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鲜战争的爆发及其后来势态的发展，无论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还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实在是重大的突发事件。
朝鲜半岛自苏美两个不同阵营的领头人的介入最终以三八线为界分裂为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后，其内在的冲突就必然不可避免，从此点来看，朝鲜半岛上的战争是人们所意料之中的事件，只不过是时间的早晚而已，似乎不能将之称为突发事件。但如果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细细的审察，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其对中国政府而言的突发性：
爆发的时间 虽然分裂后的朝鲜南北双方的领导人金日成、李承晚都不满分裂的现状，各自雄心勃勃地呼吁以自己一方为中心来统一对方，并且都在确确实实地做着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但鉴于三八线的划分是美国和苏联共同认可，具有相当高的国际公认性，谁第一个破坏这个格局，其在国际舆论上明显处于不利的位置；更重要的是朝鲜南北政权分别依靠美苏，任何一方的主动进攻如果得不到自己的靠山的支持的话，那么谁也不敢轻易启动干戈。有鉴于此，美苏两大阵营都不敢在朝鲜主动轻启战端。1950年6月25日因北朝鲜的主动进攻而导致半岛上的全面冲突，实在是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势力所没有意料到的重大突发事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虽然事先已经从金日成那里得到了希望进攻南韩的明确的讯息，但毛泽东一再强调美国和日本参战的可能性和危害性，明显地表现出反对近期对南韩发动进攻的计划，自然也对此举的发生感到意外了。
联合国军的参战 虽然毛泽东对于北朝鲜的主攻进攻会引来美国和日本的参与的可能性作了积极的估计，但他对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第二天就明确下令驻日本的美国空军协助南朝鲜作战，第三天下令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基隆、高雄两个港口这样迅速坚决的反应可能也会感到一点意外。更为令人惊讶的事，美国很快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组建联合国军来干涉朝鲜事务的动议案，并且以13比1（南斯拉夫投了反对票）的高票获得通过，于是以美军为主导的16个国家组成联合国军直接开到了朝鲜战场。如此强大的阵容，从现有公开的资料来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是事先没有想到的。
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 中国政府在朝鲜战争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尤其是第一个月里，虽然密切关注战况的发展，在舆论上积极的予以支持，但一直没有作直接介入的充分准备，一方面因为北朝鲜军队在初期的战争中占有优势，一方面在联合国军占优势后就是寄希望于将战线停滞于三八线。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却于10月1日突破了三八线，这就意味着朝鲜的政治格局将被再一次的打破，这将既是近邻又是盟友的新中国政府推到了自己不希望成为现实却不得不严肃对待的地步。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是 中国政府最不愿看到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该军事行动也是一种突发性质的事件吧。
二、对于新中国的的领导人来说，朝鲜战争的爆发更是一个空前的、具有极大应对难度的突发事件。
参战的理由 如果是国内的突发事件， 无论它的应对难度有多大，中共都只能勇敢地去面对它，毫无顾虑地做出针锋相对的措施，只不过注意一下具体的策略和方式而已。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朝鲜战争这样发生在国外的基于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突发性战争事件， 与国内的任何突发事件不一样的是，它并非要求中共不可避免、完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去介入。中共的革命事业发展过程与朝鲜的革命几乎没有内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新中国未来的发展也无需从朝鲜借助什么无法代替的力量。既然如此，中共为什么非要冒将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甚至失败的风险来介入这场战争呢？中共的决策层如何向党内同志和国内民众做出合理的解释呢？林彪的“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的言论反映了当时党内和国内对待朝鲜战争的普遍心态。
参战胜败的比较 朝鲜战场的对手是当时世界上军事、经济最强大的美国，更何况它还打着联合国军的招牌、占有着政治上的优势。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在对付国民党的军队上早已显示出绝对的优势和强大的战斗力，但在对外战争中（抗战中对付日本的军事斗争还无法显示中共军队的优势），它却不敢有此信心。最为致命的是，中国一旦在战争中失败，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第一，中共历经千辛万苦建立的新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摧残；第二，中共在中国民众心目中所建立起来的崇高的威信将遭到严重的损毁；第三，美国可能借机支持台湾蒋介石势力对大陆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第四， 苏联可能会在出兵帮助中国的同时而侵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中国在这场战争中获胜后的收获主要是政治上的，无论是领土还是金钱，中国都不可能从朝鲜这个近邻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有所企图。所以，中国参加此战可谓败则惨烈，胜则无所利益可取。得失既然如此的不成比例，任何决策者不能不有绝大的犹豫，更何况还有其他制约因素的存在呢？
苏联的退缩 北朝鲜是在得到苏联的许可之后才发起了这场战争的，但是在战争真正开启后，苏联却一而再地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极力避免刺激美国。在北朝鲜军队战事顺利时是如此，在北朝鲜军队战事每况愈下时更是如此。在美军突破三八线、北朝鲜军队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苏联却把挽救这个败局的责任交给了中国。在中国准备出兵朝鲜，只是希望得到苏联的空军支援时，苏联还是吞吞吐吐、犹犹豫豫，甚至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在朝鲜战场上鏖战搏杀需要空中掩护、支援时，苏联仍然害怕出动空军。
正是主要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考虑，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层在自接到金日成的请求出兵的电报后的近20天里，在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上反复权衡、反复决断，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共中央出兵朝鲜的决策是极其慎重的。
三、抗美援朝决策形成前后中国政府的宣传策略有很多值得后人借鉴的地方
中国共产党在形成出兵朝鲜的战略决策过程中，宣传策略上很高明，极大地调动了中国人参战的积极性、主动性，对于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威信、鼓舞志愿军的士气，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些宣传策略主要有：
强调保家卫国的动机 近代中国的被列强欺凌的历史使得中国民众的民族爱国意识空前的高涨，爱国主义是最能聚合中国人心的口号，将抗美援朝与爱国联系起来无疑是最有号召力的宣传方式。中国共产党紧紧地抓住了爱国的主题，反复强调美国侵略朝鲜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危害性，使得抗美援朝的必要性深入人心。
凸显美国侵略中国的罪行 客观地说，在近代侵略中国的诸列强中，美国介入的程度是相对而言比较轻微的，其介入的方式也相对平缓一些，所以近代的中国人对美国人没有什么恶感，甚至有相当程度的崇美、亲美的心理，尤其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现在，中国要与美国直接对抗交战，在国人的心理中一时的确有点转不过弯来，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无法将全国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所以，中国政府开展了铺天盖地的控诉、宣传美国侵略中国罪行的活动，著名的“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三视”教育就是其中重要的内容。通过这些活动，改变了国人对美国的印象，美国在瞬时成了国人心目中的头号敌人，在全国燃烧起仇恨美帝国主义的熊熊烈火，国人参军踊跃，捐钱捐物不断，抗美援朝获得了中国民众诚心诚意的拥护。
宣传渠道、方式的多元化 当时中国政府在宣传抗美援朝的必要性时动用了报纸、刊物、广播、收音机、电影等各种媒介，运用文章、演讲、诉苦、漫画、游行、座谈会等各种形式，使抗美援朝的宣传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使受众尽量达到最大化。
当然，既然是宣传，就难免有明显的倾向性，容易绝对化、脸谱化，甚至是夸大或者缩小事实，也会留下一些后遗症。
四、关于抗美援朝决策得失成败的思考
抗美援朝战争是近代中国对外军事斗争中第一次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鼓舞了民心，振奋了士气，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人自近代以来第一次在世界上扬眉吐气，许多海外华人都为之激动不已。中国自近代以来由一个世界军事弱国变成了军事强国，战前的中国几乎没有可以用来作战的空军，而在战后，中国一下子成为了拥有了3000多架飞机，被称为世界第四大空军强国。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战争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其社会声望都达到了前所没有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抗美援朝的确是一次成功的冒险性决策。但是，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后馈效应都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向度的，抗美援朝战争自然也不例外。以历史的眼光来总结其中的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今后的执政还是大有帮助的。
1、对美国侵略中国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中国之所以出兵朝鲜，并非完全出于国际主义的考虑，相当程度上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尤其是1950年6月27日美国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后很明显地让人感到美国是在干涉中国内政，是在侵略中国；美军越过三八线，并在鸭绿江附近狂轰乱炸，更使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感到美国侵占朝鲜后对中国的威胁。这些情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抗美援朝决策的形成。了解了当时的背景，人们对中共做出的这个决策完全可以理解。但近年来的解密的美国政府当时的档案和公开的一些史料表明，美国在当时并没有侵略中国的计划，这个史实当然要影响到我们过去一直信奉的以“保家卫国”为理由的抗美援朝必要性的评价了。当然，有人会说，当时怎么知道美国不侵略中国呢？你这是事后诸葛亮！的确，当时是无法判断美国的真实企图的。但历史研究就是事后诸葛亮，否则，还需要了解历史真相干什么，还要总结历史教训干什么？
2、抗美援朝战争使得中国彻底绑在了苏联的战车上，中国外交的活动空间大大地减小了，也在一定的意义上增加了后来中苏关系破裂的基因。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采取了一边倒的战略，完全靠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并没有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断绝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西方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愿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朝鲜战争后，中国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外交关系无望建立，他们还联合起来对中国搞起了禁运，中国则没收了列强在华的所有企业。从此，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外部资源主要依靠苏联、东欧 。这样绑在一棵树上的格局多少增强了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施行大国沙文主义的心理：你不听我的，你就得不到任何外援！于是中国要么多听其摆布，要么忍受中苏决裂后的孤立的苦痛！中国共产党当然不能选择前者，于是只有选择后者。
3、使得解放台湾计划搁浅，遗留下祖国统一的巨大难题。1949年12月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保持了中立的态度，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公开表示美国政府不准备采取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行为，同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在《中国的危机》演讲中提及美国西太平洋安全防线时，台湾被排除在外。史料表明，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确实准备承认新中国。但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迅速转变，而且也越来越强硬，最终美台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使得台湾的统一问题严重复杂化了。
4、客观上强化了中国的意识形态外交。抗美援朝决策主要是基于维护两大阵营对立现实格局的平衡而作出的，由于多种原因，朝鲜战争结束后，西方国家普遍对我国采取孤立主义的政策，而我国既已在朝鲜问题上获得了共产主义世界的广泛认同和赞誉，就不能不循着这样的路径继续我们的外交政策，再加上对周边资本主义国家众多存在这个事实的忧虑，以及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我们过分重视了输出革命的意义，“支援亚非拉，解放全人类”成为我们外交政策最理想的追求——虽然我们公开的外交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种政策的形成，自然有其客观的原因，不可苛求于历史。但其历史的局限性是不能否认的，而追根溯源，不能说与抗美援朝战争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