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开始，欧洲就有政客在哀叹，世界似乎被美中两个大国接管了，欧洲已经沦落为二流国家。而且，伴随着欧元危机的加剧，这种危机感愈加常见，几乎欧洲的每个大小会议上，人们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对欧洲沦为二流国家这个判断，怀疑的人似乎不多。的确，欧洲从人类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堕落成二流国家，在二次大战的毁灭性结局那一刻就开始了：超过7000万的战争死难者、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种族屠杀，都令欧洲蒙上了空前的耻辱。战后的欧洲更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战败国德国不但大量机器设备被红军拆走，而且还要忍受在国内严冬燃料不足的情况下向法国供应煤炭作为战争赔款；战胜国英国也好不到哪里，大批复员士兵几乎立即加入失业大军，庞大的战争债务几乎压得每个家庭都透不过气来，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引发许多政治联想；1946年的饥荒则遍及全欧，欧洲人民不得不继续忍受着没有战争却形同战争一般的困难生活，连可爱的猫也被德国人民私底下唤作“阁楼兔子”以充果腹之物。其后，欧洲虽然自1950年代初开始复兴，创造了石油危机到来之前持续20余年的繁荣，但是作为夹在美苏之间的冷战主战场，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包括欧洲人自己，几乎没有人怀疑战后欧洲的二流国家地位。
直至今日，尽管欧洲的地位通过欧盟、OECD组织、G8峰会、北约以及大量的以欧洲为基地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各种全球性、跨大西洋的政治联盟、国际组织、军事、经济和科技活动及国际援助充分表现出来，但是“二流国家”这个符号似乎始终挥之不去。比如2003年法德轴心被美前防长拉姆斯菲尔德讥讽为“老欧洲”，德国多次试图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却未遂，更糟的表现则在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会议上，一个分裂的、缺乏领导力的欧洲几乎让世人彻底失望，很大程度上须为会议的失败担负责任。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初，曾经经历了1997年意大利金融危机考验的欧洲表现还算稳当，一度有意将欧洲的银行监管模式推向世界，无奈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后院火起，仅仅希腊一国的负债就高达整个欧元区GDP总和的2.6%。对欧洲的真正考验开始了。
当然，所谓“伟大的二流国家”的提法早已有之，这有点类似邓小平同志的“韬光养晦”策略。因为在国际上采取对峙战略，一味强出头、到处煽风点火、输出革命等等，往往会加速自身的灭亡，比如苏联的解体命运。躲在美国驻军和核保护伞下的欧洲（西欧国家），战后借马歇尔计划迅速实现了经济复兴。以德国为例，虽然多家大厂被迫搬迁至西部，但是德国大众公司首先利用1938年建厂时就设计的原型车，大量生产并向美国出口，带动了德国的景气复苏，这就是著名的“甲壳虫”。与“轮胎上的国家”、当之无愧的一流国家美国相比，德国的汽车工业和汽车文化毫不逊色，颇具“德国特色”，比如大众汽车正是建于1938年的纳粹时期，直到上个世纪末仍然保持国有企业性质，最生动地代表了资本与工会合作、国家与资本合作的“莱茵资本主义”的“德国模式”。
无独有偶，北欧的瑞典自1931年社会党执政之后，创造了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平等作为经济效率前提”的社会民主模式，而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平等主义、集体主义和创造性建设了一整套独立的工业体系，几乎每样工业产品或者品牌都在世界享有盛誉，比如被称为世界上最安全的Volvo轿车和重型卡车、萨博的喷气客机和狮式战斗机、爱立信公司的手机和雷达，瑞典的工程师们还是最早分别在坦克和汽车上使用增压引擎的，著名的宜家家具和H&M服装则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平价家具和服装连锁店。
这些瑞典特色工业品，无一不是民主加社会加工程师的结果，既是瑞典的骄傲，也是欧洲的骄傲。历数其他欧洲国家，不难发现一个个另类的“××模式”，构成一个丰富、多元的欧洲特色，比如法国的时装设计所代表的高级文化，比利时的卡通设计和产业，英国的音乐文化，德国和北欧的工业设计和机械文化，捷克的爵士乐和反极权文化等等，让人感叹摆脱了中世纪枷锁后的世俗化的欧洲在怎样发挥着文明的创造力。而且，这一创造性是与欧洲国家的内部团结和相互间一体化的促进紧密相关的，从科技到工业到政治到社会逐渐展现。
当全球金融危机来临，这些单一民族国家的“特色”本身难以自救，Volvo和Saab的技术再好也终究被通用汽车所抛弃，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的主权债务危机则需要大幅度让渡主权才可能获得援助。但是，欧盟面临如此历史转折关头，却发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创造了欧洲统一的象征和媒介——欧元，却没有真正的货币联盟，没有建立起一个与欧洲货币体系相适应的统一政府，而且更致命的，8月17日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巴黎的会面，尽管往保卫欧元迈出了关键的一小步，却仍然是密室里做出的决定，难以消弭他们身上的“欧洲怀疑主义者”的印记。就在欧洲的社会党人大声呼吁“保卫欧元”，缅怀密特朗和科尔时期的双驾马车如何带领整个欧洲狂飙突进的美好时光时，人们发现，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不是太快以致核心欧洲举足不前、新欧洲与老欧洲出现裂痕、南欧国家狂借债、绑架德法的问题，而是一体化进程太慢。
自1950年欧盟之父舒曼提出煤钢联营共同体计划以来，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发展到欧盟，伴随而生的官僚主义并非主要问题，面对危机时一次次表现的治理能力不足和欧洲团结才是问题所在。所幸，每当危机时刻，外界都能看到欧洲社会的反思，这个建立在对欧洲曾经承受巨大的现代性苦难的反思，在如何一次次地主导着反危机的进程，直至寻找出一条同时包含问题解决和理想主义的道路，然后不断推进着欧洲的一体化和进步。其中的代表声音，来自哲学家，也来自独立的宪法法院。哲学家首推哈贝马斯，在巴尔干危机和干预的关键决策阶段、在欧洲宪法草案的关键讨论阶段，哈贝马斯不仅都未缺席，而且在这两个重要时刻都表达了极有影响的意见。在保卫欧元的关键时刻，今年4月6日，哈贝马斯再次发声，呼吁警惕德国的“重新民族国家化”，包括有学者提出“回到德国马克”的民粹主张、德国愈益增强的自我中心主义与欧洲的统一化进程背道而驰。他对过去两年颇有“危机明星”的默克尔发出警告：习惯密室政治，甚至在家中与物理学教授的丈夫商量是否出手拯救希腊的默克尔，她的决策方式是危险的。哈贝马斯指出，欧洲现在欠缺的是欧洲的公民社会和欧洲公民社会对欧元危机的广泛讨论。否则，任何欧元拯救计划的合法性都可能存在问题，并且加剧欧洲公众对政治精英的疏离感，从而背离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对公民社会、公共空间作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强调，可谓欧洲政治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为显著的“特色”，也是欧洲民主的双重合法性的基础之一。以此，甚至可以区分所谓二流国家与所谓一流国家：在欧洲，舆论领袖们有41%更倾向于公民社会组织，只有28%看重企业界，只有17%更看重政府；而在美国，40%更看重商业，46%偏向政治机构，只有34%注重公民社会组织。由此不难看出，究竟谁是治理的主体，应对危机的根本力量？2009年德国宪法法院对德国加入《里斯本条约》的合宪性裁决已经指出了问题所在：欧洲议会选举的代表性不足而致合法性不足，不足以代表欧洲的公众和民意。以致在面对如何拯救欧元的时刻，欧盟决策和欧洲公众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合法性真空，妨碍了欧洲各国有效地采取实质性行动。
不过，危机恰恰意味着机会，德国前外长菲舍尔，这个德国也是欧洲绿党的代言人，多年前已经从拒斥欧洲统一转变为极力推动，在今年4月6日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和美国卡托基金会主办的五贤人讨论会上呼吁，只有采取措施大力推进欧洲一体化才可能解决欧元危机，否则，任何技术性的措施只能意味着不进则退。他完全赞同哈贝马斯的主张，而且希望建立一个欧洲政府的实体，更确切地说，就是“United States of Europe”——欧洲合众国，来执行统一的欧洲经济和货币政策。相比英国工党理论家吉登斯两年前提出的建立世界经济政府的主张，菲舍尔的欧洲经济政府并不激进，只比争论中的“Federal Association”（邦协）的主张更进一步，却同样代表着社会进步和欧洲国家的团结。进步、团结，这些充满社会民主色彩的主张，在那些所谓一流大国的政治舞台上绝少听到，却彰显“二流国家”的伟大。
各具特色的欧洲各国需要扩大相互间认识、交流和团结的公共空间，消除法德公众之间至今仍存的相互误解、东欧新成员国对老欧洲的成见，否则，公众的冷漠会助长欧洲国家面对欧元危机的无所作为，任何拯救欧元的行动都会因为远离欧洲公民而失去支持。在欧洲经济政府之前，至少有一项政策可做，并且符合欧洲公民社会和欧洲政府的方向，那就是发行欧元债券，从货币机制和政治机制两方面将每一位公民与欧洲的责任联系起来，为未来的欧洲经济政府打下基础。9月7日，德国的宪法法院认可了EFSF（欧洲金融稳定机制）这个诞生于2010年7月欧元危机最严重时刻的金融机构，消除了德国参与拯救欧元的法律障碍。9月8日，意大利政府也提案修宪，在宪法中增加平衡预算的黄金法则条款。经过知识界、媒体和公众的批评、讨论、倡议，欧洲已经行动起来了，尽管在走得快慢问题上还有争论，在未来目标上仍有疑虑，但方向是确定的，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实现过的梦想，菲舍尔口中的“欧洲合众国”的雏形开始在欧元危机中渐渐清晰起来。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