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记者还是评论员，如果把对公众的谆谆教导放在探究真相和评述事实之前甚至以前者替代后者，那就是滥用媒体权威的狐假虎威、就是所谓启迪民智的自我妄想。

职业不同各有高下，本无意贬新闻官抬新闻人，可“3•14”事件以来，一些以理性自诩的新闻人对公众的训导，仿佛一拙劣之新闻官。

倒是有官员以平等沟通而非教训引导的口吻投书西文报章，赢得了一定的理解与尊重，仿佛高明的新闻人。

面对公众表达“反藏独、爱奥运”意愿的各种自发行为，即便被有的人视为一贯僵硬说教的媒体，也作出了这样的评价：爱国热情令人动容，民意表达不容忽视。可有的以知识分子自命的同行却语含讥讽地斥之为“内讧”或“自虐”，甚至给贴上“民粹主义”的标签，还对他自己认为不够理性的公众算起了经济账：如果抵制解决了多少中国人就业、给中国带来多少投资、卖了多少中国货的某某商家，将会给中国造成多少多少损失。

且不说绝大多数国人并无所谓过激举动，受抵制的商家也自称营业未受影响，也暂不联想国人的平和表达与“公民社会”的建设契机、宪法权力的短暂落实之间的关系，但听到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温特下面的说法，我们总不会把温特骂作洋阿Ｑ吧——国家利益不仅包括安全利益（即安全）、政治利益（即独立）、经济利益（即财富），还包括精神利益，如集体自尊？！

再说，一直存在的文明冲突或差异、跨文化沟通的心理隔阂或距离、“冷战”结束后的意识形态屏障或争论，应该也是新闻人需要关注的背景问题，更何况事实究竟如何（抵制者为何抵制、被抵制者是否冤枉）是更多公众想让新闻人帮弄清的紧迫问题。这些问题的聚焦与探究，恰恰需要新闻人理性彰显：国际视野，专业调查，持平议论。

不管是记者还是评论员，如果把对公众的谆谆教导放在探究真相和评述事实之前甚至以前者替代后者，那就是借助媒体权威的狐假虎威与所谓启迪民智的自我膨胀。一旦具备政客人格，为“大局”讳、为“理性”讳而忽略、扭曲事实甚至故作惊人之语，身处体制之内的新闻人就可能成为王小波、布尔迪厄嘲讽的专擅明辨是非、敢于评价一切的“媒体知识分子”。

国情不同，我不敢挑动新闻人和新闻官的对立；即使在美国，媒体和政府的关系问题也被哥伦比亚大学的丹尼斯和密苏里大学的梅里尔列入媒介论争的重大问题，但我还是要引用美国国务院组织编写的新闻官手册的几句话——手册一面承认新闻官和新闻人“应该相互尊重并且意识到两者之间有天然的关联”，但更强调“新闻官不应该期望自己成为记者的朋友或是敌人。记者应该是政府及其行为和计划的中立观察者。在民主社会中，媒体和政府是不能成为合作伙伴的。他们是天生的、必须各尽其职的对手”。

说说容易。

即使在美国，伟大如电视主持人祖师爷的爱德华•默罗，一样难免新闻人和新闻官的角色冲突与尴尬。佩服他面对德军轰炸时在伦敦的现场报道（“听，这猛烈的、冷酷的爆炸声”），佩服他面对麦卡锡迫害的仗义执言（“我们不应该被恐惧驱使而走向一个没有理性的时代”），佩服他对广播电视节目的自我批判（“通过这些黑白或彩色的记录，可以看到我们的颓废和逃避现实的种种表现”）——可他后来竭力阻止自己倾注了大量心力的得意之作、揭露美国农业季节工悲惨生活的纪录片《可耻的收获》播出，因为这时候他已经接受肯尼迪的任命，当了美国新闻总署署长。他的传记作者满心同情地写道：“默罗的记者天性是要报道事实真相，这一点与他的官方角色是冲突的，因为有时候事实真相会有损美国形象”。去职后仅一年多，他脑瘤去世。

再想到2006年，福克斯的名嘴、放言批评政要的托尼•斯诺应召做了小布什的新闻官，其间的约束与艰辛，让身患癌症的他如何消受？

虽然从政年代相距四十年，但共同的爱好——中国话叫“做帝王师”，为高层出谋划策甚至捉刀代笔——使两位名嘴从后台走到前台。

曾居中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今天大概有了重返话语场之感，但如果想寻找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幻象，恐怕只能去做“帝王师”，因为今天的话语场已是无中心的广场，更不是庙堂，这里众声喧哗，人人是王——自己的王。如今的公众，特别是八0后、九0后，他们是一事一议的行动者而不是包打天下的革命者，如果动辄以“红卫兵”、“红小兵”视之，只能说贴标签者自己尚未走出文革、走出萨特，弄不好，还成了福柯最瞧不起的阻碍公众表达意见的所谓“公众良心代言人”。体制内的新闻人，如果还想跻身知识分子，先要把自己当成公民而不是教官，同时恪守专业本分——敬畏事实，客观议论。

2008．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