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梳理了胡适与厦门大学及前后两任校长的关系，发现了一些新史料。特别是由鲁迅在厦门大学期间的议论，分析了鲁迅及“胡适派”文人行事作文的不同风格，同时对鲁迅关于厦门大学的评论进行了辨析和重新评价。

[关键词]胡适 鲁迅 厦门大学 自由主义

中国1949年以前的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在这之后依然存在的很少（主要指校名和校址），复旦大学和厦门大学是少数在校名和校址方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大学，所以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相对而言是最容易保存完整校史的大学，而其他早年的私立大学就没有这样幸运，甚至包括一些当时的国立大学（比如中央大学后来就消失了）。在这一点上，复旦大学和厦门大学的校史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一样，有完整的连续性，这为保存一所大学的历史提供了完整的历史记忆。本文研究胡适与厦门大学的关系，主要是想在这种历史的连续性中重新发现历史记忆中较容易忽略的东西。

从现在保存下来的史料中，大体可以判断，胡适成年后没有到过厦门，自然也就没有到过厦门大学，但胡适的父亲胡铁花病逝于厦门。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六月廿八日到厦门，手足俱不能动了。七月初三日他死在厦门，成为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一个牺牲！”〔１〕胡适父亲在厦门的住处叫“三仙馆”。〔２〕

本文注意到胡适与厦门大学的关系，主要基于两种历史事实，一是厦门大学对胡适的敬意，二是胡适一生与厦门大学校长的直接和间接关系。考察这种关系，对于深入了解厦门大学早年的学风和它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有启发意义。

胡适一生对私立大学的评价很高。凡谈论中国高等教育，他始终把私立大学放在与国立大学平等的地位上，无论是在抗战前的庐山谈话会上还是1947年写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中，在胡适的大学观念里，从没有把私立大学排除在外。胡适在《谈谈大学》的演讲中曾说过：“记得二十余年前，中日战事没有发生时，从北平到广东，从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学，当时每一个大学的师生都在埋头研究，假如没有日本的侵略，敢说我国在今日世界的学术境域中，一定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过去的一点传统现在全毁了。”〔３〕胡适认为私立大学有其优点，就是“比较自由，更少限制”。胡适的这个评价中，自然包括当时的厦门大学。

20世纪20年代，厦门大学建校初期，曾从全国各地聘过许多教授，其中尤以1926年前后从北京大学聘任的教授为多，如鲁迅、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孙伏园、川岛等等，这些人多数与胡适有密切交往。因为这些交往关系为人们所熟知，本文不再涉及，这里只对以往研究中为人忽略处略作说明。

一、厦门大学拟聘胡适当校长

一所大学追求的主导价值，常常可以从他聘任何种类型的大学校长的选择上看得出来。1949年前，对于私立大学来说，大学教授自由流动和大学校长自由聘任方面尤为自由。今天谈论厦门大学较为人注意的是它和鲁迅的关系，但一个基本事实是鲁迅对厦门大学的评价并不高，《两地书》原信中曾有“厦大是废物，不足道了”〔４〕的说法。1927年1月，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后给韦素园写信，提到该校“是一个不死不活的学校，大部分是许多坏人，在骗取陈嘉庚之钱而分之，学课如何，全所不顾。且盛行妾妇之道，‘学者’屈膝于银子面前之丑恶，真是好看，然而难受”。〔５〕

鲁迅在厦门大学短暂的经历并不愉快，而且这一经历很可能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职业选择，因为1927年后鲁迅选择了自由作家的生活方式，终身不再进入大学。

1926年秋天，厦门大学聘任鲁迅的时候，鲁迅45岁。10年后厦门大学拟聘胡适作校长时，胡适恰好也是当年鲁迅到厦门大学时的年龄。厦门大学选择胡适来做校长，至少可以说明厦门大学当时认同胡适的社会声望和他的思想倾向，同时说明厦门大学期待追求的学风和大学的建设目标与胡适的理想相近。

厦门大学拟聘胡适做校长的历史根据出自台静农，是台静农晚年和胡适的助手胡颂平说起的，胡颂平把这个信息记在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1937年4月18日：今春，厦门大学拟聘先生为校长，托由台静农代为接洽，先生婉谢。”胡颂平特为此条加一注解：“台静农与编者谈起先生复他的谢绝之函，惜已遗失。”〔６〕

虽然台静农不可能提供胡适的原信，但作为这一历史事实的确切证据，从一般的经验判断，台静农的话是可信的。台静农本人和鲁迅关系很近，晚年在台湾回忆这样的历史细节，没有任何编造历史的企图。另外，如果是私人请托，以后有可能从厦门大学早年领导的相关史料中找到印证；如果是机关决定，有可能在厦门大学的相关档案中发现记录。

1936年12月21日，台静农有一封给胡适的信，当时台刚要离开厦门大学去山东大学任教。他在信中和胡适谈到厦门大学的情况：“至于厦大，过去两年，辨明先生任院长，力加整顿，情形渐好。本年因辨明先生与陈嘉庚氏有改革学校之约，后为林文庆氏所知，因与其左右力攻辨明先生……辨明先生不安其位，辞去文学院长，厦大一切从此操于林氏左右两三人之手（教育部有国立东方语言学校之创办，赵元任先生推荐辨明先生任校长，就否尚未定）。开学后，学生一度罢课，要求国家收回，校方恳请厦门市长出面调解，风潮始息。政府年出十余万之津贴，竟任其腐败下去，实为可惜。”

台静农同时还对胡适谈了他在厦门大学的另一种感受：“往年生在北平任事，实为隔膜，近年以来，据所知者与北平较之，相差诚远。如学校当局，除对外敷衍政府功令外，对内唯希望学生与教员相安无事而已；至于如何提倡研究空气，如何与学生及教员研究上之方便，均非所问。长此以往，诚非国家之福。”〔７〕

台静农此信是在厦门大学拟聘胡适做校长前几个月写的，对厦门大学基本上是负面评价，所以当时厦门大学留给胡适的印象可能不是太好。至于台静农信中所陈述的情况是不是历史事实，其实并不重要。一个学校的职员对于校政有一些情绪化的负面评价，应该说是所有大学中经常存在的情况。鲁迅《两地书》中对厦门大学看法的情形，也大体相同，多偏重于个人感受，难免情绪化，只能作为完整判断历史的参考。

台静农后来对胡颂平说，胡适谢绝了厦门大学对他的聘任，没有说明什么理由。不过从当时胡适的处境和社会地位观察，他出任厦门大学校长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台静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和鲁迅与胡适同时保持较好关系的一位，晚年在台湾依然保持了与胡适的友好关系。1959年12月12日，胡适给台静农一信：“今天翻检月涵先生送我的《歌谣周刊》合订本四册，其中有你的《淮南民歌》第一集，共有一百十三首，还有你《致淮南民谣的读者》短文一首。你那天说，你已没有存稿了。何不用这本《歌谣》作底本，叫人重抄出来，校勘一遍，重印成一个单行本？”〔８〕

抗战期间，胡适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对当时厦门的情况很关注。1939年5月13日，胡适给外交部电报：“日机轰炸重庆、福州、宁波、汕头等处，美外交部已令驻日大使根据人道立场，向日抗议。日占领鼓浪屿租界，美外交部已据厦门领事报告，正研究。各报均载此消息，尚无评论。”〔９〕5月27日，胡适给重庆外交部长电中说：“美国海军之调回太平洋已足使敌人震惊，鼓浪屿之美、英、法海军合作尤出敌之意外，号称受中立法束缚之美国，忽然与英法各调兵舰到厦，各派四十二名陆战队登陆，而美国报纸无抗议，国会无质问，岂非揭破中立法之大谎乎？盖美国总统为海军元帅，其权力足以造成作战局面，此点似甚使敌人注意。”〔10〕

把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和大学的历史联系在一起，是中西方所有大学的习惯，有时候因为历史人物的突出重要性甚至会忽略那些重要人物和一所大学关系的真实历史，比如鲁迅和厦门大学的关系就是一例。对于一所今天还存在的大学来说，强调历史人物与它的关系时，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常常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些历史人物的社会声望对学校会发生另一种意义的影响。同样道理，也可以用来解释胡适与厦大的这一点关系，不过这是没有发生关系的关系。

二、胡适与萨本栋

萨本栋是著名物理学家，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这在当时是中国学术界的最高学术荣誉。萨本栋在整个抗战时期都担任厦门大学的校长。他离开厦门大学校长一职后，转任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负责日常工作。1948年，中央研究院完成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院士选举工作，当时具体负责此事的就是萨本栋。

抗战前厦门大学曾拟聘任胡适出任校长一职，胡适没有答应，这一职务最后落在了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萨本栋身上（当时只有35岁）。萨本栋是福建闽侯人，1922年清华放洋的留学生，同届有闻一多、罗隆基、雷海宗、王际真、吴泽霖、潘光旦等。在厦门大学校史上，前三任校长都是福建人，如果当时胡适能答应厦门大学的聘任，则会较早开创外省人做厦门大学校长的历史。萨本栋担任厦门大学校长的时间，与聘任胡适出长厦门大学的时间很相近。萨本栋担任校长期间，厦门大学发展极有起色。1936年10月，浦江清到厦门大学看朋友，他在日记中说：“是日上午，蛰存领余参观厦大图书馆。西文书，凡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医学、生物皆富，物理、化学、数学书亦可，而关于中国文学之书籍亦多，出意料之外。据云语言、文学为林语堂、生物为林惠祥所购，故有底子。人类学书亦富。中文则丛书甚多，地志亦不少，顾颉刚所购。金文亦不少。”〔11〕萨本栋虽然是物理学家，但对图书馆的要求却不局限在物理一科上。浦江清还说：“又有德文书不少，自哥德以下至托马斯·曼均有全集。尼采、叔本华全集英德文皆有。亚里斯多德有最新之英译本。”

1947年12月16日，胡适和萨本栋同时担任过美国在华教育基金的成员。当时中国顾问有胡适、萨本栋、韩庆濂、吴贻芳，美国方面有司徒雷登、顾临等。当时这个基金有2000万美元，分20年用。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富布赖特基金。〔12〕

胡适和萨本栋密切交往是萨本栋当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时候，特别是在选举院士时，萨本栋和胡适的来往很多。《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收有萨本栋致胡适的信八封，主要涉及当时院士选举的规章制度及相关工作，虽多有公函性质，但其中也时常流露出相互间的私人情感。因为《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是较为专业的文献类出版物，一般读者不易见到，加之原文献以影印形式出版，在对原信的识读和辨识方面都存在难度，为使这些文献能在学术研究中更为广泛使用，现抄出如下并略作说明：〔13〕

1

适之先生道鉴：

本次评议会开会时，先生致词已经速记送来，兹送上拟请核示交还，以便付印。

敬颂

道安

弟萨本栋敬启

附稿一件〔14〕

2

适之先生道右：

前者，本院为求普遍明了的诸学术专家概况，曾肃寸楮，并附表一份，送达左右，请就所知，介绍学术专家若干人，并示其姓名住址，俾便通讯。顷承各方协助，虽略识当世贤达，唯以先生交游素广，未承明教，终感不足。用再渎陈。希将介绍人选，早日赐寄，至为企幸。

专颂

道安

弟萨本栋谨启〔15〕

3

适之先生：

二月廿七日手教奉悉。截至现在，各地评议员复信能如期到会者不过十五人。连同其它未复信而可到会之京沪当然评议员，估计勉可达到法定廿一人之人数。但设或临时缺席，即有流会之虞。此次会议目的为选举院士，自以出席者愈多愈好。代表投票之方法，于评议会议事规程中虽有根据，但与院士选举规程第十四条规定之精神颇不相符，是否可行，仍需待开会时决定。预先请不能到会者投一票，实为备用而已。此点务请向平中诸评议员婉为说明，并代为劝驾为感。旅费已于日昨汇出（平为三千万），不敷之数，容后再算。先生何日到京，请先期赐示，俾便扫榻。

顺颂

教安

后学萨本栋卅七、三、一

4

适之先生：

顷奉七月九日大函。敬悉北大现正提名院士候选人，本月十五日或可竣事，深以为慰。北大提名范围不限于一机关，到底是“大学校”的风度，更为钦佩。至于前此所奉上之参考名单，其中医学一科系林可胜先生以英文写出，由□丰□〔16〕先生译成中文，人名有误，抄写时又有错，寄出时栋未曾校阅，承指出，至感。好在该名单只供参考而已。现各方来函多以搜集候选人之资料不易，对于七月廿日截止提名一节，事实上恐须展期。俟与霓先生商洽后当决定应否延展。专复

并颂

教安

后学萨本栋顿首七、十四

5

适之先生：

午世电奉悉。院士提名单三大包已经照收。谢谢！报载博士学位授予法由立法院审议一节，恐系传闻失实，本早晤及考试院陈百年先生，据云新闻记者曾根据申报所载消息，向其打探内容，彼因考试院前曾起草此法，故未否认；事实上，日来并无新举动，行政院对此事一时恐无暇顾及，中研院所复行政院之议决案，至今尚未见下文，大约政府忙于他事，早将此法置诸脑后矣。知注特复

并颂

教安

后学萨本栋顿首八、一

6

适之先生：

十一月一日手教奉悉。明年一月十一日蔡先生之纪念会中学术讲演仍恳先生拨冗南下担任。除此之外，尚拟在该时前或后召开第三届评议会第一次会议。院士提名筹备工作大约于十二月底可以办妥，一月中评议会即须审查最后名单才来得及在明年再开院士会议时投票选举。附上日昨在沪江大学之讲词一篇，在这个时候来谈这个问题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清闲同镇静的涵养罢？一笑。

颂

研安

后学萨本栋顿首十一、八

7

适之先生大鉴：

下届聘任评议员提名委员会委员人选业已聘定，并经检附名单，另函奉达。依章评议员应由本院院士选举之，而第一次院士会议已定在本年九月中举行，距今仅有两个月之期，必须在此期间内将提名手续办理完竣。但现在提名委员会各委员散处国内外各地，交通关系，召集开会事实上不无困难。似应酌予变通办理，先请各委员尽量选择合于评议员候选人之资格者，向提名委员会提名，人数可暂不拘，统由会汇集，一面再函请全体院士照章提名，以便于举行第一次院士会议前，召开提名委员会商讨各组应提出之人数及候选人之名单。用特函请洽赐办，并盼于八月十日前将所提候选人姓名示复为祷。

颂

时祺

附历届评议员名单一份、院士名单一份、评议会选举规程一份

萨本栋敬启

8

适之先生道席：

此次院士会议事属草创，筹划多欠周详，简慢之处，犹深惶歉！兹有启者第一辑院士录先因集稿费时，开会前匆匆付印，未及详校，难免遗误，所冀能于第二辑补印时一一加以厘订。按该稿除著作目录外，关于各位院士之简历部分，采照英美之名人录（Who’sWho）体制编制，故有生年生地，直系亲属称谓及学历经历之年份等，凡此项目，倘非直接供给资料，不仅难于详悉，且恐更多舛讹。第一辑于此多存疑从阙之办法，究于全编体例显有未纯，兹已决定于第二辑中力求改善，用特预将第一辑关于台端部分之记载剪裁附后，敬请惠予核正补充，不论有无更改并希早日见复，俾获提前付印，从容勘校。又台端最近及将来之著述亦请随时开示，以便一一编入，藉臻完卷。此种预筹，谅蒙乐助，敢复缕及之。此

颂

研安

萨本栋谨启中华民国卅七年拾月九日发出

胡适给萨本栋的回信现在能见到的还很少，《胡适全集》中只收有一封：〔17〕

本栋兄：

本院院士选举规程草案，我完全同意。

第十三条第二项或可作文字上之修正，如下：

依本院组织法第六条之规定，第一次院士选举时，本条所指之院士会议，应由评议会代行其职权。

如此则可与第十四条第二项相照应。

又第一次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我的选举票也附上，请代为转交。

匆匆敬祝

大安

弟胡适敬上。卅六年、四、廿八日

萨本栋和胡适的来往书信中，保存了很多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中的材料，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做事的基本风格，特别是在院士选举这样事关名利的事情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比如萨本栋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到：“敬悉北大现正提名院士候选人，本月十五日或可竣事，深以为慰。北大提名范围不限于一机关，到底是‘大学校’的风度，更为钦佩。”由萨本栋在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位置上的行事风格，也可以推断他在厦门大学校长任上时的表现。1949年前厦门大学的四任校长，均有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于此也可以看出当时一所私立大学的风度。

三、胡适和林可胜

现在很难看到胡适与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交往的直接史料，但胡适和林文庆的儿子林可胜的关系很好。林可胜也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当时学术地位非常高，特别对中国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起过重要作用。他在英国接受了完整的教育，1924年回国，任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的系主任。他创办的英文《中国生理学杂志》是当时世界一流的专业杂志。〔18〕

抗战时期，林可胜领导中国医疗系统投身救国事业。日军进攻上海时，他领导了红十字医疗队参与救援。1937年，林可胜在汉口组织了二十多个医疗队，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主力。在贵阳，林可胜主持了被称为中国战时最大的医学中心，组织的训练班培训了一万五千多位医疗技术人员。他创建和领导了中国军队救护系统，1941年后出任当时国民政府军队医疗系统的主要领导职位军医署长。林可胜还直接培养了中国最著名的生命科学家冯德培，冯于1986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1961年10月23日，胡适给《民族晚报》主编李少陵的信中提到他想读《旷代雄才张静江》。张静江的女儿是林可胜的夫人，胡适信中对林可胜的评价是：“林先生是第一流的生理学者，民国卅七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今年九月在香港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之后，顺道来台……那天我就告诉林夫人，《民族晚报》有一篇十分崇拜你父亲的文章，正在开始登载。等到文章登完之后，我一定剪了寄给你。”林夫人也很高兴，说我一定寄给我的母亲看。文章连载完后，胡适就把自己的一份剪报寄给了林夫人。〔19〕

据许多史料记载，林可胜是一个很风趣的人，此点与胡适在性格上很相近。在台湾中研院开院士会议的记录中，经常可以看到胡适和林可胜同时出席，胡适日记中也常常提到林可胜。

四、《两地书》中的胡适

鲁迅在厦门大学生活的时间共113天。他关于厦门大学的议论，主要在《两地书》和《华盖集续编》中，基本上都是私人通信。

在历史研究中使用私人通信印证和说明历史事实，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私人信件公开的年代。一般来说，历史人物的私人书信都是在当事人去世后才可能公开，所以使用私人书信研究历史，通常与历史当事人没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是历史当事人身后公开的私人书信中传达的历史信息，基本还是在私人生活领域，历史研究中使用这些材料也是以私人生活领域这个范围为界的，因为私人书信有特定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影响叙述的真实性。但鲁迅关于厦门大学的议论，不属此例，因为《两地书》和《华盖集续编》都是鲁迅生前亲手编定并公开出版的文集。两书中鲁迅关于厦门大学的议论，已不是私人话语而是公共舆论，说明鲁迅认可这些评论。

鲁迅在厦门时期留下的文字并不多，最重要的是他和许广平的通信。另外还有他当时写给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信，这就是经常提到的《两地书》和《华盖集续编》中的“厦门通信”、“海上通信”。《华盖集续编》和《两地书》分别于1927、1933年公开出版。

《华盖集续编》是鲁迅1926年10月14日在厦门编定的，鲁迅厦门时期的文章在《华盖集续编》中单列一节名为“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鲁迅说：“在厦门岛的四个月，只做了几篇无聊文字，除去最无聊者，还剩六篇，称为《华盖集续编的续编》，总算一年中所做的杂感全有了。”〔20〕

鲁迅到厦门大学的时候45岁，正值中年。那时胡适才35岁，尚属青年。1926年前后，在鲁迅生活中有好几件不愉快的事。一是“三一八惨案”，二是“闲话事件”，三是和高长虹的“月亮事件”。鲁迅到厦门大学教书的原因，现在公认是私人事件（他和许广平的关系），与政治和革命无关。〔21〕

有时候我们会很奇怪，鲁迅何以会对一所自己并不很了解的私立大学产生那样的恶感，并把这些感受具体写在非常私人化的信件中而且还公开出版？其实事情并不复杂，当时在鲁迅的观念中，确实已存在了一个“胡适之派与鲁迅派的倾轧”。但考察这一时期鲁迅和胡适的相关言论，没有发现胡适对鲁迅的议论，但鲁迅在私人书信中确实有对胡适的议论。

1927年4月28日，顾颉刚给胡适的信中曾详细述说他在厦门大学的经历和感慨，其中有这样的话：“现在竭力骂我的几个人都是最不做工作的，所以与其说是胡适之派与鲁迅派的倾轧（这是见诸报纸的），不如说是工作派和不工作派的倾轧。”〔22〕

鲁迅给李小峰的信中说：“那时校长如何自卫，我不得而知；这回是说我的辞职，和刘博士无干，乃是胡适之派和鲁迅派相排挤，所以走掉的。这话就登在鼓浪屿的日报《民钟》上，并且已经加以驳斥。但有几位同事还大地紧张起来，开会提出质问；而校长却答复的很干脆：没有说这话。”〔23〕

《两地书》四二说：“在国学院里的，朱山根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好像都是朱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伏园便算可以谈谈的了。”〔24〕

《两地书》四六说：“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朱山根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田千顷、辛家本、白果三人，似皆他所荐引。”〔25〕

《两地书》五八说：“‘现代评论’派的势力，在这里我看要膨涨起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本合。理科也很忌文科，正与北大一样。”〔26〕

《两地书》六六说：“山根仍旧专门荐人，图书馆有一缺，又在计划荐人了，是胡适之的书记，但这回好像不大顺手似的。”〔27〕

鲁迅在厦门大学的经历，以往研究者只是较多使用《两地书》中的史料，这是一个单方面的史料，以此判断历史事实是不够的。鲁迅对厦门大学的评价，如果与顾颉刚、台静农给胡适的几封信对读，大体可以看出当时较为真实的历史。

顾颉刚对当时厦门大学的评价也不高，但他对当时鲁迅的生活处境和厦门大学教授间的矛盾和纠纷的评价，显然比鲁迅公允，就是对鲁迅本人，顾颉刚也出语平和，在私人信件中始终以“鲁迅先生”称之，而且是正面评价。他对胡适说：“鲁迅先生受了广东中山大学之聘，向厦大辞职。他是很得学生信仰的，大家觉得他走了非常可惜，因此怨毒钟于刘楚春，说他的走是刘氏夺权的结果。”〔28〕

《两地书》出版时，鲁迅曾对原信作过删节、修改甚至有的信件又重写过。〔29〕而顾颉刚、台静农给胡适的信是保存在胡适档案中的史料，是后来研究者公开的，与历史当事人无涉。从史源角度观察，公开出版的《两地书》和《两地书》手稿不是一个类型的史料，而凡经修改的史料，其史料价值是必然要降低的。〔30〕

《两地书》公开出版时，把一些真人姓名隐去，用化名代之。鲁迅说：“还有一点，是信中的人名，我将有几个改掉了，用意有好有坏，并不相同。此无他，或则怕别人见于我们的信里，于他有些不便，或则单为自己，省得又是什么‘听候开审’之类的麻烦而已”。〔31〕

化名的起法，也极见鲁迅的风格，他使用了一些训诂、谐音及对仗的思维，但基本是贬损性的方法。如顾颉刚称“朱山根”，陈万里称“田千顷”，黄坚称“白果”，陈乃乾称“田难干”，黎锦明称“乌文光”，陈衡粹称“田平粹”，潘家洵称“辛家本”，等等。据川岛说，鲁迅在《故事新编》的《理水》中，也对当时厦门大学的生活有所影射。〔32〕联想到鲁迅在同一本书中对高长虹的影射，可以判定鲁迅有把现实生活中的人事写入小说的习惯，或者说，鲁迅有借小说来嘲讽同行、同事的爱好。

五、简短的结论

从胡适与厦门大学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当时厦门大学所追求的办学理想。陈嘉庚制定《厦门大学校旨》的基本思路是以自由主义教育为基本理想追求的，特别是“校旨”中强调“注重各科学研究之工作，以期养成真正研究之精神，使各种学术，均能达到最高深之地步”以及“提倡学生自治之组织，以期养成高尚之人格，发扬美满之民族精神，于学校内造成一种模范社会，以为将来服务之预备”。〔33〕这些思想决定了厦门大学聘任校长的基本选择。

厦门大学在鲁迅离开10年后，提出聘任胡适出任校长，说明厦门大学认同胡适的理想。另外，当时关于“胡适之派与鲁迅派”的冲突，虽然只是传闻，但从《两地书》中提到胡适的言辞判断，鲁迅当时确实很在意这种关系。《两地书》六八、六九中原信提到“研究系”和顾颉刚处，发表时改为“现代派”，〔34〕而且用了“‘现代派’下的小卒就这样阴鸷”、“‘现代派’学者之无不浅薄，即因为分心于此等下流事情之故也”这样的言词。〔35〕

鲁迅的厦门时期，大体是他和胡适及“现代评论派”彻底分手的时期。〔36〕把鲁迅南下厦门的选择从个人生活处境来理解更为接近事实。这一时期鲁迅对“胡适派”的多数评论带有个人想像成分，比如鲁迅曾说过顾颉刚是“研究系”，有学生问他有什么证据？鲁迅回答：“这要什么证据，我说他是研究系就是研究系。”〔37〕可见，以往把私人生活处境中的个人选择放在政治背景下来作过度阐释，夸大了鲁迅私生活的政治意义，形成了神话鲁迅的一般思维。(责任编辑张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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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胡适作品集》（1），（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16页。

〔２〕唐德刚著：《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页。

〔３〕《胡适作品集》（25），第218页。

〔４〕王得后著：《〈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页。

〔５〕《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3页。

〔６〕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502页。

〔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2页。

〔８〕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第3112页。

〔９〕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66页。

〔10〕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67页。

〔11〕浦江清著：《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70页。

〔12〕《胡适全集》第3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66页。

〔13〕萨本栋书信的抄录工作得到程巢父先生的指点，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原书信中许多字迹我辨识不出，但抄录中出现的错误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14〕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卷，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188页。原信未注日期，随信寄来的还有胡适1948年9月23日在中研院第一届院士会议上的讲话打印件一份、《胡评议员适之致词》的手写稿一份。

〔15〕原信未写日期。此信及以后的信均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1卷，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118—133页。

〔16〕三字是一人名，原件二字看不清楚。

〔17〕《胡适全集》第25卷，第250页。

〔18〕饶毅：《〈中国生理学杂志〉：一本前沿研究学报》，《二十一世纪》杂志1996年12月号，第103—105页。又见曹育：《民国时期的中国生理学会》，《中国科技史料》第9卷第4期，第21—30页。

〔19〕《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第3781页。

〔20〕《鲁迅全集》第3卷，第368页。

〔21〕朱正、邵建和韩石山均持此论。参阅韩石山著：《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60—269页。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432页。

〔23〕《鲁迅全集》第11卷，第399页。

〔24〕《鲁迅全集》第11卷，第119页。

〔25〕《鲁迅全集》第11卷，第126页。

〔26〕《鲁迅全集》第11卷，第163页。

〔27〕《鲁迅全集》第11卷，第183页。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425页。

〔29〕王得后著：《〈两地书〉研究》，第96、97页。

〔30〕《两地书真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31〕《鲁迅全集》第11卷，第5页。

〔32〕川岛著：《和鲁迅相处的日子》，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0页。

〔33〕转引自洪永宏编著：《陈嘉庚新传》，（新加坡）陈嘉庚国际学会2003年版，第87页。

〔34〕《鲁迅全集》第11卷，第186、187页。

〔35〕《鲁迅全集》第11卷，第186、187页。

〔36〕桑兵：《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冲突的余波》，《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

〔37〕顾潮著：《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

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