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凯恩斯与哈耶克是影响了20世纪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各国经济政策的两大经济学家。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曾发生过一场影响深远的理论论战。这场理论论战，不仅推进了人类对具有越来越复杂的金融和货币市场体系的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认识，也实际上催生了经济学理论中的“凯恩斯革命”，从而产生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多年来，在世界上曾出现了研究凯恩斯和哈耶克各人思想和生平的大量专著和文章，但到目前为止，对这两大经济学家之间理论争论的问题和实质的研究还比较欠缺。结合对英国传记作家韦普肖特的《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一书的评论，可以从史实和理论上较全面理解哈耶克与凯恩斯理论论战的来龙去脉和理论争论的核心问题。哈耶克与凯恩斯论战在当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以及在21世纪经济学发展中，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引言

在新近出版的《重新审视凯恩斯革命》(Rethinking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2012，Oxford University Press)这本学术专著开篇第一章，英国经济学人泰勒·B.古德斯皮德(Tyler B.Goodspeed，2012，p.1)就引述了英国经济学家、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勋爵(Sir John Hicks)在1967年发表的一篇反思20世纪经济学中“凯恩斯革命”的文章时所讲的这样一些判断：“如果撰写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分析史，这戏剧性一幕中的主角肯定一位是哈耶克教授。”这位“凯恩斯革命”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参与者、倡导者和解释者之一——希克斯还接着指出，尽管在今天西方国家大学经济系里的大多数学生几乎都不怎么熟悉哈耶克的著作了，但是在当代经济思想史上“曾经有一个哈耶克的新理论主要对阵凯恩斯的新理论的时代”。希克斯接着还问道：“到底谁是对的?是凯恩斯还是哈耶克?”在希克斯教授提出这一问题后，三四十年时间转眼之间又过去了。在经历了2008年-2009年的世界经济衰退之后的今天，在国际经济学思想界中，这一“希克斯问题”又正在成为一个鲜活的话题。

如果细数对20世纪人类社会产生最大影响的经济学家，恐怕当数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奥地利裔英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了。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他的革命性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凯恩斯《通论》的出版，不仅导致了现代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产生了宏观经济学，而且对西方世界乃至世界各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了持续和经久的影响，从而在当代经济学中就有了“凯恩斯革命”之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世界各国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在核能、航空、航天技术、造船和现代重化工工业发展推动下，加上西方大多数国家都采取过国家干预市场以减少失业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历了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的“经济繁荣”。结果，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只要一些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和不景气，各国政府就屡屡重试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因而可以认为，凯恩斯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在当今世界仍始终存在着。

与凯恩斯关注短期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不同，哈耶克则注重人类社会长期历史走势，在数十年里坚持宣扬自由社会的核心理念，还从20世纪20至40年代起与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个经济学家米塞斯一起，发起了与奥斯卡·兰格和阿巴·勒纳等经济学家为另一方的关于市场社会主义可行性的理论大论战。尤其是他1946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一面世就震惊了全世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之后数十年中，哈耶克坚持批判计划经济的非可行性和低效率，阐述现代宪政民主、法治社会的基本理念。哈耶克的经济与社会思想及其自由社会之理念，不仅在西方世界而且在中国、俄罗斯、东欧和广大欠发达国家中也产生了巨大和经久的影响。苏联、东欧、中国等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无疑都有哈耶克思想的影响在其中，或者说均从他的经济与社会理论中汲取过诸多思想资源。哈耶克与凯恩斯各自的理论贡献，使两人均赢得了世界性的巨大声誉。英国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Mark Blaug，1998，p.101)曾评价哈耶克为“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而另一名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Ray F.Harrod，1951，p.763)则宣称：“当代没有一个人能比凯恩斯更聪明”。“他既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理论家，同样在应用经济学领域也毫无逊色”，“是一位全体有识之士均公认的王国的主要支柱，一个无法替代的人物”。哈罗德还发现，“凯恩斯集各种杰出的素质于一身，这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他有多方面的天才，而仅仅某一方面的天才就足以使他鹤立鸡群”(同上，p.766)。对于凯恩斯革命，布劳格(Blaug，1997，p.642)在他那本当代影响最大的《经济理论的回顾》第16章则描述道：“凯恩斯革命是经济思想史上最引人瞩目的事件；经济学同行们如此快和如此大规模地投向一种新经济学理论，这在经济思想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在1936年-1946年大约十年的时间里，整个西方世界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转向了凯恩斯的思路。早期转变的许多人感到，自己必须否定过去所普遍接受的经济学的整体理论，而满怀激情地接受凯恩斯的体系，——这种激情通常只与宗教皈依有关。”

正是因为凯恩斯和哈耶克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人类社会进程、世界各国政府的政策和经济学理论产生了巨大和经久的影响，在英语世界和西方其他国家多年来也出版了很多有关凯恩斯和哈耶克的生平传记，其中有些传记也被陆续翻译到中国来。就翻译为中文的凯恩斯的传记来看，比较有影响的有罗伊·F.哈罗德(Harrod，1951)的《凯恩斯传》、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2003)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中译本被翻译为《凯恩斯传》)和《凯恩斯：大师的归来》(2009)①，以及海曼·P.明斯基(Hyman P.Minsky，1975)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保罗·戴维森(Paul Davidson，2007)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最近几年，也有一些有关哈耶克的生平和学术传记被翻译成中文，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布鲁斯·考德威尔(Bruce Caldwell，2004)的《哈耶克评传》(英文原名为《哈耶克的挑战》，即“Hayek's Challenge”)、阿兰·艾本斯坦(Allan Ebenstein，2001)的《哈耶克传》和安德鲁·甘布尔(Andrew Gamble，1996)的《自由的牢笼：哈耶克传》等等。

读过凯恩斯的传记尤其是哈耶克的传记的学者都知道，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初，在哈耶克与凯恩斯这两大经济思想巨擘之间曾发生了一场长达十多年的经济理论论战。在1946年复活节(4月21日)凯恩斯逝世之后，这场学术争论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结束，而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譬如，在1975年所撰写的一篇“货币的选择：终结通货膨胀之道”以及在1976年出版的《货币的选择：终结通货膨胀之道》的小册子中，哈耶克还与他三十年前就过世了的学术宿敌和生活好友凯恩斯进行理论冥辩，甚至说他这位老友是“一位有着卓越智力但对经济学理论所知有限的人”(Hayek，1976，p.10)。

正是认识到了凯恩斯和哈耶克这两位20世纪经济学思想巨擘在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主张上的巨大差异，并观察到在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论战实际影响了20世纪经济学发展路径和各国经济政策制定，乃至影响到了有上十亿人口的前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体制改革，2002年，英国剑桥大学的两位财经作家丹尼尔·叶尔金(Daniel Yergin)和约瑟夫·斯坦尼斯劳(Joseph Stanislaw)曾出版了500多页的皇皇巨著《制高点：世界经济争夺战》(The Commanding Heights：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随后美国WGBH波士顿音像公司又把《制高点》做成了3集连续文献片。《制高点》的中心思想是，20世纪是人类社会争夺“思想制高点”的一场激烈争夺战，而哈耶克经济社会思想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则是这场人类思想制高点争夺战的两支主力军。按照《制高点》作者的判断，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自由市场理念曾在世界各国占据支配地位，控制着“制高点”。从40年代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则夺得了全世界的“思想制高点”。从80年代英国撒切尔夫人私有化改革和美国里根总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推行，尤其是随着80年代中后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改革深入推进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进行，以哈耶克以及以弗里德曼所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又夺回世界思想的统治地位。

《制高点》的书籍和电视剧出版后，哈耶克与凯恩斯跨世纪的理论论战的故事并没有讲完。在2007年-2009年全球金融风暴和接踵而来的世界经济衰退发生后，人们又突然发现，当今世界仍然没有绕出哈耶克与凯恩斯理论论战所界定的理论范围。于是，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近几年内在世界范围内又变成了一个活跃的话题。

就在最近两年，英国BBC制作了一个文献节目《哈耶克：货币(经济学)大师》，详细回顾了哈耶克的经济学贡献和理论主张。②之前，一个叫“经济故事会”(Econ Stories)的机构甚至制作了一个上、下两集的滑稽说唱剧。在这两集超短滑稽说唱剧中，一个演员扮演凯恩斯，另一个演员扮演哈耶克。这两集滑稽说唱剧，通过凯恩斯和哈耶克的扮演者的唱词把两人各自的学术主张列了出来，并在最后以二人拳击决斗的形式形象地展现了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③据说目前这个时评说唱剧在全世界已经有数百万的点击量。比较有趣且令人深思的是，在两集连续说唱剧的结尾：本来“凯恩斯”被“哈耶克”重拳一击打趴下了，但是裁判却拉起已倒下的“凯恩斯”，宣布他赢得了拳击赛的胜利。

从20世纪的经济学思想史的理论发展来看，正是因为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论战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各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几乎所有有关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个人传记，都会或多或少地谈到他们两人的这场争论。然而，无论是在西方各国经济学界，还是从国内经济学界来看，绝大多数经济学人对哈耶克与凯恩斯理论争论的问题、内容、实质和意义并不十分清楚。这一方面是因为哈耶克与凯恩斯在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关系的理论争论中，各自的论辩理路都非常难懂(并不是语言难懂，而是思想和所探讨的问题本身就很难懂)；另一方面，当代经济学领域中的学术藩篱和各经济学流派的理论偏见，也往往导致各经济学各流派的学者“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而不去认真研究和思考论敌一方的学术思想和论辩理路。譬如，多年来在散落于西方国家中的一些新一代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中间，只要一提到凯恩斯，他们就会把他及其门徒当作是政府干预主义的始作俑者和西方各国通货膨胀乃至“滞胀”现象的罪魁祸首而痛骂一通，而根本不去认真研读凯恩斯本人的原著和论文，以弄清凯恩斯最初到底说了些什么，他的经济政策主张到底是怎样的，其政策主张又是在何种情形下提出来的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反过来，各种凯恩斯经济学流派(包括正统的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以及新凯恩斯学派等等)以及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们，则一直把哈耶克视作一位社会思想家和经济学的行外人(“outsider”——哈耶克自己感觉说)而不怎么认真去研究和对待他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他在20世纪30至40年代投入研究精力最大、思考最深的货币理论、资本理论与商业周期理论。结果，到目前为止，尤其是在世界各国的年轻一代经济学人中，真正了解和理解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哈耶克与凯恩斯理论论战之问题和实质的经济学人并不是很多，且不仅在中国国内是这样，乃至在国际上来说也是如此。

到了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情况稍有改变。少数像科茨蓝(John P.Cochlan)和格莱赫(Fred R.Glahe)以及G.R.斯蒂尔(G.R.Steel)等一些经济思想研究者，开始从学理上回顾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理论论战了。前两位作者在1999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目前的商业周期研究能从中学到什么》(Cochlan & Glahe，1999)，斯蒂尔则在2002年出版了《凯恩斯与哈耶克：货币经济》的学术专著。在2007年-2008年的世界金融风暴以及接踵而来的世界经济衰退发生之后，像泰勒·B.古德斯皮德(Goodspeed，2012)这样新一代年轻经济学者又开始从经济学理论上关注和研究起凯恩斯和哈耶克的原创经济学思想来，依此来反思和批评当下国际上宏观经济学的现状和问题，并试图从理论上解释2008年-2009年世界经济衰退之后近几年各国经济复苏步履维艰的原因。

2012年，笔者曾在《华尔街日报》、《读书》、《经济学家茶座》以及其他一些网络和平面媒体上发表了8篇纪念哈耶克逝世20周年的专论文章，对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论战做了一些初步的学术思想回顾，也对哈耶克与凯恩斯的学术思想源流以及他们理论论战的大致脉络做了一些介绍。在写作有关哈耶克的这些纪念文章时，笔者发现，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这场理论论战，不仅仅只是具有经济思想史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着切实重要的当下理论与现实意义。

就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和走势来看，目前仍可谓是复杂多变、扑朔迷离。一方面，在经历了2008年-2009年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之后，西方各国的经济复苏之路目前仍然步履维艰、路途漫漫；另一方面，中国则在经历了三十多年高速经济增长和广义货币快速膨胀后而目前经济增速正在下行，其他“金砖四国”和新兴经济体的GDP增速也都呈现出了下移的迹象。在此格局中，无论是在凯恩斯本人原初的经济理论框架中，还是在哈耶克的经济理论遗产中，都含有极其丰富的且仍有现实理论价值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因而，认真挖掘和梳理他们两人经济学思想中的理论遗产，不仅是一项经济思想史的文献研究性工作，对认识目前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格局，乃至对未来经济学的发展，仍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就此而论，2011年，美国W.W.Norton出版社出版的西方一位作者尼古拉斯·韦普肖特(Nicholas Wapshott)的“Keynes Hayek：The Clash That Defined Modern Economics”(中译本《凯恩斯大战哈耶克》，2013年4月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④，就有着不可替代的理论价值了。

这本《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的作者韦普肖特，是英国的一位记者和传记作家。他于1973年毕业于约克大学政治学系，后来成了路透社的一名记者，也曾做过英国《泰晤士报》和《时代周刊》的编辑。除了这本关于凯恩斯与哈耶克理论论战的专门传记外，韦普肖特之前还出版过《里根与撒切尔：政治联姻》以及关于英国著名导演卡罗尔·里德(Carol Reed)的传记。这本《凯恩斯大战哈耶克》应该是作者经过多年广泛文献收集和深入研究后而撰写的一部力作。

从本书所引述和展示的大量史实来看，作者显然经过了多年的研究、访谈和“资料挖掘”(data mining)。当然，他在书中也大量引用了之前的哈罗德、斯基德尔斯基和考德威尔这些研究凯恩斯和哈耶克思想和生平的权威作者所写的专门传记中的材料。从他个人的资料挖掘来看，韦普肖特曾在英国剑桥、伦敦和美国的一些资料档案馆收集和挖掘出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也对一些目前仍然在世的这场论战的见证人做了一些访谈。更为可贵的是，通过他的翔实的历史资料占有、广泛阅读和访谈，韦普肖特用他优美的文笔和充分的想象力，在这本专门传记中向世人展示了一幅关于凯恩斯与哈耶克理论论战的立体的、全景式的乃至活灵活现的“历史画卷”。就此而论，这本专门传记在许多方面是不可替代的，将有着其永久的思想史价值，是未来研究凯恩斯和哈耶克思想不可或缺的必读文献。即使对非经济学专业的一般读者来说，阅读并了解当代经济学殿堂中两大思想巨擘凯恩斯和哈耶克的生平逸事以及他们论战过程的一些具体细节，相信也会受益良多。

当然，这部著作也有其不足之处。其主要不足之处在于，作者在许多地方想象和演绎过多，作为一本传记失之严肃；另一方面，由于作者的专业不是理论经济学，他对这场论战的深层次的经济学理论问题并没有发掘多少出来；这场理论争论的实质和理论意义，也并没能在这本传记中完全深入展示并予以恰当的诠释。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作者本人显然在情感上更倾向于凯恩斯，而不是哈耶克，因而在书中对凯恩斯的褒奖和赞颂较多，而对哈耶克则有意无意地进行了一些贬抑性的评论，尤其是哈耶克在经济、政治、法学与社会理论方面的诸多巨大贡献(如经济学与知识，他对中央计划经济非可行的数十年持之以恒的批判，以及哈耶克对自由社会的基本理念如自由、法治、宪政与道德的解释和论述)，好像并没有进入作者的视野，从而也没有进入他评述的笔端。尽管如此，这本传记对后世了解哈耶克与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论战的来龙去脉，还是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是这部专门传记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在这篇书评式的学术评论中，笔者将结合对凯恩斯与哈耶克的原著和文章的研读，并参考有关凯恩斯和哈耶克的多种传记，谈一下自己对这本书的读后感，也希望这一长篇书评，能以史带论，以论释史，勾画出哈耶克与凯恩斯这场世纪理论论战的一幅更加简略的“理论图景”，并进一步发掘哈耶克与凯恩斯论战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最后，笔者将结合哈耶克晚年对这场论战的回顾以及当代一些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对这场争论的一些看法和评论，谈一点自己所感悟到的哈耶克与凯恩斯理论论战在当下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哈耶克初识凯恩斯：论战未雨绸缪

在没读韦普肖特这部《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之前，许多学者都知道，哈耶克之所以在1931年2月从维也纳移居英国，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这一当时(且乃至现在仍然是)世界上的经济学教学和科研重镇，主要是受当时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新任系主任罗宾斯(Lionel Robins)的邀请，来英国专门对抗凯恩斯。用一句不是太雅的话来说，哈耶克实际上是罗宾斯(他对当时八面风光的凯恩斯甚为不满)从奥地利雇来英国向凯恩斯进行理论大战的“枪手”。尽管稍微熟悉哈耶克与凯恩斯论战的人大都知道这一点，但罗宾斯最初是如何知道哈耶克这一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的，哈耶克又是何时到英国的，哈耶克是何时与凯恩斯会面的，他们初次会面的一些私人活动的细节和情形到底是怎样的，以及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之后，为什么哈耶克突然沉默了好多年等等问题，在之前出版的传记中，还很少有人提到，即使有的传记偶尔提到，也是语焉不详，并没有给予一些令人信服的叙述和详细的解释。因而，对今天世界各国的学人来说，上述许多问题，在这本书出版之前，还多是些谜。现在有了这本专门传记，许多问题就清楚了许多。

从这本专门传记来看，在1928年第一次去英国前，比凯恩斯年少16岁的哈耶克曾读过凯恩斯的一些著作，一开始显然是凯恩斯的一个“粉丝”。尤其是在读过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和《货币改革论》后，哈耶克最初对凯恩斯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心：“我们都在热切地读他的名作……他在《货币改革论》预料到了我最初的小小发现，这让我更是钦佩他。”(Hayek，1995，p.58)

哈耶克之所以在年轻时发现了凯恩斯并成了他的一个“粉丝”，这可能与他个人的经历和家庭环境有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年中，德国和奥地利两国曾经历过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到1913年，在维也纳买一杯啤酒竟然需要10亿马克。多年的恶性通胀，曾使当时哈耶克的不甚殷实的知识分子家庭蒙受了惨痛的经济损失，一家人也曾过着一段时间较艰辛的日子。因而，当年轻的哈耶克读到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这本当时在英国和欧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小册子之后，就可以理解他为何马上关注起凯恩斯来。在这两本小册子中，凯恩斯对欧洲各国政府乱发货币的通货膨胀政策都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譬如，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凯恩斯(Keynes，1919，pp.246-247)曾讲到，“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政府得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悄然没收了相当大一部分国民财富”；“要颠覆现有社会的基础，再也没有比破坏货币更微妙又更稳妥的手段了”。凯恩斯还提出“用法律的强制力量进行价格控制，来维持货币的虚假价值，本身就孕育了经济最终崩溃的种子。”(Keynes，1919，p.13)少年时期曾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哈耶克读到凯恩斯这样的话后，自然会即时感铭至深了。于是，在1927年1月，哈耶克从美国游学回来始任“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所长”后，就曾非常“冒昧地”写信给在英吉利海峡对岸时任英国权威刊物《经济学杂志》主编的凯恩斯，希望能从他那里找到一本他前任主编、剑桥著名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埃奇沃思(Francis Y.Edgeworth)的《数学心理学原理》。韦普肖特推测道，哈耶克这时冒昧写信给他素昧平生但当时已在英国和欧洲大名鼎鼎的凯恩斯，向他索书，主要是想吸引凯恩斯的注意，是“出于敬重而非冒犯的莽撞行为”(Wapshott，p.40——在本文以下的引述中，凡是不表明著者和年份的，均为韦普肖特这本《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的英文原版出处——韦森注)。这时，凯恩斯本人当然还不知道来自维也纳的这封索书信的写信人为何方神圣，故只是在一张明信片上简单地写了一行回复：“很抱歉，我也没有多余的《数学心理学原理》。”尽管凯恩斯的这一短短的回复并没有给哈耶克一个满意的回复，但他当时却把凯恩斯的“回复视若珍宝，当成私人纪念品和事业奖杯一样地保存了整整65年”。由此韦普肖特(p.2)推断，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这场在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有关“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世界经济之命运的这一场激烈论辩，发起第一轮试探 的是哈耶克”。

据韦普肖特研究，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28年由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共同主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商业周期”，地点是在伦敦，而不是在剑桥(哈耶克曾在1966年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一点，而作者韦普肖特在这里有些含糊其辞)。一见面，这两位都超过1.83米高个子的经济学家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辩。两人论辩的主题是“自然利率”在市场运行中的作用。同受瑞典经济学家魏克赛尔(Knut Wicksell)的货币均衡论理路的影响，凯恩斯当时认为，由于银行货币供给的变动所导致的“市场利率”(由银行根据货币市场上的供求自行决定的利率)与“自然利率”(即理论上储蓄等于投资且市场价格稳定时的利率)的背离，是商业周期的原因。这与包括米塞斯和哈耶克在内的第三代奥地利经济学家当时理论判断有共同的论辩理路。但是，1924年-1925年间，在与剑桥经济学家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H.Robertson)的商讨与论争中，凯恩斯已经不再从货币数量的变动来解释价格和产出变动的原因了，而是着重研究储蓄与投资关系波动的影响(见Skidelsky，1983，pp.391-394)，从而认为在一种信用经济中没有能使储蓄与投资之间保持均衡的自动调节机制(同上，p.409)，因而也正在酝酿他在后来的《通论》中所详细阐发的政府在储蓄与投资上应有所作为的思想。在这个阶段，凯恩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商业周期中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出现，其原因是银行借贷行为的结果，而他同样相信政府和银行手里也握着治理商业周期的药方。而哈耶克这时却相信，如果政府“以非凡的谨慎和超人的能力加以管理”，为经济系统注入资金而引致社会需求的变化，短期“或许……能用来预防危机”，但长期如此操控经济，“将会给整个经济系统带来更严重的干扰和混乱”，制造危机而不是预防危机(Hayek，1995，pp.118-119)。由此看来，尽管同样受魏克赛尔的货币均衡与产品市场均衡分析理路影响，但从哈耶克与凯恩斯一开始接触时，两人之间发生理论分歧和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次英国之行，哈耶克也遇见了当时只有30岁的罗宾斯这位“全英国最年轻的教授”。懂德语的罗宾斯，这时从哈耶克的一篇用德语发表的论文中，恰好发现了一个理论水平和学术功力能与凯恩斯进行“华山论剑”的“年轻理论剑客”，随即立即关注上了哈耶克这位从奥地利过来的只有30岁左右的年轻经济学家。

当时，罗宾斯和凯恩斯同是为英国政府做咨询的机构“麦克米兰金融和工业委员会”(简称“麦克米兰委员会”)的成员。后来，凯恩斯嫌这个委员会人多嘴杂，吵吵闹闹，实在无法帮助政府内阁做出任何有效的经济决策，建议英国首相成立一个更小范围的“经济学家委员会”(只有五位经济学家和两位秘书)，凯恩斯作为主席还亲自推荐罗宾斯教授参加了这个委员会。但是，罗宾斯的经济学理论当时受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门格尔(Carl Menger)和庞巴维克(Eugen Bhm-Bawerk)思想的影响很深，素来信奉自由市场，反对集体主义，支持自由贸易。尽管凯恩斯推荐罗宾斯进入这个小范围的向英国首相直接提供咨询意见的“经济学家委员会”，但他马上发现两人的学术理念和政策主张完全不同，意见经常相左，且两人的脾气同样都非常急躁。罗宾斯时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系主任，对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和凯恩斯当时在英国学界、政界和社会上的影响也甚为眼红，且下决心要把伦敦经济学院打造成一个能与之相竞争的、有影响力的学术中心。于是，罗宾斯与凯恩斯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但是晚年的罗宾斯则变成了一个凯恩斯主义者——这是后话)。

在这一时期，哈耶克所撰写的最重要的论文是一篇《储蓄的悖论》。这篇论文最早于1929年发表在一家德文经济学杂志上(后来由剑桥的一名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多——即Nicholas Kaldor——与另一人翻译为英文，重新发表在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学报Economica上)。这是一篇哈耶克与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卡钦斯(Waddill Cathings)和福斯特(William T.Foster)商榷的文章。与后来的凯恩斯一样，这两位美国经济学家曾在1926年发表过一篇题为《节俭的悖论》的论文，提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衰退的原因是人们储蓄太多而商品和劳务需求不足所导致的，因而，他们主张在经济衰退期间，政府要加大公共项目投资，以刺激社会需求和就业。这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还提议在国家层面上建立一个联邦预算委员会，主张用纳税人的钱来增加公共投资，增加就业岗位。但是，基于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理论，哈耶克却认为，让政府为经济体系注入货币来刺激需求的办法，或许能暂时预防危机，但长期而言，这样操控经济，更大的可能是“将给整个经济系统带来更加严重的干扰和混乱”。

由于罗宾斯懂德语，读过哈耶克的《储蓄的悖论》后，他立即觉得这篇论文是对付当时凯恩斯正在成型的经济理论的最恰当的“重磅炸弹”。于是他主动邀请哈耶克于1932年2月来伦敦经济学院做了4场讲座，实际上也是想叫哈耶克亮一下能向凯恩斯理论开火的“弹药库”。就连哈耶克本人也觉察到了这一点，以致他在晚年还回忆道：罗宾斯“盯上了我的主题。这是我们那时需要与凯恩斯论战的东西”(Hayek，1994，p.77)。

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所做的这4场讲座的讲稿，就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之一，也是导致他于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著作——《价格与生产》。

从韦普肖特的这本专门传记中，我们知道，这次哈耶克应邀重返伦敦做“价格与生产”的讲座之前，哈耶克在英伦所停留的第一站不是伦敦，而是剑桥。在剑桥，哈耶克做了一场“马歇尔讲座”，听众全是在剑桥的凯恩斯的一批亲密追随者。那时哈耶克的英语口头表达能力还不是很好。尽管他在之前提供了书面发言稿，但也帮助不大。然而，在到达伦敦经济学院后，他的4场讲座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这4场讲座中，哈耶克先是从货币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了之前的经济学家对货币的理论论述，并着重介绍了瑞典经济学家魏克赛尔的理论。

同样受到魏克赛尔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哈耶克与凯恩斯一样，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货币将始终对经济事件的过程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因而，如果忽略了货币的作用，对实际经济现象的任何分析都是不完备的”(Hayek，1935，p.129)。哈耶克也与凯恩斯一样，相信魏克赛尔所发现的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的背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这一点。但是，从这一理论出发，哈耶克却得出了与凯恩斯完全不同的经济判断和政策结论。在这4场讲座中，哈耶克提出，现代市场经济中商业周期的主要原因是货币供给扩张和信用货币的过度膨胀。因此，如果通过增加货币供给和信用膨胀的办法来“创造人为的需求，那就一定意味着一部分可用资源被引导至错误的方向，并使一种决定和持久性的调整再一次受到阻滞。即使闲置资源的吸收因此而加速，也只等于播下了新纷扰和新危机的种子。因此，如果要长期地动员一切可用的资源，唯一的办法不是采取人为的刺激——无论在危机时期还是在危机之后都一样——而是让时间去完成一个持久的治疗……”哈耶克认为，“我们或许可以用及时阻止扩张的办法来避免一次经济危机，不过危机一旦发生，在它未自行消失之前，我们是无法摆脱它的”(Hayek，1935，pp.98-99)。由此哈耶克相信，除非为了保持中性货币所必要的限度之外，货币量的任何变动都是有害的。在“价格与生产”讲演中，哈耶克最后认为，“虽然我相信经济萧条不断重复出现只能用我们的货币制度的运作来解释，但是我并不相信用这个方法能够解释每一次经济停滞”。最后哈耶克得出结论说：“如果相信我们总能用货币政策把工业波动完全消灭，这或许只是一个幻想”(Hayek，1935，p.128；p.125)。

从哈耶克的上述论述和判断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这时他还没有指名道姓地与凯恩斯商榷，但实际上已经向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所主张的政府实行银行体系的货币金融管理、操控并利用利率去影响投资率使投资与储蓄相等的观点，投射出了数支锋利的“暗镖”了。对于这一点，韦普肖特评述道：“哈耶克的讲演，再次正中了听众的靶心，对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理念(作者显然还区分不开‘the Keynesian economics’和‘the economics of Keynes’——韦森注)，终于给出了一套令人信服的反驳。哈耶克表明，来自剑桥的药方乍看起来似有道理，但实际上是逻辑漏洞百出。光有良好的意图是远远不够的。用借来的钱投资，解决萧条中经济的综合征，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相反，哈耶克提出了自己冷静的解决方案：忘了快速修复吧!令人感到不舒服的事实是，只有时间才能治愈失衡的经济。要小心凯恩斯这种侃侃而谈、说自己那一套能快速见效的医生，因为他们是骗子，是卖假药的江湖术士。每一回抄捷径，都只会回到起点。没有方便的出路，唯有足够的时间能带来真正的复苏。市场有其自身的逻辑，也有它天然的补救。他哈耶克是不给下药的，因为他跟凯恩斯不一样，他不是政治投机分子。”(pp.77-78)

韦普肖特的这一大段话，显然不是哈耶克的原话，而是他作为一个记者和传记作者的推断、引申和演绎。但这大致应该是哈耶克当时的想法。

尽管哈耶克的英语发音一直不是很清楚，奥地利口音很重⑤，他的4场讲座在当时伦敦的经济学圈子中还是引起了轰动。讲座之后，时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威廉·贝弗里奇勋爵(Sir William Beveridge)特别欣赏哈耶克的观点，也知道他的经济学理论功底。⑥另外，他也真心“讨厌凯恩斯，认为凯恩斯是经济学的庸医”(见伦敦经济学院创办者Sidney Webb的夫人Beatric Webb的日记)。经与罗宾斯等教授商议，贝弗里奇勋爵先是邀请哈耶克来伦敦经济学院做一年的访问学者，次年又提议让哈耶克担任当时在伦敦经济学院闲置已久的“图克经济学与统计学讲座教授”的终身教职。贝弗里奇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全票赞成，哈耶克则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一教职。随之，哈耶克与凯恩斯经济理论论战拉开了序幕。

三、哈耶克论战凯恩斯：从公开论战到私下交流

从1928年哈耶克与凯恩斯第一次在剑桥见面，到1931年罗宾斯邀请哈耶克到伦敦经济学院做4场讲座期间，1929年-1933年的世界大萧条也正好爆发了，多年来深陷“英国病”的经济更进一步陷入了这场大危机。凯恩斯本人的资产在这次大萧条中也损失惨重，个人资产投资几乎全军覆没。从各种传记资料看，这好像并没有影响凯恩斯一生的乐观精神以及他的经济学著述和广泛的经济与社会活动。1930年12月，他花费巨大精力而写作了七年多的《货币论》以煌煌两巨卷的形式出版了。

在《货币论》中，凯恩斯认为，经济体内的物价是否稳定与经济是否均衡，取决于投资与储蓄是否相等，而投资与储蓄是否相等，又取决于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是否一致。凯恩斯还相信，储蓄与投资的背离，是当时英国持续了十几年的经济萧条——常被人们称作为“英国病”——的主要原因。由此他认为，政府应该对银行体系实行金融管理，操控并调节利率，去影响投资率，使投资与储蓄相等，最后使经济恢复均衡。

这部让凯恩斯耗时七年多的著作，是在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间里写出来的。在这一时段里，他一方面主编英国老牌的“权威期刊”《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又同时管理着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财务工作。这一期间，他还结了婚，买了房子，并在金融市场上进行投资操作，还频繁地参加政府的各种会议和各种社会活动。因此，这本上、下两卷的《货币论》，他实际上写得断断续续，前后并不连贯。加上这部著作是货币理论和货币史兼论，内容涉及货币理论、货币史、银行制度、银行实务、物价指数、投资以及国际金融等领域，体系十分庞杂，结构松懈，甚至前后观点并不一致。

这里应该指出，尽管凯恩斯1928年在伦敦召开的那次有关商业周期的理论讨论会上曾与来自奥地利的年轻经济学家哈耶克发生过激烈的争辩，但是繁忙、乐观、学术观点多变且宽宏大度的凯恩斯⑦好像没有任何记恨哈耶克的意思，反而在《货币论》中对哈耶克伸出了友好的“橄榄枝”。譬如，在《货币论》上卷第13章中，凯恩斯就曾两次提到哈耶克，说“在德国和奥地利正在形成一个思想流派，这个学派可以被称作为魏克赛尔学派。他们提出的银行利率对储蓄与投资之间均衡的关系，以及这种均衡对信用周期的重要性，和本书的理论相当近似”。在一个注脚中，凯恩斯还友善地说：“可惜，当这些学者(指米塞斯和哈耶克——韦森注)的著作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已经写完这本书且要去付印了。如果这些学者的书能够在我思想发展的较早时期到我手中，同时如果我的德文不是如此之差，我会更多地参考这些学者的研究。”(Keynes，1930，vol.V，p.178)

另外，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凯恩斯本人也非常诚实且自谦地说了一些向读者致歉的话：“当我校阅本书清样时，深感其中大有缺陷存在。原先写作本书时，我还一边在做别的工作，前后花去了数年的工夫。我的思想在这一时期中逐步发展和改变，结果本书各部分相互之间并不完全协调，结束时和开始时的看法相去甚远。我恐怕这样的结果会使本书中有很大一部分代表着我抛弃以往惯有观念和寻求现有观念的过程。有许多已被摈弃的观念残余仍然掺杂在字里行间。因此，要是我重新写作这部书的话，就可以好很多，也会更简短些。但是，我还是希望能适当地把这本书就其现阶段的价值贡献给全世界，纵使这只代表着一种资料汇编，而不代表一本完成的著作，我也在所不计”(Keynes，1930，pp.XVII-XVIII)。

尽管凯恩斯在书中对米塞斯和哈耶克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表示比较欣赏，向哈耶克伸出友谊之手，并在“前言”中又如此真诚地向读者致歉，但是在1931年伦敦经济学院院刊《经济学人》(Economica)8月号上所发表的一篇题为《对凯恩斯先生的货币纯理论的反思》书评中，哈耶克却较强烈和尖锐地批评了凯恩斯这部写作了7年多的《货币论》，指责凯恩斯“完全忽略了魏克赛尔理论的一般基础”。

在这篇书评(上篇)的一开头，哈耶克先用奥地利绅士的礼貌态度赞扬了凯恩斯的许多成就，说“凯恩斯先生的任何著作面世，都必然是一件重要的大事情，所有经济学家都怀着浓厚的兴趣期待《货币论》的出版”。但说到这里，哈耶克马上话锋一转，用了一些带有情感性的攻击性词语来批评这部著作：“《货币论》很显然仅仅是知识急速发展中的一个转瞬即逝的表达，无非只是一个尝试而已，任何对它的高估都欠公平……”“对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来说，这种研究方法并不如作者所认为的那样新颖……”在其后的分析中，哈耶克还在多处说，凯恩斯的“表述艰涩难懂，不系统，也不清楚……”等等。在这篇书评的第一段最后，哈耶克对凯恩斯更是做了一些火药味十足的评论，说“无论这里他是否取得了成功，也不管他是否受限于他在理解‘实际’经济学中的那些基本定理——而任何货币理论只能成功地建立在其上——一时投入的精力不足，正如他所必须附带所伪饰的那样，这些问题是须留待未来探讨”(Hayek，1931，p.270)。

接着，在第二段中，哈耶克则先是对凯恩斯说了一些正面和奉承的话，说凯恩斯的“这样一部著作，在理论上能激发人们的思考(theoretically stimulating)，这是没说的”。接着哈耶克还指出，尽管这部实际上未完成的著作是凯恩斯所匆匆推出来的，但在这部书中所提出来的一些建议，还是“真的具有革命性的”，“能引起广泛的关注，这是毫无疑问的”。哈耶克还指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凯恩斯在鼓励学术研究和现实问题的洞见方面“建立起了几乎无人可匹敌的、非常值得尊重的声誉”，“这些建议是在一个学识渊博和现实知识均表现出来的具有杰出品质作者的文论中所得到阐释的，并且作者已经付出了最大努力，通过参考可用的统计资料而进行理论推理来证明的”。但在对凯恩斯本人观点做了这些正面的评论之后，哈耶克笔锋一转，又开始批评凯恩斯这部著作的不足起来，说这部书如何“艰深、晦涩、无章可循”、“太难懂了”、“谁也无法肯定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凯恩斯先生”，从而让经济学家同仁们很难判断到底应该同意他的观点和主张与否。

除了一开始就对凯恩斯这本书的写作风格进行大量抨击外，哈耶克随后也对《货币论》进行了严肃的学理商榷，批评凯恩斯只是采用了魏克赛尔的一些概念，“而完全忽视了魏克赛尔的整体理论基础，可他自己似乎又觉得有所欠缺，于是就坐下来钻研出自己的另一套”。另外，哈耶克还责备凯恩斯对其和奥地利学派第二代传人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并没有深究，说“倘若凯恩斯先生不但接受庞巴维克理论的一脉，而且熟悉了该理论本身的实质，这不是使他自己的理论任务更容易了么?”(同上，pp.279-280)

这里特别应该指出，尽管哈耶克在书评的上半篇(发表于1931年8月号的Economica上)中对凯恩斯时而商榷、时而赞扬，且时而用了些带有刺激的甚至挑战性的词语进行评论，但通篇而论，哈耶克对凯恩斯的《货币论》的评论还是学术性的说理，而不是刻意地在“找茬”。尤其是书评的下半篇(发表于1932年2月号的Economica上)，哈耶克一方面对凯恩斯的观点进行深刻分析，并做出一些直击要害的评论，另一方面则不断宣扬他在自己的“价格与生产”的4场讲座中所阐述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或者说主要用自己的理论来批判凯恩斯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概言之，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完全是因为学理上见解的不同而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而不是像许多有关哈耶克和凯恩斯传记的作者乃至这部著作的作者韦普肖特所错误地判断和渲染的那样，哈耶克这时与凯恩斯的论战，主要是为报答罗宾斯和贝弗里奇的知遇之恩而故意向凯恩斯找茬挑战的。如果是这样来理解哈耶克与凯恩斯这场20世纪经济学中“华山论剑”的理论对决，如果不是以“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的话，那么至少也说明这些传记的作者到今天也没真正弄明白哈耶克与凯恩斯到底论战了什么，更不能理解这场论战在20世纪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巨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了。换句话说，哈耶克之所以向凯恩斯发起了理论挑战，主要是因为在理念、学理和对现实经济问题判断和分析上的分歧所导致的，而不是源自他们两人之间乃至在与罗宾斯以及与贝弗里奇四人之间个人的恩恩怨怨和情感不合。

这可以从哈耶克的分为上、下两部分的长篇书评，以及一个对凯恩斯回应的简短回答这总共多达50多页的评论中的许多地方得以印证。凯恩斯《货币论》中最主要的理论主张和学术观点，在哈耶克的书评下篇第一段中被拎了出来。在第12章末尾，凯恩斯说：“如果银行体系以一种方式控制了信用条件，使储蓄等于新投资的价值，全部产品的平均物价水平便是稳定的，而且与生产要素的平均报酬率相符。如果信用条件比这均衡水平更宽松，物价就会上涨，利润就会出现……企业家就会争相投资生产要素的服务，他们的报酬率则会增加，直到某些事情发生使实际的信用条件与它们的均衡水平接近。如果信用条件比均衡水平更紧，价格就会下跌，亏损就会出现，财富的增长就会慢于储蓄的增长，其差额正好与亏损额相等。失业接着就会出现，并会有一种压力来减少生产要素的报酬率：直至发生某种变化使实际的信用条件与它们的均衡水平在整体上接近。”由此凯恩斯断定，“繁荣与萧条简单说来就是信用条件在均衡位置上上下摆动之结果的表现。”(Keynes，vol.V，p.165)

尽管哈耶克也同意凯恩斯根据魏克赛尔的银行利率(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背离来解释现代市场经济的商业危机的理路，但是他却得出了与凯恩斯完全不同的基本判断和政策主张。

哈耶克首先认为，凯恩斯关于银行利率一般理论的阐释，即通过货币供给的变动来影响价格和生产的思路，根本解决不了银行利率与均衡利率是如何偏离的问题。他认为，凯恩斯的论述和理解太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凯恩斯没有看到，银行利率的变动，首先影响的是固定资本的价值，而不是投资。哈耶克认为，凯恩斯把这两者搞混了。哈耶克甚至认为，“资本化(capitalization)并不直接受利率的影响。更真实的情形是，利率和资本化均受一个共同的原因影响，即相对于这些生产资料需求而言的可用投资的生产资料的稀缺和富足程度。假如相应均衡利率变动而发生银行利率变动，这只是[一个经济体系内]相对稀缺的外在表现，而相对稀缺与利率的变动无关”(Hayek，1932，pp.24-25)。其次，哈耶克还认为，“在储蓄和投资之间出现非均衡的最重要原因，是有效流通的变化，而不是货币数量的变动，或者说仅仅在于流通速度的有效性”(同上，p.33)。应该说，哈耶克的这些思想都是非常深刻的，在学理上看来也是正确的。

根据这一点，哈耶克批评了凯恩斯的“救世”药方，说凯恩斯“真正感兴趣的，仅仅是变动现金流(money streams)从而变动价格水平。对他而言，好像从来没有想到，人为刺激投资，使其超过即时储蓄，可能会引致生产的真实结构的非均衡，最后迟早迟晚导致一个猛烈的回跌”。基于他在“生产与价格”讲座中的论辩理路，哈耶克还反复强调：“尽管‘过度投资’这个词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但这好像怎么也进不了凯恩斯的脑子中去，使他认识到，“只要总收入减去储蓄量超过消费品生产产出的成本，物价就会趋于上涨”(同上，p.40)。但是，这一短期的繁荣“只会维持到需求超过供给的情形，一旦需求停止增长，或者反过来在非正常利润刺激下的供给一旦被需求赶了上来，繁荣就结束了。然后消费品的价格就会下跌到成本价，于是繁荣就终结了……接着就会出现一次经济萧条”(同上，p.41)。

通观哈耶克上、下两篇50多页的书评，哈耶克主要是理性地进行说理，并完全可以读得出来，在上下两篇书评中，哈耶克几乎是竭尽全力地想让凯恩斯接受他的论辩思路和结论，而不仅仅像过去的某些传记所描写的那样是基于某种情绪和报答罗宾斯和贝弗里奇的知遇之恩而故意向凯恩斯吹毛求疵地找茬争辩。

除了在学理上的见解和结论完全相反外，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引起了两人的理论冲突。由于凯恩斯和哈耶克两人在这个时候实际上都处在各自理论创新乃至孕育新的经济学理论革命的初始阶段，为了展示他们的思路和理论逻辑，他们都新创了一些前人都没有使用过的经济学术语和词汇，且由于时间的急促两人并没有很好地界定这些他们各自所新创的词汇和术语，这就成了在他们“三来一往”⑧的公开理论商榷中，以及在他们以后的私人通信中纠缠不清和彼此要反复解释的主要缘由。在凯恩斯方面，他在写作《货币论》时，曾新创了许多新的概念，如“收入存款”、“生意存款”、“旧资本”、“新资本”、“旧资本存量”、“新储蓄”、“新投资”、“资本品的水平分工”、“投资的价值”、“投资增量价值”、“真实资本和借贷资本总值”、“储蓄存款”(saving deposits)、“不活跃存款”(inactive deposits)、“需求存款”(demand deposits)、“流动性资产”、“非流动性资产”、“储藏起来的货币”，等等。除了这些新创的术语他在《货币论》中并没有清晰地界定外，更为关键的是，在凯恩斯酝酿他的新的革命性理论的这个阶段上，他尚未成型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最核心的两个基本概念“储蓄”(saving——请注意，英文和宏观经济学中的这个概念并不等于中文意义的银行“存款”——即bank deposits)与“投资”(investment)及其两者的关系，他自己界定和阐释得还不是很清楚，这就叫一般读者乃至大多数经济学家同行很难理解凯恩斯在讲什么，到底在主张什么了；甚至连哈耶克这样熟悉凯恩斯思想来源的魏克赛尔的学说和思想的人，也抱怨在很多地方根本不清楚凯恩斯在讲什么，尤其是指出他实在不理解“按照凯恩斯先生的思路为什么储蓄与新投资总是相等”(Hayek，1932，p.32)。

尽管如此，当时应该说最理解《货币论》理论论辩思路和问题的，还是哈耶克。而哈耶克这上、下两篇和一个简短回应的“两剑一匕首”的商榷，在整体上是想在学术上指出凯恩斯理论的一些问题，并试图用他自己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来说服凯恩斯，让凯恩斯接受他的观点，或至少改正凯恩斯的理论错误。在这上、下两篇书评的最后，哈耶克总结道：“任何想通过信贷扩张来治愈危机的努力，不但只是把病症当病因来治疗，而且可能通过延迟必要的真正调整而延长萧条时期。就此而论，在1929年大危机后[西方各国政府]所立即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没有任何效果，就一点也不难理解了”⑨。哈耶克接着总结道：“非常不幸，与许多其他当代经济学家一样，凯恩斯先生的这些治标不治本的药方，却误导了大多数人的注意力。这并不是说他没有为治疗这些次要病症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然而，正如我在这一反思性书评一开始所指出的那样，他忽略了更深层的‘真实’现象，使他不能对大萧条更深层原因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Hayek，1932，p.44)

读到哈耶克的这些评论，尤其是读了在开头那些“非常不客气”甚至带有尖刻批评词汇的语句，当时正如日中天的凯恩斯先生自然大为光火。据这本书的作者韦普肖特考证，凯恩斯读了哈耶克长达26页的书评，手里握着铅笔，越看越生气，在刊物页旁的空白之处写下了34处反驳。比如，在一处凯恩斯曾批注说：“哈耶克在读我的书时，根本就没有怀着善意，而作者有理由期待读者的一定程度的这种善意。在他能做到这一点之前，他不可能明白我的意思，或弄清我到底是否正确。他显然是对我吹毛求疵，但我搞不懂他这种情绪的原因何在。”(Wapshott，2011，p.97)

尽管如此，凯恩斯在1931年伦敦经济学院院刊《经济学人》(Economica)11月号一篇回应文章《货币纯理论：回应哈耶克博士》中，对哈耶克商榷文章的前半部分进行了说理和回应，并用他那行云流水般的英语进一步阐释和解释了他自己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并不时用他那调皮甚至有些辛辣的文笔对哈耶克的商榷进行了不失语言尖刻的回击。

首先，凯恩斯在文章第一段中就指出，尽管哈耶克博士在文章中信誓旦旦地说我的结论错了，但并没有说明他所指的是我的哪些结论。针对哈耶克责备他说他让人们很难把握这本《货币论》中的真正观点，“也因而也让人非常不容易来辨识出他论证的错误之处”，从而让人很难不同意他的观点，凯恩斯自我辩解说，哈耶克所断言的他自己在这本著作中的“术语的混乱”并不成立，也与他的中心论旨无关。凯恩斯在一开始还说：“我确实感到我几乎无法说服哈耶克博士。这实际上不是由于我语言运用的问题，也不是因为这远非是一本完备的著作而使他有诸多困惑。这牵涉到一些更根本性的问题。在仔细阅读过他的文章后，我确信无疑地知道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Keynes，1931，p.387)

接着，凯恩斯指出哈耶克极大地误解了他的结论，把哈耶克自己的观点和理解强加给他，然后又反过来批评哈耶克自己在评论文章中术语混乱不清，说这无非是在“故意找茬”(同上，p.388)。在转述了哈耶克在上篇书评中对他两点批评后，凯恩斯把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所提出的主要观点拎了出来：“非常明显的是：为了达到现实资本的供求均衡，银行的贷款不得多于或少于储蓄存款的数量(包括节省下来加以储藏的货币增加额在内)。这自然意味着，银行无论何时都不应该改变货币的流通量。同时，一样明显的是，为了保持物价水平不变，货币流通量必须随生产量的增减而变动。银行或则把现实资本的需求保持在储蓄所限定的范围之内，或则保持物价稳定；但它们却不能同时完成这两个职能。”(Hayek，1932，p.27)对于这一点，凯恩斯(Keynes，1932，p.393)则明确指出，“我的分析与他的观点尤为不同。照我看来，仅仅是由于人们会改变他们的储蓄率，或者企业家亦会改变他们的投资率，储蓄和投资(如我界定的那样)可以发生脱节，而没有在银行体系中改变‘货币中性’——如哈耶克博士所界定的那样，因而，在经济体系内部并不存在一种自动机制使公众的储蓄率与企业家的投资率保持相等”；因而，在凯恩斯看来，哈耶克只是固执地相信储蓄大于投资只能用“不活跃存款”(inactive deposits)的增量来衡量，而凯恩斯自己则相信他所新发明的等式S+Q=I，即储蓄(S)加企业家的利润(Q)总是正好等于新投资的价值(I)这一点(同上)。

接着，凯恩斯还用他辛辣而活泼的文笔说哈耶克过于理论自信和固执己见，要让他否定自己的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他认为我的结论与他的观点不一致时，就是我说上千言万语来证明他错了，那也如向一只鸭子背上浇水，它丝毫不沾。”(Keynes，1931，p.390)针对哈耶克在上、下两篇书评文章中说他的《货币论》“艰深、晦涩、无章可循”、“太难懂了”、“逻辑混乱”，凯恩斯也用他那犀利的文笔，反过来嘲讽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是一本“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杂烩”(Keynes，1932，p.394)。

整体看来，尽管哈耶克想苦口婆心地说服凯恩斯让他接受自己的理论有问题，在许多地方是错的，并试图说服凯恩斯认同他哈耶克的理论，但是凯恩斯本人并未有认真回答哈耶克所提出的问题，而是草草回应了这篇短文，并在回应文章最后说：“我感到，在他[指哈耶克——韦森注]和我的思想之间，有一道厚厚的大雾之墙将我们分隔开来。”(同上，p.397)这场论战，正好验证了凯恩斯在后来所说的一句话：“在经济学中，你不可能判定你的对手有错；你只会让他愈发相信自己。况且，即使你是对的，如果你自己的阐释和说服力上有瑕疵，如果他脑子里已经充斥了相反的概念，跟不上你向他展示的思路，你也不可能说服他。”(转引自Wapshott，2011，pp.107)

哈耶克向凯恩斯发起的这场论战，第一个回合就这样匆匆草草地结束了。两大经济学高手的这场“伦敦-剑桥论剑”，大致可以归纳为，哈耶克凝重地刺出了“两剑”并回扎了“一匕首”(对凯恩斯回应的回应)，繁忙的凯恩斯匆匆回了“一枪”就退出了，而是让他的一个信徒、意大利籍的经济学家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去与哈耶克继续进行理论缠斗。⑩就连目睹并参与了这场争论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思想和生平传记的权威解释人哈罗德(Roy F.Harrod)在1951年出版的《凯恩斯传》中也认为，对于哈耶克的批评和商榷，凯恩斯的“回答是虚晃一枪的躲闪开了”(11)(见Harrod，1951，p.513)。

对于这场论战，韦普肖特评价道：“伟大的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这场决斗，是一场技术性的、模糊的、难以理解的，且脾气暴躁的。这基本上是两位重量级思想家的推理逻辑的角力(logical sparring)。哈耶克坚信，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非常难以认识的，只能从市场中个体间的互动中去部分地理解。而凯恩斯……则相信，一个经济体最好从一个大的图景中来认识，即从自上而下地来考察诸如供给、需求、利率这些经济构成要素的总量来观察。哈耶克卡在了现在所知的‘微观经济学’的思维上，着眼于成本、价值这些不同的经济构成要素；而凯恩斯却正朝着思考经济运行的新思路上酝酿着突破：宏观经济学，即把经济视为一个整体的来理解。”(p.120)应该说，作者这里对哈耶克与凯恩斯大论战的理解是传统的思路，即基于现有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表皮理解。而更深层的认识是哈耶克的学生、且一生坚持哈耶克和奥地利经济学分析理路的经济学家路德维希·拉赫曼(Ludwig M.Lachmann)在后来提出来的。拉赫曼(Lachmann，1994，p.148)曾指出：“更敏锐的人会认识到，他们正在见证经济世界中两种不可调和的观点的冲突。不怎么敏锐的人只会迷惑不已，不知道论辩双方在吵什么。这并不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普通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家之间的一场争论，而是经济思想史上两大流派之战所打响的第一枪。”

四、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催生了《通论》的写作与问世?

对哈耶克细读过他的《货币论》后而提出的周详、深入而十分尖锐的商榷与挑战，凯恩斯则只是敷衍地回了一枪，就没再继续讨论下去，这一事实既不说明凯恩斯弃甲而逃，也不是说明他对哈耶克的批评不重视，而是他在梳理自己的思想，在不断明晰他自己的理论，或者说在哈耶克的步步紧逼的批评与商榷中进行新的理论创新。正如目睹过这一场论战的《凯恩斯传》的作者哈罗德所言：“如果凯恩斯只须应付他的批评者的刺激，那末他无疑有责任重新起草《货币论》中的某些部分一遍，使他的那些论点更充实而且清晰。然而，当时他的思想正在前进。他在探索与简易化一般法则。他再次进入了一条漫长的隧道，并最终带着《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从隧道中走了出来(1936年)”(见Harrod，1951，p.515)。

现在看来，哈耶克对凯恩斯《货币论》的抨击与商榷，无疑刺激了凯恩斯去进一步理清他自己的思想和术语，去写作《通论》这部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因此，笔者个人判断，如果说哈耶克对凯恩斯的理论论战不是凯恩斯写作出《通论》的原动力的话，也是最重要的推动力或言促动力量，或至少我们今天可以认为，凯恩斯在《通论》中所形成和阐发出来的最主要的经济学思想，是在哈耶克的步步紧逼式的商榷和批评下逐渐形成和明晰起来的。根据这一点，我近几年来一直认为，凯恩斯的《通论》很大程度上是哈耶克与凯恩斯论战的结果，或至少可以说，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论战，催生了凯恩斯的《通论》这部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

笔者的这种判断，是从《通论》的整个文本中多处可以解读出来的。在《通论》序言中，凯恩斯开篇第一句话就说：“本书主要是为同行经济学家们所撰写的。……我的意图是想使辩解和争论尽量少一些。”他还在第一段中明确说：“如果使分歧明确化，我在争论中的文字太过尖锐，那么，我必须请求原谅。”(Keynes，1936，p.v)在已经清楚地知道之前发生的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理论论战的情况下，现在我们自然会理解凯恩斯这里的话是说给谁听的了。在“序言”中，凯恩斯还实际上在向哈耶克的批评和论战致意：“撰写这样一本书，笔者沿着陌生的道路摸索，如果想要避免过度的失误，他必须极度依赖批评和对话。如果一个人单独思考太久，什么愚蠢的事情都可以信以为真了。”(Keynes，1936，p.vii)从这些话中，我们能读得出来，凯恩斯在撰写《通论》时，一直是把哈耶克的商榷和论战的观点渗透到他的写作的潜意识和论敌之中。对于这一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的作者韦普肖特也体悟到了：“《通论》隐含着对哈耶克及其同道所下的战书(invitation)，希望他们就此做出回应。”(p.152)

不仅如此，在写作过程中，凯恩斯在很多地方对哈耶克的经济理论和“古典学派”的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尤其是对米塞斯、罗宾斯和哈耶克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了“一轮无情的攻击”(p.147)，这也间接说明，《通论》的写作、凯恩斯思想的明晰化和理论进展，均与哈耶克对他的理论批评与商榷有直接的关系。根据哈罗德的回忆，到1934年底，《通论》的初稿就完成了，在次年进行修改，并与评论家们进行广泛联系，“他虚怀若谷地接受种种建议，不辞劳苦地对大家所提出的疑点详尽做答；凡有歧见之处，则努力以长篇论述加以解释，这令批评者们心悦诚服”(Harrod，1951，p.532)。尽管如此，据哈罗德的回忆，在看完初稿之后，一些经济学家朋友还对凯恩斯对哈耶克及其同道的严厉攻击大感震惊，多次劝说凯恩斯不要太针对个人：“我所做的主要努力在于减弱他对‘古典’学派的攻击的烈度。……在我看来，这一断言使他的批判有过犹不及之虞，将酿成巨大的骚动并引起无关宏旨的争论。”(Harrod，1951，p.534)

尽管哈罗德等经济学家曾努力劝说凯恩斯不要在《通论》中对古典经济学家(如马歇尔、埃奇沃思、庇古)以及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和罗宾斯进行激烈的攻击，但在《通论》的第二稿中，乃至在1936年出版的《通论》中，我们今天可以处处读出他对哈耶克的经济学观点和商榷的批评甚至某些嘲弄。譬如，在《通论》第三章中，凯恩斯说：“传统经济理论的众所周知的乐观主义，已使经济学家们被看成是甘迪德(Candide)(12)式的人；他离开了现实世界来耕种自己的园地，并且教导人们，只要听其自然，在可能的最美好的世界中的一切都会走向最美好的路径。我认为，这种状态可以归之于他们忽视了有效需求的不足所造成的对经济繁荣的障碍。在古典经济学派所假想的社会中，显然会存在着资源最优使用的自然趋势。古典理论很可能代表我们的经济应该运行的方式。但是，把现实世界假设为这样，就等于把我们的诸多困难给假设掉了。”(Keynes，1936，pp.33-34)很显然，凯恩斯在这里是把哈耶克及其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比喻为一种甘迪德式的人物，并从而也解释了他自己的经济学与这些古典经济学家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不同。

在其后，谈到哈耶克在与他争论中谈到的“自然利率”，即“中性的”和“均衡的”利率以及“强迫储蓄”等概念和思路时，凯恩斯甚至尖刻而调皮地嘲弄道：“野鸭子已经潜入到水底，深入到它力所能及的地方，并且紧紧咬住水草、须根和水底的一切垃圾不放，因此需要有一只聪明异常的狗潜入到水中，重新把它捞上岸来。”(Keynes，1936，p.183)凯恩斯对哈耶克以及他所谓的“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的讥讽，也是真够形象和辛辣的!

当然，凯恩斯这位英文语言和思想大师，并不仅仅限于打这种文字笔墨仗，接着他道出了他的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由此可见，传统的分析是错误的，因为它未能把[经济]体系(system)的自变量正确地分离出来。投资与储蓄是为[经济]体系所决定的因素，而不是决定经济体系的因素。它们是经济体系中的决定因素的后果；这些决定因素是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曲线(或表)和利息率。这三个决定因素本身确实是复杂的，而且每一个因素都会由于其他两个因素的变动而受到影响。但是，在其数值不能被相互推算出来的意义上，三者均是自变量。传统的分析觉察到储蓄取决于收入，但它却忽视了收入取决于投资这一事实……”(同上，pp.183-184)凯恩斯就是这样在不时的嬉笑怒骂中来阐释他的严肃的经济学理论，这确实是一般常人所做不到的。

如果细读《通论》，也许会发现，凯恩斯在整个文本中提到哈耶克的名字并不多，总共只有四五处，且每次提到哈耶克，凯恩斯也总是客气地称呼他为“哈耶克教授”，并在三处与米塞斯和罗宾斯一起讲哈耶克的观点。故也许有人由此会认为，单就这一点来看，说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催生了凯恩斯的《通论》这部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或许言过其实。当然，单从字面上来看，凯恩斯在《通论》中与哈耶克观点正面商榷的，大约只有三处。然而，只有深入了解哈耶克与凯恩斯的上、下两篇的商榷文章和凯恩斯的回应的背景和其中涉及的问题，才能解读出整本《通论》好像自始至终均是在与哈耶克进行深入的理论论战这一点。在当今世界经济思想史学界，好像并没有多少人能够认识和体悟到这一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凯恩斯在《通论》中是如何与米塞斯、哈耶克和罗宾斯进行正面商榷的。在第14章的附录最后一节，凯恩斯指出：“冯·米塞斯教授提出了一种奇特的利息理论：该理论为哈耶克教授所接受，我认为它也为罗宾斯教授所采纳。这一理论是：利息率的改变也就等同于消费品价格与资本品价格的相对变动。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并不清楚。但是，其论证似乎遵循下列方式来进行：通过某种异常简单化的方法，新消费品的价格和新投资品的价格之间的比例被认为是可以衡量资本边际效率。这一比例又等同于利息率。根据利息率降低有利于投资这一事实，因而他们得出消费品价格和投资品价格之间的比例降低也有利于投资。”(Keynes，1936，p.192)凯恩斯接着指出：“通过这种办法，一个人的储蓄与投资总量增量之间的关系就被建立起来了。人们普遍认为，个人储蓄的增加可以造成消费品价格的下降，而下降的幅度很可能要超过投资品价格的下降幅度；因此，根据上述推理，降低利息率会刺激投资。”凯恩斯还认为，“当然，某些资本资产的边际效率下降，从而整个资本边际效率曲线的下降，与上述论点正好有相反的作用。其原因在于，资本边际效率曲线的上升和利息率的下降都能刺激投资。由于把资本边际效率与利息率混淆在一起，米塞斯教授和他的门徒们恰好得出了与正确结论相反的结论。”(同上， pp.192-193)

到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出，哈耶克与凯恩斯的争论，实际上仍然还是沿着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与实际利率(到《通论》阶段，凯恩斯本人已经不再使用“自然利率”这个魏克赛尔式的概念了，而是用“资本边际效率”来替代之，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的关系进行争论。说白了，到这时候，尤其是在1929年-1933年的大萧条发生后，米塞斯、哈耶克和罗宾斯仍然从理论上坚持不要人为干预市场经济的自然运行，尤其是不要人为操控利息率来错配资源，导致资本品需求的扩张，人为制造过度投资和短期繁荣；而凯恩斯这时则全力思考如何在短期内通过增加货币供给和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从而把各国经济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实际上，就连凯恩斯本人也清楚他的分析理路注重短期而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经济理论注重长期这一点。譬如，在前面评论米塞斯、哈耶克和罗宾斯的简单逻辑推理后，他在一个脚注中写道：“如果我们处于长期均衡状态，这可以在特殊的假设条件下得以成立。但是，如果所涉及的价格是萧条状态的价格，那末，认为企业家在形成他的预期时会假定价格永久不变这一简单化的办法肯定不符合事实。”(同上，p.192，注2)

在后面第17章，凯恩斯又对他在《货币论》中的观点进行了反思，并进一步与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做了区别。他说：“在我的《货币论》中，我把我意图中的唯一利息率称之为自然利率，并且对它下了定义——用我在《货币论》使用的名词来说，即能使储蓄率和投资率相等的利率。我当时相信，我的定义是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的发展和明确化。按照他的说法，自然利率是能保持没有被他很明确地加以界定的价格水平稳定性的利息率。”接着，凯恩斯还进一步解释道：“然而，我在当时所忽视的事实是，根据这个定义，任何社会在每一就业水平上都会有一个不同的自然利率。同样，相对于每一数值的利息率，都存在一个使该利息率成为‘自然率’的就业水平；其含义是，在该自然利率和就业水平上，经济体系处于均衡状态。就此而论，不管就业水平如何，来谈论自然利率，或根据上述定义就可得到唯一的利率，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在当时，我还没有懂得，在一定情况下，经济体系可以处于小于充分就业的水平。”基于这一反思，凯恩斯明确地讲述了他在《通论》中的新理论发展：“我现在认为，过去被我当作在学术发展上似乎是最有前途的‘自然’利率概念，对我们现在的分析来说不再是很有用和具有多大的重要性。它不过是维持现状的利息率，而一般来说，我们对维持现状本身并没有多大兴趣。”(Keynes，1936，pp.242-243)。

从这长长的三段话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凯恩斯本人相比《货币论》在《通论》中的理论进展，也另一方面印证了正是与哈耶克的理论大论辩，促使他完成了他的理论的革命性的转变，即从对魏克赛尔式的“自然利率”的概念分析转向对“资本边际收益率”的分析和重视。

在完成这一根本性的理论转变后，凯恩斯最后非常明确地表述道：“我相信，经济周期最好应被当作系由资本边际效率的周期性变动所造成的；当然，随着这种变动而到来的经济体系中的其他重要的短期变量会使经济周期的情况而变得更加复杂和严重。”(Keynes，1936，p.313)沿着这一思路，凯恩斯构建了他的经济周期理论：“对危机的更加典型的而且往往是更加决定性的解释在基本上并不是利率的上升，而是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正是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所以萧条才如此难以治理。……要恢复资本边际效率并不那样容易，因为资本边际效率在目前系由无法控制的(uncontrollable)和不服从的(disobedient)工商业界的心理状态所决定。用普通语言来说，在个人行为自己作主(individualistic)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信心的恢复远非控制所能奏效”(Keynes，1936，pp.315-316)。

由此，凯恩斯得出了他的政府干预市场的基本思想：“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除非投资市场的心理状态使自己做出毫无理由这样做的巨大逆转，要想避免就业量的剧烈波动是不可能的。我的结论是：安排现行体制下投资的责任绝不能被置放在私人手中。”(同上，p.320)凯恩斯还具体解释道：“有鉴于资本边际效率日益为甚的下降，我支持旨在由社会控制投资量的政策；而与此同时，我也支持各种提高消费倾向的所有政策。其原因在于，在现有消费倾向下，不论我们对投资采取任何措施，想维持充分就业均是不可能的。因而，存在着用两种政策同时操作的空间——既促进投资，同时又促进消费。”(同上，p.325)

到这个阶段上，主张政府在经济萧条中应主动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干预经济，使经济体系从萧条中复苏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主张就基本形成了。

五、在《通论》的理论重炮轰击下，为什么哈耶克沉默了?

1936年2月，凯恩斯的《通论》由英国的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了，标志着“凯恩斯革命”的开始和“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并接着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通论》出版前，凯恩斯就把书稿的校样和预印本送与了一些同事、朋友，征求意见，包括哈罗德、霍特里(R.G.Hawtrey)，以及一直不同意他的观点的罗伯森(D.H.Robertson)。现在我们也已经知道，到《通论》印行时，凯恩斯也曾把一本预印本送给了哈耶克，径直邀请哈耶克来进行批评。哈耶克本人在1936年2月初也写信给凯恩斯，表示感谢，并且表示如果对《通论》的一些观点仍然怀疑，“我会祈请你对一些要点在《经济学杂志》上予以解释”(见Caldwell，1998，p.559)。这实际上表明哈耶克一开始还是想就《通论》写些评论的。但是，到今天仍然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在《通论》出版后，尽管书中充满了对哈耶克许多观点的点名、不点名的商榷 (13)，然而，哈耶克却沉默了，对《通论》在公开场合不置一词。这本书的作者韦普肖特问道：“如果《通论》从头到尾都充满了错误的解释、误导的假设、虚假的逻辑、不适当的和闪烁不定的想象，那么，哈耶克显然应该在它们扎根之前就摧毁凯恩斯的理论。”然而，韦普肖特发现：“但答案始终没有出现，哈耶克保持了沉默。在拿出全副力气与凯恩斯决战的关头，哈耶克失语了 (14)。数个星期过去了，始终不见他的大力还击。哈耶克的人生目的，罗宾斯从维也纳召唤他到伦敦经济学院的根本原因，亦即贝弗里奇任命他为伦敦经济学院教员的根本理由，似乎全都落了空。凯恩斯的巨著非但没有碰上炸弹，甚至连一句呜咽之声都没有听到。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古典经济学家都在热切地期待着哈耶克的反应，可哈耶克却始终不置一词。”(Wapshott，2011，p.153)哈耶克到底怎么了?

六十年后，当今世界著名经济思想史家(曾任世界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著名的哈耶克思想研究专家考德威尔曾在《政治经济学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考德威尔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为什么哈耶克没有为〈通论〉写书评?》，通过占有大量资料，尤其是根据在《通论》出版后数十年间哈耶克对这个问题自己的谈话和解释，考德威尔(Caldwell，1998，pp.556-557)总结出了以下几个可能的理由：

1.通过之前与凯恩斯的交往，哈耶克发现凯恩斯经常改变他的观点，因此，哈耶克怕自己的评论还没写好，凯恩斯又改变他的观点了。 (15)

2.与第1点相联系，哈耶克认为《通论》只是一个“应景之作”(a tract for the time)，相信凯恩斯后来会改变他在《通论》中的观点(在1966年的一次谈话中哈耶克专门这样说过)，因而一直拖了下来，没有专门撰写书评和商榷文章。

3.哈耶克模模糊糊地感到，要对凯恩斯的观点写出真正到位和深中肯綮的评论与商榷，这要求对凯恩斯的整个宏观经济研究方法提出挑战，这确实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哈耶克生前曾4次提到这一点，并在1966年的谈话中说这是主要原因)。

4.1963年，哈耶克曾说他当时实在是“厌倦了论战”，但在同时哈耶克表达出了他后悔在他一生中没有好好清算凯恩斯的思想这一点。在20世纪60年代后，哈耶克在不同地方一再讲，他一生没有好好地批判凯恩斯《通论》中的理论，这使他一直懊悔不已：“我当时是卸责了，我迄今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感觉，这显然是我应尽的责任。”(Hayek，1995，p.60)

5.哈耶克这时正忙着构建他自己的理论框架，即他自己的一个改进的“资本理论”，他相信一旦自己的这一理论基础奠定下来，很快将会取代凯恩斯的理论框架。这里所说的“资本理论”，是指哈耶克自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就着手撰写的《资本纯理论》这本巨著。哈耶克一直相信，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没有资本理论基础，因而，他计划先撰写“资本纯理论”，然后再撰写他自己的“货币纯理论”，以从理论上彻底击败凯恩斯的“货币、利息与就业的一般理论”。在晚年，哈耶克曾两次强调这是他没有批判凯恩斯的《通论》的主要原因。哈耶克这时正忙于构建自己宏大的经济学理论的理想框架，而没有时间腾出手来批判理论对手凯恩斯的新框架，这显然是一个可以部分解释哈耶克一直没有批判凯恩斯《通论》的主要理由。譬如，按照韦普肖特的考证，在1935年-1936年间，哈耶克在艰苦地撰写他的《资本纯理论》，正卡在了第6章。按照这一说法，1935年，哈耶克已经把书稿搁置了一阵儿，但1936年，收到凯恩斯寄来的《通论》两周之后，他写信给他的好友、另一位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哈伯勒(Gottfried von Haberler)，说写书挤掉了他所有的时间，因而腾不出手来应付凯恩斯的新作品。他的原话是：“我努力专心地写我的书，必须把其他一切都搁置起来。现在说它已初具规模还太夸张，我希望能在复活节假期之前完成第一稿”。至于凯恩斯的《通论》，他写道：“我暂时还没法发表意见，因为我绝望地卡在了第6章。”(转引自Howson，2001，pp.369-374)

6.当《资本纯理论》在1941年出版后哈耶克能腾出手来为《通论》写评论的时候，他却感到在他的“资本纯理论”的世界殚思竭虑地思考和写作而疲惫不堪，无力再写出他的“货币纯理论”了，因而，哈耶克经济学的整个理论框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哈耶克与凯恩斯又站在同一边来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的各国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作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哈耶克当时也实在不想削弱凯恩斯的影响(晚年哈耶克曾两次指出这一点)。

7.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哈耶克曾希望凯恩斯本人会站出来反对凯恩斯的信徒们的经济政策，但是不幸没有等到这一天，凯恩斯就在1946年的复活节(4月21日)溘然辞世了。在1952年的一次谈话中，哈耶克还回忆他与凯恩斯最后一次对话的情形，并明确谈到了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哈耶克本人又重复谈了这一原因。

除了上述哈耶克自己谈到的7个原因外，作为研究哈耶克思想的专家，考德威尔还推测，可能还有其他另外两、三条原因导致哈耶克没有为《通论》写书评，没有进一步与凯恩斯进行论战。

考德威尔的第一个猜测是，当时并没有杂志主动邀请哈耶克为凯恩斯的《通论》写书评(见 Caldwell，1998，pp.558-559)。另一个猜测是，在《通论》出版后的一段时间里，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私人友谊已经改善。希特勒纳粹的空军从1940年7月开始轰炸伦敦之后的一段时期，伦敦经济学院曾一度搬往剑桥的彼得豪斯学院(Peterhouse College)上课。在剑桥期间，凯恩斯在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附近给哈耶克找到了住处，两人的接触多了起来。 (16)尤其是根据哈耶克儿子的回忆，在纳粹战机轰炸英国期间，凯恩斯曾与哈耶克一起在国王学院哥特式教堂的屋顶值班巡逻，来提防德国轰炸机飞来轰炸。通过亲密的接触，使哈耶克与凯恩斯逐渐建立起了私交甚笃的友谊。后来哈耶克曾对这一段与凯恩斯的亲密交往回忆道：“我们好多其他共同的兴趣，如历史方面的，除经济学之外的。基本上，我们见面不谈经济学……所以，在私交上，我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包括丽迪亚·洛普科娃。”(见Hayek，1994，p.91)如果是这样，加上哈耶克相信凯恩斯会经常改变自己的观点，这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了哈耶克在《通论》出版后没有写出一些严肃认真的书评来清算凯恩斯的理论了。

另外一个原因考德威尔并没有太言明，实际上我们今天已经慢慢认识到，随着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对中央计划经济可行性的批判，随着他对经济学与知识问题的研究，他在怀疑自己与凯恩斯论战时所坚持的经济学方法论基础了。照考德威尔(1998，p.565)的理解，现代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相信，“在一个具有市场过程的世界中，人们可以从广义上预期人的行为模式，但不可能精确地预期到相对价格变化的结果，——而在《价格与生产》中，哈耶克正做了这样的描述。哈耶克到后来可能开始认识到，他在1930年代所形成的这一思路，对任何社会现象的理论研究——其中包括他自己早期的工作——来说，是有问题的。”除了考德威尔后来的这一怀疑外，实际上从凯恩斯在1933年写给他夫人莉迪亚的一封信中也可佐证这一点。就在《通论》第一稿成书之前，凯恩斯曾从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写信给他太太莉迪亚(Lydia)，讲起了他与哈耶克的交往以及哈耶克那段时间的思想状况：“昨晚，我和他一起坐在大厅里，今天还跟他在皮耶罗·斯拉法家里吃了午饭。我们在私交上处得甚好。但他的理论是垃圾，我今天觉得，就连他自己也开始怀疑自己了。”(Wapshott，2011，p.124)在理解哈耶克与凯恩斯大论战问题上，这段话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注脚”。在殚精竭虑地写完《资本纯理论》后，哈耶克没有继续写他计划中的《货币纯理论》，而是转移了研究领域，去写《通向奴役之路》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的一些文章了，甚至去研究和撰写心理学的著作去了。这似乎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考德威尔的这一猜测。然而，从哈耶克60年代后所撰写的经济学著作—包括《货币的非国家化》(Hayek，1976)和一些文章与访谈，我们今天判断这可能是凯恩斯对哈耶克这位当时只有30岁上下的年轻经济学家的误判。

实际上，在最近重读到哈耶克与凯恩斯论战的文献以及哈耶克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所出版的基本经济学著作和发表的文章时，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米塞斯的《货币与信用原理》和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中所构建出来的奥地利学派“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是否在理论上一方面假定了企业家和所有市场参与者都能对价格信息(货币的价格为利息)做出即时的理性反应，而另一方面，又隐含假定市场中的可用资源是无限的(尤其是劳动力资源是可无限供给的，这也意味着在经济体系内既没有任何资源使用和资金可用性的任何限制)?没有这两个隐含的假设，怎么可能会推理出一旦银行人为降低利率，企业家就会进行一些不当投资，最后因为过度投资而最终导致大萧条?

很显然，米塞斯和哈耶克所建立起来的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从自身的逻辑来看是自洽的，但用现在的经济学的话语来说，实际上是从微观层面上假定企业和市场参与者对政府和银行的“宏观总量”的刺激政策做短期“理性”反应来论证奥地利学派的危机理论，这实际上假定了各个企业家和市场参与者既理性、又短视，对政府的误导性的宏观政策做出了即时的反应，即做出了长期来看并不合宜的经济决策(盲目和过度投资)，从而最后导致整个体系发生周期性的繁荣与萧条。而凯恩斯则只从宏观经济的总量反映上(当然他也从微观层面上考虑个人的流动性偏好、边际消费倾向以及受企业家预期所决定的资本边际效率)来进行理论推理，而认为人们的流动性偏好和边际消费倾向等是受文化决定的自变量，这些自变量决定了资本的边际效率下降，而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下降会导致经济的突然崩溃。而当经济体系陷入萧条而无法自拔时，政府和银行应该有所作为，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给和降低利率以及促进投资和消费的政策措施，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但是，如果像后来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所模型化的那样，如果市场经济的每个企业家和参与者都是无限超理性的，那么，无论凯恩斯的宏观刺激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乃至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在现实中都要打折扣 (17)。

现在看来，无论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还是凯恩斯的总量分析，都还有许多有待进一步论证的理论缺环。尽管如此，哈耶克与凯恩斯都自信自己的理论反映经济运行的现实逻辑，但实际上也是哈耶克与凯恩斯这20世纪的两大思想巨擘经过论战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最深层原因。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像哈耶克在20世纪40年代后相信每个人的知识都是分立的和有限的，因而完全的和长期理性预期均是不可能的，那么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诸种流派理论框架的建构又将有何用?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类社会诸经济体永远也消除不了商业周期的困扰?那这是否又回到了哈耶克一生的基本经济学主张：请遵循经济运行的自然逻辑吧!忘掉任何政府宏观政策干预经济过程的虚幻作用吧!市场经济会自发运转和自然修复自己的波动!唯有时间才能治愈失衡的经济!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乃至在其余生都没有专门为凯恩斯的《通论》撰写书评，没有从整体上批判凯恩斯的《通论》所建立起来的宏观经济理论框架，但决不是说哈耶克没有对凯恩斯的“新理论”做过一些零星的评述。而这一事实可能被这本《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一书的作者韦普肖特所忽略掉了。

譬如，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后，哈耶克在他1939年出版的《利润、利息和投资》一书中，就曾没点名地批评凯恩斯所提出的利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增加就业的做法：“当然，从来没人否定利用扩张货币的手段能迅速增加就业，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但必须加以说明的是，仅仅利用这种手段创造就业，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用这种手段创造就业，等于是让经济波动永无止境。”(Hayek，1936，p.63)其后，哈耶克还补充强调说：“利用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实现就业最大化的目标，在本质上是一种亡命徒式的政策，只有这类人才会在短暂的喘息中毫无损失地获得一切。”

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亲眼目睹了西方世界推行了数十年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出现“滞胀现象”后，哈耶克于1974年10月15日在伦敦《每日电讯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通向失业的通货膨胀道路》的短文。在这篇文章中，哈耶克一上来就说：“我要十分抱歉地说，目前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其责任完全要由经济学家——或至少要由我的经济学家同行中那些信奉凯恩斯爵士的教诲的大多数人负责。……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完全是凯恩斯爵士的经济学的后果。正是由于他的那些门徒的建议甚至鼓动，各国政府才不断增发货币而不断增加开支，而凯恩斯之前的任何一位值得尊敬的经济学家都能预见到，这种开支的规模是如此之大，肯定会引起我们正在经历的通货膨胀。”(Hayek，1978，p.192)在1975年9月25日于洛桑召开的“日内瓦黄金与货币大会”上的发言中，哈耶克又进一步指出：“我们目前货币问题的主要根源，当然是因为凯恩斯爵士及其弟子为一种久远的迷信披上了一件科学权威的外衣，即相信通过增加货币开支总量，我们可以持久地保持繁荣和充分就业。”哈耶克认为，这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选择，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因为，“从长期来看，凯恩斯主义的药方非但治不好失业，反而会使其恶化”。(同上，pp.218-219)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双方都带着较强的个人情感因素在其中，在凯恩斯逝世后的许多著作中，哈耶克还不止一次地揶揄凯恩斯，说他“涉猎的领域极广，但经济学知识却相当狭窄”(1966年“对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革命’的个人回忆”，见Hayek，1972，p.284)，是“一位具有卓越智力但对就经济学理论所知有限的人”。(Hayek，1976，p.6)

当然，晚年的哈耶克也认识到，要把凯恩斯本人的经济理论与所谓“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区别开来。譬如，在1975年9月25日于洛桑召开的国际会议上的所做题为“货币的选择：终结通货膨胀之道”的发言中，哈耶克就为凯恩斯他这位宿敌和老朋友辩护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过多地指责凯恩斯爵士，要他为身后的理论发展负责，这多少有点不公平。我确信，不管他以前说过什么，如若他还在世，一定是位反对目前通货膨胀的领袖。”(Hayek，1976，p.23)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哈耶克在晚年也专门澄清了他与凯恩斯的关系：“虽然我仍然不同意凯恩斯的观点并与他有过白热化的辩论，但我们却保持了最好的私人友谊。并且，就他作为一个人而言，在很多方面我都对他怀有极高的敬意。”(Hayek，1994)在凯恩斯逝世时，哈耶克也对凯恩斯赞扬道：“他是我所认识的一位真正伟人，我对他的敬仰是无止境的。没有凯恩斯，这个世界只会变得更糟。”(转引自Skidelsky，1999，p.833)

六、哈耶克与凯恩斯论战的理论遗产

1999年，当代著名的奥地利学派的传人和宏观经济学家罗杰·加里森(Garrison，1999，p.x)曾在为一本专门研究哈耶克与凯恩斯论战的专著所写的“序言”中说过：“凯恩斯与哈耶克论战的许多深层的货币和理论问题从来未有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只是被人们有意回避开来而已(这里原为‘被扫进了地毯之下’——韦森注)。”在反复阅读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与凯恩斯论战的有关文献后，我觉得加里森的这个判断是符合事实的。

1936年凯恩斯的《通论》的出版，无疑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从而诞生了宏观经济学，并随之发生了当代经济学中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野。凯恩斯经济学的总量分析，从思想渊源上来看，与哈耶克一样均来自瑞典经济学派经济学家的克努特·魏克赛尔(Knut Wicksell，1851-1926)。基于货币市场的均衡和产品世界的均衡相互作用的分析理路，凯恩斯经济学最主要的贡献是他在“货币三论” (18)中研究和论证了现代市场经济中货币和银行体系的运作，以及货币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由此也可以认为，凯恩斯主要是一个货币经济学家，而后才是一个创新的理论经济学家。然而，尽管凯恩斯的《通论》在1936年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理论并没有真正把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完全吸纳进去，而只是把凯恩斯《通论》中所新创的一些术语，如边际消费倾向、有效需求、乘数、流动性偏好等概念以及总量分析方法和政策理论主张放在教科书做了一些规范化的处理。更为悖谬的是，希克斯(Hicks，1937)、莫迪里阿尼(Modigliani，1944)以及后来的汉森(1949，1953)所程式化的IS-LM模型，被当作凯恩斯经济学思想的精粹而在所有的现代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被普遍讲解而使其大行其道。值得注意的是，当希克斯用“IS-LM”模型(希克斯在1937年的文章中表述为“IS-LL”模型)来诠释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并把文章寄给凯恩斯听取批评意见时，一贯都及时回复朋友信件的凯恩斯竟然在6个月后才回信希克斯。在这封信中，凯恩斯也只是对希克斯的文章含含糊糊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有意思，但就批评而言，我几乎真的无话可说。”(见Skidelsky，1983，p.548)从这句话中，我们今天很难认为凯恩斯本人对希克斯用IS-LM模型来程式化他的思想的做法是认可的。 (19)

作为一个货币经济学家，凯恩斯对现代货币理论和金融系统的运作做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贡献，其中包括他在《货币论》中发展出来的“货币内生”理论。甚至连哈耶克这位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宿敌，也在晚年所撰写的一本小册子《货币的选择：结束通货膨胀之道》中，肯定凯恩斯在货币理论中的贡献：“我总觉得凯恩斯爵士是个新的约翰·劳(John Law)。像劳一样，凯恩斯是一位对货币理论做出诸多真正贡献的金融天才。”(Hayek，1976，p.23)由于以希克斯-汉森IS-LM模型为基本理论架构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之一是中央银行能够控制货币供应量，从而能够控制一个经济体的货币总量，如果把凯恩斯本人的货币理论——尤其是他的货币内生理论——运用到总量经济分析中，那就要对现代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都要打个大问号了。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用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所提出的“货币内生理论”来分析问题。在《货币论》第七篇第31章一开始，凯恩斯就明确指出：“银行系统不能直接控制单种商品的价格和生产要素的货币报酬率。它实际上也根本直接控制不了货币量；因为现代银行制度的一个特点是：中央银行在一个规定的贴现率上通过随时买入某种被批准的证券来释放货币。”“实际上这意味着，在当今世界，对物价的控制是通过控制投资率来实现的。中央银行当局除了通过银行利率或公开业务市场操作来影响投资率外，什么也做不了。”(Keynes，1930，Vol.II，p.189) (20)如果这里凯恩斯还是在讲中央银行“外生地”向经济体注入货币的话，那么，在同一章中，凯恩斯则说：“确实，银行家并不否认在某种意义上他能够创造信用。他进行这种创造所需要的实际上只是一定比例的黄金(或其他形式的准备金)。当一家银行在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余额超过了通常的需要，他便能向工商界贷出一笔增量贷款，而这笔增量贷款就会在这家银行或其他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创造一笔增量存款。就银行整体而言，这种信用创造，只有在导致黄金流出从而导致银行准备金减少时，才为过多……”(同上，p.195)之后，凯恩斯还特别追加道：“相信英国工业资本的运营量取决于英格兰银行金库中的黄金储备量，无异于相信别人的鬼话。”(同上，p.196)这里，凯恩斯非常清楚地解释了现代金融体系中央行“外生地”注入货币和商业银行通过创造信用而“内生地”创造货币两种机制。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把商业银行通过创造信用而创造货币这一点引入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中，那现在建立在希克斯-汉森程式化的IS-LM模型上的整个流行的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是否还成立? (21)

到这里，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尽管希克斯、汉森式的IS-LM分析模型试图把从魏克赛尔到凯恩斯的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货币市场均衡与产品市场均衡统一起来，但由于他们把深邃繁复的凯恩斯的经济学思想简单化了，使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流行的宏观经济学的框架实际上还是一个没有货币和金融市场的产品世界均衡的分析框架(只有詹姆斯·托宾等少数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著作是些例外，见Tobin，1989；Tobin & Golub，1998，但这些经济学家更偏重货币和金融市场的分析，而不是像从魏克赛尔到凯恩斯那样分析“货币市场均衡”与“产品市场均衡”的一般理论)。流行的宏观经济学不能很好地解释现代经济的运行，没能预测到2007年-2009年全球金融风暴以来的这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以至于在西方各国陷入经济衰退后，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能给出管用的经济复苏的良方(或者说大家所给出的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救治药方均不管用)，这在今天我们就可以完全理解了。

除了在凯恩斯的博大精深、复杂多变甚至有些扑朔迷离的经济学思想宝库中至今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金矿外，哈耶克在20世纪30-40年代经过艰苦和缜密的经济学推理而形成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尤其是他的资本纯理论，显然也还有大量的有价值的金矿闲在那里而少有人问津——甚至连少数活着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经济学家也很少去研究哈耶克在20世纪30-40年代的货币、资本和商业周期理论。另外，除了20世纪30-40年代哈耶克所发展起来的货币、资本与商业周期理论外，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后在哈耶克对他与凯恩斯论战的理论反思中，尤其是在他晚年所撰写的几本关于货币和通货膨胀问题的小册子中，都有很多闪亮的思想需要进一步挖掘，且哈耶克的这些经济学思想在今天可能仍有切实的现实意义。譬如，1972年12月11日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哈耶克实际上对凯恩斯本人的经济学思想及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各国政策的影响，做了许多批评，并对他自己的经济学思想做了一些总结性的讲述。在这篇题为“知识的僭妄”(The Pretence of Knowledge)的著名讲演中，哈耶克(Hayek，1978，p.25)说：“……市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它取决于众多人的行动，对决定某一过程之结果的所有情形，几乎永远不可能完全认识和被度量。”在其后的分析中，哈耶克还指出：“我们的理论所要说明的，是在一个良序运作的市场中自我形成的相对价格和工资体系的决定因素。就此而论，以上所言尤为正确。市场过程的每个参与者所拥有的特殊信息，都会对价格与工资产生影响，而这方面的全部事实，是任何科学观察者和任何一个单独的头脑都无法确知的。这其实正是市场秩序的优越性之所在，也是在不受政府权力所压制情况下市场秩序会取代其他类型秩序的原因。……我们这些从事观察的科学家，由于无法知道这样一种秩序的全部决定因素，结果也无法知道在某种具体的价格与工资结构下需求总是等于供给，因此我们无法度量对这种秩序的偏离程度，也从而无法从统计上对我们的理论与‘均衡’的偏离加以检验……”(同上，p.27)

基于上述认识，哈耶克认为，“主流‘宏观经济’理论为救治失业所提出的药方——即增加总需求，已经成为大规模资源错配的主要原因，这后来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规模的失业。向经济体系不断地注入增量货币，会创造一时的需求(一旦货币量的增加停止或放慢速度时，这种需求也会消失)，加上人们对价格持续上涨的预期，会使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暂时得以利用，但这种情形只有在货币数量以相同或加速度的速率继续增加时才能维持。这种政策所导致的就业……只有靠一定的通胀率才能维持，而这种通胀率会使一切经济活动迅速解体。事实上，错误的理论观点已经把我们引向一种岌岌可危的境地(a precarious position)，使我们无法阻止大量失业的一再出现……”(同上，p.29)很明显，哈耶克这里是根据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出现的滞胀现象对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所进行的理论批评。

根据这一点，哈耶克在这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感言中最后说：“人类在改善社会秩序的努力中，如果不想弄巧成拙，他必须明白，在这件事上，就像在任何本质上复杂的有机物领域一样，他不可能获得主宰可能事务的全部知识。因此他不能像工匠打造器皿那样去模铸自己的工艺品，而必须像园丁看护花草那样，利用他所掌握的知识，提供适宜的环境，来养护花草的生长。自然科学的进步使人类对自己的能力过度乐观，‘让人眼花缭乱的成功’诱使人们像早期的空想共产主义那样不但想主宰自然环境，而且想通过控制人的意愿而控制人类的环境，这才是危险之所在。”(同上，p.34)这应该是作为一个年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对自己一生理论探讨和他自己经济社会哲学所做的总结。

1992年3月23日，92岁的哈耶克在德国的弗莱堡去世了。十五年后，2007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和接踵而至的世界经济衰退，打破了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那种认为人类已经认识到经济运行的自然法则因而经济危机会一去再也不复返的迷梦（22）。更令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头痛的是，2009年以来，尽管美国、欧盟各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府均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即一方面通过多次量化宽松向各经济体内注入了大量货币，且不断降低利率乃至维持一个接近于0的利率多年；另一方面又通过不断加大财政支出和采取赤字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到目前为止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仍然步履维艰。这无疑说明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失灵。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要看到，尽管几乎西方各国都大量“超发货币”，2007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已经进行了数轮“量化宽松”，广义货币大幅度增加，但西方各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经济学理论所预言的“超发货币”必定产生的高通胀的情形，因而也没有出现1973年西方石油危机之后的那种“滞胀”现象(只有“停滞”)。这无疑又在另一方面宣告了货币主义的破产。更进一步的问题：现在西方世界各国经济衰退后复苏步履维艰、路途漫漫的格局，难道证明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还是意味着西方国家的经济均长期陷入了凯恩斯在《通论》中就提出的“流动性陷阱”之中?

当今世界的现实格局，世界各国的种种经济问题，均说明差不多八十年前哈耶克与凯恩斯论战所涉及到的问题还没有过去，他们在论战中所争辩的观点和在论战中所阐释的理论仍然有现实意义，还在影响着各国政府现实的经济政策。人类经济社会在当代仍然自在地运行、发展和成长着。世界各国在不断地进行着生产、科技、金融、组织和制度的创新，尤其是互联网的广泛运用和“数字货币时代”(the era of digital money)到来，使人类社会的诸经济体的运行尤其是银行和金融系统发生巨大的变化。然而，这种现实世界创造出来的且不断演化的种种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体系，迄今为止不能被研究经济体系运作的经济理论在整体上完全理解、完全解释，因而，也不能完全预期其波动乃至演变方向(23)。社会在21世纪的经济学发展，是更需要凯恩斯?还是更需要哈耶克?

注释：

①这本书的原名为“ Keynes：Return of the Great Master”，中译本则被翻译为《重新发现凯恩斯》，罗一琼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

②见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A4MjYxMjEy.html。

③见http：//video.sina.com.cn/v/b/71476623-1744833945.html和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4ODgwNzg4.html。

④这本韦普肖特的《哈耶克大战凯恩斯》英文书名全译过来就是《凯恩斯对仗哈耶克：一场界定现代经济学的论战》。

⑤在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感言中，哈耶克自己还回忆道，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4场讲座的一开始，他自己就说：“之前一年我一直呆在美国，但我从来没有用英语讲过课。其实有人告诉我，或一直就在告诉我，只要我一用讲稿，就让人们听不明白。但是，只要我觉得自己能够随意解说，不用讲稿也行，人们就能听明白了。”这部传记的作者韦普肖特也判断说，哈耶克的带有浓厚奥地利口音的英语“就像伦敦的大雾，余生也没改变”(p.70)。

⑥这一点可以根据贝弗里奇1934年10月23日在伦敦经济学院“世界主义者俱乐部”所做的一场“我的乌托邦”演说中的一段话为证：“那些靠资本主义生活的乌托邦主义者，在北美已经解决了货币在生产过程中保持中性的问题。他们有一件利器，这就是一个名叫约翰·梅纳德·冯·哈耶克(这里贝弗里奇风趣地把凯恩斯的名字和哈耶克的组合在一起——译者注)的著名经济学家们为他们所发明的。就我所知，它会自动改变气候，影响银行家和商人的血压，因为价格的涨跌是同生产效率联系在一起的”(见Caldwell，2004，p.174，注1)。

⑦譬如，尽管罗宾斯与凯恩斯积怨很深，且在当时的麦克米兰委员会上经常因学术观点和政策主张不同而激烈争吵，凯恩斯还是把罗宾斯推荐到当时英国内阁总理的5人经济学家顾问委员会。甚至连罗宾斯自己也回忆道，尽管他和凯恩斯在这两个委员会上经常激烈争吵，但“没过几个星期，凯恩斯和我又见面了……他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我们俩之间无非是理念的分歧罢了”。罗宾斯还在后来说：“我从不怀疑他是个伟大的人物，有其与他的身份相当的个人行为特征，与他整体的品质和性格比起来，他的那些让我大吃苦头的个人行为真的是不太重要”(p.64)。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罗宾斯晚年又变成了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并在凯恩斯逝世时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了。

⑧凯恩斯的《货币论》1930年出版后，哈耶克先是在伦敦经济学院院刊Economica 1931年8月号(第33期)上发表他的书评性的商榷文章上半部分，然后凯恩斯在该刊同年11月号上对哈耶克的商榷进行了回应，同一期也发表了哈耶克对凯恩斯回应的再回应。到了1932年2月号，该刊又发表了哈耶克商榷性书评的下半部分。故这里笔者有哈耶克与凯恩斯公开理论论战的“三来一往”说。

⑨在2007年-2008年的世界金融风暴突然爆发之后，一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接踵而至。近几年来，西方各国政府均采取了数次极度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目前西方各国的经济复苏仍然是步履维艰。今天的这一世界经济格局，似乎又证明20世纪30年代初哈耶克的这些理论论断。

⑩在1932年凯恩斯主编的英国《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3月号上，斯拉法发表了对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的书评，对哈耶克的理论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和攻击，说他的理论“是一座充满矛盾的迷宫，读者读到其中关于货币的讨论时就彻底晕头转向了，绝望得什么也不肯相信了”(Wapshott，2011，p.117)；“在其他每一个地方，我们所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哈耶克的想法]只是为这一主题原本就混乱的思想又增添了更多的困惑”(同上，p.116)。除了让斯拉法与哈耶克进行理论缠斗外，凯恩斯也与哈耶克在私下通信中继续进行探讨和商榷。据哈耶克研究专家布鲁斯·考德威尔(Bruce Caldwell，1998，p.549)研究，从1931年12月10日到1932年3月29日，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相互通了12封信，在信中继续探讨他们的理论争论，并对各自的观点进行解释和辩护。

(11)这句话的原文是：“As things were，his rejoinders were displays of shadow fencing”。

(12)甘迪德是伏尔泰的哲学讽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该故事叙述了一位纯朴的青年天真汉和其所爱慕的公主以及他的老师乐观主义空论家葛罗斯的种种经历”(见高鸿业先生所译凯恩斯《通论》第38页译注1)。

(13)这本《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的作者韦普肖特也体悟到，“《通论》暗含着对哈耶克及其同道的邀请，希望他们做出回应。凯恩斯还在书中多次特意嘲弄了哈耶克”(Wapshott，2011，p.152)。

(14)韦普肖特曾认为，如果《通论》一出版，哈耶克主动请缨进行批判和反驳，“他兴许已经把凯恩斯革命掐灭在萌芽状态了”。他也发现，“凯恩斯径直邀请哈耶克来批评。他给哈耶克送了预印本，好让他的克星可以赶在正式出版之前写出评论来。凯恩斯是个公关大师，知道招揽争议的价值。与哈耶克进行争辩，能带动书的销量”。韦普肖特还猜测道：“促使凯恩斯这么做的，不光是敏锐的商业意识。他长期以哈耶克以及古典学派的同事为靶子，真心想与他们辩论。他的野心不仅是在论战中胜出，还要取代他们。只有后者与他辩论，这一点才能实现。他的大炮早已装填好了炸药，随时准备一战。事实上，哈耶克拒绝进擂台。这让他很失望”(p.139)。

(15)1978年，在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所做的一次口述史访谈节目中，哈耶克曾两次回忆道，当他写完关于《货币论》的书评后，凯恩斯曾亲口告诉他：“噢!别太在意了，我自己也不相信那些观点了。”(转引自Caldwell，1998，p.554)

(16)韦普肖特考证，哈耶克自伦敦初来剑桥，“本来是要搬到彼得豪斯学院住，而凯恩斯却以他善意的姿态，坚持要他的老对手在自己的国王学院附近找地方住，两人不时地在国王学院见面，履行教员职责”，于是，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见面和个人交往自然多了起来(Wapshott，2011，p.192)。

(17)这里即是说，如果每个企业家都能看到政府短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导致长期的大萧条，那么企业家还会非理性地从银行借款而盲目地进行“不当投资”和“过度投资”么? 2008年-2009年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后，美联储和欧盟各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央行不断进行量化宽松和超发货币，已经维持0.25％甚至近乎零利率多年，但是西方国家的企业投资仍然是萎靡不振，似乎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这一现实是证明了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理论，但是证明还是证伪了米塞斯-哈耶克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这要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来分析问题了。

(18)即《货币改革论》(A Tract on Money Reform，1924)、《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1930)和《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1936)。

(19)按照斯基德尔斯基的研究，希克斯的论文是于1936年10月送给凯恩斯的，而凯恩斯到1937年3月31日才回信。凯恩斯这里回信的原话是：“I found it very interesting and really have next to nothing to say by way of criticism”。斯基德尔斯基(Skidelsky，1983，p.54)还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约翰·希克斯虽然从来没有参与《通论》形成工作，但他却给这本书的传播制订了一个模型。他的IS-LM曲线图出现于1937年4月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那篇著名文章《凯恩斯先生与古典经济学：一种建议的解释》中。但是正如沃伦·扬(Warren Young)在他那本《解释凯恩斯先生》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希克斯所构建的《通论》的数量(但都是非线性的)模型，最早是哈罗德和米德于1936年9月在牛津的计量经济学会议上提出来的(其他的一些年轻经济学家也很快把凯恩斯的模型转化为方程式的形式)。希克斯所完成的工作是将凯恩斯的理论转化为一般性就业理论的一个特例，并可以用一套联系方程式来表述，而不必注重因果关系，这些方程式的解可以包括任何数量均衡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则根据所采用的那些行为假设的前提而定。”斯基德尔斯基还接着指出，在牛津会议之后，在凯恩斯的《通论》形成过程中起作用最大的卡恩(Richard Kahn)以及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就对希克斯等经济学家把凯恩斯的思想用IS-LM模型程式化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认为把《通论》的思想简化为“曲线图和代数碎片”是一大悲剧。他们认为，凯恩斯“一直强调预期的绝对重要性，其受风险和不确定的影响巨大，这是他的最大贡献。这就彻底颠覆了把凯恩斯理论(schedules)当作是上天赐下的种种稳定性关系的流行观点，——当然，凯恩斯也要为试图简化他的理论负责。”(转引自同上，p.548)

(20)很显然，凯恩斯在这里提出了现代经济运行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中央银行是通过影响投资率来控制物价的。这应该是凯恩斯的一个伟大理论的发现。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这一点并没有被多少当今的经济学家注意到。现在又有多少中央银行的经济学家真正认识到这一点?

(21)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流派的经济学家都对希克斯-汉森模型进行了诸多批评。譬如，一些后凯恩斯主义者，如罗宾逊夫人(Robinson，1964，1975)和沙克尔(Shackle，1967)将不确定性视为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真正本质，而认为希克斯和汉森等用IS-LM模型来解释程式化凯恩斯的理论是不适当的。沙克尔批评IS-LM模型分析的均衡框架道：“凯恩斯关于经济活动的最核心观念就是不确定性预期，而不确定性预期和均衡概念是不相容的。乃至是完全矛盾的。”(Shackle，1982，p.438)莱昂霍夫德(Leijonhufvud，1968)则认为，希克斯-汉森的IS-LM模型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是用静态(完全信息)的同步均衡框架来研究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动态调整。在《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与凯恩斯的经济学》这部当代经济学名著中，莱昂霍夫德还指出，虽然标准的希克斯-汉森IS-LM模型一直作为凯恩斯在《通论》中的经济学理论的简单化表述向大学生们讲授。但是它不论在字面上或实质上都不符合凯恩斯的原意。另一位后凯恩斯主义者温特劳勃(Weintraub，1982)则认为，缺乏微观基础导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本人经济理论总体的整体理解错误，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为凯恩斯理论提供非新古典的供给方的微观基础。面对IS-LM模型的诸多批评，甚至希克斯本人晚年也对他和汉森提出的这一IS-LM分析模型有些反思。在1980年发表在《后凯恩斯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希克斯自己首先在文章一开始就承认自己对IS-LM分析模型负责任，但在结论中他则说这个模型只是一个方便在经济学课堂教学的一个“小玩意(a gadget)”，它之所以一直被沿存下来，只是用均衡方法来进行一种特定的因果分析。他还警告说，对于应用经济学家来说，直接应用这种分析方法将是荒谬的，因为“现实世界与理论模型有诸多差异”。(见Hicks，1980，pp.152-153)在1988年的那篇《Towards a More General Theory》文章中，希克斯则进一步解释道，IS曲线代表“产业部门”的均衡，而LM曲线代表“金融部门”的均衡，但他后来发现IS模型所表达的“产业部门”的运作由“流量关系”(flow relations)决定，而LM所代表的“金融部门”的运作则只是反映了“存量关系”(stock relations)(Hicks，1988，pp.6-7)。他又承认，凯恩斯的《通论》整本书所假定的是一个“封闭经济”，而在封闭经济中，IS-LM模型则不能解释金融部门的流量关系，因而只是说明产业部门的流量关系，整个模型仅仅是一个简单化的静态分析，仅仅是说明了一个简单的“存量均衡”。希克斯最后认为，只有在开放经济中，才能考虑金融部门的流量关系，因而只有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他们的这个希克斯-汉森模型才会变成为更一般的理论(Hicks，1988，p.14)。

(22)据克鲁格曼讲，芝加哥大学教授、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在2003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所做的主题发言中，先是指出宏观经济学是“大萧条”催生出来的一门学科，然后他宣布，这门学科已经走到了告别过去、另辟天地的时刻：“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克鲁格曼还进一步解释道：“卢卡斯并没有说商业周期——即至少已经伴随了我们150年的衰退与扩张的不规则的交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他确实声言，到了这个时代，商业周期已被驯服，针对商业周期的任何举措所带来的益处都会微不足道。”(引自Krugman，2009，p.9)克鲁格曼还注意到，连刚刚卸任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甚至到2004年还声称，现代宏观经济学已经解决了商业周期问题(同上，pp.9-10)。在卢卡斯、伯南克和其他主流宏观经济家自信已经认识和掌握了人类经济体系的运行法则的时候，显然当时他们并没有预想到在三四年后就发生了现在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这难道不是对当代主流经济学的一个莫大的讽刺?

(23)在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讲演中，当代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Rober E.Lucas Jr.)曾把哈耶克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视作为自己研究的先驱。但是，他把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理论中缺乏现代数量工具视作为时代的不足。他说：“在第一节中我所引用的休谟的那段关于动态过程的话使我落入了凯恩斯的《货币论》(1930)和哈耶克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1933)之中，这不会引起任何时代错置的感觉。……而且所有这些理论家都希望从一般均衡的角度思考问题，认为人们在做着长期最大化和跨期替代的事情。他们诉诸非均衡的动态理论只是因为他们所能利用的分析手段使他们别无选择。”卢卡斯还进一步解释道：“对当代读者来说，这些对货币变化真实作用进行理论研究的智慧思想，仍会给当代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但也清楚地表明，缺少现代数量经济学的手段，试图讨论艰深的动态问题是徒劳的。哈耶克、凯恩斯及其同时代的人很想做出种种假设，提出某种像是模型的东西，可是他们根本没有能力用自己的理论做出预期。”但在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风暴后的世界经济从萧条艰难复苏中的今天，难道我们认为像卢卡斯这样具有极高深数学分析工具(现在连一些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都为经济学家的数学高深水平赞叹不已!)的当代经济学家们就能为现实经济的运作做出正确的预测了?

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