？请注意，在1966年，这两个字不是“串联”，而是“串连”，是用一根针、一条线把什么东西串起来，连起来，使成为一个整体的意思。这根针、这条线是什么？被串的东西又是什么？“社会大动乱”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不弄清这些问题，自然不可能从这几件“大事”中归纳出正确的“文革”的经验教训来。为此，必须了解更多的大事，可是连教育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课题组都“遗忘”了，还能向谁了解这些大事呢？下面，就根据我做了几十年教师的亲身经历，列出我所了解的些许吧：
5月下旬，清华大学附中、北大附中等校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一些学生 ，成立“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群众组织。8 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热烈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于是，在毛泽东8·18首次接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组织迅即遍及全国。北京红卫兵的作法，通过大串连，影响全国。
7月，北京航空学院附中，有人贴出宣扬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观点，通过大串连迅即流传到全国。许多学校出现“红五类”歧视、污辱、斗争“黑七类”的事件。
8月，各地红卫兵冲向社会扫“四旧”。8月20日，首都红卫兵走上街头，贴标语、传单、大字报，集会演说，发通令、倡议。将原有街名、地名、店名、校名改为“反修路”、“红卫商店”、“反帝医院”、“井冈山战校”一类新名……甚至要求修改宪法、废除国歌。干预群众的衣着、发型等等。一切被认为是“旧”的人、事、物都在被扫之列，包括许许多多国宝级的历史文物。许许多多卞仲耘们就是在这期间被殴打致死致残的。对这些，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竟在8 月23日发表社论《好得很》！
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组织外地高校革命学生、中学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规定“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10月5 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指出：“要注意保护少数……”据此，出现要求平反、追查运动初期的“黑材料”的热潮，加剧了群众的对立。11月，《红旗》第十四期发表社论，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卫兵开始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学校普遍陷于混乱，打、砸、抢、抓等违法现象在发展，一直发展到抢武器，有些学校开始发生武斗。
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11月16日、12月1日、又连续发出通知：一律停止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串连。1967年2月3日、3月19日及以后，中共中央连续多次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的决定。
可是，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是很难关上的。一直到1968年，火车还是人满为患：椅子的靠背上、椅子间的小桌子上坐着人；行李架上、座位底下躺着人 ；火车门前、过道中、厕所里 站满人 ；火车的窗口变成了上下车的门口，整列火车不见列车员的影儿……由此可见当时乱象之一斑。
看到这里，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又会产生新的问题了：列车员是吃干饭的？他们为什么不管？ ……这些学生肯定是出生于旧社会的，父母亲是地主、资本家吧？怎么这样无法无天？如果是这样，问题就很简单了，说句“阶级本能使然也！”就可以把他们打翻在地，就像1957 年对学生“右派”那些大孩子一样，这些乱象就不会持久蔓延了。要回答这些问题，还得回顾这些学生的成长史，回顾他们在社会上、学校里、家庭中所受的教育。
假定1966年宋彬彬 / 宋要武们16岁，那么他们正好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是在新社会出生，在红旗下长大的。记得当年有一幅主题大概是“祖国的花朵”的宣传画，在蓝天白云中许多自由飞翔的和平鸽的背景前，一个三、四岁的胖墩墩的孩子，伸出双手，放飞一只白鸽，红彤彤的脸蛋，现出灿烂的笑容。这幸福的孩子，就代表着宋彬彬这一代人，而宋彬彬还更得天独厚，其父宋任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后来曾任中共东北局书记、接替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被增选为中顾委副主任等等。他们六七岁上小学时，恰恰是1957年。
在《共和国教育50年大事记》中，1957年共有五件大事，现在摘三件在下面：
（1）2月7日，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3）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
（4）6月，全国开始反右派斗争……1980年中共中央为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全部平反。
如果是没有经历过1957年的人，看了这几件大事，恐怕会问：当年为什么要开始反右派斗争，后来为什么又要给那几十万（一说一百多万，又一说三百多万）人全部平反？不过，根据官方的说法，并不是“全部”，而是99·99%，尽管这个百分比实质上与“全部”没有质的区别，可官方至今一直不肯承认是“全部”的；官方也不说“平反”，而说“改正”。为什么《大事记》的编写者会发生这样严重的错误？
我们这些曾戴过“右派分子”或“臭老九”帽子的七老八十的老头儿、老太婆，对1957年及毛泽东的这两个讲话太熟悉了，看了这几件“大事”之后，实在没法不瞠目结舌。不过，且收起这目瞪口呆的傻样子，让我们先为宋彬彬这些祖国的花朵们祝福吧，他们一上学就能在毛主席制订的教育方针之下受教育，有福了！
也许是小学生的事太小，算不上“大事”吧，在《共和国教育50年大事记》中，从1957-1961年几乎找不到有关小学的大事。但，凡是亲历这段历史的人，知道最少有几件事与小学有关，例如：
195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用机关下放干部代替中小学和业余学校被清洗及不称职教职员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清理教师队伍和机关下放干部的工作，应紧密结合……以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进行及改变教师阵容。这当然好得很了，祖国的花朵们有了没有受过师范教育也没有教学经验的新老师，他们可以不受“规律”约束，自由成长了！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要求学校在此运动中起带头作用。于是各级各类学校师生员工立即响应号召，投入运动。这当然好得很了，小学生们一定敲锣打鼓、或者敲洋铁桶破脸盆轰过麻雀，至少也看过、听过，他们从小就受到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熏陶”。
谁都知道，58年是大跃进的一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都毫无例外地掀起大跃进和教育大革命热潮，下厂下乡，到工厂、矿山、农村与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等，小学生也不例外，必须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劳动。
1960年2月2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模范少先队员刘文学的事迹，并为此发表社论。此后全国各地中小学广泛开展“学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的活动。这当然好得很了，小学生们从小就必须养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觉悟。
1960年4月9日，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作《教育必须改革》的发言，说：我们的教学还存在少慢差费的现象，因此必须进行教学改革。……初步设想是把现行的十二年中小学年限的学制缩短到十年左右，并把教育程度提高到相当于现在大学一年级的水平。在《共和国教育50年大事记》中，有这一条，但作了修改：“60 年4月9日，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教学必须改革》的发言，提出在中小学教学改革中应‘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此后，全国各地开始较大规模的学制改革试验。”祖国的花朵们，在身经“过五关，斩六将”的考验以后，终于要上中学了，只是这时间不知是六年，还是五年？
假定宋彬彬 / 宋要武们11岁左右小学毕业，那么1962-1966年他们是在中学里度过的。12-16 岁，在人生的征途上，是好奇的年龄，幻想的年龄，追求的年龄。心理学上又把这叫做过渡的年龄，关键的年龄，困难的年龄，危险的年龄。这年龄的孩子，从生理到心理都在迅速成长，他们要重新调整对周围事物的看法，开始产生自我意识，他们在各种情况下进行自我观察，自我评价，自我监督，自我控制，自我动员，自我鼓励，自我命令……这些自我意识，是通过分析他人，逐渐从周围事物中分出自己，再通过分析自己而产生的。因此，马克思说过，人像照镜子一样，从别人那里发现自己。这时的少年，就像站在十字路口的勇士，急于寻找自己的榜样，寻找自己的领路人……这些都是客观的生理、心理的运动和变化。正是这种运动和变化，使他们象冲缺堤防的春天的湍流，忽而横冲直撞，忽而蜿蜒潺湲，忽而无缘无故地放慢流速，忽而又像瀑布一样奔腾咆哮……这些，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无意识的，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关键就在于学校、社会和家庭的教育和引导。那么，这些祖国的花朵生命的激流是沿着怎样的河道奔流的呢？是怎样渡过他们生命的危险期的呢？社会、学校、家庭又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了什么样的外部条件呢？
从1957-1966年，是中国风云变幻的10年，每一年都有不少大事，只能选择一些来看了。先看1963年吧，这一年在《共和国教育50年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中，写了4 件“大事”：
（1）3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题词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由此， 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开展了学雷锋的活动。
（2）5 月8日，毛泽东在东北、河北的两个报告中批示：用讲校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群众。此后，全国各级学校广泛开展访贫问苦，请老贫农、老工人、老红军作忆苦思甜报告，通过社会调查等方法，向学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
(4) 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和整顿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指示》要求……结合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中小学教师队伍有步骤地加以整顿。
另一“大事”略。
第（1）值得说明的是，最早提出学习雷锋的不是毛等人，而是解放军（雷锋是个军人）。1963年2、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和全国总工会，分别发出通知，号召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运动。然后，才是毛等人的题词，题词的人还应当有刘少奇。《大事记》没有提到向他学什么，不过，答案就在《雷锋日记》里，几乎每一页都有类似的誓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还有，当时人人都能背诵的雷锋的“四季诗”概括了雷锋的精神：“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1963年有几件与中小学有关的大事，还是很重要的大事，不知《大事记》为什么不提？例如：
1963年5 月23日，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试行重新制定的《中、小学生守则（草案）》。与此同时 ，《江苏教育》发表《育苗人》一文，介绍南京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教师斯霞精心培育学生的事迹。后来此文被改写为《斯霞和孩子》，发表于5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这两篇文章都强调，教师要以“童心”爱“童心”，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如果说，学习雷锋是为祖国的花朵们树立一个爱祖国、爱人民、爱共产党的榜样，那么《守则》具体提出了“三热爱”的要求，紧接着就树立一个教师的光辉形象。这些做法，都是有意告诉全国人民尤其是教师们，为了《守则》的贯彻实行，为了把青少年培养成雷锋一样的革命接班人，必须以斯霞为榜样，“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老师们看后，欢欣鼓舞，无不以为教育的春天来了。
谁知，不到半年，10月，《人民教育》又发表了三篇文章，《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限》，《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以讨论“母爱教育”为题，说这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早就提倡过的“爱的教育”。说它涉及到教育有没有阶级性，要不要无产阶级方向，要不要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下阶级烙印的大问题。随后，围绕着这些问题，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
将近一年之后，1964年8月，《人民教育》发表关于“爱的教育”讨论的评述，说“这场讨论揭露了教育战线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教育工作上两种思想、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是教育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是和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作决裂的斗争的序幕， 还要有更大的主力战在后头。”看来，这“更大的主力战”就是文化大革命了，文革的矛头最初是直接指向教育战线，指向教师，指向“爱”的。
《爱的教育》是十九世纪末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以儿童口吻写的小说，全世界公认此书最富爱心及教育意义，争相翻译出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国教育家和文学家夏丏尊含着惭愧、感激的泪水读完此书的日文译本后，决定把它翻译出来，介绍给中国的父母和教育工作者。他在序言中把教育比喻为池塘，说：“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又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塘……”中国的教育历来缺乏爱的教育，多的是酷的教育，那便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的“被吃”和“吃人”。 “救救孩子”便是要把孩子从被吃的状态下救出来，给他们以情爱。鲁迅曾说过“教育是植根于爱的。”
在“更大的主力战在后头”的引导之下，在“母爱教育”“爱的教育”被批判之后，教育这个池塘的方圆是不容讨论的了；池塘里是否有水，应当是什么水，更是不容置疑的了，因为，池塘里已然灌满了水——“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感情”和“爱”从教育战线退出，直至最后发展到以谈“感情”为耻辱，“爱”这种感情，无论是“母爱”的“爱”，还是“恋爱”的“爱”，都是绝对的禁区，仿佛感情尤其是爱都是资产阶级的特有属性，“爱”更是与“色情”紧紧相连。随着教师 / 臭老九被打翻在地，教育——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教育，也就形存实亡，祖国的花朵 / 革命接班人只能在没有爱的环境中孕育、成长了。
1964年，《大事记》共提了4件“大事”，其中也没有提到对“母爱教育”、“爱的教育”的批判：
（1）2 月13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教育的方针路 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学制、课程、教学方法都要改。”之后……
（2）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中央批示：解决这些问题，不但是提高教学质量所必须的，而且关系到办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重大问题……
另两件“大事”略。
由于2月13日是甲辰年春节，毛泽东这天主持召开的座谈会，后称“春日座谈会”。毛的原话是这样的：“‘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太重是很摧残人的。’‘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的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办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这以后，学生随便出个古怪题目来考老师的事屡见不鲜。说“要完全改变”，可是，怎么改？在这种情况下哪个教师敢改？只有这部分人敢改：那便是在执行有关“清理”和“整顿”教师队伍的指示中，“掺沙子”来到学校中的人，如，下放的机关干部、工农兵、革命干部的配偶，以及学校的部分党政干部，还有众多的学生们。于是，五花八门的教育革命成果出来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变成了农业会计、珠算、制图、工业基础、农业基础等等。上讲台的主要是这部分“沙子”，主要的方法是到工厂农村去实践，有条件的也自己办工厂、农场。这时我所在的学校，有个老师在讲农业基础时，居然说花生是结在树上的果实……当时，这些最高指示一公布，学校师生都是敲锣打鼓地热烈欢呼，并立即付诸行动的。毛泽东的指示所起的作用，早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不知《大事记》的编者为什么要修改？而且改得棱角都没有了？
1964年至少还有4件与中小学有关的大事，在《大事记》中消失了：
第一件，1月、5月、7月，《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两种版本）相继出版发行了。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中小学也不例外。
第二件，《人民教育》6月号发表《社会主义教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和《资产阶级教育观点必须批判》等文，对苏联凯洛夫《教育学》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此后，教育界对这本书展开了批判，开始揪本地本单位的“小凯洛夫”。记得我们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学的就是凯洛夫的教育理论。1958年8月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北京师范大学带头对心理学展开批判，从此心理学成为“一面白旗”、“伪科学”，被从师范院校的必修课中取消。现在又对凯洛夫的教育学进行批判，对学生进行教育的理论根据已经完全被砸烂，教育规律已经完全被抹煞。怪不得人们都说：识几个方块字，就可以当语文老师；不会把1+2 =3讲成1+2=4，就可以当数学老师。
第三件大事是， 11月9日，高教部转发《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这个《纪要》是毛泽东当年7月5 日同他的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是毛远新事后追记出来的。在谈话中，毛谈到教育问题时，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当时所有学校都敲锣打鼓地欢呼，并立即付诸实践。记得还生怕人们不知道，由一位什么人编写了一个名字大概是《主课》的话剧，要求各地各校包括中小学宣传演出。
第四件，6月23日，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出通知：采用《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作为高中政治课代用教材。这当然是配合掀起学习毛著高潮的需要，而且也是课程改革的需要。上文谈到的课程改革，大多是理科的。而文科课程，如政治、语文、历史等的改革，除了请工农兵忆苦思甜，做社会调查，写调查报告，后来写大批判文章，就没人敢出来编写教材。 现在，这个通知正好给革命群众以启示，“语录进课堂”的事出现了，后来发展到“试卷引语录”，“人人用，堂堂用”等等，用这些方法来完成对文科课程的改革。上面也没有辜负革命群众的苦心，在1966年3月5日，教育部、教育工会联合发出通知：在教育战线上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1966年6 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说……目前，历史课暂停开设……不论高小或初小都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初小各年级学毛主席语录，高小可学“老三篇”（《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中学历史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并，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革中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1966年7 月25日，教育部又发出《关于印刷与发行小学讲授毛主席语录本的通知》。这些，都是对革命群众“（矫枉）过正”做法的肯定。
于是，“目濡耳染，不学以能”（韩愈语）。在老师逐渐沦为“知识越多越反动”“书读得越多越愚蠢”的臭老九的同时，学生也逐渐蜕变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红色干将。1966年8月18日，这些祖国的花朵们，终于在天安门广场上，“像照镜子一样，从一位巨人那里发现了自己”，明白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么文质彬彬，那么温良恭俭让……”而必须“要武嘛”的革命道理，知道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革命逻辑，而且立即付诸行动——立竿见影。别忘了，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巨人身旁，还站着一位不巨也不小的人，他早在1960年10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提出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以后又是“红宝书”，“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天才”……
正如《大事记》在1957年的第（1）件大事中所提示的，这些学生 / 红卫兵，是在“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指导下培养出来的，五十多年来中国教育执行的就是它。这教育方针是抽象的，没有具体内容，祖国的花朵宋彬彬们的成长过程便是其具体内容，春蚕般吐尽了丝的卞仲耘们之致死、致残便是其见证。至于这个方针是不是毛泽东57 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一次提出的，如果不是为了使历史资料更与客观事实相符，也就没有必要去细查了。同样，臭老九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是《大事记》在1957年的第（3）件大事中所提出的，要“团结”的人，即使一时没有这样的人，也要千方百计“改造”出这样的人来。后来在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北京与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又说“老九不能走！”。之所以说“不能走”，是因为曾要他们走，不仅要他们走 / 滚蛋，还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也就是说，对这种人的政策有个“走”与“不能走”的变化。至于这两个讲话的主旨，是不是《大事记》中的第（1）、第（3）所提的那个，就请人们自己去重读这两个讲话好了，不过，要把讲话的原稿和后来公布的修改稿对照起来读，同时多问几个“这是为什么？”，但愿读者诸君既能找到后来正式公布的修改稿，也能找到原稿。
现在，让我们跳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在祖国的花朵宋彬彬及其后继者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污泥浊水中混战了十多年之后，《大事记》提到几件“大事”：
第（1）件，1977年3月5日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把教育战线学习雷锋的运动，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第（2）件，1978 年8月26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决定从9月1日起在全国中小学执行《小学生守则》和《中学生守则》……成为新时期各级各类学校学生行为准则。
第（3）件，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的报告，决定撤销1971年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和1974年中共中央转发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的情况简报》两个文件……
第（4）件，1979年3月23日-4月13日，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教育部副部长张承先到会讲话，并代表教育部宣布，1958年批判心理学和1963年批判“母爱教育”是错误的，予以彻底平反。
第（5）件，1979年4月22日至5月7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座谈会。
第（6）件，1979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等八单位《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都要把加强对青少年的培养教育，包括解决其中极少数人的违法犯罪问题，放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在1958年的《大事记》中没有提到对心理学的批判。现在看了这第（4）件大事，我才知道，原来1958年北师大带头批判心理学是在教育部的指示下进行的！教育部可真是伟、光、正得可以啊！这不禁使人怀疑，文革中北师大学生谭厚兰带头到山东捣毁孔庙，刨平孔坟，会不会也是教育部的指示？
此外，这6件“大事”中，又有几个错误。 据我所知，事实是这样的：
1977年3月5日，最先是各报重新发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并发表 华国锋、叶剑英的题词，然后才轮到教育部发通知。教育部又重新颁发《中、小学生守则（草案）》，要求九月一日起试行的时间是1979年8月25日，并不是1978 年，而且是“重新颁发《……（草案）》……要求……试行”。我不明白，《大事记》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改动？是因为在1963年的“大事”中没有提到这内容完全相同的一件大事，“重新颁发”没有着落吗？可第（4）件中所提的对心理学的批判，也是没有着落的啊！不管怎样吧，让我们把这个重新颁发的守则和1963年5月23日颁发的守则中的一条，比较一下：
1963 年的《小学生守则》第2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共产党。
1963年的《中学生守则》第2条：热爱祖国，热爱劳动人民，热爱共产党……
1979年的《小学生守则》第1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
1979年的《中学生守则》第1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
这内容相同的一条，有几个明显的不同：
（1）63年是第2条，79年都上升为第1 条了，可见“热爱”之重要。
（2）63 年对小学生要求“热爱人民”，对中学生则要求“热爱劳动人民”，不知原因为何？是因为，年幼时，只要笼统 / 抽象地“热爱”；年纪大了，就要提高“阶级斗争觉悟”，不能爱非劳动人民 / 坏人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79年又都改为“热爱人民”呢？
（3）63年都要求“热爱共产党”；79 年要求“热爱 / 拥护中国共产党”，比起63年，热爱的对象较具体了。但仍然存在一个问题，这“中国共产党”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按理应当是抽象、具体都包括吧！那又有一个问题，那一个既贪污腐败又飞横跋扈的单位党委书记也要热爱吗？如果不包括这具体的，岂不就犯了“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的“右派之罪”了？
（4）63 年对中、小学生都一律要求“热爱共产党”；79 年，对中学生则要求“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是理性的，并不表明感情上热爱，显然比“热爱”低了一个层次。这一改动的用意何在？但愿《守则》的制订者能够对教师和学生说清楚。
为什么此时要重新颁发并试行中小学生守则？还是让历史来回答吧：
*1977年3月5日，各报重新发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关于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并发表 华国锋、叶剑英的题词。
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十大筹备委员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红卫兵”组织撤销。
*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的报告，决定撤销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及1975年的《关于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的情况简报》。
1979年5 月30日，教育部、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向各地推荐4 月21日《中国青年报》的社论《敬告父母不要贻误子女前途》。
1979年7月23日，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关于转发〈锦西县七名小学生结伙盗枪预谋杀人案件的情况调查〉的通知》，要求传达讨论，并狠狠抓一下青少年的教育问题，“打一个青少年教育的‘歼灭战’”。
1979 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好普及小学教育这项大政》。
*1979 年8 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劳动总局、共青团中央等八单位《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
在年份前打了“*”号的，是《大事记》中提到的“大事”，其他的也许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吧，《大事记》中均没有提到。不过，那都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不知《大事记》的编写者为何又把它们“遗忘”了？何况，只有列出7 月23日这件事，《大事记》8有17日的“大事”中说的“极少数人”才有着落，否则人们会以为那是胡说，应当改为“相当一部分人”才对，区区几个违法犯罪的人，抓起来绳之以法就是了，值得日理万机的中共中央转发一个大大的请示报告的吗？
从这很不全面地列举的历史事实，至少可以说明两点：
（一）在心理学、教育学被批判之后，中国的教育事业没有规律可循了，唯一剩下的，只有那条神圣而又抽象的、谁都可以任意给以具体内容的教育方针；在“母爱教育”“爱的教育”被批判之后，“爱”无论在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教育中都不存在了。到1979年，那些在“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污泥浊水中孕育成长的孩子，那些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为信条的青少年 / 革命接班人，已显出其灵魂 / 心灵中的劣根性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于是不得不再次号召轰轰烈烈地学习雷锋，不得不重新颁发《中小学生守则（草案）》，重新规定了许多必须“热爱”的东西，唯独没有“爱母亲”、“爱老师”的内容。与“师”有点儿关系的，是第八条中的四个字“尊敬师长”，这似乎比63年对小学生要求的“听从老师的教导”进了一步，不过，仍然不是“热爱”。这本来也没什么，真能做到“尊敬”，春蚕到死丝方尽的为人师者，也就心满意足了！问题是，重新颁发的《守则》尽管把“热爱”上升为第一条了，而且在几乎每户一册的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爱”的解释也重复了同样的话：“爱，对人或事物有很深的感情。如，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在供中小学生用的《新华字典》里的解释，除了与此相同外，还多了一点：“在阶级社会中爱是有阶级性的”。然而，在许多问题仍然黑白不分、是非混淆的情况下，能贯彻落实吗？如，到底什么是“祖国”？什么是“人民”？什么是那必须热爱的“共产党”？“母爱教育”“爱的教育”对不对？“以童心爱童心”对不对？“爱”是什么？母爱又是什么？爱和母爱到底有没有阶级性？“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对不对？……母爱，是一种无私的爱，纯真的爱，具体的爱。没有享受过母爱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爱；不爱自己母亲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爱——中国的“国骂”，不是骂母亲，便是骂父亲的母亲，文革期间，竟成了红卫兵的的流行语，似乎是越粗俗越下流就越革命！中国的“母爱”在哪里？“爱”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抽象而又抽象。离开了具体的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岂不全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在这些抽象的要求下教育出来的学生是“热爱祖国”的，只是不爱眼前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桌一椅、一物一人（包括老师和母亲）。因为，这是属于“非阶级斗争”的小事物，而且除了“人”，都是“公共财物（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占有欲并不等于“爱”，爱是一种无私的奉献）”；这些学生是“热爱人民”的，只是不爱眼前的这一个，因为，“人民”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不是绝对的，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为人民服务，第一，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有具体阶级内容的，充满战斗性的口号。不能笼统地看人民……第二，为人民服务，必须对人民的各种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
如果斯霞老师在那红色恐怖的日子没有被迫害致死，“文革”后肯定也已经平反 / 改正了，不过，再平反，也已经不能成为“榜样”了。为什么不再树立一个榜样呢？是因为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榜样了？雷锋这个榜样是不倒的，可是，能独立思考的学生也许会说：“雷锋的‘四季诗’里同时说，‘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据说，雷锋曾经给一个偶然相遇的老大娘买火车票，可是，这一个老大娘不可能是地主婆、大坏蛋吗？如果是我呀，我只能对她‘冷酷无情’，要不然，就要说我没有阶级斗争观念了。” 对这样的问题，应当怎样回答？不过，也许学生只会按给他们灌输的固定程式来思考，不会提出这类问题。因为，关于“思考”，在63年的《守则》中，只对中学生(不对小学生)提出“专心听讲，独立思考”（第三条），在79年的《守则》中，这一条改为“专心听讲，勤于思考”了。到底要不要独立思考？这又是一个问题……
（二）客观规律开始报复了！到了这时候，敢于违背客观规律者，才意识到“客观规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句话的分量，于是，不得不宣布，对心理学及“母爱教育”的批判“是错误的，予以彻底平反”。可是再平反，能改变心理学、教育学及“母爱教育”、爱的教育等等被打翻在地所造成的恶果吗？数以亿计天真无邪的白纸般的灵魂 / 心灵已经被污染了，现在不得不下文件号召狠狠抓一下青少年的教育问题，“打一个青少年教育的‘歼灭战’”了。可是，这“歼灭战”怎么个打法？
是把已经被涂抹得乱七八糟的灵魂 / 心灵，都挖出来，洗净，再重新塞进脑壳中，放进心脏里？
或者是，抓几个，杀几个，又来个杀一儆百？可事实早已证明这种方法收效甚微，而且，这符合教育规律吗？何况，该杀的究竟是谁？是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极少数”罪犯”？还是宋彬彬 / 宋要武这类仍然风风光光的、甚至还上了光荣榜的“准罪犯”？还是培养教育了他们的“教唆犯”？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打歼灭战”只是空话一句，“罪犯”还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着呢！
或者是，自觉自愿地，真心实意地，来个良心的忏悔。用灵魂的痛苦，反思我国50年来的教育，清算我们的罪恶。这当然是必需的，然而，问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忏悔，尤其是在人人都自以为是受害者的今天，每个人都认为该忏悔的不是自己。咱们的国骂，把“母亲”或“父亲的母亲”骂了几千年了，有几个人说过一句“对不起”？
反思和忏悔要有个前提，那便是公开全部历史资料，让所有人都知道并且牢牢记住那段血淋淋的历史。这里，让我套用巴金老人在《无题集》中的一段话：要大家牢记那段历史，并不是不让人忘记过去的恩仇。这只是提醒我们要记得自己的责任，对那个给几代人带来灾难的“教育事业”应该负的责任。无论是受害者，或者是害人者，无论是上一辈，或者是下一辈，不管有没有为这50年的“教育事业”举过手、点过头，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父母或者是兄姐，无论是龙、是凤、或者是牛马，请大家都扪心自问：50年来，我为孩子的成长做过什么符合教育规律的事？或者是，我为孩子的成长做了什么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或者是，50 年来，我为“救救孩子”做了什么？或者是，我为阻止“救救孩子”做了什么？或者是……不这样，我们怎么偿还对子孙后代欠下的那一笔债，那一笔非还不可的债啊！
巴金在这里讲的就是反思和忏悔。忏悔固然不能抵消过错，却可以使立场发生转变。忏悔是道德的自觉，灵魂的自律，良心的自省，心灵的升华，既超度了自己，也警策了他人。如果连正视过错的勇气都没有，那么，对个人来说，是所欠下的那笔债将永远跟随着你；对一个群体来说，是不会有美好的明天，是历史悲剧的重演！一个不懂得反思和忏悔的民族，是绝对没有前途的。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是古人早就明白的教书育人的规律，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竟然不明白！这“百年” 不是一个确数，说的是培养人的周期之长，任务之艰巨。如果人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教育中（这里说的“教育”是广义的，包括从胎儿到老人的所有教育）尽可能地加入新时代所需要的内容（面向未来），尽可能地采用符合生命孕育成长规律的方法，所需的时间就可能少于百年，否则就可能多于百年。谁都知道，连要扳直被扭曲的树木都不可能，何况是万物之灵的人啊！错误的教育对人的伤害，不是打一个“歼灭战”能够治愈的。要救救孩子，首先要救救母亲，救救教师，救救所有的成年人，救救他们的灵魂 / 心灵！因为，他们都是从孩子走过来的，都不可替代地负有教育孩子的责任，都义不容辞地肩负着救救孩子的义务。孩子们的一切都是对成人的模仿与复写！
鲁迅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马上就九十年了。前三十年，尚有陶行知、夏丏尊等热心于救救孩子的人为之奔走呼号；二十世紀下半页以后，似乎是救救孩子的事业已经完成了，没有人再为之奔走呼号了，可是，事实是“救救孩子！”的事严重倒退了。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虽然《大事记》刻意删去了、或修改了许多这类事实，然而，宋彬彬 / 宋要武们还站在那里呢，甚至还上了光荣榜；“极少数违法犯罪者”还站在那里呢，尽管还可以再来几次杀一儆百；许许多多致死、致残的卞仲耘们（到底确数是多少？不会是数以千计，恐怕是数以万计吧！）的精神还没有灭绝呢，尽管有人千方百计制造遗忘！
听说，在距离中国十万八千里的地方，有一位名叫本杰明·哈里斯（Benjamin Harris）的美国律师，在不通中国语言的情况下，正在自己的博客里贴出一组文章，搜寻40年前卞仲耘被殴打致死的来龙去脉，并发出“我们决不会忘记！”的呐喊。
而咱们中国人，虽然对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的行径，提出了抗议；却对卞仲耘们之被迫害致死、致残，无动于衷，对咱们自己的历史被篡改的行径，不闻不问，保持沉默！遗忘、否认和抵赖，并不只属于日本！这是为什么？其后果又会是什么？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