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那天，我的二儿子即将去北京出差。晚饭时，我交代他去北京后一定代表我去耀邦同志家看望问好，并祝他身体健康。谁料饭后中央电视台新闻中传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噩耗——耀邦同志竟永远离开了我们！
中共中央的讣告透过播音员徐缓沉重的音调，一字字、一句句如重锤叩击着我的心。痛惜之情令我数日难以安眠。我万万没有想到，小我一岁的老战友耀邦同志这么早就走了。他带着我们近六十年经过战 火和磨难考验的真挚友谊，带着谦虚好学、平易近人的作风，带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带着个人服从组织的坦荡胸怀，带着处处以党的事业大局为重的崇高品质，走了……
我更没有想到，耀邦给我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遗物。那是他去世三个月后，他的长子胡德平来电话告诉我：在整理他父亲遗物时发现手写赠我的一首诗，拟不日寄来。我请胡德平转达李昭同志及全家保重，德平答：“也请您多保重，红小鬼不多了。”
不久，我收到了这首诗。全文如下：
回京路过济南，拟访老战友
谭启龙同志，始悉因病去沪治疗，
怅然若失，书此相寄。
年逾古稀能几逢？逆交难忘六十春。
冤蒙AB双脱险，战处南北俱幸存。
牛棚寒暑相忆苦，开拓岁月倍感亲。
遥祝康复更添寿，寿到雏声胜老声。
胡耀邦
九月十七日写于济南
九月二十六日书于北京
全文横幅竖写，字迹刚健有力，明快流畅，蕴含朝气，诗与字都宛若耀邦为人性情。诗意诚挚真切，概括了我们从一九三一年少年时代在革命烽火中初交，至一九八八年近六十年的战斗经历与战友之情。读之似觉耀邦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令我百感交集。
记忆的闸门一经打开，往日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相识近六十年，长叙不过三次
我与耀邦同志初识于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一九三二年底，我们在少共湘赣省委朝夕相处，并肩工作了近两年时间：最后一次见面在一九八八年三月。在这近六十年的漫长岁月里，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其间自一九三四年七月我奉命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而耀邦参加长征，我们分手至新中国建立有十六年“战处南北”，相互间音讯不通。后来的“十年动乱”更是无由见面，只能“牛棚寒暑相忆苦”了。其余的岁月见面虽不少，但屈指算来，真正能坐下来长叙也不过三次而已。
一次是一九七九年底，我到中共四川省委工作之前去看望耀邦同志。我们在一起畅谈了好长时间，共同回忆了十年动乱期间的风风雨雨。接着，我们又回忆起粉碎“四人帮”后两年的工作情况。一九七七年我调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我在青海省委州、市、县委宣传部长会议上作了题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总结经验，拨乱反正大步前进”的讲话，十月五日《人民日报》摘登此文，耀邦看了很是高兴。谈到四川的工作，建国初期曾任川北区党委书记的耀邦同志给我出了个题目：“四川称天府之国，但川北还很贫困。川北农村怎么翻身致富，你要好好研究一下，做好这篇文章。”按照这一嘱托，一九八二年四、五月之间，我沿着川甘、川陕边界走了二十多个县市进行调查研究之后，下决心拿出三十六亿斤粮食扶持边境贫困地区，减轻当地负担，让他们休养生息，尽快致富。这个措施得到了较好的效果。
再一次见面是一九八三年底。时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耀邦同志到重庆视察，我去看望他。他对我说：你不要回成都，我们一起去泸州看天然气工程，再去贵阳。于是我们坐一个车，从重庆出发，经泸州、叙永、赤水、毕节，冒雪驱车几千里，沿着长征那条路到达贵阳。路上，我们既谈工作又忆往事，还谈起不久前我退居二线的情形。一九八二年底，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不搞终身制的号召，我主动向中央提出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位置上退下来，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接班。尽管耀邦同志从内心里希望我能再干几年，但他把我的这个决定也看成是对他工作的一个珍贵支持，因此他表示同意，由中央发通知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见高识远，高风亮节”。此后，一九八五年我又主动卸任中共四川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一九八六年安家山东。在这段“开拓岁月”里，我得到党中央和在中央工作的耀邦同志的热情支持、理解和关心，心情舒畅。
这一路，天上下着雪，路况不好，很难走，但耀邦精力充沛、兴致很高，一路上谈笑风生。记得在赤水河畔，耀邦下车，指点着当年红军的行军路线，回忆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四渡赤水这段历史。时逢严冬，贵州山高、风急、雪大，有的路段汽车要靠人推过去，耀邦因此着凉，发高烧摄氏三十九度。当晚赶到毕节，他守着火盆，披着大衣，带病听取地委负责同志的汇报。在去贵阳途中一个小镇吃晚饭时，他高烧未退，我劝他休息一夜，但他仍然决定连夜赶往贵阳。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快节奏的工作方式，是耀邦的一大特点。他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勤奋好学。据我所知，耀邦同志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和手不释卷的读书习惯，在陕北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并且一直保持到他去世，在党内是出了名的。
到贵阳后，耀邦同志即召集云、贵、川三省省委书记来开会研究工作。他要我也参加会议。我考虑自己退居二线，多有不便。深知我为人性格的耀邦同志不免强我，笑着说：“那也好，把你老伴从成都叫来，参观游览一下嘛。”当时全国共青团领导同志也到贵阳与耀邦会合，我与老伴，偕同刘延东等同志去遵义瞻仰遵义会议会址。当时已过元旦，一月三日，胡启立、刘延东等同志手捧鲜花向我祝贺生日。在午饭时，桌上还放了一个蛋糕。回到贵阳吃晚饭时，耀邦举杯向我祝贺七十岁生日。我这才知道，这都是耀邦特意为我安排的。他把云、贵、川三省省委书记叫在一起，点了几个菜，加上一个小蛋糕，为我过了一个既不铺张浪费又轻松愉快的生日。此情此景，至今想起仍让我唏嘘不已，终身难忘，真是“开拓岁月倍感亲”啊。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八八年三月，耀邦住在三○五医院休养，我去看望他。我们两个年过古稀的老人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十六七岁时的往事。这次见面，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情景，仍历历在目。
那是我在北京参加十三届二中全会期间，得知耀邦同志因病住院治疗，便想在会后看望他。经联系很快得到回音：欢迎我们全家一起去，并派车接我们去医院。
我和老伴严永洁、在北京工作的小儿子及孙女一家四口人刚下车，耀邦便迎上前来，热情地同我们一一握手问候，拉着我小孙女的手问长问短。坐定后，耀邦即关切地问我：“你在济南的家安好了没有？”当我回答说省委很关心，安排得很好时，他显得很高兴。
见耀邦同志尽管精神如常，但面容及身形却显得消瘦，便问他的身体状况，他说：“我身体还好，还没有什么大毛病。主要是胃有点不舒服，另外脚底痛，走路有些不方便。”我知道耀邦喜欢读书，闲坐不住，便劝他安心治病，好好疗养，少看东西，不要累着，争取早日康复，然后到外地走走。我还向他介绍了山东的情况：山东这几年经济发展较快，特别是沿海开放地区更好一些。建议他到山东走走看看。他表示，病好后一定出去走走。
共忆蒙冤往事 倍感古稀难逢
除互道珍重之外，共同回忆所走过的战斗历程和战友之情，也算得上是我们每次见面的一个“热门话题”吧。这次我们共同详细地回忆了在少共湘赣省委时一起涉嫌“AB团”那段往事。这段往事用“冤蒙AB双脱险，战处南北俱幸存”来概括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我们两个扳着指头，互相补充，一个一个地回忆起青少年时代的战友，不一会儿就回忆起二十多位同志。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和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长眠于青山绿水之中。谈到我们两人分手后的经历时，耀邦同志说：“在以后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和随中央红军的长征途中，我生过病，负过伤，好不容易才到达陕北根据地。你被分配到湘鄂赣省委工作，经受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的考验，也负过伤。我们度过那么艰苦的环境，能有今天真是不容易啊。”耀邦的一番感慨，也勾起了我一连串的回忆。就拿当时中央分配到湘鄂赣省委工作的四十六位同志来说吧，如今我是唯一的幸存者了。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临近中午，我们准备告辞，耀邦同志执意挽留我们一起吃饭，并立即叫秘书通知食堂：客人不走了，在这里吃午饭。我考虑在医院吃饭不方便，就说：“今天见到你很高兴，不在这里吃饭了。”他忙说：“同在家里一样方便，四菜一汤，家常便饭。”说实话，平时我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我也确实想同结交五十多年的老战友多坐一会儿。
席间，我们边吃边聊，谈笑风生，继续上午的话题。耀邦说：“记得我是一九三一年七月从浏阳县到湘赣省委的所在地——你们家乡永新工作的。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永新县城北门的一座小楼上。你那时是省少先队队长，我被分配到省儿童局任书记。你住在小楼的东边，我住在西边，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休息。当时我十六岁，你比我大一岁。想不到时间过得这么快，转眼已经半个多世纪，现在我们俩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正如耀邦所回忆的那样，当时湘赣省委驻在永新县城内的一个天主教堂内，省儿童局与少先总队都在北门的一座二层小楼的二楼。这是一座木质结构小楼，楼下是一个杂货铺，门口挂着儿童局与少先总队的牌子，楼上我们两个单位一分为二。当时的少先队是十六岁以上青少年的半军事化组织，打黄绑腿，佩戴红领巾，手持梭标大刀，经常操练，配合红军作战。十六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则由儿童局组织识字、唱歌、跳舞和站岗放哨等活动。他们也佩戴红领巾，只不过比少先队的红领巾小一些。耀邦同志生性活跃好动，组织能力强，同时又是初中生，刻钢板写得一手好字，在我们那里算得是个见过世面的“小知识分子”了，他把儿童局的工作搞得热火朝天。记得当时出版的《列宁青年》和《共产主义儿童报》上都有他的文字、笔迹。耀邦的老家在湖南浏阳，小小年纪孤身一人来到永新。我的老家虽在当地，但三岁丧父，十岁丧母，成了孤儿。我们俩都以革命队伍为家，生活上互相关心，工作上互相帮助，朝夕相处，情同手足。我自小没上过学，是个文盲，参加革命后才开始识字，耀邦同志教我学文化，使我的文化知识和工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正是在那时，我在《列宁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
我们又共同回忆起，由于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湘赣省苏区取得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苏区扩大了，红军壮大了，少先队、儿童团还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九三二年五月在永新县沙罗洲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总检阅活动，以一九三二年五月那一次规模最大。那一天，沙罗洲上搭起三个检阅台，王首道等省委领导及冯文彬同志登台检阅。二十个县的少先队和儿童团选派出近一万人参加检阅。青少年们统一着装，身背大刀，肩扛梭标，列队通过检阅台。随后又依次进行集体操表演、政治业务测验和文艺歌舞表演。经过评选，给优胜者发了奖。
耀邦同志越谈情绪越高，谈兴甚浓，谈着谈着，便引出一段“冤蒙AB双脱险”的往事来。
耀邦说：“还记得一九三二年湘赣苏区抓“AB团”、搞“肃反”扩大化的事吧？”怎么会不记得呢？这段往事虽然过去六十年了，但我仍然记得很清楚。
一九三○年八月，中央作出了《肃反工作决议》。在当时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中，把混进革命阵营中的个别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去是必要的。在湘赣苏区，肃反又叫肃清“AB团”分子。这项工作开始时比较谨慎，没有出现大问题，但后来随着毛泽东等同志受排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央占据了领导地位，受其影响，湘赣苏区的肃反工作出现了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许多好干部、好同志被错杀，仅我熟悉的就有几十个人，给苏区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耀邦同志和我也被牵连进去。正如他所说：“我们俩也险些人头落地，多亏有马克思保佑，才幸免于难。”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搞“逼供信”，有人供说我们俩是“AB团”，是反革命。一九三二年底，省政治保卫局把我们俩列入“AB团”分子名单，提交省委常委讨论时，有的领导同志有异议，省委书记王首道也不好下决心，少共中央局派来的巡视员冯文彬也不太相信我们这样的“红小鬼”会是 “AB团”。当时列席常委会的冯文彬同志正准备回中央苏区汇报工作，就建议把我们俩带去“审查”。最后，省委讨论决定，由冯文彬同志把我们带到中央苏区继续“审查”。于是我们带着仅有的一点衣物，与出席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一起，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于一九三三年初到达苏区中央局驻地瑞金。
到瑞金后，我们俩便被分开了。我先到了少先队总队部张爱萍同志那里，他实事求是，爱护年轻人，没有审查我，分配我任少先队总部巡视员。后来进了马列学院，在一九三四年长征前被分配去了湘鄂赣省委做少先队工作。耀邦回忆说：“我的情况就不同了， 中央局负责人顾作霖同志那里继续审查。顾作霖是个好同志，注重实事求是。有一天晚上，我忍不住了，敲开了顾作霖的门，我们到月亮地里走着，彻夜长谈。他问我参加过“AB团”没有，我回答他：什么“AB团”！我是共产主义儿童团嘛！然后我把自己出身贫苦之家，读过小学，十四岁出来参加革命，加入共青团，以及后来到湘赣省委做少年儿童工作等等一古脑儿向顾作霖倾诉。顾作霖听了我的心里话，受到了感动。以后组织上再也没有追查我的“AB团”问题，并给我分配工作，当了少共中央局的巡视员。”讲到这里，耀邦同志惋惜地说：“可惜顾作霖同志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牺牲了，不然这个同志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回忆这段历史，耀邦同志和我都自内心庆幸碰到了三个好领导：一个是冯文彬同志，一个是顾作霖同志，一个是张爱萍同志。没有他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何能得以“双脱险”呢？
少年时代纯真友谊的话题，老战友见面似乎永远也讲不够；而在艰难的少年时代结下的手足之情，犹如寒冬播下的种子，已成长为高大挺拔的青松，经过近一个甲子，年逾古稀能几逢，逆交难忘六十春”啊！
那次见面，我曾邀请他到山东来看看，他也欣然首肯，这也算是我们之间把话题继续下去的一个约定吧。可是，夏天他如约而来时，我却因患过敏性肺炎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一住就是四个月，连十三届三中全会也未能参加。这对他、对我都是“怅然若失”的一大憾事。但当我听说他在烟台休养两个月身体大有起色，体重增加了五斤多时，却又为他高兴。这一次虽然失之交臂，下一次总还有机会的，据说明年四月要开四中全会，我想，会议期间，我一定要再去会会老战友。然而，这个机会永远地不会再出现了。每当我想起这些，就痛悔不已。
凝望着耀邦写给我的诗作，感慨万千。这不是一首普通的诗，而是我们近六十年战斗历程的缩影，是我们用鲜血和生命缔结而成的纯真友谊的真实写照啊！看到它，眼前就浮现出耀邦那坦诚的面容，耳畔回响起他对我的一番肺腑之言：“我这个人历来心直口快，有话讲在当面，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有时不够谨慎。”“我本来不是当总书记的材料，而是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特殊的岗位。”“我一定服从党的决定，维护党的团结，继续为党努力工作。”这不仅道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心声，也让我们看到了耀邦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私胸襟和坦荡胸怀。
一九九二年，我去江西参加纪念苏维埃创立六十周年活动，活动结束之后，我专程去共青城瞻仰了耀邦同志墓。在那造型肃穆的墓前，献上老战友的一束鲜花，寄托我对他深深的哀思。我在墓前墓后流连忘返，心潮澎湃，默默地祷告说：安息吧，耀邦，我永远怀念您，人民将永远怀念您！
我把我的回忆写下来，以此纪念你去世十周年，并作为你写给我的那首珍贵诗作的一个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