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陈序经，自然就联想到 “全盘西化论” 。当年这位提倡“文化学”的健将在文化论战时“非常之认真，凡他认为稍与他不同的，他全不肯马马虎虎收为同志”，即使胡适等人明确认同他的主张，他终觉得他们“还不够彻底”（张佛泉语）。不过，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宽泛的渊博学者，陈序经在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诸多领域均卓有建树，并非仅以“偏激主张”留名后世。
1903年陈序经出生于海南文昌一个华侨之家，少年时曾随其父两度侨居新加坡。文昌县亦是前不久去世的宋美龄的故里，这里还涌现出张云逸等一批中共高级将领。据当地人讲，文昌属沙土地质，农产品甚少，人们大多外出谋生，主要流向南洋一带。陈序经的父亲经商致富，供子读书，叮嘱其“学成一不参政，二不经商，以学报国”。因而陈序经复旦大学毕业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又到德国深造后，即返国从事高等教育，先后在岭南、南开、西南联大、中山、暨南等大学任教。他曾出任岭南大学和暨南大学的校长，而以任职南开大学时间最久，先后担任南开经济研究所所长、教务长和副校长等职。
陈序经一生勤奋治学，常以“刻苦耐劳”四字自励励人，即使承担繁剧的校务管理，也始终不废治学著述。据其子女忆述：他习惯凌晨四时起身写作，待天光大亮，便夹起公文包上班，许多著作就是这样夙兴夜寐而完成。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陆续出版《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国文化史略》、《南洋与中国》、《暹罗与中国》、《越南问题》、《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评议》、《文化学概观》、《社会学的起源》、《蛋民的研究》及《大学教育论文集》等10余部专著，并发表大量论文。五十年代以后，他专心于东南亚古史和民族史研究，先后撰成《东南亚古史研究》八种计110万字和《匈奴史稿》约90余万字，以及补记西双版纳历史的《泐史漫笔》等书稿。陈序经治学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既能在书房做静态文本研讨，又能进行“田野工作”的动态实地考察，他曾深入河北定县、广东顺德及南洋各地作社会调查，采集实地素材，充实研究内涵；二是始终关注社会贫弱群体的命运和问题，从他1925年发表《贫穷之研究》一文到1957年在《人民日报》撰文呼吁《华南水上居民需要特别加以照顾》，以及对世居水上的“蛋民”若干史事的订误、对东南亚华侨苦境的关爱，无不说明此点。陈序经秉承庭训，矢志教育和学术，对来自官方的“垂爱”淡然处之。在西南联大，教育当局要求院长以上人员均加入国民党，担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明确表态：宁可不做院长，也不加入国民党。1945年他自美国讲学归来，返抵重庆，行政院长宋子文鉴于他对暹罗素有研究，当面提出请他担任驻泰国大使，陈序经以“不改行”为由，笑而却之。
晚年陈序经曾不无自豪地追忆，是他引发了三、四十年代思想文化界的三次论争：中西文化论争、乡村建设问题论争和关于大学发展规划的论争。纵使该说法多少有些夸张，却也反映了他介入这些思想“前沿”的深度。应当说，陈序经身上有着古人所谓“众人诺诺，一士谔谔”的敢言的风骨。1932年，初涉学界的青年陈序经面对国民党元老、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邹鲁和自己所在的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等广东教育界人士欲裁撤文科、向职业教育倾斜的强势局面，大胆提出反对意见，申述大学人文学科的不可替代性，无所畏惧地遏止“教育专家们的偏颇”。1947年，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提出一个发展大学教育的“十年计划”，其主旨是由政府重点资助5所国立大学使之尽快跻身一流行列。该提议得到蒋介石、张群和朱家骅等权要的首肯。陈序经对此大不以为然，他接连撰文与胡适公开辩难：“若说胡先生这个计划，曾得了蒋主席、张院长以至朱部长的赞同，而遂可以谓为公论，这也是一个错误”，他们的态度“只能说是政府的言论，而非社会的公论。”他进而指出：“专仰政府的鼻息，以讲求学术独立，从学术的立场来看，是一件致命伤的事情”。陈序经的这一观念，到了1957年“鸣放”时仍有显现：他于6月间在《南方日报》发表《我的几点意见》，批评当时学校生活政治化现象，坚持认为“学术并不等于政治”，不可将“搞政治运动的经验，硬套到高等学校上去”。他主张学校应按教育规范进行管理。陈序经固守他的教育理念，敢于直言，却能避免稍后那场“灾难”，不能不说尚属幸运。
当然，随着时代变化，晚年陈序经在一些方面也有所更张。即如其早年持之甚坚的“全盘西化论”也出现了“松动”迹象。五十年代初，一位同事曾热心相劝：何不用马列主义观点检视一下全盘西化论？其后，陈序经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写成《思想批判》一文，追述道：“当时我淡然置之，一笑了事。我心里暗想，我对于这个问题久已不谈，他何以旧事重提？……我以为全盘西化的内容，知道最多的是我自己，他人未必那么深刻去了解我的主张。”可见那时他还未放弃这一主张。六十年代初，香港《大公报》副主编到广州组稿，与陈序经等人在梁宗岱宅聚谈，席间友人笑问陈序经：校长还想全盘西化吗？陈回答：“当时提倡全盘西化很片面，不切实际的，外国好的东西只有结合我国实情才能为我所用。”人们或许怀疑此乃外部环境使然。不过，陈序经“晚年变法”，致力于东南亚古史和匈奴史的研究，已明确认识到：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与一个民族固有的文化底色相关联，文化的吸纳原本包含自主或非自主意识的筛选过程。从而使他逐渐放弃了“文化不可分”观点，而这恰是“全盘西化论”的理论基础所在。思想从来就是特定环境和时间的产物，时移势易，发生某些变异，不足为奇。
作为出色的大学管理者，陈序经赢得世人的尊重和赞誉。1948年，他受命代理岭南大学校长，由于他的积极奔走和努力，在那个特殊时期，为学校邀聘到陈寅恪、姜立夫、吴大业、陶葆楷、司徒展等一批一流学者和专家，嗣后“院系调整”，岭南并入中山大学，这些学者随即成为中大各学科的带头人。陈序经是新中国首批一级教授，1956年就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当时担任广东党政主要负责人的陶铸赴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时，总理问道：“广东有位最善于团结高级知识分子、能聘到一级教授的教育家，你知道是谁吗？”陶铸一时语塞，总理叮嘱说：“你要向陈序经请教，向他学习一点知人善任的好作风。”此后，陶铸与陈序经结为莫逆之交，1962年底，陶铸卸去兼任的暨南大学校长一职，请陈序经继任。在一年半的任期里，陈序经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提高教学和学术水平，二是建设校园。他认为治学和管理都要有“优容雅量”，曾经亲自登门慰问暨大每一位教授，同时，对来校探访的侨生家长也亲自接待，关怀备至。他平易近人，从不摆校长架子，每每清晨乘小车远道来校，途中遇有本校人员，必定招呼上车，以至校长的专用车被称作“小巴士”。“位高誉隆”之后，仍能保持平民心态，不失书生本色，陈序经委实做到了这一点，诚属可贵。
陈序经一生似乎注定要在穗、津两地循环。1934年他应聘来南开，是怀着欢愉的心情：向往北方的人文环境，亲近《独立评论》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而1964年的奉命调往南开，虽是回归旧地，却显得十分勉强和无奈，尽管被委以副校长，然“山雨欲来风满楼”，已难有作为。“文革”开始后，陈序经无可避免地受到迫害，1967年2月因心脏病突发猝然去世，时年64岁。在他的百年冥诞之际，津、穗两地举办活动，追念这位杰出而又平实的学者。陈序经勤奋治学，贴近现实问题，具有独立的学术品格和勇于直言的风骨，有的研究者视其为“文化自由主义者”。.然而与许多人不同的是，他从不以“精英”自居，始终抱持平民情怀，表现出一种难得的品质，而这恰是当今许多知识分子正在缺失的应有的资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