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的战争数不胜数，毕竟，“欧洲的版图是在战争的铁砧上锤出来的。” [1] 但直到19世纪，欧洲人关于战争的纪事或史书并不多见。德意志30年战争（1614-1648）在欧洲现代史上非常著名，相隔100多年后才有席勒（1759 - 1805）的《三十年战争史》（1793）问世，而席勒恰好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第二年（1790）动笔撰写此书，这恐怕不是巧合。
毕竟，德意志30年战争还有另一个史学名称——德意志“宗教战争”，而席勒开卷就提到，尽管这场战争让德意志显得退回到“古老的野蛮习俗”，一种可以称为“普遍的国家同情”的新政治意识的产生“足以抵消世界公民在这场战争中所遭受的惊吓”。在席勒眼里，德意志30年战争无意中为法国大革命的“文化火炬”播下了火种，以至于历史的“勤劳之手不知不觉地再次抹去了战争所留下的灾难性痕迹”。[2]
法国大革命爆发那年，米肖（J. F. Michaud，1767-1839）才22岁，当时他是坚定的保皇派政治记者。拿破仑称帝之后，米肖追随夏多布里昂（1768-1848）追慕中世纪，花近10年功夫写了三卷本《十字军东征史》（Histoire des croisades，1812-1817），很快被译成英、德、俄文，因叙述生动且富有文采“竟得以掺进闻名全欧洲的诗人、作家的著述之中”。为了完成这部史书，米肖效仿希罗多德那样远行各地收集史料，但要说他的这部战争史有多符合史实，还真难说，因为他把11至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视为法兰西民族成长史的一部分，以至于把它描绘成了法兰西人民的历史骄傲，而现在（拿破仑战争展开之际）“西方人再次转向了东方地区”。据说，米肖的这部战争史“在一代又一代革命中经受了决定性的考验，这些革命能够改变或修正人们的品位、道德和制度”。[3] 这无异于说，即便拿破仑战争最终失败了，它也与十字军东征一样成了法兰西民族成长史的一部分。
要记叙一场历时多年的战争，需要获得大量相关信息，现代通讯出现之前，要做到这一点相当困难。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关于这场战争的纪事书和史书也不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资讯业急速发展，新的战争纪事写作群体——记者形成了，战争纪事和史书随之猛增。最早的中印边境战争纪事，就出自一位澳大利亚籍的英国记者之手。[4]
由此出现了一个政治史学问题：战争纪实与理解战争是一回事吗？战争是人世间最为复杂、最为极端的政治行为，理解一场战争意味着理解人世间的极端政治现象。在欧洲历史上，记叙战争的作家都获得了史学家兼文学家的声誉：席勒既是文学家也是史学家，撰写《华伦斯坦传》的兰克(1795-1886)既是史学家也是文学家。记者出身的纪事家也得收集大量史料，叙述同样得讲究文学性的谋篇和叙述，从而既是史学家又是文学家。倘若如此，与传统的战争纪事相比，记者身份的战争纪事最为明显的特性便是更为逼近战争的年代和真相。问题来了：什么是一场战争的历史真相？
美国的“修正主义”朝鲜战争纪事
朝鲜半岛上的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际（1952年3月），美国著名的“左翼报人”斯通（1909-1989）出版了一本小书《朝鲜战争内幕》（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史称第一部关于朝鲜战争的“史书”。其实，这是一部新闻报道类作品，“依据的完全是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文件和英美两国著名报纸的报道”，尽管斯通自己觉得，他记叙这场战争的历史“就像在写小说”。毕竟，当时战争还在进行之中，他“周围是一种全面战争的气氛”（斯通，“作者序言”）。
斯通运气不好，这本小书出版时撞上了“麦卡锡专制”的风口浪尖：麦卡锡神志不清地指控说，美国在朝鲜半岛上遭遇重创，首先应该归咎于罗斯福（1882-1945）在雅尔塔会议上“把中国和波兰出卖给俄国”。由于麦卡锡及其追随者的压力，美国的许多地方甚至“发生了使国内外感到震惊的禁书和焚书事件”。[5] 斯通认为这场战争是李承晚（1875-1965）在美国的暗中帮助下挑起的，《朝鲜战争内幕》很快被扣上“通共”嫌疑的帽子遭到查禁，斯通本人也被牵涉进“维诺那计划”引出的共产党间谍案受到调查。直到“维诺那计划”被证实是美国中情局搞的一个阴谋后，斯通的“通共”嫌疑才得以洗清：他的确是“亲共”的美国左翼报人，但谈不上是“间谍”。[6] 笔者很久以后才知道，斯通就是那位70岁开始学古希腊文，并以此年龄穷10年之功写了一部苏格拉底传的“斯东”。[7]
《朝鲜战争内幕》出版差不多20年后（1971），美国在越南战场深陷泥潭，知识界甚至军界的“反战”之声此起彼伏，斯通的这部纪事作品重获新生，成了名副其实的“史书”。因为，该书引用了大量1950年6月至1952年元月美英媒体对这场战争的报道。
出版社重版《朝鲜战争内幕》时用了这样的推介语：
斯通先生的这部著作是控告书，它确实是有史以来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最为强烈的控告书之一，而它现在却仍鲜为人知。[8]
美国海军学院的战争史教授艾姆布鲁斯为斯通的书撰写了重版序言，其中写道：
中国人从来不希望战争，他们也不想支持北朝鲜，是麦克阿瑟逼迫他们这样做的。俄国人的情况也如此，他们都没有介入最初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起因只能从朝鲜北南之中去寻找，而不是有人所说的，是克里姆林宫或北京的扩张阴谋导致的。这场战争没有在1950年底就结束，麦克阿瑟可以说是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罪魁。（斯通，页3）
这位战争史教授凭靠军事常识知道，朝鲜半岛战争不可能是“克里姆林宫或北京的扩张阴谋导致的”。但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否“只能从朝鲜北南之中去寻找”属于政治史学问题，他的说法未必正确，毕竟，“战争的起因”绝非仅仅是军事问题。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原话为“战争无非是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未必恰切，或者说，人们对这句名言的理解有误：毋宁说，战争意味着政治通过暴力手段来解决靠其他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9]
至于“麦克阿瑟可以说是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罪魁”，恐怕会冤枉这位五星上将，尽管麦克阿瑟刚愎自用，且因极端“反共”而不惜与日本法西斯政客合作，对战争的扩大化罪责难逃。原因在于，
自从美国积极卷入世界事务以来，朝鲜战争第一个成为考验文官统治的主要实例。在朝鲜战争中，由宪法和制度规定的文官统治受到了彻底的考验——非常彻底，事实上几乎经受不住考验。[10]
这无异于说，美国介入朝鲜半岛内战表明，美国的民主政体本身有问题。为此提供证明的是，麦克阿瑟与杜鲁门的冲突事件触发了年轻的亨廷顿（1927 - 2008）从“军政关系”角度考察美国的宪政制度及其与美国分裂的意识形态的关系。[11]
随着“反［越］战运动”升级，美国人越来越觉得，朝鲜战争是美国打的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斯通的《朝鲜战争内幕》问世30年后（1982），美国的政治作家古尔登依据美国官方解密文件和军政要人的忆述以及对诸多当事人的采访写了《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Korea: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War）。
古尔登曾长期在军方从事情报分析，后投身新闻业。在他看来，朝鲜战争是美国的耻辱，因为它是美国国家领导人“鲁莽轻率”“傲慢自大”的结果，即便脑子清醒的参联会也应该“对战争中出现的失误负有重大责任”。
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美国使朝鲜处于僵持状态，同中国这个庞大而落后的亚洲国家打成了平手。尽管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武器，但中国以人海战术和对国际政治巧妙的纵横捭阖，制服了美国无比强大的技术力量。[12]
这是古尔登对美国介入朝鲜半岛内战的基本评价。“愚蠢的战争”也好，“在美国公众看来”朝鲜战争“不受欢迎”也罢，古尔登仅仅要表明“美国在一帮平庸之辈的领导下备受磨难”（古尔登，页7）。
过了不到5年（1986），亚历山大依据美国军方档案和军史材料撰写了一部朝鲜战争战史，他为自己的书选取的书名是“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
亚历山大亲历过这场战争，他从军事史的角度得出如下结论：
美国未能打赢朝鲜战争，这使美国领导人深感不安。因此，他们在战后2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总在想方设法地伤害阻挠美国取胜的红色中国。[13]
亚历山大写这本书，并非因为当时中美正在走向“贸易伙伴”关系，两国即将开始长达20年的合作期。
如果我们以为这类持“反韩战”立场的战争纪事书在美国占据主流，那就错了。美国著名军史学家米勒特（Allan R. Millett）获得过“终身成就奖”，他撰写的两卷本朝鲜半岛战争史的书名并非如中译本书名那样富有诗意，而是具有直白的政治含义——《他们为朝鲜而战》（Their War for Korea: American, Asian, and European Combatants and Civilians, 1945-1953）。副标题“美国、亚洲和欧洲的作战人员和文职人员”清楚表明，所谓“他们”指联合国军。
在概述文献时，米勒特不屑于提到这些具有“反韩战”立场的战史纪事，仅仅笼统地称之为“修正主义”史书，它们“反映出美国人民对朴正熙将军在韩国的独裁统治以及口是心非的约翰逊政府干预越南的不满和愤怒”。[14]米勒特转弯抹角的修辞不外乎要说，这类纪实作品带有政治立场，所谓“纪实”未必符合史实，似乎他才具有客观立场，尽管他承认，要做到这一点的确不容易。
“修正主义”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几乎完全陌生，上年纪的人才会在尘封的记忆中回味到这个语词带有的尖锐锋利。米勒特用这个语词一笔带过1970年代至1990年代美国人写的朝鲜战争纪事，意味着此前曾经有一个关于朝鲜战争的正统叙述，但被“修正”了。
的确，自1950年代末以来，美国知识界不断有关于朝鲜战争的追忆或研究问世。据说，美国朝野对朝鲜战争患有“国家性遗忘”（national amnesia），关于越战的出版物汗牛充栋，而关于朝鲜战争的书籍却寥寥无几——这种在我国坊间长期流传的说法并无根据。
据麦克法兰的《朝鲜战争研究文献录》（1986）所载，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的出版物（书籍和文章）已多达2300种，尽管从军事角度记叙或研究的居多（亚历山大，页594）。[15]不难推想，所谓“修正主义”式的朝鲜战争纪事在美国恐怕仅仅算是一种“声音”。所谓the Forgotten War[被遗忘的战争]或the Untold Story of the War[未曾透露的战争真相]一类书名，并非指关于朝鲜战争的书籍很少。毋宁说，此前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的纪事或研究讲述美军遭受打击时的悲惨遭遇的书籍很少。
在美国，朝鲜半岛战争史的正统叙事的基调是“为了自由民主而战”——米勒特的《他们为朝鲜而战》遮遮掩掩地与此一脉相承。莱基的《冲突：朝鲜战争史（1950-1953）》出版于1962年，迄今还是美国施行政治教育的权威读本（甚至有了电子朗读版），该书的扉页题辞是：To Those Who Fought for Freedom in Korea[献给那些曾为朝鲜的自由而战的人们]。[16]
莱基把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对手一律称为“共产主义者”，事实上，麦克阿瑟的确是带着与“共产主义者”决一死战的信念坚持要打一场清教式的“全面战争”，甚至不惜“把战争扩展到中国本土”（斯帕尼尔，页219）。我们若以为这仅仅是所谓“冷战意识形态”的反映，那就错了。毕竟，麦克阿瑟是“充满魅力的人物”，他“同几乎是宗教性质的神秘主义联系在一起”（亨廷顿/2017，页348）。
美国作家托兰（1912-2004）因撰写20世纪的纪实性政治史而闻名于世。除了善于叙事，托兰撰写战史注重对亲历者的采访。用今天的话说，托兰的战争纪事基于口述历史——他的朝鲜半岛战争纪事就属于这类作品（米勒特/下，页568）。
这并不意味着托兰撰写的战史纪事就具有所谓的客观性。他的《生死之战：朝鲜1950-1953》（In Mortal Combat：Korea，1950-1953）出版（1991）后，随即被译成了中文。托兰也许并不知道，中译本的书名加了一个副标题“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否则，他恐怕会表达不满。因为他明确说，“我并非以一个美国人而是以一个世界公民的身份来写”这本书。[17]
我一直试图作为一名不管国籍和意识形态如何的超党派人士来探讨历史，并试图通过普通的和非凡的人们所遭受的苦难，以惨痛的详细情节来描写战争的恐怖。（托兰，页663）
托兰确实是美国人，但他又自视为“世界公民”。这种人在美国可能不在少数，中译者（或出版社）加了“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 这个副标题也不算错。问题在于，一个“世界公民”看待战争的目光真的就客观吗？
托兰在结束他的战争纪实时说：
这场朝鲜战争值得打吗？对于参战双方的高、中、低层的人民来说，它都是一场残酷、愚蠢、错误、误判、种族歧视、偏见和凶暴的战争。只有各个层面上大量富有人性的事例——战场上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对敌人个人的仁慈和同情——才使得书写这场战争可以承受。（托兰，页663）
这场战争的确残酷，历史上也没有不残酷的战争。但我们值得问问托兰：这场战争“对于参战双方的高、中、低层的人民来说”都是“愚蠢、错误、误判、种族歧视、偏见和凶暴的战争”？“世界公民”如此不辨是非、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语词加诸于“参战双方的高、中、低层的人民”，让自己站到一个超历史的道德高度，他的灵魂就“能够承受”（bearable）书写这场战争，让人匪夷所思。
无论南北双方的朝鲜人民还是中国人民，都不会同意说，这场战争是“愚蠢、错误、误判、种族歧视、偏见和凶暴的战争”。参战双方的人民不是“世界公民”，“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对敌人个人的仁慈和同情”也不属于“世界公民”，而是属于某个国家的战士。各个国家记住自己的英雄及其自我牺牲精神乃至对敌人个人的仁慈和同情，属于政治的自然。[18]
托兰不分青红皂白把“愚蠢、错误、误判、种族歧视、偏见和凶暴”加诸给交战双方，恰好证明这位“世界公民”的头脑“愚蠢、错误、误判”，因为他不能辨识什么是“种族歧视、偏见和凶暴”。
要辨明历史上的政治事件的是与非或道德与不道德，从来不是容易的事情，这涉及到具体而又复杂的历史处境。何况，“人们对道德世界的基础存在着深刻的、显然是永无休止的争论。”尽管如此，“我们却生活在道德世界的表层结构中。”[19]换言之，人是道德的存在，尽管人世间的纠葛无论在哪个层面都是非难断，仍然需要尽可能明断是非。否则，道德世界这个“表层结构”就不复存在。因此，通过学习辨析历史实例来培育道德判断力，还是西方和中国的古典文明都相当看重的教育方式。对于我们今天的高中生来说，这种政治教育尤其重要。
18世纪的卢梭已经说过：
尽管人与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自然的和普遍的社会，尽管他们成为社会人的时候变得十分不幸而又作恶多端，尽管正义和平等的法则对于那些既生活于自然状态的自由之中而同时又屈服于社会状态的需要之下的人们来说，全都是空话；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就不会有德行和幸福了，上天已经把我们无可救药地遗弃给人类的腐化了。让我们努力哪怕是从坏事里面，也要汲取出能够医治人类的补救办法吧。[20]
也许是受到这段话的激励，沃尔泽在他的《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中列举了诸多20世纪的战争，并勇敢地坚持区分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但他没有提到朝鲜半岛战争，让人颇为费解。毕竟，与20世纪的诸多战争不同，直到今天，史学界还在为朝鲜战争双方谁是正义一方之类的问题争议不休。也许，由于沃尔泽把“承认和尊重个人权利以及由个人组成的共同体的权利”的“人权论”作为区分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唯一尺度，他才无法面对朝鲜半岛战争这样的“历史实例”。
“朝鲜战争”概念的歧义
姚旭将军的《从鸭绿江到板门店》可能是我国“新时期”以来带史学性质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的开端之作，尽管具党史叙述风格，却限内部发行。[21]自那以来，风格各异的或回忆或记叙或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的书籍日渐增多，而且络绎不绝，史学界也不乏高质量的实证研究成果，纪实性作品明显更多。据统计，1995至2009的15年间，“有关朝鲜战争的专著、译著及回忆录等”已经多达100余种。[22]
在笔者目力所及的战史回忆或纪事中，唯有双石的作品名为“开国第一战”。[23]这个书名暗含的意思是：历史上的中国重新“开国”已有多次，唯有这次“换了人间”。
《开国第一战》采用中国民间文学传统的“章回”纪事体，修辞风格与新中国直到1970年代都还保持着的战争状态一脉相承，如今的年轻人读来会直接感受到在那场战争中志愿军战士缠满绷带的英勇气概。如实呈现那个年代的战争气氛和顽强斗志，就是对历史客观性或历史真相的一种揭示。
这种品质的作品构成了我国抗美援朝战争纪事的主流。但随着改革开放日渐深入，我们的一些知识人也开始“修正”正统叙事。据说，朝鲜战争的成因不是因为“美帝”侵略朝鲜，而是苏联怂恿北朝鲜“入侵”南朝鲜；新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无异于打了一场不仅莫名其妙而且得不偿失的战争。这种“修正”史观与美国“正统”的朝鲜战争史观不谋而合，发人深省。
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被解职后，美国参议院特别委员会曾举行听证会，调查麦克阿瑟公开声称“‘参谋长联席会议完全同意’他扩大战争”的说法是否属实。二战期间的美国名将布莱德雷将军（1893-1981）在半岛战争期间任美军参联会主席，他在5月15日的听证会上作证说，“扩大同赤色中国的战争是错误的。”按布莱德雷自己的说法，他当时的原话在后来遭到误解：
“坦率地讲，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一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后来，许多粗心的作者认为，这一说法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朝鲜战争本身的看法。[24]
误解也来自同一部传记的中文“编译”版：
得知朝鲜战争结束的消息，布莱德雷颇为感慨，他说了一句后来被奉为经典的话：“朝鲜战争是我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25]
看来，布莱德雷将军的确有过这一断言，但他究竟是在美军进犯38线以北之前这样讲，还是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才这样讲，对追究战争责任而言确实有很大差异。尽管如此，这一断言的性质不会因此而有什么不同，总之是“一场错误的战争”。无论如何，这话成了名言，迄今传诵不衰。
2010年6月25日下午，《文史参考》杂志社在北京举办了“朝鲜战争六十年暨半岛形势研讨会”。随后，该刊推出“六十年前血与火：朝鲜战争”专题，杂志社编辑部为此撰写了“专题导语”。这篇“专题导语”引用这句名言后紧接着就说，这句名言“说的不仅仅是美国人眼里的朝鲜战争，对卷入战争的南北双方，对中国、对联合国其它15个成员国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26]
这话让人觉得，我们的《文史参考》编辑部似乎也成了“世界公民”。人民日报系统的杂志社编辑部竟然认为，对新中国来说，这场战争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如果不是让人匪夷所思，那就是国家意识出现内在裂变的表征。
朝鲜半岛战争的主角是分裂的朝鲜南北双方和中美双方，唯有美国有官方人士（布莱德雷将军）明确承认，美国介入半岛内战是“一场错误的战争”。[27] 即便作为“世界公民”的美国人也承认，美国介入的这场战争是“近40年来在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场没有被国家树碑立传的战争”（托兰，页662）。其余三方从未承认，这是“一场错误的战争”。《文史参考》编辑部代表朝鲜南北双方和中国承认这是“一场错误的战争”，难道不让人匪夷所思？
事情还没有完。为了反驳这种观点，有军史学家提出，应该区分“朝鲜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毕竟，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重大区别”。[28] 也许可以说，“朝鲜战争不该打，抗美援朝战争却不能不打”——或至少可以说，朝鲜半岛爆发内战是否算错另当别论，“抗美援朝战争”则不能说是“卷入一场错误的战争”。
“朝鲜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这两个概念的确有区别，但区别并不在于“该不该打”的战争性质，而在于当事者的政治身份差异。对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来说，“朝鲜战争”是“祖国解放战争”，对新中国来说，“朝鲜战争”是“抗美援朝战争”。即便对于李承晚来说，“朝鲜战争”不仅该打，而且还应该打到底，否则他不会坚决拒绝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仅仅对于美国来说，朝鲜战争才有“该不该打”即“该不该介入”的问题，否则，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将军不会说那句是基于美国实际利益的话。
政治史学家曾用历史社会学的统计方式统计过德意志30年战争以来至1980年代世界史上发生过的战争，唯有朝鲜半岛战争同时有三个不同的名称，堪称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战争实例：朝鲜与韩国的战争、美国与朝鲜的战争、中国与美国的战争。[29]
严格来讲，“朝鲜战争”是以战争地点来命名战争的史学习惯，与当事者各有各的表达式并不矛盾。若有史学家说金日成发起统一祖国的战争“有错”，那么，马上就会有人出来问：是不是也得说解放军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也“有错”？在日本的某些史学家看来，朝鲜的“祖国统一战争”是中国内战的延续或者说中国革命的延续，恐怕不无道理。毕竟，金日成对“毛泽东道路”不仅敬佩不已，还非常羡慕。[30] 何况，“热血同流”的抗日战争已经把中国和朝鲜的抗日志士紧密维系在一起，而战后的统一祖国同样是“热血同流”，尽管不是需要联合解决的问题。我们总不至于会忘记，《八路军进行曲》（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作曲者郑律成（1914-1976）出生在朝鲜半岛西南，19岁（1933）才来到中国，加入朝鲜人的抗日组织“义烈团”，“7·7事变”后即奔赴延安。
史学家没有理由说，朝鲜半岛内战因引发了国际战争而是“一场错误的战争”，至多只能说是一场运气不佳的内战。历史上的内战何其多，绝非现代才有，只不过现代意识形态给现代式的内战打上了“革命”的烙印。但“革命”式的内战诞生于17世纪的英国清教革命，而非1917年的俄国革命。[31]
就在《文史参考》杂志社举办研讨会的当天晚上，一篇题为“朝鲜战争的真相”的“网文”在网上广为流传。作者这样开头：
最近，原苏联国家档案资料有部分解密，关于金日成等人如何策划发动朝鲜战争的经过终于泄露出来。原来侵略者并非“美帝”李承晚匪帮，而是金日成、斯大林。但是由于信息封锁，至今多数人仍沿袭过去的思维模式，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帝”挑起的。
这才是“朝鲜战争”概念引发歧义的关键所在：作为内战和作为国际战争的“朝鲜战争”有本质上的区别。问题在于，朝鲜半岛的内战仅仅持续了不到三天，美国就发动了另一场战争——清教徒“十字军西征”式的战争。
平壤时间27日（美国东部时间6月26日），美国远东空军已进入半岛空域作战。这天晚上9点，白宫召开紧急会议时，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汇报说，美国空军击落了一架雅克-9”，艾奇逊则希望美国空军的行动不受38线限制，杜鲁门没有同意（米勒特/下，页144）。实际上，这一天美国远东空军在汉城上空共“击落了七架雅克-9”，而“美国空军持续不断的空袭还使朝鲜集结在公路周围的地面部队损失惨重”（米勒特/下，页159、106-107）
有位移居美国的华侨作家在讲到朝鲜半岛战争时信口开河：
1950年6月，“心比天高”的金日成，以其手中仅有的三个勉强拼凑的步兵师，挥戈南下，解放“被压迫同胞”。[32]
金日成发起攻击时，手中不是仅有“三个勉强拼凑的步兵师”，而是由苏军训练并提供装备的“7个师和2个装甲旅”，并且“每个师的组织结构表包括4个炮兵营”（米勒特/下，页14、41）。[33] 按照1950年6月韩国情报部门的说法，北方军“有10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1个空军师和1个高射炮团”，则可能有些夸大其词。[34]
金日成的确有充分把握一举击溃李承晚的韩国军。他的作战方案是，兵分五个方向同时突击，针对汉城和汉江流域的突击力量有3个精锐师，由80辆T-34坦克作向导，尽管李承晚方面“有8个师，其中有4个师集结完毕，并进行了顽强抵抗”（米勒特/下，页15）。3天后（6月28日），人民军攻克汉城，李承晚的政府机关撤到大田，紧接着又撤到大邱（7月）。
从常规战争的角度看，如果排除“美国承诺出兵拯救韩国”这个因素，人民军最初的攻击从表面上看，北朝鲜已摧毁了韩国。（米勒特/下，页106）
要说金日成“心比天高”，只能说他万万没想到美国人会介入半岛内战。与此相反，1年多前，人民解放军的两个集团军群已经打过长江夺取南京正逼近上海时（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电令二野集团军群首长警戒美国：“二野目前的任务是协助三野应付美国可能的军事干预。”[35] 5天后（28日），毛泽东又电令各集团军群首长，警惕西方各国联合武装干预：“美国正在和英、法等12国会商统一对华政策，青岛增加了美国军舰……”（同上，页574）。
当然，金日成的疏忽并非没有原因。毋宁说，他万万没想到，人类文明的“楷模”美国半年前才公开宣布自己的远东防御范围不包括朝鲜半岛，竟然出尔反尔得如此之快。
话说回来，在政治斗争中、尤其战争状态下，必须把最坏的可能性考虑殆尽。若在战场上遭遇败绩，事后说“万万没想到”，仅仅表明对敌人的个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这位华侨作家紧接着还说：
1950年夏天，金日成气冲牛斗，发布“8月底将美国侵略者赶出朝鲜”的命令。中国也在边境“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刚从连续12年战祸喘过一口气的中国，又要把自己的子弟往战场上送了——只为了老大哥心仪的“冷战”（我们现在已经清楚知道，这场战争，斯大林是非打不可，而且非由别人出面打不可）。
金日成发布“8月底将美国侵略者赶出朝鲜”的作战命令时，正是釜山战役胶着之时，他必须“气冲牛斗”——他要“将美国侵略者赶出朝鲜”难道有错？
美国介入半岛内战后，新中国在边境集结的不是“12个军”，而是12个师即4个军（加强一个炮兵师）。当时，中国的内战还没有结束，美国借朝鲜半岛爆发内战介入台海，新中国集结战略预备队（一个集团军）应对东北边境的战争威胁，难道不应该？
用“又要”两字无非表明，在作者看来，中国共产党再次为了莫须有的战争“把自己的子弟往战场上送”。上一次是哪次？抗战结束后共产党打国民党？作者没有这样说，否则她笔下的张东荪也会从坟墓中起身反驳：挑起内战的是蒋介石。这位华侨作家不至于会认为，共产党北上抗日是“把自己的子弟往战场上送”吧。
与这位华侨作家的说法相反，史学家们现在已经清楚：朝鲜战争不是斯大林要“非打不可”，而是金日成要非打不可——仍然是那个问题：完成自己国家的统一难道有错？
作家可以免责于学术上的无知，却不能免责于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美国的史学家承认，早在二战结束之前（1944年12月），“一些美国官员就已经把苏联视为下一个敌人”了。[36]华侨作家本可以很容易从美国史学家那里得知，“二战”刚刚结束还不到半年，“大街小巷和投票站发生的一切令美国官员大伤脑筋”，因为，“在欧洲的每一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支持率都在攀升。”当时欧洲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甚至认为，奥斯威辛“是20世纪3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危机的副产品”，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则代表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37]
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大使馆代办的凯南给国务院发了一份8000字的长密电，把苏联心态刻画成狂热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沙俄扩张主义的混合体，并据此提出了强硬的“对苏遏制”战略。[38]凯南的长密电要给美国国务院领导传达这样的见解：“由于不曾受过盎格鲁-撒克逊式调和折中传统的陶冶”，克里姆林宫政权对世界事务的看法太过神经质，这根源于俄国传统的、出自本能的不安全感，“因为他们出身于俄罗斯-亚细亚世界。”[39]其实，这封长电报本身恰恰证明，凯南自己对世界事务的看法太过神经质，要说出自本能的不安全感，恰好属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美国传统。用当时的一位美国政治家的话来说，凯南“无异于用关于美国的一相情愿的幻想来支持希望苏联崩溃的幻想”。[40]
的确，若把凯南电报中的“克里姆林宫”换成“白宫”，把“俄国”换成“美国”，并非不恰当。美国的政治地理位置虽然与自古以来战火不断的欧亚大陆隔着两个大洋，美国政治人并没有觉得可以高枕无忧：
在地缘政治分析的框架内，美国在地理上受到包围。实力资源的分布，为旧大陆提供了比新大陆更多的施展武力的可能性。（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页79）
美国的不安全感难道不是既传统的又是本能性的？随后发生的“麦卡锡专政”事件正是这种不安全感的体现：
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大恐慌”是一场由普遍存在的缺少安全感引起的，这是美国人民本身的一种病态心理。这种不安全感体现在对国家安全、美国价值观以及自由主义体制脆弱性的担忧上。（《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中信出版社，2013，页382）
1948年元月，在涉及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问题时，“遏制战略之父”凯南在日记中写道：
斯大林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获得这份殊荣，因为他比我们都付出了更艰辛的努力和更多的精力，去追求他所在乎的那种与众不同的和平。[41]
在公开场合，凯南不会这样说。而且，他在日记中马上补充了一句，“一定要问清楚：‘哪种和平？’‘谁的和平？’”这句补充再次证明，“心仪”冷战的是促成美国采取“遏制战略”的美国政治家凯南。朝鲜半岛上的内战变成了国际战争，正是因为美国对世界事务持有神经质的看法，而这种神经质不外乎是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心理，即著名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所说的“反共偏执症”。直到今天，美国的国际战略家仍然没有摆脱这种神经质：
由于中国至少在名义上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所以我们应当希望听到这一观点：由于中国依然执著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而中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42]
如果对世界事务的神经质看法以及出自本能的不安全感属于美国政治人，那么，我们就需要调查这种神经质从何而来。由于我国史学界的“亲美”心态相当普遍，这种调查迄今无法展开。
从美国的“正统”史观来看，朝鲜半岛战争是美式清教主义与东方共产主义的殊死一战。杜鲁门相信，“美国的使命就是在世界传播道德和民主”，因此他认为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不应心慈手软”：
美国的使命是上天注定，上帝授权，是美国人无法放弃的责任。杜鲁门不是加尔文主义者，但他坚信对于美国公民宗教至关重要的预定论教义。为了争取美国人对联合国和北约这两个与美国气质不符、与美国历史格格不入的国际承诺的支持，杜鲁门多次说到“这个责任我相信是上帝打算让这个伟大的共和国来承担”，这个“责任是万能的上帝”赋予美国的。这与林肯所说的天意何其相似：美国是上帝在地球上的工具,无论美国人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43]
由于有“道德和民主”乃至“对人权的深切关注”之类的语词，杜鲁门动用武力的决断让人以为美国很“正义”。一旦人们意识到这些语词的历史含义来自清教信仰的界定，那么，我们“过去的思维模式”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帝”挑起的，又错到哪里去了呢？
2010年年底（11月24日），名为《往事》的网刊（第103期）刊发了某个志愿军战士撰写的回忆文章。“编者的话”一开始这样说：
抗美援朝60周年，官方高调纪念，称之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这与其说是历史判断，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宣言。实际上，朝鲜战争是在斯大林支持下由金日成发动的，中国是不得已也不情愿投入了这场战争。
这样的声音早在1990年以来就出现了。[44]我国的某些知识人改变对朝鲜战争的认识与其说是苏联和美国相关档案解密的结果，不如说是因为1990年代以来中美日渐成了最大的“贸易伙伴”：既然“伙伴关系”如此之好，40年前何必兵戎相见！
甚至美国也有政治史学家这样认为：
跨过三八线的决定使美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美军在战争中的全部伤亡中有五分之四发生在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以后。这场战争使得美国的冷战姿态在此后20年里被凝固下来，特别是使得中美关系严重瘫痪。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7亿潜在的消费者转而以7亿危险敌人的面目出现了。”[45]
不过，即便有美国人认为朝鲜内战变成国际战争错在美国，也未必因为他们是中国人的“贸易伙伴”。毋宁说，他们会记得，在“美国崛起”的年代（1890-1910），荷马李（1876-1912）就已经严词警告美国人必须区分“工业主义”与“重商主义”：发展工业化是实现让国家伟大这一目标的手段，“但不是目标本身”——正如人活着需要吃饭，却不是为了吃饭。
工业是一种生计、一种食物，建立起国家并赋予其维护理想的力量，并在世界强国之林中开拓出国家的事业：战胜或者输给其他国家。[……]一个人活着没有愿望和目标，只是为了吃，这样的人会被别人厌恶。当国家把工业主义作为目标时，国家就变成了一个贪吃鬼，下流、卑鄙且傲慢，其持续的时间相应地不会超过人类中的贪吃鬼。国家工业的过度发展就是重商主义，是个毫无目的的贪吃鬼。国家工业与重商主义之间的区别在于：工业是人民努力用来满足人类的需要，重商主义则利用工业来满足某个人的贪婪。[46]
荷马李的严厉目光看到：一旦重商主义“把控了美国人民”，那么，它不仅会毁灭这个共和国，还会毁灭人民的品德。
重商主义只是本能地吃和吐，一旦维持要素不存在时就彻底消失。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建立都要归功于军事发展或者国家发展，后续的演进及人类的和平也要归功于此。人最珍视的是生命，还有同样宝贵的原则和忠诚。（荷马李，页16）
由此看来，与我们的国家意识的内在裂痕相比，美国的国家意识的内在裂痕实在算不上什么。
肃剧式的政治史学与战争真相
为了揭示战争与文明的关系，古典学家汉森从世界史上发生过的无数战争中挑选出9个战役（从萨拉米斯海战到1968年越南人民军的“春季攻势”），通过叙述这些战役，汉森完成了一项在他看来有教益的世界史研究。
汉森没有以朝鲜半岛战争中的某个战役为例，但在说到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半岛战争志》时，他将美国介入朝鲜半岛内战与修昔底德笔下的“西西里远征”相提并论。[47]汉森的类比似乎不经意，但并非不准确。毕竟，“西西里远征”是雅典民主政制的本质导致的结果，也是雅典城邦走向衰落的开端。汉森未必想要说，美国介入朝鲜半岛内战是美国民主政制的本性导致的结果，也是美利坚帝国走向衰落的开端，但他的说法难免让人有这样的联想。因为，在与汉森的大著同年出版的一部文集中，汉森的文章《古代和现代的民主战争》被排在了首位。
这部文集来自美国威尔逊国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1995），让笔者感到惊讶的是，会议主题“民主与战争：朝鲜战争与伯罗奔半岛战争比较研究”出自古典学研究的目的，与会者中的古典学和古代史学者占一半以上，其余为研究国际政治和东亚文化的学者。文集编者在“引言”中说：
这种比较研究让我们首先回到了一个对古典学者来说是持久的问题：古代希腊与现代西方究竟相似还是截然不同？[48]
美国的古典学者正确地看到，朝鲜半岛战争与伯罗奔半岛战争最大或最为根本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让民主政制面临考验（test of democracy）。毕竟，在修昔底德笔下，伯罗奔半岛战争无异于把雅典民主送上了审判台（Athenian democracy on trial），同样，朝鲜半岛战争无异于把美国民主送上了审判台（American democracy on trial）——尽管在具体提到这场战争让美国政体面临的问题时，美国古典学者的表述未必准确（同上，页12-13）。
荷马李有良好的古典学养，即便他赞扬美国的民主政制，他也没有忘记修昔底德的政治见识：
一个人民有选举权的国家，其品性并不比人民的品性更高。没有哪个共和国能摆脱民众的动机、激情、野心、仇恨或不法行为。（荷马李，页50）
汉森还说，修昔底德“对西西里战事的记载，就像是一出索福克勒斯式的悲剧”（汉森，页572），这让笔者感到惊讶。“悲剧”这个语词用在这里未必恰当，若用“肃剧”的译法更为恰当：朝鲜半岛战争不是历史悲剧，而是历史肃剧。
古希腊的三大史书直到今天仍然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和纪事作品的最高典范，而它们无不具有戏剧品质。荷马的两部“史诗”基于特洛伊战争，但叙述的主线并非编年体式的纪事。若将《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合起来看，人们还可以说，荷马笔下的叙事重点并非是特洛伊战争的过程本身。毕竟，通过记叙奥德修斯在战后返乡的归程，荷马呈现了政治哲学的重大问题。[49]
希罗多德的《原史》记叙了距离他仅半个世纪之遥的希波战争，而这场战争的具体过程在他笔下仅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如果说修昔底德笔下的纪事具有肃剧性质，那么，希罗多德的纪事则具有谐剧性质。通过“万花筒”式的叙事，希罗多德的纪事（史书）与荷马的纪事作品一样，将战争志提升到了政治哲学高度：不同文明政治体具有何种德性品质，是战争纪事要揭示的最重要的历史真相之一。
对于如何通过记叙一场战争来探究具有普遍性的政治问题的历史真相，修昔底德有更为明确的自觉意识。[50]《伯罗奔半岛战争志》第一卷中的一些说法表明，修昔底德已经意识到后来亚里士多德对诗 – 纪事[史] – 哲学的区分。史学家记叙历史上的个别事件或人物经历（所谓“已经发生的事”），很难触及普遍性的问题；哲学探究普遍的、理想的东西（严肃、高贵的事情），从而远离或超逾个别事件或人物经历。诗介乎两者之间，通过虚构个别而且偶然的事件（所谓“可能发生的事情”）来呈现普遍而又严肃的事情。因此，诗要比史述更热爱智慧、更严肃，笔下的事件更具普遍性。[51]
修昔底德虽然算得上亲身经历过伯罗奔半岛战争，但他的史书不是编年史式的纪事，或者说他并不是仅仅关注战争过程本身，而是关切更为普遍的战争真相。记叙战争就得述及对战争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事件、战役、条约、谈判等等，而修昔底德所挑选的事件往往并没有对战争进程产生直接影响，至多只能说折射出整个战争。比如，他所记叙的演说辞占全书五分之一篇幅，虽然对展现战争实况谈不上重要，却对理解这场战争甚至理解其他战争十分重要。
霍布斯年轻时阅读修昔底德就注意到，撰写史书最重要的是将“真相”和“修辞”结合得天衣无缝：
因为，真相是其史书的灵魂，而修辞则构成其史书的身体。只有后者没有前者就仅仅只是史实的片段，只有前者没有后者则无法给人教导。[52]
从今天的史学分类来看，收集史实属于实证史学式的研究（包括查阅档案），叙述性的纪事属于霍布斯所说的“修辞”。[53]我们如今能够看到的朝鲜半岛战争史学主要呈现为两种样式：要么是叙述性的纪事，要么是实证史学式的研究。无论纪事还是实证研究，都得凭靠各类史料，只不过前者偏重记叙战争（战役-战斗）的具体过程，后者偏重考证战争的起因及其演化的关键环节。能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并不多见，遑论结合得很好。如今，史学家面临的实证史学的压力相当大，肃剧式的历史探究还有可能吗？
19世纪的古代史家考克斯（1827-1902）是英国人，他不像后现代的古史学家那样，致力于凭靠考古学或人类学的实证研究重构希波战争的历史真相，而是通过重述希罗多德的叙事，把正在走向世界帝国的英国说成希罗多德笔下的雅典。
按照考克斯的叙述，在希波战争之前，泛希腊城邦几乎还处于半蛮夷状态，“由一套各自独立的单元组成，除了各自城邦社区的成员之外，他们怀疑、嫉恨、讨厌一切。”[54] 希波战争迫使泛希腊城邦必须摆脱城邦的孤立和无序，形成一个将所有希腊人组织在一起的“普遍秩序”，而这种秩序的形成标志着“政治和智慧的成长”。说到这里时，考克斯突然插入说：
希腊人未曾觉悟到这种成长是事情向好发展的前提。这种政治和智慧的成长倒是在大不列颠的土壤上结出了最丰硕的果实。（考克斯，页10）
考克斯接下来就这样赞美雅典：
雅典在强盛时期建立了帝国并竭力稳固帝业，这时自然会削弱甚至取缔[有碍城邦彼此之间交流的]古老偏见。雅典做到了，它将传统的观念踩在了脚下，建立了一个被普遍承认的专断政权，试图将一些视孤立为生命的城邦捏合成一个整体社会，将法律平等的恩施波及每一个公民。然而，这一企图冒犯了一些人，他们无法接受自己城邦之外的人，认为那已超出法律的界限。（考克斯，页13）
考克斯不外乎要说，19世纪的大英帝国正在做的是当年雅典城邦要做的伟业，即把地理大发现后西欧人所认识到的世界上各自孤立的所有政治单位“捏合成一个整体社会，将法律平等的恩施波及每一个公民”。为此，雅典城邦必须先完成一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即战胜“东方专制主义”的代表——波斯帝国。
对于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英国人来说，俄国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现代继承人，或者说有碍大英帝国实现世界的“普遍秩序”的绊脚石。因此，考克斯的“序言”一开始就说，希罗多德的《原史》是“东方的专制主义与西方的自由、法制之间的伟大斗争”（考克斯，页iii）。
美国取代大英帝国的世界主导权之后，美国的史学家自然会觉得，这话应该由美国人来说才对：雅典城邦的政治和智慧的成长在美利坚的土壤上才结出了最丰硕的果实。倘若如此，中国和美国的朝鲜半岛战争史学要共同面对的历史真相，就不仅是这场战争的过程本身，毋宁说，西方的自由民主伦理与东方的德性差序伦理的历史冲突才是根本。古典学家汉森对西方文明因将自由民主伦理与军事优势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而天下无敌充满自信，尽管如此，他仍然不无忧心地承认：
美国在这个时代拥有前无古人的全球影响力，但美国人民对于他们文化的道德水平与实力，可不像希腊人、罗马人或者意大利人在几乎被灭绝时那样充满自信。（汉森，页648）
这无异于承认，与古希腊-罗马文明乃至近代的意大利文明的道德水平与实力相比，美国文化并不在一个量级。接下来的问题自然便是：通过记叙这场历史上颇具偶然性的战争来探究更具普遍性的世界政治问题的历史真相何以可能。
不可同日而语的历史分水岭
1992年，美国著名的大学和图书馆出版商Facts on File有限公司出版了一套题为America at War［战争中的美国］系列丛书，企望美国年轻人对自己的国家所经历的战争有正确的政治认识，相当于为美国大学生提供公民素质教育读本。
艾泽曼撰写的《朝鲜战争》篇幅不大，纪事与论析结合得颇有章法，还附有“术语表”介绍军事和地缘政治的常识性概念或历史用语，就公民教育的教科书而言，算得上小巧精致之作。[55]在修订第二版（2004）中，艾泽曼甚至提到美军在汉城以南的一个村庄“屠杀约400名南朝鲜难民”，尽管他为此开脱了两句（艾泽曼，页46），毕竟没有回避实证史学家的考证。
艾泽曼的目的是希望美国年轻人不要忘记这场战争，因为“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那一代人正在逐渐离开我们”，而他们当年遭遇“压倒多数的中国军队”的打击时“实现了传奇般的撤退”，其英勇表现可歌可泣（艾泽曼，页2）。
艾泽曼在这样说的时候没有提到，美军的飞机、坦克、火炮以及后勤支援能力对中国军队具有压倒性优势。凭常识也不难判断，以如此压倒性的军事工业优势对付仅在血肉之躯的数量上占“压倒多数的中国军队”，要说美军被包围后脱身是“传奇般的撤退”，从军事上讲几乎等于不知羞耻。军人出身的亚历山大倒是说得正派：
最令人感到沮丧的是，红色中国人用少得可怜的武器和令人发笑的原始补给系统，居然遏制住了拥有大量现代技术、先进工业和尖端武器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亚历山大，页579）
对比两种不同的史述修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国家意识的内在裂痕：对于施行怎样的公民素质教育，美国知识人并不意见一致。艾泽曼在他的教科书中这样为朝鲜半岛战争定性：
朝鲜战争成为了美国历史的一道分水岭。正是从这时开始，美国才真正地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开始出现干涉全球事务的意愿，并逐渐发展出相应的手段。（艾泽曼，页11）
“干涉全球事务”（global intervention）显然不是褒义词，如今，不少美国政治家和知识人会用另一个语词来表达它的实际含义：全球化。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选征兵役制法案扩大了征兵范围，征来的士兵被派到朝鲜打仗。这项法案后来一直实行了20年。海外军事设施数量剧增，截止1960年代中期，美国在世界各地大约有375个主要军事基地和3000个小型设施。[56]
史学家显然不能说，这不是“全球化”的基本面相之一。19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虽然从越南战场抽身，却并没有放弃“干涉全球事务”的习惯。[57]对有正义感的美国人来说，理解朝鲜战争对美国有何历史意义涉及到一个迄今悬而未决的问题：美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究竟具有怎样的文明德性品质。
1986年10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与美国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在燕园共同举办了“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这是新中国学者与美国学者首次坐在一起探讨两国关系“非正常化”时期的那段特殊历史。毕竟，1954年4月，在苏联的倡议下，中、苏、美、英、法以及相关国家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1893-1969）曾拒绝与新中国总理周恩来（1898-1976）握手。美国政治家相信，中国人会“对杜勒斯的傲慢失礼耿耿于怀，尽管他们嘴上经常说那件事无关大局”。[58]这话恐怕言过其实，事实上，如今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兴许早就忘了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回事。
美国史学家波拉克教授给燕园会议提交的论文题为“朝鲜战争和中美关系”，他以这样一段话开篇：
朝鲜战争不论对美国还是中国都是历史的分水岭。中美军队卷入战争时，北京新政府成立才不过一年。一场痛苦的、代价巨大而无结果的冲突由此开始，并损害了两国之间整整一代人的关系。[59]
这听起来似乎是说，朝鲜半岛战争对中美双方来说都既是一场历史误会，也是一个历史的不幸。
的确，“朝鲜战争不论对美国还是中国都是历史的分水岭。”然而，这个“历史的分水岭”对美国和中国来说显然不具有相同的历史含义。
对中美双方来说，这场战争的确都很“痛苦”，而且“代价巨大”，但它“无结果”吗？
美国政府受到朝鲜战争的震撼，它完全放弃了原先“一个世界”的思想，代之以超级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展开无情斗争的概念。[60]
朝鲜半岛爆发内战时，美国不仅干涉朝鲜人的内战，还趁机干涉中国人的内战——更确切地说，朝鲜半岛内战为美国插足台湾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毕竟，自1948年末以来，美国就一直担心中共解放台湾，“因为这意味着苏联能利用台湾，在战时有效地攻击从日本到马来半岛的海上航线，加强它控制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的能力”，而美国则失去一个“可用来集结部队、发动战略空中行动和控制邻近航道的战时基地”。因此，“美国以军事手段阻止中共解放台湾不仅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可避免，而且即使没有这场战争也具有很大的可能性。”[61]
美国东部时间6月25号那天下午，白宫高层商讨半岛上的突发事件后，对是否派地面部队介入半岛内战尚未作出决议，“相反，为了不让共产党夺取台湾”，杜鲁门“根据艾奇逊的建议下令第七舰队由菲律宾和冲绳开赴长崎佐世保待命，以备保护台湾”。[62]于是我们看到，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甚至早于美国地面部队投入半岛作战：6月28日，美驱逐舰布拉什号（USS Brush）驶入基隆港（该舰于1969年移交国军，更名为襄阳号），以示军事存在。
6月30日，杜鲁门下令美军地面部队介入半岛内战。7月1日，美国远东空军的运输机将史密斯中校率领的一个团级战斗单位从日本九州紧急空运到汉城南面的水原前沿，7月3日即投入作战，阻击朝鲜人民军南进（米勒特/下，页166-167）。
7月28日，美国太平洋舰队派出巡洋舰朱诺号（USSJunesu）及潜艇鲶鱼号（USS Catfish）和梭鱼号（USS Maddox）组成“台湾巡逻部队”（Taiwan Patrol Force）开始在台湾海峡巡逻。
直到今天，朝鲜半岛的战争状态并没有结束，仅仅处于停战状态——台湾海峡两岸同样如此。事实上，中苏两国边防军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1969年3月）之后，美国政府趁机缓解中美关系时，仅下令第七舰队将在台湾海峡的“连续定期巡逻，改为包括作战及辅助舰的随机巡逻”（1969年11月），并没有取消巡逻。由于美国的干涉，东亚的两个文明古国的分离状态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波拉克教授作为史学家没有问一下，这在现代世界史上是否算得上史无前例？反法西斯战争已经结束大半个世纪，而遭受日本帝国欺凌的两个东亚国家迄今没有实现统一，反法西斯战争是否算得上彻底胜利？我们被迫接受现状虽然不等于承认现状，但久而久之，人们习惯了被干涉状态，也就没谁再追究被干涉的法理。
波拉克教授还说，“当然，中美卷入[这场战争]都是为形势所迫”（哈丁，页288）。的确如此，但他显然不能说，两者的“被迫”出于相同的政治理由。由于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新中国被迫阻止国际联军干涉朝鲜半岛内战并进逼中国边境，美国干涉朝鲜半岛内战又是出于什么政治理由而被迫呢？
人们甚至还可以问，没有朝鲜半岛战争，美国是否就不会成为全球干涉的超级大国了呢？按照美国的文明理念，美国是不是必然会成为这样的超级大国？
“超级大国”（superpower）是国际政治学中的专业术语，[63]但在我们的用法中一直是贬义，相当于“帝国主义”的代名词。1980年以前，我国知识界对美国的看法基本上还停留在战时状态。随着中美建交（1979）以及两国合作关系逐渐加深，美国的政治形象在我国知识人的心目中开始发生深刻变化，1990年代以来甚至成了不少知识人心中的理想之邦。即便发生了美国军机轰炸我国驻南联盟使馆（1999年5月7日）以及美军EP-3侦察机在海南岛附近空域与我国军机相撞（2001年4月1日）这样的严重事件，情形仍然如此。中美两国之间一旦有事，一些中国知识人会不假思索地认为：一定是中国政府不遵守国际规则。
并不是所有的中国知识人都无视政治常识成了“亲美者”，1990年代流行的一句俏皮话表明，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人对美国德性抱持疑虑心态：“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这绝非意味着，有些中国知识人仍然眷恋封闭的时代。毕竟，抗美援朝战争之后的20年，不是新中国自我封闭，而是被美国军事封锁。
1991年3月，美国提出由韩国将军担任“军事停战委员会”首席代表，朝方拒绝了美方的提议，并撤走驻“军停会”代表团。中国方面鉴于“军停会”已实际停止工作，决定撤回驻“军停会”的7人小组（9月），志愿军的名称从此才真正成为历史，与我们生活的时代并不是那么遥远。
1990年代是新中国意识的一道历史分水岭，我们的共同体意识在开放时代逐渐走向分裂。2010年的那个春天，我的“朝鲜半岛战争甲子祭”讲演虽然遭到唾骂，但也博得了称赞，这让我对我们的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分裂感触良多。毕竟，中国意识有举世无双的历史文明基础，如今竟然会因为一个新生的世界帝国而产生内在分裂，这本身就算得上是一个历史事件，更是一个政治史学问题。
国家意识由于对美国的态度而出现内在分裂，仅仅听起来就颇为不可思议，却并非是我们的共同体独有的现象，毋宁说，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世界历史现象。倘若如此，一个政治史学问题就出现了：这种世界性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从世界史或者说“全球史”的角度看，美国这样一个国家的诞生和成长意味着什么？
除非从世界史的角度先澄清这一问题，我们的共同体意识在看待朝鲜半岛战争这一历史事件时的分裂很难有弥合的可能。如果说朝鲜半岛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那么，这道分水岭不仅在于这场战争本身，更在于如今的我们如何重新认识这场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
自觉承担欧洲文明命运的尼采曾痛心疾首地感叹：对欧洲人来说，“古代世界的全部工作都白费了！”
希腊人为了什么？罗马人为了什么？……希腊人！罗马人！本能的高贵，趣味，方法上的探索，组织与管理的天才，信仰，对人之未来的意志，对于所有作为罗马帝国而清晰可见之物、对于一切感觉可见之物的伟大肯定，不再仅仅是艺术、而是成为实在、真理、生命的伟大风格……所有这些，并非由于自然的事件，一夜之间被埋葬！[64]
我们还不至于发出这样的感叹：中华民族“最具洞察力亦即最具后顾与前瞻眼光”的那个阶层在古代时期的“全部工作都白费了”！尽管如此，中国文明“本能的高贵和趣味”、“组织与管理的天才”禀赋，尤其“生命的伟大风格”在今天确实面临“一夜之间”被“全球化”普世伦理埋葬的危险。
可以肯定，如果我们的中学和大学缺乏正确的政治史教育，那么，我们将越来越难以面对既开放又复杂的国内知识状况和已经进入又一个世界历史关键时刻的国际政治处境。
注 释
[1] 霍华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褚律元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页1。
[2] 席勒，《三十年战争》，沈国琴、丁建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页2。
[3] 米肖/普茹拉，《十字军东征简史》，杨小雪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页1-3。
[4] 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陆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1。
[5] 张红路，《麦卡锡主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页61、75。
[6] 海因斯、克莱尔，《维诺那计划：前苏联间谍揭秘》，吴妍妍，吴锡林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页301-303。
[7] 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8] 斯通，《朝鲜战争内幕》，南佐民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页1。
[9] 赫伯格-罗特，《克劳塞维茨之谜：战争的政治理论》，韩科研、黄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0，页167-169。
[10] 斯帕尼尔，《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钱宗起、邬国孚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页10。
[11] 亨廷顿，《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李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页148-173。
[12] 古尔登，《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于滨等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页6。
[13] 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郭维敬、刘榜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页578。
[14] 米勒特，《极度深寒: 朝鲜战争：1950-1951》，秦洪刚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页4-5（以下简称“米勒特/下”，随文注页码）。
[15] 参见A. R. Millett，The Korean War：The Essential Bibliography. The Essential Bibliography Series，Dulles，VA：Potomac Books Inc.，2007。
[16] R. Leckie，Conflict: The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 1950-1953，New York：G. P. Putnam’s Sons，1962.
[17] 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孟庆龙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页5。
[18] 比较L. Lin et al.，“Whose History？An Analysis of the Korean War in History Textbook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outh Korea, Japan, and China”，in Social Studies，100.5（2009），pp. 222-232.
[19] 沃尔泽，《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任辉献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前言，页28。
[20]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003，页193-194。
[21] 姚旭，《从鸭绿江到板门店：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2] 邓峰，《近十余年朝鲜战争研究综述》，见《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9期，页112。
[23] 双石，《开国第一战：抗美援朝战争全景纪实》，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
[24]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廉怡之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页837。
[25] 布莱尔，《布莱德雷》，杜朝晖编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8，页319。
[26] 《文史参考》杂志编辑部，《六十年前血与火：朝鲜战争》，见《文史参考》，2010年第12期，页13。
[27] 比较R. J. Foot，The Wrong War: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
[28] 徐焰，《朝鲜战争对中国及其他各方的影响》，见《文史参考》，2010年第12期，页118-120。
[29] 霍尔斯蒂，《和平与战争：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王浦劬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238。
[30] 平松茂雄，《中国与朝鲜战争》，东京：劲草书屋，1988，页24-32；和田春树，《朝鲜战争》，东京：岩波书店，1995，页23-29；亦参和田春树，《朝鲜战争全史》，东京：岩波书店，2002，第一章。
[31]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七）：新秩序与最后的定向》，李晋、马丽译，贺晴川、姚啸宇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页92-97。比较费尔斯，《奥利弗·克伦威尔与清教徒革命》，曾瑞云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20。
[32]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页194。
[33]亦参哈伯斯塔姆，《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王祖宁、刘寅龙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页1。
[34]施纳贝尔等，《美国兵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王天成等译，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页39。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页569。
[36]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册），张振江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页247。
[37]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页47-48。
[38]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页11-14。
[39]凯南，《美国外交》，葵阳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页87-88。
[40]李普曼，《冷战：美国外交政策研究》（1947），裘仁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页7。
[41]凯南，《凯南日记》，科斯蒂廖拉编，曹明玉、董昱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页193。
[42]凯南，《美国大外交》，雷建锋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米尔斯海默“序言”，页23。
[43] 普雷斯顿，《灵魂之剑、信仰之盾：美国战争与外交中的宗教》，罗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页456。
[44]对各种贬低甚至歪曲抗美援朝的观点的列举和反驳，参见杨凤安、孟照辉、王天成主编，《我们见证真相：抗美援朝战争亲历者如是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页2-97；张文木，《重温毛泽东战略思想》，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页27-41。
[45] 拉费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牛可、翟韬、张静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页99。
[46] 荷马李，《无知之勇：日美必战论》，李世祥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页16。
[47]汉森，《杀戮与文化：强权兴起的决定性战役》，傅翀、吴昕欣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页572。
[48] D.R. McCann / B.S. Strauss (eds.)，Democracy and War: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Korean War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M.E. Sharpe，2001，p.14.
[49] 参见贺方婴，《荷马之志：政治思想史视野中的奥德修斯问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50]参见施特劳斯，《修昔底德如何写作战争志》，李世祥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第一讲。
[51] 参见沃尔班克，《纪事与肃剧》，刘小枫编，《西方古代的天下观》，杨志城、安蒨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页27-60。
[52]霍布斯，《修昔底德的生平和历史》（戴鹏飞译），林国华、王恒主编，《罗马古道》（“海国图志”第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页148-149。
[53]施拉特，《霍布斯与修昔底德》，娄林主编，《拉伯雷与赫耳墨斯秘学》（“经典与解释”辑刊第41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页140 -158 。
[54]考克斯，《希波战争：文明冲突与波斯帝国世界霸权的终结》，刘满芸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页9。
[55]艾泽曼，《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陈昱澍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56]曼德尔鲍姆，《国家的命运：19世纪到20世纪对国家安全的追求》，姚云竹等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页124。
[57] 比较哈尔伯斯坦，《出类拔萃之辈：聪明人在越战中的错误决策》，齐沛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
[58] 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页235。比较钱江，《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页139-149。
[59] 波拉克，《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见袁明、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学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页287。
[60]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页453。
[61]时殷弘，《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和台湾问题》，丁名楠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页475，487；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页137。
[62]吕迅，《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页337。
[63]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页52-53。
[64]尼采，《敌基督者：对基督教的诅咒》，吴增定、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58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