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湘：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70年前的4、5月份，应该是一个值得我们怀念的季节，人间四月天，北大，清华，南开，在这样的日子里正式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并且开始上课。西南联大存在的时间前后不到9年，但是这所大学，更准确地说，这所大学的知识分子，已然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尤其是当学术、思想双贫血的时候，人们总会重谈往事，重提当年的联大人。那么西南联大为何有如此的精神魔力，它在今天又具有怎么样的启示意义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著名的学者谢泳先生。
谢先生是我们20年前的，我们就是老朋友了，但是那个时候的翩翩少年，居然现在已经是头有二毛了。听说您现在到了厦门大学任教了，是吧？
谢泳：对，我是去年5月份，有一个老朋友忽然想起我多年做过一些文学评论工作，他正好和学校讲起我的这个经历，厦大朱校长也非常开明，他非常欢迎我来加盟厦门大学，其实诸位知道，我只在师专读过三年英文，没有博士学位，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高级职称。
王鲁湘：但是您到厦门大学任教的这个消息，不仅让像我们这些老朋友感到非常地高兴兴奋，也让很多读过您的书，读过您的文章，关注您的这个命运的很多很多的人，包括老年人和年轻人，都感到很欣慰。
谢泳：我想大家感兴趣，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高等学校在选人才的时候，可能比较过分偏重于学历，那么一般来说，看重学历是世界通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制度，如果尽可能地把它缺点回避一下，我觉得就是应该在常态之外，给一些特殊情况的人留一点通道，我想大学的生态或者说整个大学的校园生活就可能会丰富一点。
谢泳：中国知识分子退步了
王鲁湘：可以说这几十年中间，你已经是在不间断地在研究知识分子了，特别是研究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研究民国时候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吧？
谢泳：对。
王鲁湘：那么您认为当代的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您研究的那个民国时候的那个知识分子群体相比，他们有什么的差异？
谢泳：我觉得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如果我们要一定要找出它的差距来的话，我觉得有两方面，一方面可能是知识上的，一方面可能是道德方面的。那么从知识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把当代知识分子出生年代定在1930年代以后的话，我觉得这一代知识分子里面，他在他成长经历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们在获得知识的这个渠道和使用知识的这个空间这个方面，都没有得到好的历史机遇。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1920年以前出生的知识分子比较地优秀，而且越往前越优秀，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那么当代知识分子，主要因为他生活的时代，他在受教育的方面和使用他知识的方面，他的空间被政治或者说被其他的意识形态的原因挤压得太狭窄。这样就导致这一代知识分子在精神的层面，比他前辈的知识分子，应该说有相当的距离。
王鲁湘：那么您以前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时候，您刚才也说了，您所受的教育并不是一个很严格的或者是很完备的一个大学的一个学历教育，给人的感觉是，您过去研究中国的那些大知识分子的时候，您更多是有点草野的现象，是吧，您好像是一个站在民间立场是来研究这些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的一种群体现象。可是现在，您身份好像有点转换，您进到了大学的这个高堂的讲座上头了，您现在也是出门递名片的时候，后面也是著名的厦门大学谢泳教授，是吧，那么这种微妙的这种身份的变化，会影响到你对知识分子的观察和评价吗？
谢泳：我个人觉得这倒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比如我到厦门大学工作，其实主要还是一个职业的变动，我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一个职业的转换，因为我过去常年一直是做文学编辑的，而且我已经做了20多年文学编辑，20多年前我跟鲁湘就认识，那个时候应该说是同行了，那个时候你做美学研究，应该是比较近的同行。我们观察知识分子的角度方面来讲，一般大家倾向于把在高等学校里面从事教育的人，认为是知识分子，而在高等教育以外的人，可能就不是那种正宗的知识分子。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我做的研究是一样的。我到了大学里面，我基本上延续的还是过去的研究思路，主要是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那么我在大学里教的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同时我也在教一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还教一门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选，是这么三门课程。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大学，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大学，它差异比较大。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我就觉得现在大学的独立性比过去要弱，因为我们现在是行政主导，所以整个大学的精神状态或者说整个校园文化的生态里面，可能也不好和49年以前中国的大学相比。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我回到大学里来教书，把我过去研究当中的一些想法个和学生们交流，和同行们进行交流，使我研究的思路或者说研究的方向可能还是会更宽一点。
主持人：那么在一般的人看来，您的整个的学术道路是从研究储安平和他的这个《观察》周刊开始的。那么储安平，我们一般知道一点，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可以说是奇人，奇论，然后最后是奇运，是吧，奇运。那么你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点来切入呢？
谢泳：我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我们做研究的人，当时总是想找一个比较巧妙的角度来切入到你的那个研究领域里面去，当时很多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人，在找自己的研究方向，我自己选择的方向，刚开始，我定在了就是选择一个人，然后我觉得选一本周刊，然后再选一所大学，用这样的角度来切进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个方面我觉得比较有利，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个角度，尤其是杂志和大学，是知识分子，尤其是现代知识分子主要生存，或者说活动的空间，就说知识分子这种群体或者说这种职业，他主要是依赖报刊和大学这样一个环境来活动的。那么选什么人呢？最后就是刚才鲁湘说的，我觉得储安平，他确实是奇人，有奇论，也有奇特的命运，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比较有传奇色彩的人来切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它能辐射出更多更丰富的社会内容。
王鲁湘：那么我也听到学术界对您的研究，当然有很多的赞美之词了，但是也有一些意见认为，您对您的研究对象，往往会存在一种偏爱，所以您在评价他们的时候，往往会有某种拔高，而缺乏足够的比较冷静的批判。您自己认为这个是这样吗？
谢泳：首先我觉得这种评论，对于我个人来说，是符合我的研究事实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第一，我关注储安平和关注《观察》周刊，同时关注西南联合大学，我在90年代初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本来的意图是要梳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中的自由主义传统，因为这之前，从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也好，我们中国现代史研究也好，它主要比较关注的是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传统或者说是革命知识分子的那些传统，那么在这个传统之外，其实在中国现代历史当中，还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传统，我尽可能通过这一个人，一本杂志和一所大学，把这个传统梳理清楚，这是我的一个本意。那么在我观察这些人的命运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在1949年以后的命运都非常坎坷，大部分人都经历了很悲惨的命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在研究过程中，我的笔下，可能把过多的同情，过多的理解，或者有时候可能稍有拔高的意味，我想都是可能的。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学术研究，对于研究者来说，我们尽可能做到中立或者客观，但是有时候你面对你的研究对象，他们有那么悲惨的命运的时候，可能你的情感也会有一些移动，在这种情况下，难免就会影响到研究的客观性。
西南联大的魔力和当代意义
王鲁湘：这是完全情有可原的，是吧。好，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谢泳教授演讲。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西南联大的当代意义。有请。
谢泳：各位下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和诸位在一起交流学术。我今天想和大家交流的这个题目，是西南联大的当代意义。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我自己做过两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刚才说的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的研究，还有一个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研究。我在90年代主要的学术工作就是关于这一本周刊和一所大学。我在1998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专门研究西南联合大学的书，叫《西南联合大学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提到西南联合大学，诸位可能会非常熟悉，因为去年是西南联合大学建校70周年，国内、国外，官方和民间，对西南联合大学都有各种详细的报道。那么我今天主要想从西南联大对我们当代高等教育有什么启示，它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历史遗产，从这些方面来和诸位做一个学术方面的探讨。
第一，我先和大家交流一下，西南联合大学它的来历，或者说，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我们通常讲这个西南联合大学，其实是一个简称，它的完整称呼，应该称为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那么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这个概念里面，它实际上又包括两个时段，它的前一个时段，是叫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它的后一个时段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它是抗战期间由著名的中国北方三所最好的大学，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国立的清华大学，国立的北京大学和私立的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一所大学。从校史的角度来讲，它严格的时间呢，是从1937年的11月1号到1946年的7月31号，这是它前后存在的9年时间。那么西南联合大学，它在存在的9年时间里面，刚才我说了，它和两个地方有关系，就是说它在抗战初期，就是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决定建立这个大学，他有一个筹备的过程，当时这个地点是选在了长沙南岳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时间呆得比较短，呆得比较短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1937年12月13号，南京就沦陷了，南京沦陷，武汉就比较危险。那么这样长沙这个地方也就不安全。所以长沙临时大学在1938年就决定要迁到昆明去。所以说我们在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史上，真正和地域有关系就是湖南的长沙和云南的昆明，这两个地方。
这个学校的校长是由三个学校的校长组成的，严格地说，西南联合大学没有校长，只有三个常务委员，这三个常务委员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三个著名知识分子，一个是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叫梅贻琦，一个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叫蒋梦麟，还有一个是南开大学的校长，叫张伯苓。三个校长，由他们来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一个校务委员会，它的秘书长是杨振声。这是我们说的整个西南联合大学，它开始的一个时间和一个地点。那么西南联合大学，在它前后存在的9年时间里面，一共培养了各种类型的人才，大概有8000人，或者说前后在这个学校读过书的人有近8000人。那么一共毕业了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有3882个人。当时西南联合大学有5个学院，有26个系，有两个专修班，还有一个先修班，这是它整个学校建制的一个规模。那么我们今天在70多年以后，为什么会怀念、会纪念、会向往这样一所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大学呢？我想主要是当时西南联合大学培养的人才对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这所大学所养成的气质和它的精神对我们今天的大学有相当的启发意义。
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西南联合大学的贡献。西南联合大学，在它存在的9年时间内，其实它的影响一直可以说持续到了今天。那么它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几个评价的尺度，或者说几个在科学研究当中比较硬性的标志来说明。
第一个就是1948年老中央研究院选院士的时候，开始选了81名院士，在81名院士里面，就有27个人是出自西南联合大学，将近占到了三分之一。1955年搞学部委员的时候，在233名院士当中（学部委员，就是我们后来的院士），在这233名院士当中，有将近三分之一这个比例，也是来自于西南联合大学，这也是它的一个标志。另外我们大家知道的，在中国两弹一星的成员当中，一共有23个人，政府表彰过的两弹一星成员。其中有8个人是来自西南联合大学。最早中国做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个科研工作的主要科学家之一，邹承鲁，也是来自于西南联合大学。
整个西南联合大学，它不仅培养了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同时也培养了很多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比如我们知道的作家汪曾祺，还有去了美国非常有名的社会科学家，像何炳棣，王浩，还有就是在台湾延续了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个关键人物殷海光，都是当时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
那么西南联合大学最引人骄傲的一件事情是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出生于西南联合大学。虽然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科学研究工作最终是在美国完成的，但是他们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都是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完成的。这个情况就说明，当时中国的大学已经具备了培养世界顶级科学家的知识基础，同时也养成了适合于世界顶级科学家生长的环境和学风。1949年以后，中国的大学里，我们从目前已有的统计材料来观察，要达到这个水平，恐怕还是很难的，至少我们现在从事实的层面来观察，中国现在的大学，还没有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来，这是我们说的西南联合大学，它的大概的一个历史。那么第二个问题，我想和大家谈一谈就是西南联合大学，它为什么会办得这么成功
西南联大为什么办得这么成功？
诸位知道，一所大学的成功背后一定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它不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说这个大学好，中国的其他大学不好，而这个大学就一下办得很好，它不是这样的。1949年以前，我们研究教育史的人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有一个基本的评价，就是认为1949年以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基本是成功的，那么这个成功来源于什么道理呢？来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的原因，就是1949年以前，中国大学的制度设计当中，它体现出的现代文明理念是和世界文明主流同步的。第二个，早年设计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人是比较地认同现代文明的主流，他们没有在选择西方一种制度的时候，过分强调自己本土的特色，本土的原因，本土的特殊化的情况，而放弃了选择西方现代制度当中最核心的价值。这就是我们说的1949年以前，中国大学所以办得比较成功的一个基本制度方面的保证。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在1949年以前，它实际上是有三种情况。
这个现代大学制度里面，有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大学独立。但是大学独立怎么在制度层面来体现呢？如果我们要有一个简单说法的话，就是国家不能垄断高等教育，这是现代大学在制度设计的时候最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那么1949年以前，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它有三个格局，一个就是我们通常会提到的国立大学，第二个是私立大学，第三个是教会大学，那么教会大学在研究高等教育史的人看来，实际上它是在私立大学的概念里面，所以1949年以前，在这三种类型的大学里面，每种类型的大学都出了非常有名的学校，比如国立大学，像北大，清华，像中央大学，老的浙江大学，这都是有名的学校。那么像教会大学里面，比如说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华西医科大学，湘雅医学院等等，这都是属于教会的学校，它办得也非常好。那么私立学校里面，也有一流的大学，比如像抗战以前，私立的南开大学，还有私立的厦门大学，这都是私立的大学，但是当时也都跻身于中国一流的大学里面。私立大学的好处，一个是比较地自由，比较地少限制。对于国家来说，如果在设计高等教育的时候，能够一开始就选择这样一种模式，这是一个国家大学的幸运，所以中国49年以前，大学的基本模式，是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战的时候能够成功，能够跟抗战共始终的主要时代背景。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出现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大概只是20世纪以后的，20世纪初以来的选择的一个制度，但是这个制度的起点，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制度设计比较合理，所以它成功的概率就相当地高。那么大家又说了，为什么这个制度会一开始就选择得比较好呢？我觉得这与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传到中国以后，那些选择这个现代大学制度的人，他的眼光，他开放的胸怀和他远大的见识有关。我们都知道，最早完成这个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是传统的知识分子，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像蔡元培，蒋梦麟，唐文治，还有严修，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人，是这样一些有功名的人。他们自己去西方考察了西方现代的大学教育以后，比较敏锐地把握住了西方大学的核心的价值，就是教育独立，国家不能垄断教育。这样导致了中国现代大学制度里面比较好的一种生态。我们说的西南联合大学，大体上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出现的。
那么私立大学和国立大学之间，它会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知道1926年，那个时候国民政府还没成立，算是北洋的晚期了，国家颁布过一个私立学校规程，在这个规程制里面就明确规定，就是私人或者私法团有得以设立大学的权利。外国人或者外国的教会设立的大学是属于私立大学的概念里面。1929年公布的《大学组织法》，它里面也规定了私人有办大学的权利。整个来说，在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这个平行竞争的时候，国家在这两种类型的大学之间，它不光是向国立大学注入资金，或者多数给国立大学投资。我们要清楚这样一个概念，在1949年以前，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它不仅在法律上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就是在事实上，国家也会对那些比较好的私立大学，通过当时的中基会，给这些私立大学一些投资，所以49年以前，中国整个大学的生态，是这样一个情况。
胡适有一篇文章，就专门谈这个私立大学的。他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国从上海到成都，从北平到广州，大概有100多所私立大学。如果不是这个战争，当时的大学教授，都在埋头做研究，如果不是这个战争的发生，那么中国以后的学术地位，在整个世界里面的格局可能跟后来不会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很惋惜的情况吧。这就是说，第二个问题，西南联大的成功，来源于中国早期大学先进的理念。
第三个问题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就是西南联合大学，它怎么就突然选择了这样一种模式。这个情况我们这样来介绍。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蒋介石正好在庐山召开一个谈话会，召开庐山谈话会的时候，蒋介石请了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主要代表，来商讨应对国家危机的一些策略。
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北大的蒋梦麟，傅斯年，胡适，张伯苓，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教授，像庄前鼎，顾毓秀，陈之迈等教授，都在庐山开会。在庐山开会的过程中，知道了中日之间不可避免会有这么一场战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何来发展，如何保存中国的高等教育，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就是有的人认为，中国一旦进入战争状态，那么高等教育就可以停办，或者高等教育就可以办成短训班，比如说跟数理化有关的，比如说化学，就生产炸药，或者物理，就主要去制造枪炮，有这样一些议论。在这个情况下，国民政府比较有远见，它这个远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体现在他选择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给政府提供的一个建议。
这个建议的核心理念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国防教育就是平常的教育，就是常态的教育，简单地说就是战争时期的教育，不可能搞成那种短训班，也不可能搞成直接为战争服务的这种大学，那么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远见呢？主要是他们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国家在战争当中，把一些青年学生送到了前线去。那么在战后，国家恢复的时候，整个的人才就非常地匮乏。这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吸取了西方一个教训，然后给政府提的一个建议。这个政府比较理智地也比较及时地吸收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战时教育，就是平常教育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决定了当时要把中国北方和南方一些有名的大学来建立联合大学的一种模式。
胡适当时在庐山谈话会给蒋介石讲了四点意见。主要有两条：第一条，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国防教育就是平常的教育，就是常态的教育，第二条，他讲了主要就是政党的势力，不能介入高等学校的活动，所以说政府的官吏不能兼任各个学校的大学校长，选择中学，中小学校长的时候，选择中小学教员的时候，不能考虑党派的影响，这个意见影响了国民政府的决策。
第三点，我们来看一下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功经验。西南联合大学，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说这个大学里面的主要教授和学生所信奉的价值和思想来源，是以自由主义传统为基本思路的，西南联合大学办学过程中，如果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经验或者说对我们当代有什么启示，我想大概是有这么三条：第一条，就是大学独立。大学独立不是一句空话，它主要指的是国家投资办大学，但是对大学的事务不能横加干涉，特别是对大学里的思想活动，对大学里的那些有创新，容易激发创造性的活动不能因为国家对大学有投资，是国家花钱办的大学，然后就对这个学校来进行干涉，这是我们说的大学独立的一个主要的含义。在西南联合大学的时候，大学里面，由于大学学生和教授比较信奉自由主义传统，所以他们一般来说都有比较强的独立人格，比较地注重发扬学校里的自由精神，我们举一个例子，在1939年陈立夫做了教育部长以后，他希望管制这个大学，限制大学里的很多活动，其中有一个规定，就是要求做院长的人，一定要加入国民党，当时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的院长，叫陈序经，他马上公开就说，如果你要让我做院长就一定要入党，那么我就不做这个院长，可见当时在西南联合大学里，这种政党在高等院校里的活动，是不认为它有合理性的，这是我们说的大学独立。
当时从学校领导还有整个教授跟教育部之间的关系里面，也能看出一点他们独立的性格和独立的风采。当时陈立夫管教育部的时候，希望统一教材，也希望统一各个大学的教学的科目，总的说是想限制大学的自由思想活动。西南联合大学就根本就不买这一套，他马上就说，说我们这个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组成的一个学校，我们有固定的优良的传统，你们规定你们的，我们不一定非要"刻板文章"，一定要跟你们搞得一样，就根本就可以不理教育部的这个命令。整个来说，西南联合大学在保持它的一所大学独立的风格方面，出现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
第二个特点就是西南联合大学当时养成了一种容忍的风气，就是容忍造成了西南大学的和谐。那么这个容忍是什么意思呢？西南联合大学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就是党派的活动，比如有三青团，也有国民党，也有民主同盟，还有其他的一些党派活动。但是在整个西南联合大学存在的9年时间内，党派活动在学校里，在教授和学生当中不被认为是一种应该进行的活动，所以容忍造成了这个和谐，各党各派之间，虽然每个人的身份不同，也有一些争论，但是不影响每个教授之间和每个学生之间的和谐，这是我们说的容忍造成和谐。还有就是整个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它有一种兼容并蓄的精神风范，就是对各种不同政见的人，不同学术风格的人，大家都能共同地互相容忍。
西南联合大学给我们留下的这个遗产，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我觉得可以概括成是一个独立思想、自由精神这样一个风气，或者说这样一种学术传统。有人采访，问邹承鲁，你觉得西南联大条件那么艰苦的时候，但是也能培养出那么多优秀的人才，你认为这个学校最可贵的精神是什么？邹承鲁说，我觉得最可贵的精神是自由。王浩，他对西南联合大学有一个评价，他说我在西南联合大学生活的那段时间，是一个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他说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在看人和做事方面，都有一种把中西方优点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有这样一种彼此暗合的一种行为。
西南联合大学能够办得比较成功，我们在总结西南联合大学遗产的时候，也认为，三位校长，就是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合作得比较好。因为这三个校长，其中有两个，比如说梅贻琦和蒋梦麟是留美的学生，张伯龄是考察过日本的教育。梅贻琦和蒋梦麟，1949年以后，都去了台湾，只有私立南开大学的张伯苓留在了大陆，1951年，他也是晚境很凄凉，很快就去世了。
最后一点，我想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西南联合大学如何从历史研究的对象，最后成了一个公共事件。西南联合大学，它在90年代中期以前，还很少被一般的社会公众所了解，所认识，那个时候知道西南联合大学这所学校的，基本上是两种人，一种就是我们说的专业的研究者，一种就是跟西南联合大学有渊源关系的一些人，比如说是它的学生，它的教授的后代，和他们本人。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友会，就在北大，它在80年代不断地在出它的通讯，在纪念这个大学。那么它成为一个历史现象，它能成为一个公共事件，或者说能够成为一个公共话题，我个人认为它一定是这个历史现象中包含的事实和经验跟当下同类的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就是通过对这个历史事件或者说历史现象的回忆、解读，来唤起的是我们对当下这个同类社会生活的一个情感。在90年代中期以前，关于西南联大的这个话题，主要还是在教育史这个领域里面，甚至再狭隘一点说，主要是在高等教育史里面，大家在谈论西南联合大学的话题。
那么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大学当中，大学精神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整个大学的独立地位，或者说整个大学里的气质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重新发现了西南联合大学，然后不断地谈论西南联合大学，使西南联合大学由一个专业的研究学术对象，在纪念西南联合大学70周年的时候，演变成一个公共的话题。因为时间关系，也不能说得太详细，如果诸位有什么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进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