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所说的对外关系，是指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与判断和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国际地位有了显著提高，人们都归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国内工作方针作了根本性的拨乱反正，也就是改“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当然是对的。但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长期以来，人们却提得不多，可能重视不够。其实，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这两个拨乱反正不但密不可分，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对世界形势的根本判断，是我们制定对外和对内政策的基础和前提。试想，如果我们一直认定，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那还能放心大胆地埋头于经济建设吗？正是在这个世界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拨乱反正上，胡耀邦在当时中央领导人中是认识比较清醒、也提出得最早的一位，对我们党和国家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在这方面极为丰富的思想和实践，或被抹杀，或被歪曲，人们很难看到历史真相。所以，进一步挖掘、研究和发扬这方面的宝贵遗产，不仅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联系这些年的情况来看，更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有鉴于此，在纪念他逝世20周年的时候，我也就不揣浅陋，在这个问题上做点初步的梳理和探讨，不知能否起到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为什么要把胡耀邦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在对外关系上的认识和工作，叫做拨乱反正呢？这是因为，至今的主流舆论，直到党中央，从来都只承认我们国家，特别是毛主席，在国内工作中犯过“左”的错误。虽然极不彻底（国内问题上，胡耀邦的看法也和党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有很大不同），但终究承认有错误，因此自然要进行拨乱反正。但是对世界形势判断和外交问题，党中央，也就是它的主要领导人，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个不短的时间里并不承认犯过错误，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拨乱反正问题。后来虽然不得不改变一些看法、对外交政策作相应的调整，但还是肯定过去，不提拨乱反正，或者加以淡化和回避。这表现在研究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邓小平就断然否定了胡耀邦着重于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的提纲和意见，而坚持重点为维护毛主席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旗帜，以及更多地肯定过去，特别是对国际和外交问题的完全肯定。例如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节里，谈到毛泽东对文革“的全局性的、长时期的‘左倾’严重错误”时，却又说，“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对照我国后来对国际事务的实际认识特别是在对外关系上的实践，《决议》的这些论点还能站得住吗？正是这种外交上一贯正确的论断，使我国外交部在对外表态中才习惯于使用“我们历来主张”、“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这类提法。这就很难讲得通我们在各个时期都有的政策调整，特别是文革期间提出的“一条线”战略和改革开放后在世界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上的根本性变化。而这种一贯正确说法和前后不同做法的两相背离，只能以对研究讨论设禁区来掩盖。但这样做，对自己来说，就无法认真汲取经验教训，使我国60年来极为丰富的外交实践难以得到科学总结，上升为系统理论，有些情况甚至连做到自圆其说都不易；对外来说，会减弱我国一直在做的使别国对我国增信释疑的工作效果，损害国家的形象，给人留下我国对外不透明和不讲真话的印象。

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改革开放初期的领导人中，胡耀邦就反对掩盖错误，主张总结经验，还历史本来面目，从中汲取教训，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只是由于他虽然处于总书记的岗位，却受毛泽东思想和当时“老人政治”领导格局的制约，对重大问题的发言权有限，更不用说决策权了。在强调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原则下，他的一些独到见解和锐敏看法，就不能坦率提出和公开表白，只能讲得很婉转，甚至很隐晦。即使在内部或其他场合提出某些和邓小平、陈云等不同的意见，媒体也很少报道，更不会得到宣传，所以也鲜为人知。例如对建国头三十年的错误，邓、陈和中央的正式提法，都没有提到路线高度，时间也控制在二十年，更多地还是限于文化大革命。可胡耀邦却多次提到过去犯了“极左路线”的错误，而且不限于文革，在十二大报告中就说要“对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清理”。但是，为了同中央保持一致，他的许多独到见解，不但不得不讲得极为含蓄，甚至往往还要附和两句他并不同意的相反提法。例如他多次讲过战争打不起来，但后来在十二大报告中还是不得不加一句邓小平一再讲的“世界大战的危险由于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而越来越严重”。虽然有这么多的曲折和对不同意见的附和，不过只要我们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探索，特别是从同一时期和主要领导人对同一问题讲话的对比中，就不难发现胡耀邦的敏锐思想和独特见解。这方面最容易被埋没的，也许就有他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外交政策上的高瞻远瞩。这也是本文特别标明他在对外关系中进行拨乱反正的原因。

胡耀邦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勇于正视我国对外关系过去和现在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及时进行调整和改变；在拨乱反正中，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政策的新依据、新原则、新方针，以及外事工作所应采取的新做法和应具备的新风貌。这是对中国外交的突出贡献，值得我们，特别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和进行外交工作的人员认真研究和学习。这里就先对以下三个问题作点初步讨论

一，对世界形势和时代问题的新判断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中，胡耀邦最早看出和平与发展是两大时代特征，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主要潮流是发展而不是革命。

（一）对时代特征的判断是国家对内和对外战略决策的根本依据

关于时代问题，中国学术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进行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到九十年代上半期才渐趋一致，这就是都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基本特征。虽然至今还有人不同意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提法，但是也不能和不敢否认这两大时代特征。既然如此，就很难说有个不由基本特征决定的别的什么时代了，再争论也只能是抠名词了。说“不敢”，是因为党中央在1987年十三大报告中已正式宣布“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也即时代特征的提法。可此后又为什么还有人不同意把时代特征和时代结合在一起呢？这就很难说了。也许是由于固守列宁和各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提法，或者是受“‘左’比右好”的传统影响的缘故。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接受“左”派人士至今还坚持的这一提法，并且一直持续下来。由于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战争与革命（列宁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所以人们也简称为战争与革命时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是这样说的。直到建国后头三十年，我们还更强调这一提法，当然也就按这一判断制定自己的战略方针了。这就是：对外，打倒帝、修、反，支援世界革命；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从不断革命发展到“全民皆兵、准备打仗”，而且是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人们也越来越看得清楚，这一判断和决策，不但使中国丧失了一个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的黄金机遇，而且把国家推到几近崩溃的边缘。经过荒诞的文化大革命，全国从上到下才逐渐觉悟到，不能再这样胡折腾下去了。

出路何在？除了在文革中的“四人帮”追随者和少数不愿放弃既得权利和思想极保守的“左”派以外，全国上下在必须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这一点上很快就达成共识。这就又碰到了对世界形势和国际环境的估计，也就是对时代特征的判断了。

集中搞经济，人们的思想转变比较容易，但改变对时代的判断可就比较难一些了，因而需要经过一个时间不能太短的过程。特别是当年参与决策并长期积极执行的领导人，要他们改变过去坚持的观点和否定自己的长期作为，那就更加困难一点。所以按邓小平创立的“核心论”，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除胡耀邦（也许还有别人）外，主要领导成员在决定以经济为重点之后，对时代问题的看法，是“战争与革命”还是“和平与发展”，就一时变不过来。陈云恐怕对传统论断坚持了一辈子。因为直到1989年，他还针对和平与发展时代问题的讨论，发表了《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的谈话，说“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为此，邓力群还专门组织北京思想界和学术界部分人士对和平与发展时代做了四次批判和讨论的座谈会（见何方：《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5月版）。就是邓小平本人，作为以前的反修先锋和这时的领导核心，大约文革后还经过了将近十年才逐渐改变了对时代特征的观点和判断，而且还说得比较含糊。由于他是核心，所以只有他的变化才意味着党中央的变化。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对外关系，也只能以这一判断为根据，进行调整或改变。可见，邓小平在时代判断上的转变对我们国家是多么重要，这就值得多说几句了。

对时代的判断首先是对战争（邓小平说，“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 ）的看法，邓小平是经过了一个极缓慢的变化过程的。文革结束后头三年，仍然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还一再强调战争因素在增长。例如1979年7月18日，他在我国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明显针对胡耀邦头一天的讲话，讲了一篇强调战争危险，强调“一条线”战略思想的话。他说，“国际形势比前一段更加动荡，战争因素更加增长，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后还要更加动荡，战争的因素还会不断增长。现在公开议论战争的人多起来了，这不是无风起浪，战争的危险确确实实在增长。”“战争要来只能来自苏联，要立足于它早来，立足于大打；要采取‘一条线’的思想，联合两霸中间的一霸，美国起码是间接同盟军；要肯定苏联叫社会帝国主义。”（转引自《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这当然影响内外决策。所以那几年，对内并未放松备战，如大小三线的建设；对外，还提高了“反修”的宣传教育，直到组织人员编写《社会帝国主义论》；更加强调苏修是战争的主要根源和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因而要进一步加强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以至导致以武力“教训”越南。

那几年，对国际形势与对外关系，特别是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完全继承文化大革命时的估计和做法，有些地方还提得更高了点。这集中地表现在胡乔木受命起草的《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1977年11月1日占了整六版的特长文章中（在为胡耀邦起草十二大报告时，乔木又对李慎之等人说，那篇文章是胡说八道）。

之后的三四年，邓小平的看法逐渐转变为战争有可能推迟，至于推迟的年数，从起初的三五年到不久后的十年，再到争取二十年或更长时间。这在他带头决定国内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就显露出对国际形势估计和国内建设发生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从他的许多谈话中都可看出他内心由此引起的焦虑。例如他一再讲要争取十年、二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和平，使我国经济有个大发展（直到1984年2月还对外宾说，“中国需要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建设。”）另一方面又老讲战争不可避免。那就正如他事后所说，整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安心搞建设？我们建设得好好的，等战争一打，一切不又完了。显然，这种看法必须改变。从他自己修改审定过的《文选》看，他的变化开始于1984年10月10日同德国总理的谈话。他说，“1974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

完全改变，可能是1984年11月1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他说：“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对这一判断的正式宣示，则是 1985年6月4日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主要谈的就是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有两个重要转变。第一个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是改变了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此后，经过党的十三大，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主题或时代特征就完全定下来了，至今30 多年再无变动，大约今后相当长时期都不会再变了。

邓小平和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时代判断和对外战略的改变，当然是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一客观需要的推动和实践检验的结果，也是对国内外舆论和我们自己有关机构所提交科研成果的审视与采纳(例如，1980年李一氓就提出和平可以维护，三个世界的理论站不住，应当承认苏东各国为社会主义并和外国兄弟党恢复关系；宦乡也早提出应和美国拉开距离、对苏调整关系的研究报告），更不排除对领导成员中不同看法的考虑。这里要特别一谈的首先就是胡耀邦的思路和提法。

（二）在中央领导人中最早提出战争与和平的新见解和新判断

如同我们前面说过的，胡耀邦由于他的身份和处境，改革开放初期在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上即使有新见解，如果同中央主要领导人邓小平、陈云等多少有所不同，也不会直截了当地提出，更不能大张旗鼓地宣讲。但是从现在可以看到的材料，特别是盛平所编《胡耀邦思想年谱》中，就能发现，涉及和平与发展这两大特征，他有一系列早于其他领导人的谈话和提法，而且是有系统的，并不是偶尔说过那么一两句。

胡耀邦早就不同意当时流行的所谓“两霸相争必有一战，战争危险主要来自苏联”的说法。他也明确反对把苏联进攻我国看成发生战争的主要危险。1979年7月17日，他在我国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也就是上引邓小平讲话的那次会）上说：“过去我们说苏联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可能我们那个时候研究得不成熟，提出的理由不充分。这个说法必须重新考虑。我们必须把苏联统治集团奉行的政策同它的社会制度区别开来。不然我们在外交政策方面和理论方面就站不住脚。”“苏联统治集团反华，二十年来亡我之心不死，但不等于他要搞亡我之战。他要搞对华战争，进行亡华之战，我觉得不容易。他的决心不容易下。同时，苏联人民以及相当多一部分干部，对我友好之心未灭，希望同我们友好。单看领导集团亡我之心不死是不全面的。”他的这些完全正确的意见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中并未得到响应。前引邓小平在第二天会上的讲话，更是对他的直接批驳。不管怎么说，他们对战争的评估存在分歧，在当时已经完全显现出来了。

胡耀邦也很早就注意不要在宣传上老讲“战争不可避免”、“打起来也不怕”、“全民皆兵，准备打仗”之类的话。认为这些话不但不符合实际，在世界舆论中显得孤立，而且严重影响我们的国家形象。1981年3月9日在中央书记处专谈外事工作的会议上，他就说：“维护世界和平这面旗帜，我们必须高高举起。”由于胡耀邦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早有明确认识，所以在邓、陈等主要领导人和主流舆论还在不断谈论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他在十二大报告中已断然指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当然，由于中央领导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还存在分歧，他对和平的观点虽然成竹在胸，报告中也还须提得面面俱到一些。不过在国际问题研究界却把十二大看成了分界线：在这之前的中央提法是战争不可避免（只能争取推迟），之后已变为和平可能维护了。宣传上，也从此显著降低了战争威胁的基调，而主要是讲和平了。

胡耀邦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提法，是自觉地出自对时代特征的理解，就是说，这是他对时代认识的新观点。 因为，胡耀邦非常了解正确认识时代所涉及问题的重要性。例如1985年7月15日，他在中央党校学员毕业典礼上作报告时就明确提到，“如何观察形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门大学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上的一个大问题。只有正确地观察形势，才能够正确地决定奋斗方向和方针政策。”

胡耀邦由于对战争与和平一直有这样清醒的认识，所以在邓小平提出世界存在两大问题并正式宣告改变对战争的判断和放弃“一条线”战略之后，他就更加强了对和平与发展的强调和宣传。例如1986年6月访问英国期间，他在回答《大公报》记者的提问时就有针对性地说，“十几年以前我们所提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看来讲得太绝对了一点。应该纠正这一观点。”

（三）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支援世界革命问题上的拨乱反正

毛泽东是列宁主义者，历来主张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胜利后，支援世界革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到了晚年，他更进一步认为世界革命中心已移到中国，他也已成为世界革命领袖，支援世界革命也就更公开更积极了。邓小平在文革前以及此后相当时期，都是毛泽东对外路线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执行者，特别是在反对“苏修”的斗争中还受到毛的高度赞扬。毛后来对他的不满主要是在国内问题上，文革后期重新启用他时，讲的理由之一就是他反修坚决、立了功。

事实上，中国对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援世界革命的立场也一直都是公开的，多次表示我们为援助外国革命“不惜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毛泽东1975年7月就曾对泰国总理克立说：“（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要求我，不要跟他们国家的共产党往来。我说，不行呢，因为我也是共产党。哪里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革命的？” 邓小平在文革后的1978年3月31日，会见泰国总理江萨时也说，“不支持（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极大。如果我们改变了这个原则，就等于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面前放下了武器，连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格都没有了，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朱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政策的调整》，2008年《炎黄春秋》第11期，日期见《邓小平年谱》。）

胡耀邦文革后的认识就截然不同。1977年5月他在一次针对一份中央文件中称“四人帮”是“正在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谈话中，就曾对反对“苏修”、支持世界革命的《九评》持否定态度，说，“现在看来，《九评》的基本方向是错的，这个恐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根源。”他还问道：“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领域，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十二大报告中也特别强调：“革命决不能输出。”

根据列宁解释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是要一国无产阶级利益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二是取得胜利的民族要为推翻国际资本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这本身就是输出革命，所以苏共二十大后已不再多提。但中国党的反修，却首先从反对赫鲁晓夫的 “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开始，因此特别强调坚持和履行国际主义，把支援世界革命的旗帜举得更高，实际行动也更加有力。其实，在共产国际还存在的时候，苏联出于外交利益考虑已不再公开宣传输出革命，许多援助行动也转入秘密。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苏东剧变后，各国共产党，除个别小国小党和“左”派组织外，都先后放弃了国际主义旗帜，甚至进行公开批判。中国党也从十三大起正式放弃了这个口号，从此不再提起。但是真正的转折还是在十二大。

为了不割断历史，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十二大报告中提了一句“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从来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但报告把国际主义解释为“深深懂得中国民族利益的充分实现不能离开人类的总体利益”，也提到国家间的相互援助，特别强调“革命决不能输出”。这与列宁的解释有天壤之别，也不同于马克思所提“工人无祖国”。胡耀邦还把各国间的友好相处也纳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含义中，使两者的结合不再同世界革命相联系，还与狭隘民族主义划清了界限。他1986年11月8日出席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奠基典礼发表讲话时就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主张世界上一切国家的青年都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每个青年都应该把自己的一切和祖国的命运联结起来。青年要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切。当生育抚养自己的祖国遭受侵犯时，就应该奋不顾身地捍卫她。但是，这是否就是爱国主义最完整的标准呢？这还不够。还要同别国人民和睦相处、友好合作这样一种富有远见的国际主义精神结合起来。”“如果中国青年只想到自己的国家好起来，而对我们现行的开放政策不积极，对同日本、同世界一切国家的青年讲团结、讲友好、讲互助互利不热心，那就够不上是很清醒的爱国青年”，“历史上有不少的人，因为只有狭隘的爱国主义，结果变成了误国主义。我希望中日两国青年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汲取智慧，把自己锻炼成为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同时又富有国际主义精神的高尚的现代人。”

在世界革命问题上拨乱反正不只是说说而已。这个时期中国在实际行动上也停止了对世界革命的援助。例如，邓小平采纳了李光耀的意见，中断了同东南亚各国党的关系，停止了对它们的各种援助，包括关闭马、泰共在中国的广播电台、撤出为缅共创建的解放区中的中方人员等。再就是不但全面彻底终止了对越南的援助，也单方面废除了一切援阿（尔巴尼亚）的协定，立即和全部撤出中国专家。整个对外经援数量也从1970年代最高时占我国财政支出7%左右，一下降到不足1%。

为了适应对外关系这一个重大战略变化，即告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停止支援世界革命，胡耀邦早在1979年3月21日中宣部召开的有关对外宣传会议的讲话中就提出要改变对于对外宣传的看法。他说，“宣传国内的东西，目的究竟是什么？过去讲是为了‘促进世界革命’，我看这是大话，现在不宜这么提。”“我们要实实在在地规定我们对外宣传报道的任务，不要硬去加上什么‘提高左派思想’呀、‘争取中间群众’呀、‘分化上层人士’呀……我们搞对外宣传，主要的还是为了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为了创造有利于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际条件，也包括尽可能有利于促进国际反霸斗争。”

以上这些都说明，胡耀邦对于作为时代特征的战争、和平与革命的问题，早就有了清醒的和十分肯定的认识。这还可以从他以下的回顾中看出来。1986年7月20日在河北省委召开的承德学习会上，他就国际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和平与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这两条政策和中国的论断有没有根据呢？对不对呢？我们要争取长时期的和平环境，这有没有根据？是否正确呢？我到日本去一看（按为1983年），得到了这个印象。这次又到西欧去一看，更加深了我的印象。”这个印象就是：“战争打不起来，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这也是一个事实。简单地说，就是想打的人不敢打，怕打的人更加怕打。少数人想打，想以武力来解决问题，但他们不敢打。从日本到西欧，对战争的恐惧，那是胜过我们中国人几百倍的。个别人即使想打也是不敢打的，打一场世界大战哪有那么简单呀。”由此可见，当人们还在谈争取战争推迟若干年的时候，胡耀邦早已对持久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有了成熟的看法和更加肯定的信心。

（四）对另一时代特征的发展问题早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

除了和平代替了战争，新时代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发展代替了革命。胡耀邦对这一特征的认识，从上述反对革命输出和支援世界革命的政策思想中已看得很清楚。而且他认识的“发展”，还不止人们说的主要指第三世界的发展，而是指全世界的发展，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事实也正是如此。以建国后头30年来说，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不管论质论量横比竖比，都是西方出现了空前发展，南方即第三世界，除少数中小国家和地区外，大都没有什么发展。对此，胡耀邦有很好的说明。1986年7月20日在承德学习会上，他说，“亚非拉一百多个国家，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三四十年以来，它们为争取自己的独立，斗争了几十年的时间，但一般说来情况都不妙。民族独立取得了很大胜利，但经济发展都不好，绝大多数国家情况不妙。”因此，不是抱怨西方的发展，而是如何从全球化的观点出发，促进南方发展得更快一些。

胡耀邦在涉及发展问题时，总是立足于全球化，提倡全世界加强交流与合作；对第三世界，他提出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特别是大胆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物质的与精神的）和经济援助。对中国，他强调对外开放。

胡耀邦对作为时代特征的发展的认识和据此提出的决策意见，不仅同毛泽东要搞世界革命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完全相反，而且同华国锋时期局限于把经济赶快搞上去而提出并开始执行的对外开放也有质的不同。他认为，在这方面同样必须对过去的认识和实践进行拨乱反正。1982年1月14日，他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把对外经济关系提到“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的高度，说：“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经济上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逐步取代了原来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近几十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情况又有了空前巨大的发展。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今天对待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也决不应当忽略这一点。”“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他要求大家“大大地开阔眼界，提高水平”，说，“我们绝对不能困囿于过去的狭小圈子里，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自守，孤立奋斗。我们一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视野从国内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但要放手地调动国内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而且要放手地利用国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他提出，“为了有效地吸引直接投资，需要一套开明的方针。第一是大中小项目一齐上，当前以中小为主，这样见效快。第二是欢迎外国资本家、华侨资本家和港澳、台湾资本家一起来。第三是适当放宽政策，让他有利可图。”他对“一切从事对外活动包括对外经济活动的同志”提出希望：“一定要从战略上深刻地认识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外经济关系的意义，敢于和善于跳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打开新的局面。”他还希望在最近几年内就能打开局面。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他想的那么顺利。所以他在1986年7月承德学习会上说，“我觉得我们在利用外资方面胆子小了。另外，搞合资经营或独资经营，我看这些方面的胆子都不大。”

邓小平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实他自己就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谈不上有事先的全面考虑。但是他确实是我国推行对外开放的统帅。而且他承认在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上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主导地位，因此对外开放也主要是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开放。但他却把对外开放只限于经济技术范围，还反对精神文明方面的所谓“西化”和“污染”，这就变成了半开放半封闭。他在谈发展问题时，也往往把发展只归结为南北关系问题，而且总是强调南方对北方国家的重要性。 1985年3月4日他会见日本客人时的一段讲话被视为是对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经典表述，当时强调的就是北方离不开南方这一面。他说：“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穷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现在人们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倾向并不完全合乎客观世界发展的历史事实。

胡耀邦是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发展的。因此他理解的发展是全世界的发展。相比之下，南方过去反倒没什么发展，今后要发展首先得借助于对北方的开放。而且他说的开放，内涵也更全面，主张引进人类一切先进的东西，不要怕什么腐蚀渗透。例如在前面所引他在1982年1月14日的讲话中就曾提到，要有向世界学习的精神，“关于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经营管理方法，应当承认，我们脚踏实地地向世界学习不够，下苦功夫不够。”在那次承德学习会上谈到出访西欧四国的情况时也说，那里的大资本家争相和我们做买卖，“和我们建立感情，以后好做买卖，推销他们的商品他们的产品。我们的同志不要仅从腐蚀这一个角度考虑问题，那就太简单了。”

胡耀邦把对时代特征的判断运用到国内经济建设的决策上。他提出了经济快速发展战略和政治体制改革、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和措施。这些国内问题，过去已经谈得很多很全面，我们这里只举出一个经济翻番的例子，已足以证实他的远见卓识。

胡耀邦提出经济快速发展的战略方针，是经过对时代特征和当时国内外情况认真研究和深思熟虑的结果。有两个例子可资证明。一是他首先提出20年经济翻两番。1980年初，他就发展战略目标问题向邓小平提出：能不能设想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把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均达到800美元的小康水平；他说，国际形势有可能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只要我们的对外政策对头，有可能赢得一个和平建设的和平环境。1980年8月26日他和赵紫阳、姚依林、房维中一起向邓小平汇报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方案时曾对此有所讨论。赵主张年增长4.5%。邓问，按这个速度，20年能不能翻两番？别人都回答不上来。只有胡耀邦说，20年翻两番每年平均递增应当是7.2%，不能低于6%，而达到7%并不是不能实现的。邓小平又问，如果50年翻两番呢？胡耀邦说，那是每年2.5%。在陈云“退够”（当时是得到邓小平支持的）思想指导下，六五计划定下了年增长3.7%的指标。而事实却是，1982年增长率高达8.7%，六五计划提前两年达到指标。二是关于建立特区。他1980年1月去深圳和珠海进行实地考察时首先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要在深圳搞个对外开放的窗口，窗口发展得好，就搞。中央1980年5月批准了在深圳等地建立特区。

二，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要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关于建国后我国的外交政策，许多人在事后都概括为：“我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实，这是极不确切的。这里先不说能否称得上和平政策就值得考虑。因为世界革命（反对和平过渡、主张暴力革命）同和平是不相容的，而且事实也是开国伊始就参加了朝鲜战争。后来更发展到反对提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以及国际形势缓和，号召和支持全世界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还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这哪里谈得上和平的外交政策？不过这个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这里要谈的主要是胡耀邦在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上的拨乱反正。

提拨乱反正，就表明在这以前，也就是建国后头30年，我国执行的不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或者说外交上犯过原则性的，用过去的说法，就叫做路线错误。事实正是如此。头30年还要稍多一点的时间，我们犯了长时期和全局性的，完全称得上路线的错误。

曾当过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远东和中国问题专家贾丕才，在他的一本谈中国外交的反华著作中，把中国头30年外交分作三个阶段，各为十年。第一个十年，也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执行的是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六十年代是全面出击（打倒帝、修、反）和两个拳头打人（主要反“两霸”）的自我孤立（自外于国际大家庭）政策。七十年代又变为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看来，贾丕才说的从表面上看也基本属实。头30年我们确实总是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兜圈子，当然谈不上独立自主。“一边倒”算不得独立自主，这是很明显的。“一条线”也不算独立自主，这是邓小平作了肯定的。他1985年8月4日对缅甸总理吴奈温说，“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了一个调整。我们过去曾说建立‘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现在不搞那些，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见《邓小平思想年谱》）。恐怕谁也不会特别挑出中间那段“夹攻中的奋斗”为独立外交。因为那段时期实际上是从靠苏到靠美的过渡，甚至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哪能谈得上独立自主？

而且说我们过去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查无实据，无正式文献可征，多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查正式文献的情况则是，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1982年以前并未出现过这种表述。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1949年9月《共同纲领》，1954年的第一个宪法，1975年修正的宪法都没有提。直到胡耀邦就对外关系进行拨乱反正以后的1982 年，“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个提法才郑重地出现在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同年修改的宪法上。这一明确表述，标志着我国外交政策进入了一个和过去截然不同的新阶段。

（一）为什么说建国后头30年我国没有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独立自主外交要求，在事关国家根本战略利益的问题上，对外事务只能由自己决定一切，不看外国的眼色行事，也不在外部的压力下屈服和丧失原则。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确认战争与革命为时代特征时，它们有共同目标和共同道路，存在着一致对外的准则，还公认以苏联为首，相互间并不平等。因此，社会主义各国都不能各自单干，对外尤其强调一致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不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是很自然的。就是以后，也没能时时处处坚持一贯宣布的原则。例如我们一直坚持，外国要和我国建交，就必须先同台湾断交，这是铁定的一条，决不能让步。但是1964年和法国建交时，就没有坚持这一条。只是由于蒋介石没听美国劝告，坚决反对“两个中国”，在我国外交人员抵达巴黎后争先主动宣布同法国断交，这才避免了一时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

如果有人把我国先是“一边倒”后来又是“一条线”，说成由于这两个决策都是由我们自己独立自主地做出的选择，因此仍然是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那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的国家和政府了。为此，对这两个问题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1，“一边倒”就是自己不要独立自主

在过去的国际共运中，各国共产党接受苏共领导，几乎成了铁的纪律。谁不听列宁、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话，就会被立即赶出教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纳吉政权就是铁证。不但毛泽东怕当东方的“铁托”，文化大革命后期批邓小平时有人也称他为“邓纳吉”（意为搞复辟，倒不是指反苏）。所以接受苏共领导，对中共来说倒确实是一贯的。在延安时期，不但斯大林要毛泽东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毛虽然极不愿意还是不得不去；连共产国际解散后做了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季米特洛夫，以私人身份写信给毛，干预中共事务，毛也只能表示完全接受季的指示，实在办不到的还要再三解释。这说明取得政权后的中共执行“一边倒”政策是必然的，并不是有些人说的那样，是由于美国僵硬的反共政策使司徒雷登失之交臂，或者因为刘少奇访苏时得到斯大林提供大量援助的许诺，才导致毛发表“一边倒”的文章。这些说法也可能是由于对“一边倒”内涵的了解不同。

现在人们把“一边倒”仅仅理解为外交政策，这就不对了。“一边倒”的根本含义是接受苏共领导和照搬苏联模式。这是所有正式文献和全部历史事实都证明了的。这里只举几个例子简单提一下。刘少奇1949年6月下旬至8月初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和苏方商谈建国后的大政方针。他在7月4日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说，“关于联共（布）与中共的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报告要求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对中国党今后大政方针的全盘考虑“给予指示”，其中当然包括对外关系。报告说， “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对于这种自愿接受外国领导的政策，当然谈不上独立自主。而中国又是一党专政，所以自认作为下级党的服从，自然也是国家的服从。

至于全部照搬苏联，这不但是毛泽东自己对“一边倒”所作的解释——“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而且建国后的全面学习苏联，几乎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对苏联模式的“克隆”。有的换了名词，如苏维埃叫人民代表会，最高苏维埃叫人大常委，部长会议叫国务院等等。全国政协算是中国的特色，但那是历史的产物，是党的统战工作，在政权系统上并没有什么地位，因而可有可无。有的连名称也照搬，如经济建设中的五年计划，属于上层建筑中教育的大专院系调整和学科分类。意识形态方面就更不用说了，连生物学上谁不同意米丘林学说也会被打成反苏甚至右派。什么叫“一边倒”？这才是“一边倒”的要害。

既然接受领导，又受结盟关系的约束，外交上的亦步亦趋就是很自然的了。这就是赫鲁晓夫后来提出在对外关系上要经常“对表”的原因。所以不能说，在朝鲜问题上，先同意金日成南进，后来搞抗美援朝，直到停战和谈，都是被迫的，是由于受到斯大林和苏联的压力。既然自愿服从，又有盟约义务，怎能谈得上压力和被迫？

不但在重大外交问题上如此，就是民间的国际活动也必须和苏联保持一致，包括世界和大以及工青妇组织等。可以举一个例子。时任中国总工会主席的刘宁一，1956年参加了世界工联的一次会议，回国后给外交部干部做报告。由于他讲话向来幽默风趣，使听报告者至今印象深刻，还能记得他讲过的一些话。他说，苏联代表在会议上提出了一条中国并不赞成的建议，他就问：是不是莫斯科的指示？回答：不是。又问：是不是（苏联驻当地）使馆的意见？回答：也不是。刘宁一这就表示自己的态度了。他在报告中引用京剧《打渔杀家》上的台词说：既无圣上旨意，又无六部公文，凭着何来？就这样把苏方的建议给顶回去了。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这种遇事先问莫斯科的态度如何，直到中苏关系恶化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胡耀邦对“一边倒”时期我国的处境也有以下的说法。1983年8月15日他对日本《每日新闻》社社长说：“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比正常化还正常化，超正常化，是结盟的关系嘛！当时我们是无可奈何，我们是‘一边倒’。”

2，“一条线”战略也不是独立自主

关于这个问题，前面引证邓小平的话已作了明确答复。这里只对“一条线”的提法稍作说明。

同苏联的关系破裂后不久，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1973年毛泽东提出所谓“一条线”的战略构想，意思是要使中、美、日、欧以及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国联合成一条线，建立反对苏联的国际统一战线。（只能推美国为首，不能想象当时的中国会奢望去领导美欧。）第二年，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就是为“一条线”战略制造理论根据。邓小平1974年在联合国特别大会上的发言和上面提到的胡乔木主持起草的那篇文章，都是对这一理论的阐述和发挥。其公开说法就是：美苏争夺世界霸权必然导致世界大战，争夺态势则是苏攻美守，因此苏联是比美国更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和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第三世界也要和第二世界联合起来，反对第一世界，但不能同等相待，主要还是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个战略和理论的实质，就是进一步开展向美国靠拢、大力推行“联美反苏”的外交。

邓小平、陈云等主要领导人在文革后有好多年还继承着毛泽东对美苏争夺的看法，看不到也不承认美苏都怕打仗和它们为此谋求缓和与妥协（批了多年的美苏“假缓和”、“假裁军”和把西方国家中的索南费尔特主义，即承认东欧与苏联关系现状、主张对苏缓和为绥靖政策，就是由此而来）。邓小平认为美中既然都把苏联视为自己的主要敌人，美国当然就是我们反苏的间接同盟军。由于中美力量悬殊，在中美间一时建立起的反苏战略联盟中，我们不能不为了反苏而迁就美国，实质上就使我们在美苏争夺中帮了美国的忙。邓小平提出并坚持的中苏关系正常化三大障碍问题就可说明问题。头一个障碍，在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陈兵百万，确有其事，只是我们把边境地区扩大到了乌拉尔以东和中亚。至于第二和第三个障碍(即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和出兵阿富汗)，就很难完全成立了。第二个障碍，实际上还是把帮助红色高棉放在了第一位的。我们设的这些障碍，都是在帮助美国牵制苏联。1979年我们要出兵“教训”越南，事先去给卡特政府打招呼，就是用实际行动向美国交了我们联美反苏外交的底。那时我们对美国有求于我的一面估计过高，对美国存在幻想，甚至以为它在台湾问题上也会让步。这是胡耀邦1981年3月9日明确指出的问题。事实上，美国是利用我国同它联合心切，在台湾问题上反而更加放肆起来。美国国会1980年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接着又提高了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性能和数量，使中美关系一度出现危机。为解决这一危机，虽有中美1982年签订的八一七公报，但售台武器问题反而越闹越大。这些都说明了在“一条线”战略下，我国无法推行独立自主政策，所以邓小平才有上引的明确解释。

（二）新时期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提出者和规划人

1，首次使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得到正式定位

1982年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说明独立自主外交就是：“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中国对外政策“有长远的、全局的战略依据，决不迁就一时的事变，不受任何人的唆使和挑动”。 1982年修正的我国宪法，也是第一次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庄严宣告：“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胡耀邦并不回避过去外交没有独立自主这一事实。十二大以后，他多次谈到与大国结盟的危害，还从正反两面加以论证。1984年5月18日，他在会见南共联盟代表团时说，“对我们来说，同大国结盟有两个不好：第一，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交往，而同大国结盟可能妨碍，或者至少影响我们广交朋友；第二，它会妨碍我们抵制对方可能有的越轨行动，甚至还有可能给对方利用去反对另一些友好国家。这是我们总结过去几十年经验得出的结论，是受到全国人民支持的长期决策。”“我们特别注意要像珍视自己的独立自主一样,充分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权利。因此，我们决不干预别的国家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自己的对外方针。” 1985年4月15日访问澳大利亚时，他也说，“结盟会妨碍交朋友，可能还会被结盟者所左右。”1986年6月11日，他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演讲中又说，“如果中国依附于某个大国，或同它结盟，不但使中国自己受制于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也有害于自身的发展，不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定”。这是“经验告诉我们”的，“因此，决定在对外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

2，抛弃革命外交，奉行正常外交

胡耀邦1981年3月9日在中央书记处第九十次会议上发表的长篇讲话，不啻是对几十年外交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这篇讲话不再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把世界各国划分为敌、我、友三类，依此确认它们属于联合、中立还是反对的对象；而是要求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所有国家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在这次讲话中，他还系统地提出奉行完全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和具体方针，专门提到“过去‘左’的幼稚，在这方面有表现。因此，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不容易的。需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无产阶级政党的冷静的政治头脑，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坚定我们的立场，丰富我们的经验。” 他为“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定出“必须做到的三条”，这就是“一，任何时候不依附任何外国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我们不跟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指挥棒转。二，不受任何一种国际上的临时事件所支配。国际上往往出现一些临时事件，好像很严重。我们要冷静考虑、冷静分析临时事件对我国的根本利益有什么关系，但不受临时事件所支配、所左右。三，不为国内外某种一时的情绪所蒙蔽，所激怒。不要为领导个人情绪所左右。迁就眼前事变就是机会主义。不要一将军就跳，不要被来势汹汹的环境和情绪所蒙蔽，所支配。要考虑国内外广大人民的呼声，但不受其蒙蔽和支配。”看来他的这次讲话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以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都对他说，“你太大胆了，敢（把这次讲话）印出来。”

胡耀邦的讲话极有针对性。过去我们的对外关系受到毛泽东情绪的影响，可谓处处可见。不谈他和赫鲁晓夫的争吵（在很大成分上是争当世界革命领袖）,导致中苏关系从友变敌、苏联一下由社会主义变成复辟了的资本主义，甚至变成了法西斯，连苏联人民都不能“寄予希望了”。只以对我长期保持友好并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如朝鲜战争、参加联合国等）支持我们的印度为例，也看得很明显。想当年，我们同印度是多么友好，两国常喊的口号是“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即印中人民是兄弟）！”尼赫鲁访华时，上百万人上街夹道欢迎，临走时毛主席还吟屈原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亲自相送。可是没过几年，1959年4月我们在西藏采取平定叛乱的行动后，在我国驻印度大使馆和孟买领事馆门前发生了印度示威群众焚烧毛主席稻草人模拟像的事件。这引起毛泽东极大震怒，对外交部依据国际惯例起草的严重抗议照会文稿，他亲自修改，不但第一次给印度戴上了“扩张主义”的帽子，还加了一段外交文书上少见的情绪化的话：“这件莫大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元首的事件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群众极端地不能容忍的，必须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否则不可能罢休。如果印度当局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奉命申明，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将向印度方面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不圆满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奉命永远不能停止，就是说一百年（记得原来的传达是“一万年”）也不能停止。”(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中印关系从此恶化。不久之后，印度就成了“帝、修、反”中“反动派”的代表国家，尼赫鲁被说成是“半人半鬼”式的人物，胡乔木也写了一篇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就使中印关系从友好变成敌对，至今也无法恢复到此前的水平

（三）对苏联、美国、日本和第三世界看法和政策上的拨乱反正

一谈对苏联。

胡耀邦到中央工作后就一直为扭转对苏的敌视态度和两国关系正常化而努力。他很早就明确提出不要把苏联视为敌国。1981年3月9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对苏联“要去掉一点‘左’的幼稚。”“不要使人们误解我们同苏联整个国家相对立。不要赤白对立。”他提出同苏联广大人民、同社会知名人士，尽量保持友好关系。要尊重他们的民族感情，尊重苏联人民的光荣革命历史和文化遗产。他说，“不要把对立国家的人民当作敌人。过去‘左’的幼稚，在这方面有表现。”他对外也不隐讳观点。1983年2月20 日对日本记者说，“有人说中苏两国关系积怨很深，一下子难以消除，我不赞成这一看法。”

他还明确否定联合被毛泽东归为第二或第三世界的东欧各国反对苏联的方针。（毛泽东三个世界的划分不能成为理论也表现在对东欧各国的不同分类上。他把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有时还有南斯拉夫，因为它是不结盟国家组织的发起国，划归第三世界，其余都和英法西欧国家一样，算成第二世界。）在1986年7月20日的承德学习会上说，1984年他曾拟出提纲托东德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谢莱斯给昂纳克带话，谈中国党对民主德国和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有三个充分尊重，其中提到：“充分尊重你们同苏联几十年建立起来的特殊关系”。（他对与会同志说，“要完全把东欧国家同苏联扯开，我们不要这样想，也不要安这个心。”） “充分尊重你们的内外政策，你们搞什么内外政策，我们不会有意见，你们是根据你们的经验、你们的国情确定的。” 至于对苏联，他捎话给昂纳克说， “如果苏联的领导人认为可以，也请你如实地向他们反映。”这可是我国主动的一次重要对苏表态，和邓小平坚持的去掉正常化三大障碍明显不同。

胡耀邦也重视边界地区的民间友好往来。如1984年8月，他到黑龙江考察时，去过黑河中苏边境地区，对那里的领导干部提出，“要和苏联人民讲友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存的”。他要大家对苏联的中下级军官和人民群众主动地放手地做友好工作，还要大力开展边境贸易。“南深北黑，比翼齐飞”的口号就是那次提出的。这个口号除表达了他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思想外，也表达了要同苏联友好相处、加强往来的期望。

二谈对美国。

他反对同美国建立以“联美反苏”为基础的战略关系，主张对美国也要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建立相互平等的正常关系。1981年10月赵紫阳出席坎昆会议，是我国开始调整“联美反苏”方针的标志。这是在胡耀邦同年3月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的半年左右之后。这篇讲话针对性很强地全面谈到中美关系问题，表示不能把反苏霸放到反美霸之上，更不可对美国抱有幻想。他说， “这几十年来，美国实力有变化，有升降，但它的霸权主义本性没有变化。” “美国对苏联的攻防关系有变化，但苏美根本矛盾没有变化，苏美的根本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争夺是不可避免的。苏美关系愈加激化，美国就可能愈加有求于我们。如果矛盾不特别激化，日子更好过，美国对我们就会是不即不离，不会特别好。一旦苏美矛盾激化，美国对我们最好的情况也不会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罗斯福那种情况。过于着急，希望过了，将来要失望。”“不要过分地寄希望于个别人物……美国政策上的变化是根据历史的发展变化，并不是根据某个人的意志来的……美国对华政策有重大变化，但对华立场没有本质变化。不要这么看，说他在台湾要退出。”

他主张我国应当争取同美国和平友好相处，是国家正常关系而不是结盟关系。1986年7月20日在承德学习会上就说过，中美“是一种朋友关系，他们也说是朋友，不是盟友。”“要尽量争取更多的朋友，对那些奉行错误外交政策的国家，要讲究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为了争取更多的朋友帮助我们，就要很好地研究对外经济友好合作的问题。”

三谈对日本。

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中从认识到实践，言行最多的是关于对日本的应有看法和积极推进中日友好合作。联系到十多二十年来中日关系的起伏动荡，对他在这方面作出的贡献就不能不多说几句。

首先是他高度评价日本的发展，提倡向日本学习。1981年3月9日在中央书记处的讲话中，他说：“日本特别值得重视，它发愤图强，不断进取。”1983年12月9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的报告会上又说，“日本教育普及，技术先进，生产发达，经营管理水平搞，应认真学习日本那些有益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他提向日本学习和一些人热衷于向新加坡学习，不同的原因，可能在于日本是所谓西方民主国家，又侵略过我们；新加坡则属于权威主义，又是华人主导。

胡耀邦高度评价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在1983年11 月访问日本期间曾多次表示，“中日睦邻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必将更大地造福于两国人民和子孙后代，并为亚太地区、全世界的和平，为21 世纪的世界文明和人类进步，做出更加光辉夺目的贡献”；“只要中日两国能够友好下去，战争（当指世界战争）就打不起来，亚洲和平就有了保证，世界和平就增加了很重要的力量。”1985年10月18日他在会见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双方委员时又说，“我们两国都把中日友好奉为本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完全正确的。任何低估中日长期友好事业的想法和做法都是缺乏远见的，也是错误的。”

他还一再强调要平等对待日本。在访日期间，胡耀邦经常把中国和日本并称为两个伟大民族。即使对敏感的日本防务问题，他也表现出一种平等相待的态度，说：“日本决定自己的防卫方针，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希望不要使自卫问题引起邻国的不安，并严格把自己约束在自卫的场合。”他也不像有的领导人那样过分强调中日历史问题，引起两国人民情绪的对立，而是很少谈历史，着重谈友好，即使谈到历史，也讲得比较全面。他在前引1985年10月18日的讲话中说：“为了发展中日友好，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都要正确对待两国严重对抗的历史。两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对立，是由日本极少数军国主义头子造成的，不应由日本人民和现在的广大朝野人士负责……当我们努力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时，一方面不要使历史上发生的对抗影响今天的合作，另方面也不应对制造中日对抗的罪魁祸首寄以同情，更不应纵容极少数人进行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两国的历史、现状、利益和观点都有所不同，当交往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双方都应顾全大局，谨慎从事，认真体察对方的友好建议和合理要求，力求避免做任何伤害对方人民感情的事。”“只要我们双方都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中日长期友好的前景就是光明的。” 他更不像一些人那样狭隘，自己不谈也不让宣传日本对中国建设提供的援助，而是公开表示感谢。例如1984年3月18日，他会见伊东正义率领的日中友好联盟访华团时就说，“投以木桃报以琼瑶。这些年来日本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给予不少支持，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为了两国世代友好的目标，胡耀邦特别注意通过加强两国青年间的交流，为下一代培植友谊和信任感。经中央的同意和批准，胡耀邦1983年访问日本时宣布1984年邀请三千日本青年来访，同我国青年进行友好联欢。这是一次取得重大成功的活动，现在又开始仿效。但后来在赶他下台时，一些人竟然忘记自己曾表示过同意而以此批评他，这就实在太不应该了。

四谈对第三世界。

胡耀邦除继续表示我们坚决和第三世界站在一起外，还提出一些对第三世界的新看法。他不是把第三世界看成没有多少差别的“一大片”，而是如实地看到第三世界各国间的巨大差异，特别重要的是，认为它们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反帝求解放，更不是联合起来和我们一起反“苏修”，而是集中力量尽快把本国经济搞上去。提出第三世界今后重在共同谋求经济发展。他在1986年7月的承德学习会上说，“今后对第三世界要多提供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帮助，主要是和它们共同总结经济何以搞不上去的经验。”在这年6月，他对访华的佛得角共和国总统说，“要奉行适合自己国情的对外政策，搞和平外交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要把自己国家、民族的命运绑在大国的车上，以减少国防费用。这有利于发展经济，会受到人民的拥护。”还说，“国家独立后要使广大人民有就业机会、谋生手段，使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有所提高。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国内各阶层、各党派、各种政治力量要和睦团结，政治上要实行民主。”对第三世界国家谈这些问题，表明他衷心希望它们和中国一样，努力跟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三，在外交思想、外交业务和外交风格上的拨乱反正

（一）谈“外交工作授权有限”

过去由于个人崇拜和高度集中，使外交工作事无巨细都得听从或等候“最高指示”，极大地限制了外事部门和外事干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之不能根据外交政策和应有的职权随机应变、灵活处理，往往错过时机、耽误工作，还造成内部矛盾。连身为总理和分工主管外事的周恩来，对诸如国宴邀请名单和菜谱这样的事都要写上“请主席批示”上呈毛，其他较大的对外工作就更不用说了。1956年周恩来访问印度，碍于尼赫鲁和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一再讲情，他倾向于释放一名在押美军间谍，发电请示毛。不料毛看罢大怒，亲拟复电说，我们抓到的美国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越是尼赫鲁、哈马舍尔德说情我们越是不放。周恩来只好对尼赫鲁表示拒绝和向毛作检讨。又如1973年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在告别宴会上提出再和周总理谈一次。对所谈问题周没表态，只说要报告中央，遂立即打电话向毛请示，被告以“主席正在睡觉”。而基辛格又要马上登机回国，周不得已只好做了个对基辛格所提问题今后可继续交谈的表态。人们知道，后来这件事就被用来当了导火线，给病重中的周总理招来最后一场多次会议的大批判，连乔冠华也敢于给他带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

下面再举个研究工作中写内部报告，对国际形势分析也不准提不同意见的一个著名例子。这就是毛泽东对外交部1973年上送《新情况》（第153号）的严厉批评。这年的7月4日，他对张春桥、王洪文等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指外交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上了他们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这段话引起一系列的批判和检查是不用多说的了。在这种体制和气氛下，谁还敢提不同意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周家鼎：《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

周恩来根据他经过延安整风总结出的经验（包括多请示、少做主，多检讨、少解释，多听话顺着来、少提不同意见等），外交部一成立就给立下一条“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的原则，对上面这样做，对下面也这样要求。所以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甚至连反映外国情况，都要强调“讲立场”、“对口径”，就是看是否合乎上面的看法和需要。这种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的研究，也就越来越变成察言观色、揣摩意图，甚至可有可无，进而成为多余的了。果不其然，文革一起，所有这类研究机构最先解散，研究人员也都参加或接受批斗，接着下放到干校了。

针对这种情况，胡耀邦在外交上的拨乱反正，就首先从为周总理辨冤但也指出他的不足，实际上是开始对“授权有限”之说有所质疑。1981年3月9日，联系毛泽东在外交工作上对周恩来的一再无端指责谈到外事工作必须改革时，他说，“外交工作的特点是外交活动，要提倡闯和钻的精神。外交部培养了一批好翻译和守纪律的工作人员。但没有培养出多少合格的外交家。当年周总理受到批评有四句话，对总理是不公正的。但是总理有时是过细了，外交人员要抓大事。外交部人才不足，知识不够。外交人员不熟悉国内的政治历史文化，不能很好地进行对外谈话。要消灭外文文盲。对外宣传工作很差，赶不上越南、台湾、南北朝鲜。出国的人太多，出国的人中应增加专家、学者。外交部给中央的东西太少。” 1982年9月15日他在出席外交部召开的使馆政治思想工作会议时又提到七十年代的四句诗，说“这是不公平的。应该改为：大事不敢讲，小事必须送。如果不照办，势必打修正……‘文化大革命’时，周总理大事敢讲吗？周总理不可能出修正，是要把他打成修正。外事工作应该有创造性。六十年代规定的细则，现在看来有的没必要。有的繁文缛节的东西，不能再用。总理对工作要求严，对自己要求也很严，但不必搞那么些繁文缛节。既有创造性又有生动活泼，不把自己束缚得死死的。”

他大声呼吁必须改革外事部门卡的太死、严重影响工作的局面。1978年12月31日，他在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说，“在这方面（对外宣传工作）也存在许多‘禁区’、框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不看对象、对牛弹琴，效果甚差，笑话不少。我看这种状况也要尽快改变。”1980年初，他有一个批示：“对外宣传干部水平提不高，外事工作的水平也很难提高，这是一个大问题，必须彻底解决。” 1980年4月17日，他对有关部门说：“外事工作、经济工作、宣传工作都面临一个改革问题，不改革，不适合需要。”

（二）强调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

张闻天通过研究和实践，早在建国初期就对外交业务提出了全面的看法和建议。他的有关报告曾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的同意和批准，并转有关部门和驻外使馆参照执行。报告中首先指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胡耀邦无论是否知道或记得这件事，反正他对外交调研工作的重视是同张闻天一样的。例如1982年1月14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的，“我们一切外事部门，一切从事外事工作的同志，都要努力了解世界各国，特别是你所到的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全盘情况。不仅要了解上层人物的动向，还要了解背景；不仅要研究这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还要研究它的经济和历史。” 这番话就就和张闻天当年说的一模一样。

他特别注意发现有价值的新见解并用于决策参考。在中央领导层中，那么注意阅读和审批研究机构的成果，胡耀邦是罕见的一位。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只顺便举几个例子。1979年8月29日给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一个批示，是在他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报》所载《西德经济专家古托夫斯基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和建议》之后写的。1979年9月25日，他读了马洪整理的关于苏联经济改革材料后，写的批语是：“转一份给《理论动态》。对人家的东西一定要注意研究，并要拿出成果来。”又如1982年，宦乡主持研究并署名、由戴伦彰起草的一篇题为《关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总战略的若干问题》的报告。胡耀邦看后写了一大段批语，大意说，这是具有真知灼见的好意见，旗帜鲜明、不讲情面地提出看法，值得认真研究，还称其为理论联系实际调研的典范。（赵紫阳的批语是，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到省军级，并要外贸部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研究讨论）。

另外，胡耀邦还经常根据决策需要提出应该研究的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课题。例如1982年1月14日他在书记处会议上就提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我们至今很少研究，不甚了了，甚至可以说还处在一团混沌的状态”；“对于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方针，包括经济援助和经济交往的方针，究竟应当如何具体执行，如何分别对待，需要过细地加以研究。”

（三）强调向外国学习

胡耀邦大力批判过去的闭关锁国政策，积极推进对外开放，因此特别强调向外国学习。他主张我们应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珍视世界上一切文明成果，对于源头在西方的先进文明，不仅不隔绝更不排斥，而且要主动学习，否则我们的思想就会僵化。1978年12月31日他在中宣部系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吸收前人文化的精华，研究了当前实际，从这两个方面来的”；1983年3月13日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大会上也说，“一定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同人类文化成果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确立尊重文化知识的正确观点。”

学习外国要有虚心的态度，不可妄自尊大，轻视别人的经验。他在1981年党成立6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说，“无论是人家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经验，我们都要通过自己的分析，吸取其中有益的可供借鉴的东西。因此我们要在努力研究和总结自己经验的同时，努力研究和分析别国、别地、别人的东西。”同年10月9日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讲话，也说，“要尽量吸收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用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1983年8月15日他在接见日本《每日新闻》社社长时说，“不管对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苏联、美国，我们都是念一本经：发展人民友谊，学习先进经验。” 他1984年2月10 日与外交部一位领导干部谈话时说，“我们与世界差距太大了。”

胡耀邦主张走出国门，向外国学习。在1981年3月9日中央书记处谈外事工作时，他专门提到外事工作“需要改进，向外国学习”的五个方面。其中第三条是：“出国访问，要适当减少官方代表团，适当增加专家、学者、党外人士、少数民族、劳模出国访问。”上引他1979年8月29日给《理论动态》组的批示说：“《理论动态》你们对这些问题议论吗？政经教研室的同志能看到这类东西吗？我们过去各教研室很少接触外界。我看，也是处在桃花源中，甚至是在桃花源中的深部山区。现在要同外界往来，至少要在源边搞点交易活动，否则，思想不是僵化，而是僵死！”

（四）重视外交风格和礼貌

胡耀邦对关系到国家形象的具体对外活动也非常重视，要求有一个新的风貌，并且以身作则，表现出不亢不卑、尊重对方和友好大方的大国气派。这方面他说的和做的内容都很丰富，无法细谈，这里只简单提一下。

他在对外交往中，一再提倡讲友好、讲文明、讲信义、讲人情味，出发点都是同各国政府和人民改善关系、交朋友。1984年6月27日，他会见参加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的日本外宾时说：“要实现中日长期友好，必须遵循正确的方针，采取正确的态度。所谓五讲，就是一讲友谊，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内外政策强加给对方；二讲两利，如果只讲单方面的利益，那么友谊是不会长久的；三讲信义，办不到的不说，说了的就要办，言必信，行必果；四讲礼貌。五讲纪律。四美就是行为美、品德美、语言美、风度美。”

对于一切不利于友好交往的行为，如不讲文明礼貌、不讲人情味等陋习，他可说是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关乎国家形象和丧失还是赢得人心的大问题。他每谈国际问题和外事工作，总会有这方面的话题。1981年3月9日在谈外事工作的书记处会议上，他就要求外交部工作要有政治眼光、外交艺术，出国访问要寻求和平、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反对游山玩水，要严格处分丧失国格的人。在1986年7月20日承德学习会上，他从黎笋去世、长征上台我们发去唁电并派人去大使馆吊唁这件事谈起，说这是个礼貌问题，尽管“我们同越南的问题能不能解开，能不能言归于好，现在还看不出来。”他还举了肯尼迪被暗杀后报纸上登出漫画标以《肯尼迪啃泥地》，赫鲁晓夫去世后报纸上报道的题目是《赫鲁晓夫死了》这两个例子，说“这些都叫做没有国际礼貌，这样做是不好的。”“在国际关系上，我们是要讲礼貌的……凡是属于国际礼节礼貌的，随便丢弃，一定会丧失人心的。” 1983年12月9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讲话又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要给人‘只讲政治’‘只谈原则’的印象”，要“多交朋友，有点人情味，从极右派到左派，凡是主张同中国友好的，统统讲交情、讲友好，都可以交朋友。现在，在外交场合不交朋友，没有点人情味不行。”

他反对在对外交往中经常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1984年1月24日，他在会见法国记者时说，“以我的观察和亲自参加国际交往的经验来看，在国际交往中把自己看得绝顶聪明、无所不能，这种态度是非常不成功的。”

胡耀邦要求的这些，都有利于我国国际形象的改善，都会给我国外事活动增添光彩，就不用多说了。

最后，让我们用胡耀邦的两段有关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一段是他1982年1月14日在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讲的：“一切站在历史潮流前面的人们，要打开局面，就要有点眼力、魄力和毅力，并且要有一整套正确的战略和战术。否则就不可能打开局面，即使一时打开，也不能持久，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甚至功败垂成。”

二是他1989年4月5日在家里同李锐长谈中关于外事问题的一段话：“外事问题。1982年前，讲联美反苏，徐（帅）不赞成。我做过两次系统发言，外交讲了十条，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等。紫阳找我谈，说太大胆了，敢印出来。东德昂纳克来时，请他传口信到苏联。我们两人各讲各的，但精神是一致的。苏联出兵阿富汗，是侵略别的民族，五年中陷入泥潭，罪名洗脱不掉。赞成意大利（共产党）的提法，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我是老鼠上秤钩，自己秤自己。当年于是传来上面一句很厉害的话：‘你要树立自己的形象。’”

用这两段话正可说明，胡耀邦所以能为对外关系拨乱反正做出巨大贡献，是因为他站到了历史潮流的前面，具备非凡的眼力、魄力和毅力，并且有一套正确的政策思想和具体做法。他的贡献，有些是我们今天外交成就的重要源泉之一，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有些没得到很好的理解和接受，因此没能收到应有的成效。这是他本人的遗憾，也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损失。

(2009年3月11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