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演化动态
2008年的中国经济，可谓是白云苍狗、风云变幻、跌荡起伏。上半年，基于对通胀率可能继续攀高的宏观经济形势判断，决策层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再收紧。从货币政策上来说，2007年下半年，央行就6次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并6次加息。在此基础上，2008年上半年，央行又接连6次提高了银行准备金率，以至到2008年6月25日，银行准备金率已高达17.5%。在财政政策方面，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政府决策层也实际上采取了一种连续“调控”和“降温”的紧缩政策，其表现是，在2007年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共盈余了1650亿元的基础上，2008年1到6月份，政府的财政盈余又高达1.19多万亿元。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上来说，在一年时间内有1.35多万亿的财政剩余，这对中国宏观经济“降温”乃至增速“下滑”，无疑起了切实有效的作用，而这一点目前至今还不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注意。
除了上半年政府决策层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步步从紧外，国际经济环境也风起云涌，诡谲多变。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已，一波又一波的金融风暴，对全球经济不断产生巨大的负面冲击。据有关国际机构估算，从2007年10月15日到2008年11月10日，全球金融市场已经蒸发掉了29万亿美元的资产。这个数字超过了美国、日本、德国、中国、英国、法国这6个大国2007年GDP的总和，接近2007年全世界60万亿美元GDP的一半。在一波又一波的全球金融恐慌的冲击下，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2008年接踵步入了经济衰退。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速下滑乃至衰退，对目前已经具有很高外贸依存度的中国出口不断产生一些负面影响。2008年1至10月，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为21886.7亿美元，增长24.4%，应该说仍是一个很高的增长速率。然而，自9月份以来，中国的外贸出口逐月下降，9月份增长21.4%，10月份的增速则下降到17.6%。按照海关最新的统计数据，到了11月份，中国的外贸出口出现了自2001年6月份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较上年同期下滑了2.2%。或许更令人担忧的是，2008年11月份，中国的进口额较上年同期下滑了17.9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12月16日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11月份我国发电量同比下降9.6%，创历史最大月度降幅。此前10月份，发电量出现4.65%的负增长，为10年来首次出现单月负增长。发电量的迅速减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国内工业生产增速大幅减缓，从而导致市场对能源需求大大降低。上述数字均充分显示，中国宏观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增速下滑的通道。
2008年上半年决策层的货币政策不断从紧，股市“跌跌不休”，加重了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融资的困难。人民币接连升值，国际环境不断恶化，使从事外贸出口的中国企业成本攀高、订单减少，从而经营更加步履维艰。在此内外经济环境均有些险恶的情况下，企业税负却不断加重。按照财政部的统计数字，2008年上半年，中国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了41.5%。企业税负的不断增加，对面临人民币升值、货币政策从紧，资金链短缺和劳动成本增加的中国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此情况下，珠三角、长三角以及其它地区大量民营企业关停和倒闭，就不奇怪了。
2008年下半年以来外贸出口的逐月下滑，大批中小以及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停产或倒闭，自然会进一步对企业家的经营信心产生很大负面影响。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月报，中国企业家信心指数已经从2007第一季度前后的140上下的高位，跌落到2008年的第三季度的123.8。尤其是在2008年第三季度，各行业企业家信心指数全线回落，分别比二季度和上年同期回落11．0和19．2点。其中，房地产业企业家信心指数为仅96．4，比二季度回落22．0点，回落最为明显；制造业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19．3，也比二季度回落了13.6点。企业家信心指数的迅速下跌，自然意味着企业投资欲望的锐减，从而导致推动经济增长的四架发动机之一（其它三架居民家庭消费需求、政府购买和投资，以及为外贸出口）的企业投资动力严重不足，以致近乎“熄火”。
2008年以来，中国股市一路下跌，上证指数从2007年10月16日的最高点6124．04点的高位，一路“跌跌不止”，一度在2008年10月28日跌至1664.93点。据统计，中国金融资产到2008年的10月份已经缩水高达24.6万亿，这又差不多相当于2007年中国的GDP的总量。居民手中金融财富的大幅度缩水，自然会通过财富效应影响到中国家庭的消费需求，并直接对居民家庭购置房地产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欲望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在此情况下，我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也一路下滑，从2007年11份的本来就不甚高的97一路下跌到2008年第三季度的93.8。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下滑，自然又显示了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架发动机居民家庭消费更加动力不足。
国内家庭消费需求持续下滑，企业家信心指数下挫，加上上半年政府1.19万多亿的财政盈余（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政府投资和政府购买方面的巨额紧缩），这种宏观环境和走势所导致的一个自然和必然结果就是中国的内需持续下滑。国内内需不断下滑，加上2007年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和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所带来的全球经济放缓，这诸多负面因素综合到一起，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由此看来，自9月份以来，中国GDP增速逐月下滑，现在看来应该不是件什么难以理解的事。
这里不得不指出的是，尽管在今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中已经是暗流汹涌，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又可谓是风起云涌、诡谲多变，然而，直到2008年的7到8月份，许多处在决策层的中国经济学家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滑的多负面因素正在不断积累和积聚这一事实，因而仍然坚持并主张把控制通胀率作为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和首要选项。然而，到了8月份，在各种负面消息不断传出、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乃至急速下滑已经显露一些端倪的情况下，决策层的宏观经济政策才来了一个180度的急转弯，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巨额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随即骤然推出，接着，大幅度降息等宽松的货币政策又连连出台。在11月上旬，中央政府又提出了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各地方政府有层层加码，以求保持和提高本省经济增长速度，以至24个省市刺激经济的计划投资总量高达18万亿。站在2008年岁末，回首近一两年来的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的物换星移和决策层宏观政策选项上的云翻雨覆、大落大起，真可谓是令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
了解了过去一年中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动态变化的环境因素和政策选项演变的轨迹，自然会对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滑不会感到意外了，从而对数万亿乃至十几万亿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该如何投放以及其预计效果有些基本判断了。
除了上述政策变量演变轨迹外，必须认识到，在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上，有一个显见的事实：经过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中国经济体内部出现了自1998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过剩。譬如，2007年，中国的钢产量已经达到4.89亿吨，比日本、美国、俄罗斯和印度的总和还多，已经占世界钢产量的40%。中国的水泥产量在2007年也达到13.5亿吨，占世界水泥生产总量的大约一半。煤炭产量中国在2008年也高达25.23亿吨，亦占全世界煤炭产量约60亿吨的42%以上。尽管在去年中国在高质优质钢材和煤炭中国去年仍然进口，但许多研究均表明，中国目前的低质量粗钢材和大部分地区煤炭生产能力已经过剩。这几年经济高速增长，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水泥。但整个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方面一出现不景气，巨大的水泥生产能力过剩也很快地昭显出来了。除了这些关系到国际民生和整个宏观经济基础产业外，中国制造业也绝大多数产业在过去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也基本上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包括化工、家电、纺织、汽车、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行业。譬如，目前中国的汽车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已经高达年产量1200万辆，但据估计目前每年大致只能销售800－850万辆。在过去内需疲软的情况下，中国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大规模生产能力过剩，为多年来持续和强劲的外贸出口增长所缓解了。然而，在目前全世界经济放缓和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制造业的大范围、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极其明显地凸现出来。在此格局中，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过剩渐渐失去了向外“泄洪”的流出口，未来的中国经济能否保持一个相对高的速率继续增长，或言能否保持宏观经济增速不至于急剧下滑，关键就在于在于如何“向内”来启动内需“消化”了。
（2）中国大规模生产能力过剩条件下如何才能启动内需？
如何才能启动国内需求，从而消化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从而保持宏观经济增速不致急速下滑？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内需（即“国内需求”）有三个要素，因而，要启动内需，也要从三个方面分别有所动作：第一政府财政购买和政府投资；第二，企业投资；第三，家庭消费。这三个方面，无疑都与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密不可分。
首先，今年11月上旬，中央政府决策层推出高达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的计划，各级地方政府又在加码配套加入这刺激各地经济增长的宏大计划。根据对目前已公布投资计划的24个省市的合算，全国投资计划总额已经接近18万亿元。由此来看，在2009年和未来两三年中，拉动内需方面的政府购买和政府投资的动力似乎不会缺乏。然而，问题是：这4万亿乃至18万亿资金从何而来？又有多少能付诸实施？如果绝大部分投入基本建设或按发改委的意向投向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等9大“支柱产业”，又能在长期中拉动内需多少？在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中又会挤出多少民间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归根到底，这巨额的政府刺激经济的投资计划，有多少来自政府的财政预算？如果这样来追问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在2009年以及今后的数年中，政府投资方面能真正促动内需的，实际上在于在2009年以及今后数年中能有多少预算赤字，其它方面均是虚的。在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后，接近财政部的消息人士透漏，2009年财政预算赤字总规模将创纪录地达到5000亿元。如果这一消息时真实的，这5000亿在短期内对拉动中国的内需会产生切实的影响。
其次，要想拉动内需，单靠政府购买和政府公共投资增加这一个刺激经济增长的因素“唱独角戏”显然不够，还必须大幅度地提高企业界、尤其是关系到经济增长的房地产行业和民营企业的企业家信心。在目前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和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尤其是出口需求持续减弱——的情况下，要提高企业家的信心指数，从而敢于投资和扩大生产规模，显然不是件容易事，2008年11月份决策层提出的数万亿刺激经济的计划，从目前来看对提升企业家信心指数收效甚微。在目前的格局下，由于中国企业实际上已经税负过重，合宜的政策选择是：与其通过高税收、高财政支出来拉动政府方面的高投资——从而实际上是政府替企业花钱，不如采取大幅度地降低企业各种税负，把资金留给企业自己去花、去投资。尤其是考虑到目前很多中国企业——尤其是许多民营中小企业——资金链短缺，经营困难，政府目前最适宜的政策选项，恐怕莫过于降低经营税、企业所得税以及其它各种税负了。只有企业税负真正减轻了，企业有盈利的预期和“理性计算”了，看出了赚钱的商机，企业家的信心指数才会提升，企业才会扩大投资和改进技术，进行产品更新换代和企业技术升级，从而才能真正启动企业投资扩张所引致的国内投资需求的增加。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无论政府在多大规模上采取赤字财政政策，也不管企业投资和扩张是否有新一轮的启动，但无论是从长期来讲，还是从短期来看，如果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继续疲软，在国内生产能力大规模过剩而世界经济又频临衰颓从而中国产品出口增长将进一步下滑的情况下，任何启动内需的政策都将会落空或收效甚微。换句话说，改变多年来国内居民和家庭消费持续疲软的状况，是拉动内需的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能否收效的最终决定因素。然而，现在问题是，如何才能改变居民消费需求多年持续不振的格局？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还在于弄清近些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居民消费需求一直不振现状及其原因。
从国际比较和当代中国经济的演变历史两方面来看，目前我国消费率均太低，而固定资产投资率太高，积累与消费比例已经严重失衡。按照当年价格计算，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5.4%，资本形成率为42.9%，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为42.8%。近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最终消费率却不断下降。按照商务部最近的统计数字，2007年，中国最终消费率只有36%左右，三年时间下降了19.4个百分点。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的平均消费率约77%（美国消费占GDP的份额为86％，德国为78％；日本为75％），固定资本形成率为23%。结果，2007年，我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1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40多个百分点。更令人感到有些怵目惊心的是，目前的中国消费率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比较也有相当大的差距；不仅低于过去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大跃进”之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对于这一点，美国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高级研究员拉德（Nicholas R. Lardy）曾在2008年10月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经济放慢脚步”文章中称：“中国的家庭消费支出在过去10年中增长较慢，现在仅占总产出值的三分之一略高，是全球所有国家中最低的。”
为什么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最终消费率——尤其是居民家庭的消费率——不断降低？这里大致有以下几个因素：
（1）最近几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超高速增长，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却不断下降。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低于同期的政府财力增长。譬如，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见图1）。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近些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中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已由2000年的51.4%降低为2007年的39.7%，7年中下降了11.7个百分点。在政府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近十几年来每年增幅大都超过20％）、企业利润率也有所攀高的同时，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结果自然是“国富民穷”。这是近些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的最根本原因。
（2）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从总体上来说各阶层和各地区居民的收入都增加了，但是由于我们现存的体制和制度原因，一些人在近些年的市场化过程中积累社会财富极其迅速，而大多数民众的收入增加速度相对而言比较缓慢，这就导致自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和社会财富占有中的差距不断拉大。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3，到1990年，就增加到0.35；到200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攀升到0.42。自2005年以来，来自国内机构和国际组织的数据均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在0.47以上，超过了美国、俄罗斯，更超过印度的0.36，已经接近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另外，按照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的一项研究，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 11.37倍，远远高于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的 5.52倍和菲律宾的9.11倍。中国的社会财富占有和社会收入分配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社会财富向直接掌握着权力以及与权力有关系的人们的手中快速积聚，就在我们的宏观经济格局乃至社会的基本安排上产生两个明显的后果：其一，由于富人过富和穷人太穷，就会出现“富人有钱无处花（消费），穷人有钱不敢花”的情形，从而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和长期经济增长乏力，—— 这正是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情形。近些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家庭消费一直疲软，这也应该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其二，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自然会加大低收入群体的不满，从而加剧社会冲突，如游行、罢工，乃至社会动乱。这无疑对实现政府所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在中国宏观经济放缓、企业倒闭、失业增加——尤其是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的现存格局中，这一问题显得更加突出了。
（3）即使低收入家庭收入增加了，大多数低收入家庭还是不敢消费，而是有限的钱存储起来？为什么是如此？把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体制改革不到位，导致大多数低收入家庭有钱不敢花，而是存起来以备生病、失业和支付子女教育方面的开支和其它不虞之需。从社保方面来看，按照一些国际组织的最近数据，发达国家用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一般在30%-50%，而几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仅11%-12%。另外不得不指出的是，尽管GDP猛涨，政府财政收入自1994年以来几乎每年都双倍于甚至三倍于GDP的增长，但在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直接维系民生的公共文化与公共卫生等财政投入却落在世界各国的末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新近数据，中国目前投入医疗的钱还不足GDP的1%，在196个国家的排名中排行第156。医保、社保不到位，政府投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也比较低，更影响了人们的消费和储蓄倾向。譬如，按照国家统计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所给出的数字，多年来，我国国家财政性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一直在3.0%以下徘徊，2005年仅为2.82%，2006年为3.0%。2007年，这一比例有所提高，达到了3.32%，但还远未达到政府前些年提出的在20世纪末要占GDP的4％的目标（见图2）。从全世界来看，目前全世界各国仅投在高等教育的经费就占GDP的平均值就为4.8%，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也为4.2%。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经费总投入比例实在是“少得可怜”。
图2. 中国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
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以及校办产业减免税等项。该指标反映了各级政府该年度内对教育的总支出情况。
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方面的投入不足，一方面导致全国各地个大学几乎普遍出现了巨额的负债，另一方面也致使高校对学生的收费在学校实际经费运营中的比例不断攀高。譬如，国内有研究发现，1995至2000年，中国高等教育政府投资占高等教育全部经费的比例，由70%下降到56%，而学生交费占高等教育全部经费的比例则由30%上升到44%。家庭个人培养子女上学——尤其是上大学——所需的费用大幅度增加，也自然会影响中国普通家庭的消费倾向，导致人们即使收入一时增加了，仅为为了子女的教育和上大学，也不敢花，而是不断存储起来，以应付一大笔子女的教育支出和各种不虞之需。
以上三个因素综合起作用，中国居民收入即使增加了，也不敢消费。最终所导致的结果是，居民家庭的消费率在近些年高速增长时期持续下滑，最终导致中国最终消费需求疲软。
理清了最终制约和决定国内总需求不足的最终消费需求疲软并多年来持续下降的原因，也就大致知道我们的经济体系和制度的问题症结之所在了。今年下半年以来，宏观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只不过把这些问题鲜明地暴露了出来而已。基于上述因素分析，笔者认为，在目前的宏观经济格局中，要启动内需，以确保中国经济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中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可持续的增长，关键就在于要根本调整我们的宏观政策基本导向，并相应地改革我们的财税体制和政治体制，解决以上制约国内最终消费不足的三个体制和政策导向上的深层次问题。只要彻底扭转了劳动者收入在国民经济份额持续下降的趋势，采取并真正贯彻了实实在在的“富民”政策，才能有望真正启动内需。
（3）如何才能激活中国家庭的居民消费需求较快增长？
根据上述导致近几年中国最终消费不断下降的三个因素，在“切实富民”和启动国内最终消费需求方面，目前看来大致也有三个可能的政策选项：
第一，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劳动收入税率和增加工资等多项政策选择，来较快地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尤其快速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尽快并迅速扭转劳动收入占GDP份额下降的趋势。在这方面，要学习日本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做法和经验，制定出鲜明的且切实有效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富民”计划。
第二，要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上做些文章，扭转并切实改进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在快速和较大程度上提高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收入的同时，要有意识地且大幅度地降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和份额，并通过推出一些财税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提高政府财政收支的透明度，加大人大代表对各级政府财政收支的监督，推行依法行政和阳光财政，从而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的渠道和可能。这将是改进中国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仍在不断拉大的根本之策。
第三，尽快推出能使全社会绝大多数城乡居民能得到真正实惠的医改方案，并投巨资加强社保体制的建设。譬如，在未来的财政预算支出和4万亿诸如此类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案中，要真正舍得切出一大块来来用于医改和社保方面的支出。在目前财政状况相对还比较宽余的情况下，与其花巨额资金来扶持生产能力已经大幅度过剩的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9大产业，与其把巨额资金投向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码头等已经相对宽余的——如果说还没达致过剩的程度的话——大型工程和设施的建设，不如在目前相对宽余的政府财政收入的情况下，把巨量资金投于医保、社保、教育以及科学、文化等公共服务部门，从而提高全国的医疗效率、教育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以及教科文卫的服务水平和效率。反过来说，只有医保、社保搞好了，普通家庭的子女的教育投资的私人花费相对减少了，人们才会对未来有确定的预期，才敢花钱，才敢消费。也只有这样，居民家庭消费和国内需求才会被真正撬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是可持续的，才会走向一个财富增加拉动消费、消费增长拉动投资、企业投资扩张推动整个经济增长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相反，如果把这4万亿乃至18万亿诸如此类的刺激经济增长巨额资金仍然投在什么9大产业和大型工程项目上，结果将会是内需依然拉动不起来，却加剧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过剩。这样做下去，即使在短期中保住了经济增长的速率，却把更多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推向未来，使我国经济在未来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和更长久的问题。
最后也必须指出，除了上述三个可考虑的宏观政策选项外，深化金融体制建设与改革，使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更加透明、规范和公正地运作，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保持股市稳定的增长，对拉动内需也有诸多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只有社会绝大多数人觉得手中的财富不断增加了，经济才会走向一个良性的循环。因为，只有当人们时时感到手中的金融资产和财富不断增加，并对未来有较为确定的预期，他们才敢花钱，才敢消费。由此来看，尽管股市的稳定和繁荣乍看来与内需没有直接作用，但在现代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千丝万缕地连接在一起从而人们手中的金融资产和货币资产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分不清的情况下，只有股市的持续繁荣，才会有持续的消费增加和持续的投资增长。从这个意义来说，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繁荣应该是实体部门的真实增长的先导和点火器。从这一视角来看，在实体部门经济步步趋冷的格局中，决策层应该采取实实在在的措施，推动股市、期货市场发展以及债券发行规模，并积极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从而通过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来提高人们的信心，来切实增加人们手中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财富。这样做了，会进一步促进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投资欲望，从而提高人们的信心，以促使整个经济尽快的复苏。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在目前国内宏观经济的基本格局和世界经济趋于衰颓的大环境中，要真正启动内需，要确保中国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的长期增长，在目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实施新的“减税计划”，大幅度地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负，并加大在医保、社保、城乡公共设施和其它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改变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以及再分配向政府倾斜、财富越来越向国家转移和集中的趋势，并要彻底改变积累率远远高于消费率现实格局，真正实现“让利于民”和“藏富于民”。只有这样，才能预期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逐步富裕的同时，要让全体国民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这样才能够彻底消除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所面临的内需不足的瓶颈问题。
2008-12-14初识于复旦，23日晚改定
（本文发表于《社会学家茶座》2009年第1期，页3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