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日，美国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社会学助理教授宋丽君（Lijun Song，宋本科和硕士均毕业于山东大学）在Social Science & Medicin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趣的论文《上层熟人——助力还是伤害？》（Does who you know in the positional hierarchy protect or hurt?）。在论文中，研究者利用中国（城市地区）和美国的数据以及标准国际社会-经济指数，以抑郁程度（对健康的影响）为因变量，“周边人的工作（社会地位）”为自变量，考察了社会学中常用来解释这二者关系的两种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与对照群体理论——的解释条件。结果是，这两种理论的解释力度受到文化背景（cultural contexts）的影响。研究者通过两个维度界定文化背景，一是“关系依赖维度”，二是“自我评估维度”。从关系依赖维度来看，在中国这样一个视“关系”重于“独立”的社会中，接触到高层人士的人抑郁程度更低（即更健康），在美国则没有这么强的效果。从自我评估维度来看，像中国这样看重“自我提升”的社会，人们更关注自己比高层人士差多少；而像美国这样看重“自我肯定”的社会，人们则更关注自己比低层人士强多少。在中国城市地区，宋惊奇地发现，认识高层人士反而会有损于精神健康。一般来说，中国是一个更看重关系的集体社会，所以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支持案例，而此次发现则指出对照群体即使在注重关系的集体社会中仍是一个很强烈的影响因子。美国的发现则更为有趣。在这里，认识高层人士同样会有损于精神健康，这与对照群体理论的解释一致。但是同时，如果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其“朋友圈”分处两极的话，那么他的情况又与社会资本理论的解释相一致——当他身边的人基本都强于他的时候，他的抑郁率更低；当他身边的人的社会地位都低于他的时候，他的抑郁率更高。这些发现表明这两种机制（理论）可以在一个单一社会共存，并且社会网络的社会经济地位状况对个人的精神健康的影响是混合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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