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阅读选择
春节期间，我在绍兴家里过年。小年夜才到绍兴。对武汉新冠肺炎爆发和流行，我知道稍早些。早在除夕前几天，就听武汉的朋友们说一种新的类似SARS的病毒流行开了，说开始传播很快，死了好多人。故除夕前，心里就很沉重，也很担心。除夕春晚，看了几眼，感到极其难受。晚上又喝了些白酒，感觉胃里甚不舒服，故除夕夜不到9点就蒙头睡觉了。但在绍兴乡下的烟花爆竹声中，似乎一夜似睡非睡。好在去绍兴过年时，开车拉了一些书带回去，其中一本书是吴敬琏老师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一本是我的好友、同事，也是我们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的《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年前在北京开会期间，我曾抽半天时间，与朋友和学生一起去看望了吴敬琏老师，聊了大半个上午，获益良多。从北京回来，就读完了吴老师的这部著作。张军教授的《改变中国》，去年年底才出版。他这本书的新书发布会，本来邀请我发言评论的，但因为我去了牛津，没能参加。从牛津回来后，正好出版社约我写篇书评。我想，那就在绍兴今年过节几天，争取为吴敬琏老师和张军教授的书各写一篇书评吧！
年初一的一大早被烟花爆竹声吵醒，早晨5点多起来，就在书房中伏案写作。本来想为两本书各写一篇书评，但开始敲电脑键盘写作时，发现两部书几乎讨论一个问题：过去40年中国经济改革历程。于是突然萌生了一个奇怪想法：不妨这次尝试一下用一篇书评来评两本著作。还不知道之前有人这样做过吗？大年初一到初五，每天伏案十几个小时敲电脑键盘。初六回到上海家中，又被新冠疫情肆虐困在家里，也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总算到2月底写出了初稿。在写最近这篇书评时，信马由缰，看到什么写什么，越写越长，最后竟然写了一篇近5万字的书评，实际上等于自己也回顾了一下中国40年乃至新中国成立后70年的经济改革过程，我自己也写出了一本中国经济改革简史了。
在与吴敬琏老师和张军的书一同写书评时，我也阅读许多其他的著作，包括陆一仁兄刚出版的《无常的博弈：327国债期货事件始末》（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月出版）。尤其是读了美国经济学大师肯尼斯·阿罗1974年写的一本英文小册子，《组织的极限》（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肯尼斯·阿罗不愧为社会学选择理论的大师。这本书讲了许多人类社会制度运行和变迁的深刻思想，读来有醍醐灌顶的感觉。譬如，阿罗（Kenneth J. Arrow，1974, p.29）说：
“我以为，正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导致了历史上的诸多大灾难。这种对过去某一个目标的追求（commitment to a pastpurpose），在经验表明应该被废弃（reversed）的时候，反而强化了原初一致认同的目标。”
接着，阿罗这位当代社会选择理论的大师也告诫我们：
“理性和前瞻真的能够带来延迟和怀疑；同样，人们的良知、尊重他人，以及我们应当担心的对遥远和不可预见结果的模糊意识也会如此。真实信仰者在社会行动中往往更有效率。至于这种行动对与错，那是另外的问题。……这里并没有简单的结论，我也不想给出任何结论。在历史上有许多时刻，我们只是简单地必须行动。我们完全知道我们对诸多可能结果的无知，但是为了保持我们完全的理性，我们必须承担并不一定确定如此的行动的后果。我们须得总是在认识过去的错误和变化过程的可能性上保持开放的心态。”
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关节点上，重读当代经济学的泰斗肯尼斯·J·阿罗的这句话，感觉意味深长。
二、选择理由
读这些书，完全是一开始就打算在绍兴过节写书评的，即使是没有新冠肺炎流行肆虐，我也会在绍兴家里读这些书，写这篇书评。之所以选择在元旦和春节期间读吴敬琏老师和张军教授的书，是感到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走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关节点上。2018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年。当代中国历史，可以说前30年是中央计划经济的实验，后40年则是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前30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实验，是不成功的，也给全中国人民带了巨大的灾难。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到1978年，作为一个具有9.6亿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大国，中国的GDP总量只有3678.7亿元（按当时的美元汇率为2119亿美元，还不到现在一个上海浦东新区GDP的一半），人均GDP只有381元。在当时的9.6亿人口中，97.6%的中国人生活在联合国规定的贫困线之下。实际上，正是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吃不饱肚子且整个中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情况下，面对残酷的经济现实，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开启了经济改革之路和对外开放的大门。1978年后40年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获得了巨大成功，使中国走向了市场经济。随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近40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99万亿元，约合美元14.36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中国人均GDP刚超过1万美元。但是我自己觉得，无论是201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纪念，还是去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我们整个社会都没有认真地总结经验和教训，没有认真的回顾过去，并没有进行整体的理论反思。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所取得的成就是如此辉煌。但是，40年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怎么一步一步艰难的走过来的？现在许多年轻人，并不知晓，而只是享受市场改革的伟大成果。甚至许多在岗位的年轻一些的政府领导人，实际上他们既不真正知道前30年中国计划经济实验时期的一些做法和后果，更不知道“大跃进”和“文革”时期中国人所吃过的苦，受过的罪，甚至几千万人饿死于大饥荒。
实际上，目前在岗的很多人也并不是40年中国经济改革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许多参与和推动这场改革的领导人和经济学家目前有的已经去世，现在仍在世的也都退休进入了耄耋之年。对于生活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政府和经济部门的领导人、各行业各业的企业家、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一代经济学人，乃至哲学社会科学各界人士来说，过去中国经济改革的艰难历程和辉煌成就，却是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都是必须具备的知识。了解中国是如何从一个斯大林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走到今天我们这种独特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也对认识当下中国的经济体制，对把握未来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都是必须的。于是，我才决定放下最近几年的关于货币理论和货币制度史的研究，伏案月余，读前面提到的两部如此重要的书，且随即写出这篇几万字的改革简史来。等写完这篇书评，我就回到自己的专业，专门读各国的货币制度方面的文献了。
三、阅读启发
首先要说的是，无论吴敬琏老师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还是张军教授的这本《改变中国》，都是新近出版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史的两部极为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从吴敬琏老师的书来说，他是这场改革的理论贡献者、实际参与者和推动者，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的改革操作层面，可能当今中国乃至世界上没有哪位学者比吴敬琏老师更合适写中国经济改革史了。实际上，吴敬琏老师在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课程多年，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可谓是了解最全面，也知道一些别人并不知道的实际过程。因此，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吴敬琏老师对此可谓是倒背如流。张军教授是在中国经济学改革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青年轻经济学家，不但在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上做出了诸多贡献，而且也实际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后期过程，许多改革意见和建议也都被中国政府决策层所接受了。所以由我们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育背景的两位著名经济学家来写中国经济改革史，再适合不过了。这两部著作也都写得真好！均值得细读。
由于吴老师是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他的整部书全面和深刻和讲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直讲到当下，覆盖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方方面面，也非常深刻地指出了现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吴老师的书，不管是学没学过经济学，普通大众都能看得懂。张军教授的这本《改变中国》，虽然也是讲中国改革史，但有些章节还是更理论化一些。
张军的这本书有两点点特别值得推荐：
第一，这本书更注重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经济改革的互动，尤其是讲述了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经济学家的作用。比如，在这本书的修订版“前言”第1页，张军就说：“中国的改革经验概括为已有经济理论的实验室，也被认为可以成功拓展现有经济学理论的分析范围，可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都是基于对改革结果的观察，而对那些为推动改革贡献的主要人物和事件没有给予同等的关注。在改革经历40年后的今天，对于那些需要深入理解中国改革的读者来说，这是一个缺憾。”接着张军还说：“中国的改革过程和推动的社会力量的形成是中国改革之初所具有的制度遗产及政治条件的产物，不了解这个背景和初始条件，我们无法知道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是渐进的、增量式的和分步走的，为什么中国改革中总是形成双轨体制，并可以做到‘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正是这些制度遗产和政治条件使中国在改革方式和对改革方式的选择上变得不那么激进。”
第二，《改变中国》这部著作强调了中国改革是一个向先行国家学习技术和制度的过程，张军一开始就说：“一旦我们把视野转入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投入’侧，而不是‘产出’侧，你就会发现中国改革的精彩之处在于改革如何从党内的思想斗争和政治较量中形成主流；在于改革如何在关键时候由政治领导人的智慧与眼光所推动；在于改革成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过程；在于改革能成为能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的社会过程；在于改革是一个基于局部经验推广和试错法的社会实验，更在于改革成为一个关于技术和制度的学习与扩散过程。”
回顾一下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我们国家确实是经历了一个技术和制度的学习过程。刚开始，我们是想学东欧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但后来这些国家的改革并不成功，并且转变了制度，甚至连前苏联也解体和转制了，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后，我们整个国家并不是在向苏联和东欧学习，而是在向西方国家学习市场经济的种种制度。这包括建立央行，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创建保险公司、现代金融体系、外汇市场、黄金和商品期货市场、期货市场，等等。实际上，这些机构和组织，都是向现代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制度学习的结果。就连我们政府现在采取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和方法，也是向西方学习的成果。大家可能还没意识到，我们今天所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是从国际上引进的结果。因为，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所采用的是前苏联的“社会总产值”的核算体系。到1993年后，我们国家才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国内生产总值”即GDP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
当然，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我们也有自己的制度创新，那就是今天还在实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实际上，在世界上这应该是一种中国的独特的农业生产经营制度。从改革的过程来说，农业承包责任制（土地集体所有，农民家庭经营），实际上也是哈耶克所说的一种自发秩序。中国改革过程中另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就是经济特区的设立和发展，以及后来各种各样的经济开发区，高科技园区，乃至自贸区的建立和发展。这在任何国家都是没有过的（当然后来有其他国家有的开始向中国学习）。在“文革”后，在邓小平、习仲勋、吴南生、叶剑英、谷牧等老一代中共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先设四个经济特区，后来又在邓小平、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的提议和协调下，设立了浦东开发区，一些制度和办法先在特区和开发区实验，然后才推向全国。没有经济特区和开发区的这些先行实验的制度之特殊和创新，就没有今天一个超过1300万人口，GDP超过2.4万亿元和目前世界上也最具创新能力的超大城市深圳在南方的迅速崛起，也就没有GDP超万亿、高楼大厦林立的浦东新区。这无疑都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伟大制度创新和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中国发生的伟大经济奇迹。
整体而论，这两部著作都非常精彩，都较全面记述了过去40年中国波澜壮阔又艰难曲折的改革过程，既有理论，也有现实和历史的资料，都讲的非常深刻。这正是这两本著作的意义和重要性之所在。反过来看，只有社会上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过去40年的经济改革过程，明白了过去40年中国市场化改革是如何一步步艰难走过来的，知道了在改革过程中哪些改革实验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知道了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独特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才能明白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大方向，才能理解未来中国当走的路。
四、当下写作
最近一段时间在修订自己在2001年出版的《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和《文化与制序》，后一本书200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的修订版今年上半年都会出版印行吧！时隔近20年再修订自己最早的这两本学术著作，我力求基本框架和内容都尽量不改，只是增补了一些内容，改正了部分纰漏，并增加了多篇长篇附录。至于翻译，我个人没有时间从事翻译，但是，近几年，我与我们复旦大学的方钦博士一起，主编了一套将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人类经济社会思想探索前沿丛书”。
这是一套学术分量极其重要的高精尖的社社会科学译丛。其中包括当代世界上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学家、法学家和伦理学家以及博弈论理论大师的一些名著，如剑桥大学老牌经济学家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的《哲学与经济理论》（1979）和《伦理学、理性和经济行为》（1996）、博弈论大师也是我个人的好朋友肯?宾默尔（Ken Binmore）的《博弈论基础》（1990）、约翰?E.罗默（John E. Roemer）《机会均等》（1998）、霍华德?马格里斯（Howard Margolis）《自利、利他和理性：一种社会选择理论》（1982），乌尔曼-玛格利特（Edna Ullmann-Margalit）的《规范的产生》（1977，这是一部特别重要的著作，多年来在全世界学界有很大影响），世界著名政治学家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的《尤利西斯与海妖：对理性与非理性的研究》（1979），以及他的《解除束缚的尤利西斯：关于理性、预先承诺与约束的研究》（2000），尤其是世界著名哲学家大卫?刘易斯（David K. Lewis）《对惯例的哲学研究》（1969）这本书，对当代经济学、博弈论、哲学和政治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套书还包括诺兰?麦卡蒂（Nolan McCarty），亚当?梅罗维茨（Adam Meirowitz）的《政治博弈论》等等十几种。
这些都是当代世界上影响很大的社会科学名著，但极其艰深难懂。目前这十几种著作都基本翻译好了，正在编辑、校对和排版之中，估计今年会出齐。相信这套译丛出版后，会对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界界产生一定影响，会提高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界整体理论认识。
五、疫情的经济影响
对于这个问题，要专门找个时间讲。这里无法展开谈。总的看法是这次疫情短期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冲击将会很严重，今年第一季度不管怎么算，怎么统计，都会是较大幅度的负增长，至于第二季度是否能快速恢复，我个人还不是太乐观，主要是要看疫情什么时候能基本上控制得住。
我特别担心这场疫情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影响。这次新冠肺炎爆发对出口企业的影响，也将是巨大的。因为，一旦外国的采购商因为新冠肺炎的传播不从中国购买了，而转向其他国家，你再叫人家回来合作可能就比较难了。加上中美贸易战还没结束，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已经受到严重的打压，这已经给中国的出口企业带来了很大负面影响。也有一些大的外资公司和企业也开始从中国撤出，这些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都会是长期的。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对经济的短期冲击将会过去，但长期的影响才是致命的。尽管短期内中国经济增速会下行，但是我感觉还是不要启动新的“四万亿”甚至24万亿的刺激计划。因为，目前中国的广义货币已经超过200万亿元，政府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过GDP的5%。且中国经济的整体杠杆率已经超过250%，如果在疫情过去之后继续采取一轮新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我担心将来会进一步导致整个经济的金融风险和通货膨胀。因此，我觉得既然一个未预计到的新冠肺炎流行严重的冲击了人们的生活和企业的生产和市场贸易，那就等疫情过去后尽快让整个经济自然恢复吧！哪个国家在其增长中都可能会受到一些自然灾害的冲击，都会出现波动。中国经济即使今年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也不要盲目地再启动新的几万亿和几十万亿的刺激计划。现在最要紧的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为企业减税降费和降低利息率等措施，以及其他辅助企业的措施，让企业尽量活下来而不倒闭，共同渡过今年这个难关。我真正担心的是这次疫情冲击，许多企业和公司活不下去了，一些能熬过去的企业也不再招聘新人。这样834多万大学毕业生大都找不到工作。这将会引起很大的社会问题。如果新冠肺炎再继续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冲击，甚至会引发新的一次世界性的经济萧条。那对中国的外贸出口和中国经济更会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
六、对疫情的反思
尽管我们是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的国家的发展目标，但是不能不计一切后果地追求经济增长和没底线的消费。比如，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在餐饮业食用野生动物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市场，从而也形成了野生动物的合法和非法的交易。我之前就一直认为，餐食一些稀珍野生动物，这是一种几乎没有道德底线的市场和消费，是一种民族和文化的陋习，一种在近几年由于经济发展起来而又复兴起来的一些陋习。
我们中国人所食的一些野生动物和宠物，令一些外国人看到觉得不可理解，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有蛇、狗、猫、老鼠、穿山甲、果子狸、獾、白鹭，野鸭，大鲵等，还有最近才知道还有蝙蝠等等飞禽，甚至有传说中的“猴脑”，这让外国人几乎不能理解，甚至有的人认为我们还不是文明人。
实际上，餐食一些稀珍野生动物和宠物，这也不符合大自然的法则，也必然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包括这次先从武汉流行起来的新型冠状肺炎，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售卖和宰杀野生动物有着毋庸置疑的联系。现在专家已经确定，新型冠状病毒，是由野生动物蝙蝠和穿山甲身上传出的，而第一批感染此病毒的，无一例外都和野生动物售卖有关。而这个所谓的华南海鲜市场，实则在暗地里进行着“野味”的买卖。这是大自然对我们国家的一些人的无底线吃喝的一种惩罚啊！
因此，这些年来，我一直主张，市场经济是没有伦理维度和道德基础的。经济增长目标也不是一切，不能是追求没有道德底线的增长和没有底线的消费。我们当追求的是一种与大自然和谐而不是破坏大自然的一种经济增长。这一点应该值得我们全社会的反思。
七、重读马克思
在这里，我先给大家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这段话是吴敬琏老师在他的书中一开始就引用过的。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马克思曾说：“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马克思的这句话，今天读来真感醍醐灌顶，掩卷沉思，感慨万千。我们今天要警醒的是，正因为今天好多人不并认真读书，或没有真正系统的地读过人类社会历史上一些伟大历史先贤的著作，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在信什么，却误抓死人当活人。
按照马克思的教诲，我们今天实在应该当反思我们到底信什么。对于一般在忙着上班和工作的年轻人，我实在不敢推荐什么书，因为大家在忙碌于生计，只能在上下班路上通过手机看看视屏，哪还有时间和精力读书？倒是春节后大家都宅在家里，应该是有点时间读点书了。但是，对那些想做真学问和想认真做学问的经济学人，我建议大家有时间不妨认真读一下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笔记》和《人类学笔记》（其中一部分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国内也出版过单行本，叫《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吧！我们先看看马克思本人一生是如何探索和思考的，晚年的马克思关注了什么，思考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在后来十几年的时间里马克思自己没有修改完成《资本论》第二、第三卷（这两卷都是马克思1883年逝世后由恩格斯来整理出版的）？弄清了这些问题，理解了晚年的马克思，我们今天才能理解一个整全的马克思，才能重谈马克思。
从我个人来说，在1982年大学毕业后，曾在山东社会科学院花了3、4年的时间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记了几箱子分类卡片，后来因出国十几年没回国，全都丢失了。到1987年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只出了42卷，第43卷后的七八卷还没出版。故当时我只是读到了第42卷。当时我读了第42卷后，就一直认为，根据马克思一生的思想发展过程，可以把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和理论分成三个阶段：青年的马克思，中年的马克思和晚年的马克思。
早期的马克思从1842年马克思任德国《莱茵报》主编到开始发表文章和著书，到1849年8月从巴黎移居伦敦开始研究经济学。这一期间，马克思从一个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哲学家到受魏特林、蒲鲁东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而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开始早期的著述。这一时期马克思（有些是与恩格斯的合著）的主要著作有《1844年经济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
中年时代的马克思是他在1849年8月24日移居到伦敦后，开始坐下来真正研究经济学，直到1873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出版。马克思这一时期主要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3卷的各种手稿，以及《剩余价值理论》3卷的各种手稿。但是，到1867年出版了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后，接着马克思亲自主持了英文版和法文版的《资本论》的出版，并在1873年出版德文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并没修改出版他的宏大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而是去研究俄国早期公社制、去读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文献去了，于是就有了后面所说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
我在1987年出国前，还没见到马克思这两部重要的笔记。等2001年回国后，是原来武汉大学党委书记的顾海良教授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醒我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中文版出版了，我才知道。现在看来，只有清楚地认识到三个时段的马克思的思想脉络，才能真正全面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才能知道我们到底在信什么。
最后，在武汉新冠肺炎爆发后这一尚未完全过去的中国流行病的大灾难尚未过去之时，很多城市的上班族还猫在家里，若让我一定要推荐什么书，在大家心情都很沉重，真想不大出来太多的好书。最后，我想还是想向大家推荐余定宇先生前几年著的《寻找法律的印迹》（法律出版社第三版），以及第二卷《寻找法律的印迹：从独角兽到六法全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这两本书吧！读过这两本书，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法律、什么是法治、什么自由，知晓了政府的权力边界在哪里，公民的权利应该有哪些，建立起了真正法治的社会，再遇到像新冠肺炎这样的流行病灾难，我们才能有合宜的公共治理和理性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