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是萨松教授于2008 年6 月4 日在中国社科院马研院的演讲。本文指出, 讨论社会主义的含义, 有两种方法: 本质论和历史的方法。从历史的方法出发, 社会主义者由于在工业化国家和欠工业化国家所面临的任务不同, 奉行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社会主义。前者在19 世纪末区分了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 随着选举的胜利, 社民党逐渐放弃了其长期目标。社民党在欧洲取得胜利与后来失败的原因是相互关联的, 即把民族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管理者, 并成功地使其民主化, 而当资本主义从各个方面向全球扩张时, 这种国家为主导的战略就失效了。社会主义继续存在的唯一条件就是, 现实中的任何重要政治力量愿意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相联系。
关键词: 20 世纪； 欧洲；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人们如果要讨论社会主义的含义, 就会面临两个相互区别, 但又不是不相容的方法: 本质论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
本质论方法的根据是马克斯·韦伯的原则, 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理想类型, 是从社会主义者的理想或行动中推导出来的。一旦这个概念构建起来, 就会用于评判历史上具体的政治组织及其积极分子和思想家, 并评估这些组织符合理想类型的程度, 以及这些组织为什么及何时分裂, 还对例外行为进行说明。这种方法给人很大的启发, 仍然被广泛接受和运用, 即使其理论的严密性十分令人怀疑, 因为这种界定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特征的某种任意选择之上的。
这种方法还有另外的缺陷: 如果严格遵循这种方法, 就不能说明历史的变迁。一旦理想类型被确定, 新的因素就不易加入理想类型中。但是, 社会毕竟在不断向前发展。
因此当某些新事物出现时, 如修正主义者的阐释, 人们所必须做的就是把理想类型提升到可操作的层面, 如果必要, 去掉不再适合的部分, 并加入新的东西。于是, 社会主义的概念被更新, 能够继续有效, 并包含了各种新含义。相反, 社会学家可以捍卫原有的理想类型, 宣称新的修正不符合理想类型, 于是宣布社会主义死了。这样, 他们维持了“社会主义” (即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 的生命, 把其身体置于生命维持机之上,等待更好时机的到来。这种现代化者与理想类型坚守者之间的冲突成为了政治运动的常态, 特别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其中至关重要---正如社会主义和宗教运动一样。
从上面的评论可知, 很明显, 我赞同第二种方法, 即历史的方法, 尽管这种方法也存在问题。这里并不需要对社会主义进行界定: 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者所做的。我也不能作出预测: 社会主义的死亡, 就像封建主义的死亡一样, 只能在社会主义获得普遍认可, 并不再引起争论, 也就是再没有社会主义左派之时, 才能宣布。
正如所有历史相对论的叙述一样, 历史的方法永远存在着落入决定论的危险: 所发生的一切必须发生。意识到这一点很有用, 而且也要注意, 在确定的环境中, 事物可能会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实际上,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尽管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于工业社会早期, 并随其发展而发展, 但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工业社会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过去、现在, 以及完全有可能将来的工业社会中并不存在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同样, 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可能存在于某些刚刚工业化的社会中。
两种社会主义
20 世纪初的欧洲, 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所赞同的马克思理论认为, 社会主义是事物的一种状态, 将会战胜资本主义。这些社会主义者也意识到, 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资本主义社会, 如美国并没有社会主义运动, 而且最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 如英国, 拥有强大的工会, 但社会主义政党仅处在萌芽阶段。相反, 欧洲某些仍然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 如意大利和芬兰, 拥有相当强大, 并获得选举胜利的社会主义政党。
俄罗斯的西化派认为, 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是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 因为只有资本主义能够为社会主义铺平道路。亲斯拉夫派则认为, 俄罗斯将能够跳过西方式的资本主义, 而且, 根据俄罗斯农村公社所包含的原则, 俄罗斯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各种不公正。
西化派和亲斯拉夫派逐渐达成了显著的共识: 俄罗斯社会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问题。问题在于, 这个任务是应该留给资本主义者自己解决呢, 还是应该直接由社会主义者来承担。持后一种观点的人接受了这种主张, 即为了取得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工业化成功, 工业化必须由国家控制, 但这并不是说, 国家必须拥有生产资料。各种可能性仍然存在: 国家可以用显然不能够行使其历史使命的资本家阶级来代替自己；同样, 国家还可以鼓励资本家, 并帮助他们使该国完成工业化； 或者, 国家可以激励某些领域的企业家, 例如在农业或在新的和利害关系小的领域； 或者国家可以向管理准市场的经理阶级提供经济鼓励, 即使准市场中私有制已经被取消。国家与市场适当混合决不是一个能够一劳永逸解决的问题, 也当然不是仅与十月革命有关的问题。毕竟, 俄罗斯随后的大部分历史, 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再到斯大林的五年计划, 以及20 世纪60 、70 年代有限而不恰当的经济改革, 都可以看作是有关市场与政治之间关系的争论。
这种社会主义, 或者说发展社会主义, 可以描述为一种现代化或发展的意识形态。尽管其最终目标是社会主义社会, 但其实际的任务是发展工业化社会, 其条件是如果社会主义者不这样做, 没有人会这样做(国家就会停滞) 或者外国人就会这样做(国家就会变成殖民地) 。这种社会主义---人们试图界定为建立资本的社会主义---或多或少地与共产主义及其各种各样的国家社会主义相重合。
我这里关注的是另一种社会主义, 即被视为管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其任务并不是发展工业化社会, 而是管制工业化社会。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任务。社会民主主义者只有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完成之时才上台执政, 并不像共产主义者上台执政那样, 经常面临着使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共产主义者必须发展工业化社会, 社会民主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 则必须管理工业化社会。共产主义者在欠发达社会中占优势, 社会主义者则在发达市场经济体制中占优势。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历史学家所面临的一个矛盾是, 管理市场社会并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 尽管这是社会主义者最终所要做的。在19 世纪末, 社会主义者区分了最终目标和中短期要求。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 含混地界定为取消私有制和社会阶级。短期要求则变化多样, 但是总体上, 他们的目标是取得三项成果: 第一是使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化, 第二是管制劳动市场(如八小时工作日) , 第三是劳动再生产成本如免费医疗、养老和国家保险---所有本来由工人个体所承受的成本---社会化。第三个目标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福利国家。
这种政治所包含的价值观是平等、社会团结和建立最低生活标准。如果所有的公民都具有平等的地位, 他们所有人(包括妇女) 必须投票, 必须被平等对待, 具有相同的权利。疾病、失业和退休将由集中管理的共同基金来保证。体面生活的最低标准并不能由受市场专断的市民社会领域来决定, 而应成为政治问题。国家将被要求强化保护制度, 如果让市场力量来决定的话, 保护制度将不存在或将以最基本的形式存在。这就是把工作条件置于国家管制之下的基础: 医疗和保障程序将被强化和强制实施, 并对工作时间进行限制。为了迫使国家这样做, 就必须使其民主化, 使国家摆脱统治阶级的完全控制。
社会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更坚定地捍卫个人的民主权利。但是, 在追求其第二个目标时, 即管制工作时间, 更普遍的是管制工作条件时, 社会主义者明显采取了集体主义者的立场。资本家与工人的契约关系是一种个人对个人的契约关系。作为契约工资的交换, 每个个体工人在确定的条件和工作时间下, 承担确定的工作---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称之为“形式上”的平等, 契约关系掩盖了权力上巨大的不平等。
工会的形成是一种集体矫正这种不平等权力的方式。它们成功的机会取决于各种因素, 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存在阻碍他们有效行动的合法障碍。当涉及政治上强制执行最低标准时, 工会就支持运用国家权力阻止企业家以牺牲工人的利益进行竞争。
第三个目标, 即建立后来所谓的福利国家, 需要使某些工人阶级再生产的成本社会化。集体税收基金(中间阶级认为不成比例地作出了贡献) 或者强制从资本家那里抽取的资金, 会用于帮助支付养老金、国家保险和医疗支出。这将明显有利于工人及其家庭, 但也让企业家们降低了工人工资。尽管工资对于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来说是必要的,但非工资福利的发展意味着货币工资(与实际收入相对) 就会比没有其他福利情况下的工资低。
各国成功实现这些目标的情况各不相同, 大部分取决于两大对立阶级---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相对力量, 经济的富裕程度, 土地贵族利益的权力和统治地位, 盛行的政治风气, 教会的立场等。例如, 在世纪之交, 美国经济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 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工人造成了工人之间的分裂, 难以形成具有政治倾向的强大工会, 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某些资本家能够选择高工资战略(福特主义) 。
英国则走了不同的道路。19 世纪时, 其工人阶级数量庞大, 并很好地组织起来,还具有长期斗争的历史, 以至于没有一个主流政党敢于忽略工人的力量。结果是, 在19 世纪后半叶, 在社会民主主义找到出路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党之前, 自由党和保守党相互竞争工人阶级的支持, 并把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诸多方面纳入了自己的纲领中。这有效地在英国延迟了如德国社民党一样的大型社会主义政党的形成和发展。在欧洲大陆, 类似的共同选择过程正在进行: 国家需要采纳来自下层阶级的要求, 并采取德国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由俾斯麦创立, 并得到社会主义领袖斐迪南·拉萨尔支持的形式。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政党处于这一运动的前线, 最终, 以教会为基础的政党也加入了进来。
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与国家
在20 世纪之初, 社会民主主义中期纲领中的三个主要方面可以在其他政党的纲领中以某些形式出现。人们不再可能如同以前那样, 在社会主义者与非社会主义者之间根据现实政策来划定明显而永久的界线。
当然, 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社会主义者仍然忠实于长期目标, 即实现后资本主义社会, 具有一套独特的象征, 以更为激进的方式提出他们的要求, 追求并探索诸如政治罢工之类的新的斗争形式, 仍然反对公开与其他政党合作, 宣称反对教权主义---除了英国之外。
反社会主义力量持续不断地试图容纳社会主义的要求, 这显示了社会主义者的胜利和他们塑造并影响政治发展的能力。但是, 这也使社会主义者不可能构建一种充分具有说服力的社会主义政策。
民主的扩大, 福利国家的建立, 工作时间的控制, 都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政策。但是人们总能够发现, 非社会主义政党也提出并实施类似的要求, 无论他们是右翼、中间、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基督教或民族主义政党。从一开始, “社会主义”就并不是社会主义者的特权。
的确, 社会主义者在其日常实践中, 不得不修改其要求, 接受妥协, 但是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亦然。改良主义取得了胜利。
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胜利, 同其他所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胜利一样, 在于它并没有垄断其所代表的一切。从政治上说, 胜利在于确保人们所视为正常或适合或可能的一切, 成为共同的态度, 即整个国家的共同特征。但是, 为了实现这一点, 社会主义者必须详细地提出这些要求, 并脱离与之相伴的完整意识形态(象征符号和语言) 。这只有在意识形态价值与实际政策之间的联系变得模糊而松散之时才能够实现。这恰恰是因为, 支持适当的养老金政策而不追求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么, 适当的养老金政策也能够由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来提出。
提出社会主义的政策, 作为一种政治纲领, 与其他政党的纲领部分重合, 这将有助于强调长期目标与所使用的象征符号及特定阶级权利的重要性。社会主义政党, 同其他政党一样, 必然进入各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 他们提出现实的纲领, 能够尽可能多地吸引大众； 另一方面, 他们强调完全独特的东西。他们知道成功的政策可能被效仿, 受欢迎的要求可能被其他政党接受。为了避免支持力量可能的分散, 社会主义者把自己表现为真正的改革拥护者。同时, 他们强调, 这些改革本身并不是目标而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步骤---那时, 这些改革就不再是必须的, 因为各种社会问题都已消除了。因此, 对最终目标的坚持不仅是吸引知识分子和其他具有千禧年愿望的人的一种手段, 而且还是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 强化了表面上似乎是有限的改革的吸引力。
争取民主与争取福利国家和管制工作时间的斗争, 也导致了20 世纪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 国家社会主义。在整个19 世纪, 社会主义者处于反对立场, 该运动刚开始出现时, 社会主义是反对国家的。原因十分明显: 国家,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来说, 是资产阶级国家。它剥夺了工人投票权, 其所制定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偏向于企业家、贵族和中间阶级, 而不是工人。社会主义者反国家的立场具有某些实际表现。
渐渐地, 最初在20 世纪初是谨慎地,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公开地, 二战之后则是显著地, 社会主义者逐渐承认, 要实现先前政治纲领的三个组成部分---民主、福利和对劳动市场的管制, 国家是可获得的最好武器。
对国家的支持成为实现社会主义中短期目标的工具。随着这些目标变得越来越重要, 以及随着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最终目标进一步后推到未来, 社会主义者对国家的忠诚增加了。普选权使国家更善于接受公民的要求, 也使社会主义者能够通过“夺取国家机器”来获取政治权力。这有利于对工作时间的管制, 并实现生产与再生产的某些成本社会化, 从而改变了工业社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最初, 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是在能够替代资本主义之前控制它。他们所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能够管理资本主义。而且社会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其他实际的共识领域。一战前的社会主义者,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 都没有想过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应该如何组织的问题, 社会主义政党对此非常沉默, 或诉诸于含混的概括, 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知识分子没有帮助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不知何故认为, 社会主义经济将自己运行, 将是对“各种事物的管理”。列宁提出, 厨师也能够管理国家。考茨基, 同当时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样, 简单地认为, 这个问题只有当资本主义获得充分发展, 而且工人阶级获得出众的文化和智识之时, 才能够解决。伯恩施坦, 正如他不止一次宣称的那样, 对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太感兴趣, 而是偏好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争取改善工人阶级条件的斗争。他并提出没有建立大型公共部门或国有化经济的计划。
战争改变了问题, 不仅对于社会主义者产生了影响。政治上, 战争打破了所有参战国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政党的孤立, 因为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把“捍卫”他们的国家置于国际团结之上。在经济问题上, 国家被迫以前所未有的程度管理经济, 管制劳动市场、生产和分配。管理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牢牢扎根于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议事日程之中。
沙皇俄国的崩溃以及接下来的军事溃败制造了一个权力真空, 使布尔什维克党人获得了权力。即使在当时, 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自然反应都不是取消私有制和建立计划经济。内战期间, 从上至下对经济的强制控制是由于战争环境的需要, 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设想。采纳“向后退”的新经济政策被视为是回到市场经济, 而不是预示着一种新的经济管理形式。20 世纪20 年代斯大林建立的计划机制并不是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必然产物(在其获得权力10 年之后!) , 而是激烈政治冲突的产物, 其中支持计划的一方战胜了支持渐进的反对者。换言之, 即使在苏联, 社会主义并不总是等同于取消市场的力量或国家对经济的垄断。
俄国革命的一个影响是把更为激进的干部从社会主义政党中分离出去, 组成了共产党。这就使社会主义政党更为自由地追求更为温和的政策, 类似于中间和中左政党。战前, 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毫无例外地接受这样的政治原则, 即他们决不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战争期间, 甚至战后, 这一原则被抛弃了。在20 世纪20 、30 年代, 社会主义者最终能够获得政治权力, 成立政府, 如在瑞典、法国、德国、英国和西班牙---他们总是与其他政党结成联盟。
政治民主现在得到捍卫, 不仅作为社会主义者政治斗争最好的政治外壳, 而且从根本上把他们与共产主义者区别开。但是, 社会主义者也受到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主要方面的影响, 即扩大国有化的重要性。
左右之间的渗透过程, 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并因1929 年的危机而继续并加速。自由主义者不再认为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大规模的失业动摇了德国, 威胁了法国和英国, 成为市场力量导致长期不稳定的证据。每个人都变成了干预主义者。
二战之后
二战后, 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成为西欧所有民主国家政权的主要竞争者。
福利原则和充分就业成为了国家政策, 盛行于西欧和诸如澳大利亚等社会主义政党强大的地区。公共部门在西欧得到扩大, 但公共部门的扩大与社会主义者力量之间几乎没有关系。战后国有化是在保守主义者(戴高乐主义) 、奥地利和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推动下出现的。欧洲国有部门最小的地区是社会民主党掌权的北欧国家。
当社会主义者在改革资本主义社会获得成功之时, 他们并不愿意取消现存的管制制度: 大规模公共部门、强大的中央银行、交易控制机制、复杂的补贴制度和地区政策、控制劳动市场的复杂机制等。这些受管制的领域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关系,并进一步降低了原来取消资本主义目标的重要性。实际上, 这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象征性的价值观。但是, 这种象征性的内容对大众的吸引力急剧下降了。与资本主义增长俱来的繁荣、充分就业的实现, 福利国家的保护机构和共产主义国家无力建立西方式的消费社会的现实, 这些几乎消除了先前存在的对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仇视。因此, 渐渐地并持续不断地, 左翼政党放弃了他们反资本主义的激进象征符号, 其转变的速度取决于不同的政治危机, 最终重要的是取决于选举兴衰。这种新修正主义过程在50 年代末加速了, 在选民普遍的冷漠中, 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与领袖之间出现了差距。
改良主义的胜利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能间接地提到其中一个理由: 左翼选民从未认真关心过取消资本主义的长期目标。他们对中期目标, 以及一般社会公正, 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领域的社会公正更加感兴趣。结果, 修正主义者, 即使他们在党内的影响十分微弱之时, 总是有相当多的选民追随。这不可能不对那些激进的积极分子产生影响, 他们希望其政党赢得选举胜利的机会最大化。但是, 修正主义的胜利还有其他原因。在几乎所有的例子中, 社会主义者仅能希望通过与中间政党组成联盟来获得政权。如果社会主义者坚持他们的反资本主义言辞和激进的再分配计划(这要求高水平的税收) , 那么这种与中间政党的协调一致将变得困难重重。
新修正主义者的挑战总是获得成功, 因为他们总是具有十分重要的优势: 他们的保守主义反对者(右翼政党) 和媒体, 以及支持他们的权力结构不遗余力地把激进左翼诬蔑为毫无希望的与现代社会现实脱节的分子。换言之, 现代修正主义具有所有中间立场所具有的优势: 他们能在两个战线上博弈。作为左翼的一部分, 他们能谴责资本主义的不公正； 作为中间派别的一部分, 他们能使自己与激进主义保持距离。
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成就及其失败。其成就在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从未在欧洲政治中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很明显, 天主教的欧洲如此(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和南部德国) , 那里, 主导的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总是采取传统主义的形式(天主教民主主义) 或民族主义的形式(戴高乐主义) 或极权的民粹主义形式(法西斯主义) 。新教的北欧也是如此, 那里农业党与社会民主党的统治积极进行合作。只有在英国, 自由放任思想的起源地, 自由市场的保守主义才在80 年代获得了相对主导的地位。但是, 即使在那里, 也只是因为有利于大党的选举制度、左翼和中间政党的内部混乱以及向传统的“一个民族”的保守主义后退,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才几乎是悄悄地获得了主导权。
社会民主主义主要的意识形态失败与其最初成功的某个原因相联系: 社会民主党正确地把国家确定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管理者, 成功地使其民主化, 并利用它。只要国家具有这样的地位, 社会民主党的战略就保持了其全部的一致性。但是当资本主义的各个方面向全球化的方向发展时, 这种国家为导向的战略开始步履维艰了。西方社会民主党与主要的共产党在政治的民族主义概念上保持一致, 并总是强化这一概念, 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福利、教育、民权) 限定在国家的领土边界内, 而资本主义却开始大步向全球迈进。
结 语
预测社会主义是否会有未来是一种无用功, 但许多才识广博的人却在令人惊奇地做着这种无用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 总是一个引发争论的问题。由于其确切的含义会引起无休止的重新界定和重新争论, 至少只要资本主义存在,该词就不可能具有确定的含义。社会主义唯一生存的条件是存在某种重要的准备把自己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政治力量。只要“社会主义”一词表示对资本主义任何形式的政治管制, 那么社会主义将会继续存在, 吓倒了一些人而安慰了另一些人, 经常垂死但又复兴, 是无休止争论的中心。
作为一种反资本主义力量的社会主义, 意图消除目前的社会经济安排, 建立替代性的社会秩序, 其中资源根据需要来分配, 几十年来已成为西欧一种停滞的力量。作为现代化力量的社会主义(具有共产主义外衣的社会主义) 宣称能够赶上资本主义社会, 却在过去20 年中完全溃败, 苏联的解体构成了这种失败最明显的例证。中国的发展以及共产党努力建立与资本主义的各种关系, 这进一步肯定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性失败。
在新世纪之初,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力量, 意图在市场机制之外, 根据社会公民权来对重要资源---如医疗、文化和教育等---进行公正的不排除任何人的分配, 这种社会主义仍然存在, 并没有失去支持。其最近获得的选举胜利可以视为大多数选民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承认, 即有必要与更为自信、更为强大、更加全球化的新资本主义进行某种重新谈判, 或许最好把这种重新谈判委托给政治力量。从历史上来说, 这种观念总是意味着对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怀疑。
仍然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所面临的困难是, 尽管他们需要资本主义及其所能产生的经济增长和繁荣, 但资本主义并不需要他们。资本主义社会能够以经济上可持续的方式组织起来, 仅对某些边缘群体提供最少的保护(如美国) , 或把福利责任转移给市民社会组织, 如大型企业、家庭和社会群体(如日本) 。这些其他模式, 特别是美国模式,利用每次危机重新变得十分强大的能力十分惊人, 具有成功的良好前景。由于社会主义领袖们及其追随者变得越来越不情愿把他们与社会主义一词相联系, 这种良好前景被极大地强化了。
这种不情愿的心态表明, 社会主义一词具有不可控的含义多元化, 以及社会主义者不能提出他们自己的关于该词的主导性含义。似乎他们接受, 社会主义的“主导性”含义是由其敌人给出的, 因其所谓的反自由主义, 反个人主义, 国家主义和教条主义, 助长效率低下, 压制积极主动等等, 而令社会主义一词蒙羞。
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能够长期存在, 如果其追随者羞于把自己与这种思想联系起来。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年第3期）（作者单位：英国伦敦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