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甲午战败120周年。有关甲午战争的研究，中日史学界自战争爆发至今从未间断，涉及不同领域的各种形式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笔者认为有两个与甲午战争密切相关的问题尚需深入探讨：一是甲午战争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定位问题；二是甲午战争对东方后发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现代化模式选择的影响问题。本文拟就这两个问题作一简略分析。
一、甲午战争是东亚现代化进程的转折点
对某一历史事件的历史定位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直接影响历史时代和发展阶段的划分，而且还由此决定对历史时代和发展阶段的社会性质的判断，而对社会性质的判断又直接影响到当时某一政党如何确定目标和任务。可见，在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对某一历史事件的历史定位问题，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发生于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就是这样一个需要给予明确历史定位的重大历史事件，它的发生对中日及朝鲜半岛的历史走向及东北亚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分析甲午战争的历史定位问题，关系到东北亚近代史及中日和朝鲜半岛近代史的时代划分，明确了甲午战争的历史定位，对于把握这一地区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趋势，对于理解所涉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和模式及经验和教训都是有益的。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及之后的一系列改革特别是殖产兴业运动，初步实现了早期的工业化，在优胜劣汰的国际环境中高擎天皇“扬国威于海外”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大旗，步西方列强后尘走上侵略扩张道路。甲午之胜标志着日本已经实现了明治之后第一波富与强的循环，并开始向第二波强与富的循环转换；同时甲午之败使中国在贫与弱的循环中越陷越深，朝贡体系的坍塌彻底改变了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地位。之后，中国在这个“千古未有的大变局”刺激下发生了戊戌维新运动，这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有着直接的关系。
明治之初，日本继承了前近代时期业已存在的扩张思想，这种扩张思想与来自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融合，奠定了近代日本对外战略的思想基础，于是“扬国威于海外”对外扩张便成为近代日本的对外战略目标。然而，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为实现这一对外战略目标，在操作层面总体上还处于改正条约争取独立、积蓄力量小试牛刀的准备阶段，先“治国”而后“平天下”，这是由当时日本坚持“内治优先”发展经济的总体思路所决定的。后经过殖产兴业的积累，完成了早期的工业化。财大而气粗，有预谋、有计划地进行对外扩张自然就提上了日程。甲午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它成为日本对外战略发展的质变点。
甲午之前，日本对外扩张战略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如下这样一个过程。
日本一直把朝鲜看作侵略亚洲大陆的第一个立脚点，只有占据了这个立脚点，才能以此为根据地向西推进。东北亚是进入近代之后形成的一个地缘政治中心，日本的扩张路径所遇到的第一大障碍便是庞大而虚弱的清政府，其战略步骤是先“礼”后兵，先策划事端逼签条约，再挑起事端武力介入，待时机成熟便公开发动战争。
甲午战争之前的朝鲜还是中国的藩属国，这种关系包括历史渊源和国土防卫两个方面。日本要实现向亚洲大陆扩张的野心，就必须首先占领朝鲜，在大陆东部边沿建立一个根据地。由于中朝两国在朝贡体系中所处的既定位置，因此实现这一步的关键就是要割断朝鲜与中国的藩属关系。1876年，日本靠武力胁迫与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条约第一条规定：“朝鲜国是自主的国家，和日本国保有平等的权利”，这种在日本军舰和大炮胁迫下的“自主”和“平等”显然没有真实的意义，而真实的意义在于日本借此否定了朝鲜与中国的藩属关系，否定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东北亚地区局势的这些微妙变动，使中国政界的有识之士进一步加深了危机感，恭亲王奕就对日本强盛之后在台湾、琉球和朝鲜问题上的态度深感忧虑，对中国的处境和东北亚地区局势的变动更加担心。他预感日本强盛之后向朝鲜乃至亚洲大陆扩张势所必然，中国有援助朝鲜之意但力不从心，而又不能坐视局势的演化，处于一个极为不利的地位。
中日之间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与朝鲜国内的政治矛盾纠缠在一起更显错综复杂，亲中和亲日两股势力斗争激烈。1884年在日本的策划下，酿成了亲日派诛杀“心服中国者”的“甲申政变”，事后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由于慈禧太后谕称“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可各派兵，互相知照”，[①]中国在对日策略上的调整和让步，使日本通过专条获得了与中国对等的派兵权，更成为日本之后策动甲午战争的根据。从此，中日两国由外交对抗转变为武装对峙。后来有人对中日建交后两国关系的演进做了一个回顾，同时对两国关系演进的趋势也作了预测。“综计中日交涉以来，于台湾则酬以费，于琉球则任其灭；朝鲜壬午之乱，我又代为调停，甲申之役，我又许以保护。我愈退，则彼愈进；我益让，则彼益骄。养痈遗患，以至今日，夷焰鸱张，贪婪无已，一误再误，则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可不虑哉？”[②]时人的担心和预言并非杞人忧天，“甲申政变”十年之后，爆发了对中日两国影响深远的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不仅决定了两国海军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决定了两国近代化的进程，决定了东亚局势的未来走向，决定了此后半个世纪中日关系的格局。
甲午战争的结果使一向虚骄的清政府一败涂地，苦心经营十几年、耗费巨资建成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几十万湘、淮军在日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清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屈辱求和。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主要条款有：第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第二，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其附属诸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第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2亿两[③]，分八次付清；第四，中国对日本增加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日本船只有权航行至上述增开城市口岸；第五，日本客货轮的航线可扩大至下列地方：自湖北宜昌至四川重庆，自上海驶入吴淞口及运河，抵苏州、杭州；第六，日本臣民可在中国各开放商埠自由从事各种制造业。《马关条约》是日本政府凭借武力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割地是明治以来既定的侵略目标，赔款则养肥了日本削弱了中国，这对于此后两国近代化进程以及东亚国际局势的变动，都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给此后日本带来的“正面”影响，也就是对其业已形成的富与强的循环的刺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这一条约，日本从中国攫取二亿三千万两白银（二亿两赔款加上三千万两“赎辽费”），这相当于当时3.65亿日元，约等于日本1895年国家财政收入的4倍以上。[④]当时的外相陆奥宗光曾表示，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一想到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中日学者虽然在实际赔付数额上有不同看法，但大抵与陆奥宗光的表述接近[⑤]。实际情况也确是这样，战争赔款大大加速了日本的资本积累，使其已经起飞的近代工业如虎添翼，从而也就加快了向帝国主义过渡及向外扩张的步伐。战争刺激了日本的经济发展，甲午之后兴起了兴办工厂企业的热潮，至1900年，新创办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50%。[⑥]这笔巨额赔款使日本建立起金本位货币制度，为其加入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创造了条件。日本通过对朝鲜和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和资源，已经尝到了侵略扩张的甜头，甲午战争的结局使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更加膨胀。
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是对中国业已存在的贫与弱的循环的助推作用同样是巨大的。首先是直接引起了列强的瓜分狂潮，加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过程，使中国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俄、法、德三国对中国的市场和资源垂涎已久，时刻都在寻找时机攫取更多的利益，甲午战争恰恰为三国提供了这样的契机。他们各怀鬼胎，不愿意看到日本的势力在东北亚地区迅速扩张，以防碍本国势力的扩张。因此，三国互相勾结，迫使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以俄国为主导的三国干涉还辽拉开了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序幕。此后，列强纷纷以还辽有功相要挟，在中国强占港湾，攫取租借地，掠夺铁路修筑权和划分势力范围，可谓瓜分豆剖，争先恐后。1898年3月，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规定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同时德国还攫取了山东境内两条铁路的修筑权及铁路沿线30里以内地区的开矿权，把山东变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稍后俄国通过与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和《续立旅大租地条约》，强行租借了旅顺和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同时还获得中东铁路支线的修筑权，并逐步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东北全境。法国在干涉还辽之后立即与清政府签约，增开云南的河口、思茅为商埠，并取得在广东、广西和云南开矿的优先权。1899年11月与清政府签订《广州湾租借条约》，租借广州湾及其附近海面，同时取得广州湾赤坎至安铺的铁路修筑权，两广和云南遂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1898年2月，英国又迫使清政府承诺不将长江沿岸各省让与或租给他国，使长江流域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在结束美西战争后，迅速奔赴中国这场瓜分盛宴。它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企图打着“机会均等”的幌子，以保持整个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的自由开放，从而使美国利用其经济优势与其它列强竞争处于优势地位。
其次是与上述问题相联系，瓜分狂潮使中国的社会经济雪上加霜。甲午之后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特点是资本输出，《马关条约》规定赔偿日本2亿3千万两白银，当时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才8千余万两，赔偿额相当于年财政收入的三倍，清政府无论如何是无法在三年内还清的，只有忍气吞声接受西方列强带有政治附加条件的高息借款。1895年7月，被迫与俄法签订《俄法洋款合同》，向俄法借款4亿法郎，清政府以海关税收作担保，并承诺不允许他国介入中国的海关税收管理，俄法由此取得了参与中国海关管理的特权。次年3月，又被迫与英德签订《英德借款详细章程》，向英德借款1600万英镑，同样以海关税收为担保。为了对抗俄国对中国海关的控制，并保证英国对中国海关的控制，章程规定在借款偿还期内，由英国人担任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两年之后的1898年3月，根据《续借英德洋款合同》，第二次向英德借款1600万英镑，这次借款清政府以苏州、松沪、九江、浙东等地的货厘和宜昌、鄂岸盐厘为担保。通过这一合同，英国又获得了控制上述各地常关45年的保证。从1895年到1900年，清政府共向列强借款4.51亿余两白银，约为当时年财政收入的5倍半。这些借款不仅利息高而且附加政治条件，债权国借此控制了中国的海关税收和部分内地的盐税、厘金，使中国经济进一步半殖民地化。
争夺铁路修筑权也是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重要形式。经过几年的激烈争夺，甲午战后五年间，列强在铁路修筑方面提供了8，967万元的贷款，取得了1.9万余里的铁路投资权和修筑权。不仅如此，列强通过投资铁路还控制了铁路沿线的土地和资源，有的甚至还攫取了铁路沿线的行政权和警察权，这就在掠夺中国经济的同时还严重践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投资设厂开矿也是甲午之后列强资本输出的一个重要途径。甲午之后，1895-1902年，列强在华投资企业总额高达5.2亿美元，1895-1900年新增外资工厂有933家，为甲午之前几十年总和的10倍多。同时，在战后几年时间里，列强还先后获得了10余省投资开采矿山的特权。列强资本的流入，在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攫取了巨额利润，而且还压制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总之，甲午战争引起了瓜分狂潮，瓜分狂潮使中国的近代化事业遭受致命打击，加剧了业已存在的贫弱循环，使中国在半殖民地的泥潭里越陷越深，这就是甲午之后的中国形势。
甲午战争是日本对外战略发展的一个质变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日本史专家武寅在《甲午战争是日本国策第一仗》一文中指出，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转了身”。这场战争使日本实现了历史性的角色转换。从背负不平等条约的被压迫被掠夺者，变成了压迫者和掠夺者；一边是终于完成了修改不平等条约，一边又把不平等条约强行转嫁给中国，取得了跻身帝国主义列强一员的“身份证”。[⑦]
甲午战争也是世界历史、东北亚历史、中日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世界历史看，它结束了白种人在东方瓜分豆剖的盛宴，后起的日本这个模仿秀也加入进来推杯换盏；从东北亚历史看，它摧毁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日本得寸进尺步步紧逼，大有取而代之之势；从中日历史看，甲午之胜标志着日本已经实现了明治之后第一波富与强的循环，并开始向第二波的强与富的循环转换；同时甲午之败使中国在贫与弱的循环中越陷越深，外部四面楚歌内部危机四伏，已经被推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因此，甲午战争被时人称为“千古未有的大变局”，这样的大变局不可能不引起中国人的警醒和反思，反思的最终目的是为中国寻找一条摆脱危机从贫弱循环中走出来的道路。
二、误判与教条是中国模仿失败的重要原因
戊戌维新是在甲午战败的直接刺激下发生的，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二次尝试，也是中国现代化模式的第二次选择。然而，由于康梁等维新派的误判与教条，导致这次尝试和选择归于失败。
甲午战后，中国的知识精英经过与日本的比较和对自己的反思，产生了政治变革的意识，这不仅是剧变的国内外形势使然，也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政治文化在中国传播的自然结果。鸦片战争后，魏源、徐继畬等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在他们的文章中开始赞美、憧憬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并没有作为一种政治诉求向政府提出来，也没有广泛传播开来形成一种社会思潮。甲午战败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康、梁等一批知识精英在警醒与反思中产生了明晰的政治变革理想，并把这种变革理想变为一种政治诉求，而且影响也越来越大。同时，这恐怕也是戊戌变法最终归于失败的根本原因。
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在康有为看来是“圣清二百余年未有之大辱”，同时他也认为，中国经此创巨痛深之祸，必须卧薪尝胆寻求出路。康有为的认识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群体的普遍看法：19世纪中叶以后，中日两国同在西方的武力威逼下走上模仿西方的道路，甲午一役说明日本的模仿取得了成效，中国的模仿归于失败，我们何不再模仿成功者成就自己的现代化大业呢？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康有为才提出了“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主张。然而，这时的康有为对日本的认识是重结果轻过程的，对日本实现结果过程中的两个问题没有认识清楚。一个是日本朝野从天皇到百姓，模仿西方走工业化道路，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是一致的；二是经济急进、政治缓进的发展策略在政府高官中是占主流优势地位的。
模仿日本在维新派中虽已形成共识，然而模仿从何着手却是一个颇费心思的问题，也是事关日后维新变法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鸦片战争之后、甲午战争之前，西方的民主思想已在得海外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当中传播扩散，甲午战败使早已孕育于维新志士当中的政治变革意识演变为一种政治变革思潮。他们积极宣传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进化论思想，通过反思洋务运动和与日本的比较，深刻批判封建顽固思想和“中体西用”思想，这种社会思潮很快又酝酿成为一场政治运动。
康有为早在1879年、1882年先后游历了香港和上海，通过购求介绍西学的书籍和实地考察，初步接触了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产生了了解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欲望，并逐步认识到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进步，萌生了不仅从器物层面而且要从制度层面改造中国的想法。中法战争失败后，“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的严峻形势，进一步推动了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形成。1888年，他趁进京参加乡试的机会，第一次上书皇帝，建议皇帝“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虽然上书由于守旧大臣的阻挠没有递到皇帝手中，却在民间传播开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不仅讲授传统的儒家经典，还讲授声、光、化、电及其他一些西学的东西。至戊戌前夕学生发展至千人之多，不少后来成为变法运动的骨干。
康有为在积极办学培养新人的同时，深入研究变法理论，写了不少书籍和文章，其中《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成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刊行于1891年8月的《新学伪经考》，认为被历代统治者奉为神圣经典的古文经《周礼》、《逸礼》、《毛诗》、《左传》、《易经》等均系西汉末年刘歆伪造，是为王莽篡汉提供的理论根据，完全淹没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康有为的判断虽然缺少实证依据的支持，却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康有为的真实目的在于为颠覆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为维新变法寻找理论根据做准备。
《孔子改制考》刊行于1898年，在这部著作中，康有为构筑出一个主张“改制”的孔子，目的在于否定封建统治者中盛行的敬天法祖的守旧思想，同时也告诉世人他的“变法”是合乎孔子“改制”这一圣人之道的，这就等于借助孔子的权威强化了自己变法思想的正统性，为维新变法又制造了一个理论根据。同时，康有为在这部书中运用今文经学中的三统三世学说，把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三个阶段，并附会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三个时代。他把他所向往的西方的民权、议院、选举、民主、平等等都说成是孔子所创，目的在于强调西方的一些东西在中国的先贤圣人那里早已有之，中国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同时，康有为前几次上书及其他维新志士的著述文章都发出了政治变革的呼声，这些呼声渐次成为维新派推行政治改革的纲领。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并把第四条变法视为立国自强的根本，还具体建议裁撤冗员、紧缩机构、澄清吏治及改革官制。他的“每十万户公举一名议郎，供皇帝咨询”的建议，[⑧]实际上已经形成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设立议院等政治变革的模糊纲领。在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中更是明确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梁启超在这一时期写的《变法通议》影响很大，他在书中呼吁“伸民权，建议院”，认为变革的关键是变官制，主张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谭嗣同写于1897年的《仁学》，深刻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赖以存在的纲常名教，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传播了进化论思想，对亟待求变的中国也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用。
从康有为等维新派在维新准备阶段的言论著述看，与“用”的层面相比他们更看重“体”的层面的变革，与器物层面相比他们更看重制度层面的变革，与经济层面的西化相比他们更看重政治层面的西化。体与用孰为先，经济与政治何为急在维新志士那里有着明显的倾向，这一思想特征的形成与日本明治维新、甲午战后国内外局势的变动都有直接联系，同时也对百日维新的进程和结果产生了直接影响。
变法作为一个社会变革运动开始之后，康有为等维新派便开始把他们的变法理论付诸实践。如果说之前的著书、办学、上书还处于变法的设计阶段，仅仅是为变法确定了理论依据和原则纲领，那么到了1898年，就算是进入了变法的实施阶段。这一阶段需要以前一阶段奠定的理论依据和原则纲领为指导，制定具体的变法措施。从变法的过程看，它是靠康有为上书和上奏条陈、然后再由光绪下诏贯彻这样一个路径推动的。这样一个过程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首先是变法内容模仿日本，亦步亦趋；其次是变法举措与前段奠定的理论依据相吻合，尽管随着形势的变化有所调整，但总的来看是制度层面的变革居于整个变法运动的重要地位。
1898年初，由变法理论付诸变法实践提上了日程。如何实施变法呢？康有为等认为，有了日本这个向导之卒，测水之竿，探险之队，尝药之神农，识途之老马，“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⑨]他们希望通过上书、递条陈等形式，敦促光绪皇帝像明治天皇那样“以君权雷厉风行”，按照明治维新的现成模式，自上而下地推动中国的新政变革。
1898年1月24日，总理衙门受命接见康有为听取变法主张，随后又命他递条陈详述所见并进呈相关书籍。康有为利用这个机会进呈了上清帝第六书，向光绪皇帝提出了在他看来是“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的三项建议，即“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⑩]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康氏这三条被视为变法纲领的建议是参照综合明治政权建立前后的三项变革措施后提出来的，反映了维新派的权力要求。这三项变革措施包括：1867年12月9日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设立总裁、议定、参与三职，参与包括各藩人士20人；1868年3月14日天皇率群臣向天地神祇宣誓《五条誓文》（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2、上下一心，盛行经纶；3、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4、破历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5、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1869年设公议所听取各地代表的意见。这三项措施是日本改造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关键的三步棋，康有为借鉴这三项措施提出三项建议，就是要解决变法运动的领导权问题。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康有为政治变革的要求与运动开始前的酝酿阶段有所不同，随着形势的变化没再提设议院之类的要求，但从三项建议的字里行间仍可感到他们的权力诉求和制度改革的欲望。
1898年3月29日，康有为进呈他编写的《日本变政记》，光绪读后决意变法。6月11日下诏明定国是，宣布了变法的决心和方针。6月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任命康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许其专折奏事的便利，此后康有为进呈了一批介绍外国变政的书籍。其中《日本变政考》一书最能反映日本明治维新对他的启示和影响。该书以他的《日本变政记》为蓝本，增补润色加写按语，介绍了明治维新的改革措施，在此基础上评价明治维新的利弊得失，提出中国变法的具体建议。康有为把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措施归纳为若干几条，比如，大誓群臣以定国事，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其余自令行若流水。在康看来，变革措施不管有多少条，最重要的还是立制度局一项，所以他反复向光绪强调，不变法则已，要变法就必须从立制度局入手。同时考虑到顽固势力的阻挠，又建议“勿去旧衙门，而惟增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之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可见，康有为为了模仿日本推行变法，一方面始终把维新派进入领导层看得很重，但同时为了减少阻力在策略上也一退再退，别说设议院，就连裁汰冗员也不敢再提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找到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不去旧衙门，不裁旧大臣，让其靠边站坐冷板凳，其实质与裁撤相差无几，别说后党顽固派，即便帝党或者表面态度暧昧内心支持变法的旧臣恐怕也心存疑虑。
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大多是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结合中国当时的情况，提出具体变革措施，然后通过光绪下诏贯彻实施。在百日维新的103天里，光绪皇帝采纳了维新派的不少主张，下诏多达200多道，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诸领域，从内容看大都能从明治维新的措施中找到源头。
百日维新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新政策、新举措迭出不穷。然而由于光绪不掌握中央实权，后党顽固势力百般阻挠，地方大员观望搪塞，使得变革诏谕成为一纸空文，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之后，本来就缺少政治基础的变法大业顷刻瓦解，百日维新如同一出昙花一现的政治闹剧谢下了历史的帷幕。
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使日本实现了初步的现代化，实现了由贫弱循环向富强循环的转换，模仿明治维新的戊戌维新失败了，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遭受挫折，中国在贫弱循环中越陷越深。一心一意模仿日本的维新运动为何出现了迥异的结果呢？
首先，康有为等维新派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理解机械教条，对中国维新运动的领导权问题存在着误判。与西欧内生型的现代化相比，中日两国的现代化是传播型的现代化；与现代化在欧洲和平的、主动学习式的传播相比，在东方则是伴随武力的、被动模仿式的传播；与欧洲市场经济的自然发育呈现出来的自下而上的特点相比，中日两国则呈现出急起直追的自上而下的特点。这些特点要求政府权威在现代化过程中起主导推动作用，这就首先需要解决现代化运动的领导权问题。康梁等维新派误判的要害是仅从表象类比中日两国的领导权问题，而忽视了两者的本质区别。
明治维新的诸项改革是在解决了领导权这个前提的情况下开始的，自然靠政府权威自上而下地推动现代化运动就显得顺理成章。以明治维新为蓝本的康有为自然明白这一点，所以上书条陈总把设制度局放在首位，希望借此进入领导层与光绪一起推动中国的维新变革。然而，康有为没有看到帝党后党实力悬殊，低估了后党顽固势力的巨大能量，以为设制度局统领变法便可摆脱旧有机构的掣肘，从而掌控维新大业的领导权。但制度局设立的目的就是要让阻碍变革的旧势力靠边站，这就伤害了后党甚至包括对维新态度暧昧的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使维新变法的阻力变得更大。
康有为等错把光绪当明治，以为中国的光绪皇帝就是日本的明治天皇，依靠皇帝权威便可雷厉风行地推行中国的维新变革，实际上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别。日本通过1868年的戊辰战争消灭了幕府，政治架构由天皇和幕府的二元体制转变为以天皇为中心、联合强藩大名形成的君主立宪性质的一元政体。这个一元政体又通过1869年的“版籍奉还”和1871年的“废藩置县”消除了全国260余藩，形成了统驭全国的中央集权。在学习西方、实行社会变革方面上下一心达成共识：就是要集中精力首先解决明治天皇所说的工业化这个“燃眉之课题”，通过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实现富国强兵。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表面上看，中国有一个现成的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一元制中央集权架构，在这个架构的最上层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光绪皇帝，只要一言九鼎的光绪支持变革，维新大业便可通过中央集权制这一金字塔结构推向全国。但问题就出在这里，光绪皇帝并不掌握中央实权。围绕中国的改革大业，在清廷高官和地方大员中分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抵制改革的后党和以光绪为首的支持改革的帝党两派，后党顽固势力掌握着中央和地方的实权，与全国千万数守旧党相比，维新派只占千分之一，[?]光绪皇帝近乎一个不握实权的孤家寡人，康有为等维新派高估了光绪的实力，以为中国有一个现成的明治天皇，有一个现成的便于自上而下推行变革的政治架构，只要争取到光绪的支持，维新大业便可大功告成。实践证明康有为等维新派的想法是缺少政治经验的书生之见，李鸿章就曾说他们不过是书院经生、市井讼生之流，没什么可怕的。他们高估了光绪的实力把维新大业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和光绪皇帝高估了维新派的实力企图借助维新派收回实权一样，都是建立在错误判断基础上的一场赌博，其赌博的结果早在下注之前就已经潜存其中了。
其次是维新变革选错了优先主攻方向或者叫突破口。这一错误与上述第一个错误相联系。维新派要想通过光绪实现社会变革理想，仅靠体制外的宣传鼓动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参与到体制内争取到维新运动的领导权才有希望。权力诉求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变成现实，这就使维新派陷入两难境地，不参与到政权内部，仅靠光绪是不行的，参与其中就意味着要对政治架构进行“外科手术”，维新派选择了后者。中国当时的国情特点使得维新派欲毕其功于一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改革多管齐下，而以政治体制改革为要点。日本在取得领导权之后，其维新措施依然把经济类的改革视为“燃眉之课题”，当前之急务，中国的维新派却要在阻力那么大的情况下搞政治变革，尽管在政治变革的力度上一退再退，但还是触动了后党顽固势力的既得利益，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末日来临的感觉，他们必然不遗余力地进行反扑，把有可能把他们赶下政治舞台的社会变革打压下去。笔者认为，维新派在变革之初若仍以中体西用为基础，巧妙地包装西方的“体”，处理好“体”和“用”的关系及次序，循序渐进地推进经济领域里的变革，后党顽固派的包容度会大些，阻力也会更小些，中国早期现代化或可在器物层面取得一些成绩。
再次，从国际环境来讲，模仿日本明治维新已经失去了最佳战略机遇期。梁启超在事后比较两个维新的国际环境时曾说，日本维新时仅有内忧而无大的外患，戊戌维新时的中国已经成为群虎之间的羔羊，外患甚于日本百倍。[?]日本虽然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发生了黑船叩关事件，但那时世界还处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掠夺殖民地的狂潮在东方才刚刚开始，况且中国在资源方面的绝对优势吸引了西方列强的眼球，使得日本有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英、美考虑自身利益对明治维新也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并且给予了物质上和军事上的援助。到了中国的戊戌维新时期国际环境就大不相同了，世界资本主义已从自由走向垄断，世界范围的瓜分狂潮已接近尾声，中国成为西方列强争夺的最后一块肥肉，他们不会愿意看到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的英、日与俄国在东北亚的利益分配上存在矛盾，维新派也幻想利用这一矛盾争取到日本的支持。但维新期间伊藤博文来中国时的态度证明维新派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日本虽然也对中国的维新表示出同情并试图拉拢维新派，但其真实动机是要培植中国政府内的亲日势力，遏制亲俄势力，从而达到遏制俄国势力扩大日本势力的目的，而决不是要真心实意地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所以，当伊藤博文发现中国的维新大业败局已定时，并没有采取行动施以援手。
中国的戊戌维新失败了，其失败的原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就甲午战争对中国现代化模式选择的影响而言，择其要者罗列上述诸条。戊戌维新是在甲午之败的直接刺激下模仿日本明治维新所开展起来的第二次现代化运动，从其后中国的历史发展看，它更像一场旨在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启蒙运动。戊戌六君子的鲜血迫使清政府搞起了新政改革，清政府成为维新志士遗嘱的继承人。同时，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清政府丢掉幻想，失去耐心，由改良而走上革命的道路，为后来的辛亥革命作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之后模仿日本的现代化运动虽败犹荣，不胜而胜。
[①]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第354页，商务印书馆，1935年。
[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二）第624页，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
[③]库平银是清朝国库收支使用的标准货币单位，起于康熙年间。马关条约规定一库平两相当于575.82英厘、或37.26542108克的十足纹银，当时一库平两足银约等于0.18英镑、1.64日元。1908年清朝农工商部和度支部拟订了统一的度量衡制度，规定库平一两为37.301克，16 两为一斤。
[④] 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中译本第123页，三联书店，1963年。
[⑤] 日本财政经济学会1936年编的《明治大正财政史》第1卷第152-153页载：战争赔款加上赎辽费和驻军费总计为：23150万两，折合35836万日元；另据1987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由王彦威、王亮编的《清季外交史料》转引故宫博物院所编《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卷47、48、50、51载：赔偿额为23150万两，折合约3808万英镑。
[⑥] 山口和雄《日本经济史讲义》第175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
[⑦]参考消息：2014年6月29日。
[⑧]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31—1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⑨]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⑩] 《杰士上书汇录》卷一，故宫博物院藏光绪二十四年内府抄本。
[11] 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4，近代卷第82页，岩波书店，1997年。
[12]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饮冰室合集》第16页，中华书局，1936年。
[13] 严复：《论中国分党》，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第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14] 梁启超：《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政党论中国政变书》，见日本外务省编纂出版《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696—699页，196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