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抗震救灾检验政府的应急反应、考验公众的团结互助，相关报道也拷问着新闻人是不是已经把这样的信条融入血脉：不把任何一个人当作工具，要把对遭遇不幸的采访对象和对受众的伤害降到最低。

震灾残酷，数万生灵瞬间西去；采访残酷，既有余震、苦雨、饥渴、疲乏的威胁，还有遇难者家属悲情的缠绕；竞争残酷，国内国外上千记者像抢险队员一样拼命；职业伦理更残酷，要求记者在客观报道事实与尊重人类情感之间维持平衡。

这次震灾报道，以电视论，震后不到一小时就开始直播，当天就有记者奔赴震区。接下来的日子，虽不敢类比“炉边谈话”，但多日相伴的直播，让编辑室的主播和前方的记者与全国观众一道分担了灾区的惊恐与哀伤、感受了废墟上不倒的人性的尊严、传递了全国乃至全球的关切与激励。九州同声一哭，举国协力同心。

灾情惨烈，男主播无语凝噎；民心仁厚，女记者放声痛哭。他们的反应，有观众赞赏：我们同洒一掬热泪，同情之泪！这眼泪是上苍的馈赠，它表明我们是同类、是同胞，都有一颗同情之心。

说到同情，有观众指斥：有主播一脸严肃，假装理性；有记者追问幸存者家人的不幸，冷血无比；有记者直闯手术室，无知无情！

虽然所有的记者都是我的同行，但我无意辩解；虽然我为这次震灾报道的历史性突破感到骄傲，但还是想和同行交流：这次灾难报道，为什么使我们再次遭遇“尼伯特之问”？！

女儿在一次飞机爆炸中丧生的唐纳德•尼伯特以开新闻发布会的方式公开质问采访他的记者——跟踪悲痛欲绝的家庭、向死者家人疯狂提问，为什么？为了收视率吗？为了多卖报纸和杂志吗？为了提高个人地位吗？考虑到给死者家人带来的痛苦，你们这样做对吗？

是的，作为媒体记者，我们的确面临收视率、发行量的压力——即使不为利，也想要有影响力；作为职业记者，我们渴望成功——即使不图名，也为了向观众和读者报告真相。

公众希望记者身手敏捷，捕获信息，但不希望我们像盘旋在灾难现场的兀鹰，随时准备俯冲向自然灾害、交通事故、战争、犯罪事件的受害者，毫无感情地“客观地”攫取新闻。汶川地震，特殊的时刻，脆弱的感情，敏感的神经，记者采访中的疏失、主播话语间的轻忽，可能比平时更容易使观众和读者感到同胞被冒犯、自己的同情心被冒犯；不能指责观众和读者苛刻或者挑剔，他们要真相还要真情、要客观还要关爱，新闻和伦理都要，虽然他们可能会想到，真情和关爱也许正是记者冒死抢新闻的动力。

抢新闻、讲道德，都是道德。身为新闻人，诚如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记者行为基本原则宣言》所示，我们采访、传播、评论的第一要务是尊重事实、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这似乎是我们的最高道德，但摄影记者威廉•桑德斯指出了一个常识般的事实：我们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其次才是新闻工作者。

面对采访对象和受众要求两全的意愿，新闻人何以自处？

另一起事故中遭遇孩子意外死亡的一家人，曾被朋友和警察警告：小心记者，他们的尖锐提问和不依不饶可能让你们不堪其扰、让你们极不愉快！真是这样吗？在接受了好几位电视和报刊记者采访过后，这家人给《洛杉矶时报》的编辑写信说，在悲伤的日子里，温柔而有爱心的记者给了他们安慰，记者得到了新闻，而他们得到了爱。

这不幸的一家人比尼伯特幸运，采访他们的记者以充满同情的言行表明自己敬畏逝者的生命、尊重包括逝者家人和读者以及观众在内的生者的感受，虽然，这些记者未必都熟悉诸如美国广播电视新闻主任协会《道德和职业行为准则》中“尊重报道对象，庄严地对待他们，给罪行或悲剧受害者特殊的同情”或者英国《独立电视委员会节目准则》中“个人在丧失亲人或极度痛苦时的隐私权尤其应当得到尊重。麻木的提问不仅有可能使被采访者增加痛苦，还会使许多观众感到冒犯”之类的提醒。

我相信指责我的同行的那些观众，正是在记者克服重重困难发回的报道中了解灾情、获得感动也传递感动、得到安慰也表达安慰；我相信我的同行也心存悲悯，但大难临头，他们中有人忙于报道评论而慌不择言，因而无心冒犯。

如同抗震救灾检验我们政府的应急反应、考验我们公众的团结互助，报道抗震救灾也拷问着我们新闻人是不是已经把这样的信条融入血脉：不把任何一个人当作工具，要把对遭遇不幸的采访对象和受众的伤害降到最低。

不用再去发明车轮，有常识可以分享。在参与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委托的有关节目标准的课题时，我和其他参与者都发现：

在灾难报道中，国际同行有约在先——

以同情之心对待自然灾害、交通事故、战争、犯罪事件的受害者及其家人，采访活动不应增加生者的痛苦；

杜绝任何对灾难的娱乐化表达；

记者不以噩耗报告者的身份出现在受害者家人面前；

尽量避免以特写展示死难者亲属悲痛欲绝、痛苦失态的表情；

尽量避免死伤者血肉模糊的画面、镜头以及死难者的面部特写。

2008．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