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说说经济危机。这次世界经济危机是在新的形势下，全球一体化情况下的经济危机。中国是物品输出国，美国是输入国，美国那边出了问题，全球经济就循环不起来了。美国的问题出在消费环节，对消费的金融支撑方面出了体制性的问题，是过度消费造成的问题。有国家过度消费就必然有国家过度生产。本来美国过度消费，中国过度生产，从全球来说是平衡的；现在美国过度消费不下去了，我们过度生产就没有买家了。美国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危机不一样，这一点是最明显的。
第二点，美国和中国还有一个时间差。美国是在信用制度、信贷制度非常发达的情况下出现的问题，他们要解决这个全新的问题。而中国就像立平说的，与1930年代的美国情况类似，生产过剩问题没有解决。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差。这是我对目前中国经济危机的判断。
这个问题怎么样联系到社会溃败呢？中国实际上还是要走一段美国的老路。在能源问题上，在环境问题上，克林顿夫人前几天也说了，中国不要走美国的老路，但是在经济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建设方面，中国还是要走一段美国的老路。比如说，中国的社会信用制度，政府公开信息，法治的健全，由此提升政府的信用度和金融系统的信用度，这是中国要继续走的路，不走的话就上不了立平所讲的耐用消费品的经济台阶。为什么中国的信用制度建立不起来呢？就和社会溃败有很大的联系。
立平提出“社会稳定——社会动荡”、“社会健康——社会溃败”两组概念，这是非常好的分析工具。对中国未来发展影响最大的不一定是社会动荡，社会溃败本身就会严重制约中国的发展。
“溃败”这个概念立平已经定义了。我是学生物学出身的，我认为“溃败”是很准确的说法。光是局部性的溃疡还好办，这儿也溃疡，那儿也溃疡，最后形成了败血病，就呜乎哀哉了。立平之所以还要反复推敲“溃败”这个词，是因为在“草泥马”和“河蟹”两族对峙的情况下，要考虑它能不能在最广泛的范围内通用的问题。
下面我想谈的题目是《行政溃败与社会动荡》。行政溃败是社会溃败核心的东西，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现行体制下的国家，社会溃败首先是由行政溃败开始。我分三个小节来谈，首先是“中性政府与行政溃败”。
姚阳最近在纪念改革30周年的文章中提出“中性政府”的概念。这个概念没有怎么引起讨论，倒是有一点奇怪。实际上这个很有讨论的必要。我和姚阳观点不一样。在他的文章中，似乎中性政府是这30年的创举；我认为中性政府是中国一千多年政治传统中的一个优点。中性政府是老传统，不是新创造。
中国的科举制、官僚制（韦伯意义上的），乃至中央集权制，在中世纪曾经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制度。相应的制度在西方的出现要晚几百年、上千年。中性政府是一个文明比较成熟的产物。有这样的中性政府，也是东亚经济、东亚社会在现代化转型中比较顺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说是中性政府，我们要和别人比较才能更清楚。比如在西欧领主制下，法官、行政官员都是领主的子弟，所以说，西欧封建制度下的政府不是中性的，行政机构完全是为了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的。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初期，由于当时实行高额纳税人才有选举权，这样的政府表现不中性，偏向于富人，也是很自然的；要随着选举权扩大到工人、穷人、黑人之后，才能逐渐往中间靠。非洲国家很多都是部落主义的，一个总统上去了，就把本部落的人弄上去当官，鸡犬升天，也没有什么中性可言。
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多年来有一种说法，中国皇权制度下的政府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对于这个说法，秦晖和高王凌给予了有力的批驳。秦晖指出：正如“阶级”理论本出自近代社会，“阶级代表”说也本是近代代议政治下的行为逻辑。传统时代并无代议政治，统治者“提三尺剑，化家为国”，“某之产业，孰与仲多”，只知“家天下”，不知“阶级天下”。高王凌在《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中讲了很多的例子，地主也不能随意“增租夺佃”，在地主与佃农打官司的时候，政府并不是总是站在地主一边。那时候有回避制度，官员不能在家乡当官，这就使他比较容易处在中立的地位。有些地方该打击地主就打击地主，有些地方该向着农民就向着农民。这是相对其他国家的制度而言。在理论上，中国的儒家传统是强调“民本”、“民贵君轻”的，但实际上很难做到，实际上还是皇权本位、官本位的，但并不是地主阶级本位。
传统的中国政府确实是比较中性的。这么好的制度怎么到了后来会被西方国家赶上来呢？有一个弊病一直没有解决，就是行政溃败。行政溃败在一千多年历史当中是反复出现的。行政溃败导致社会溃败，最后就出现社会动荡，导致社会生产力大倒退。新朝代的开国之君是比较精明强干的，重新建立起中性政府，然后又出现行政溃败、社会溃败，如此循环往复。虽然西方国家建立强有力的行政系统比中国晚，建立中性政府就更晚，但他们找到了解决行政溃败的一套有效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从政府内部来说，实行三权分离，代议制，司法独立，互相制约；外部有一个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在私法保护下法人的成长，实际上就是对行政权的一种约束。正是这套措施遏止了行政衰败和社会衰败，使西方国家得以超越曾经领先于它们的中国。
第二节谈一谈，为什么当前的行政溃败达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在东亚国家和地区，不论是在蒋经国时期，还是朴正熙时期，行政溃败的严重程度都没有当下中国这么严重，怎么会出现这这种情形？这需要从30年前的转变谈起。
因为中国有过一个毛泽东时代，有过一个以官僚制（韦伯意义上的）为敌的乌托邦构想，实际上想建立“皇权之下的群众专政”，想要完全摆脱刘少奇、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官僚集团。文革开始的时候，想搞“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很快就失败了。又引入了军队，用新的力量代替原来的党政官僚，幸亏出了林彪事件，毛泽东后来也觉得不能搞军人专政了。如果长期搞下去，就会变成缅甸今天的体制。毛时代试来试去不要行政官僚的乌托邦构想失败后，导致了官僚集团和官僚机制的大反弹，大复辟。
现在回想80年代，我觉得我们既要注意到好的方面，也要注意到坏的方面，有些事情我们当时还看不透。有“两好一坏”。好的方面，一是出了一批好官，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任仲夷、项南这些人，在文革中受到打击迫害，使他们接触到底层百姓，他们有民本意识，他们执政的时候搞了一些好政策。但是这批好官逐渐被劣币淘汰掉，现在已经凋零。二是当时体制内的改革派和体制外的民主派都想学习西方那套抑制行政溃败的措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到89年也失败了。坏的方面是官僚体制、集团、利益的膨胀，比毛泽东文革之前所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还要厉害。
在皇权和威权制度之下，对行政溃败的控制有两个主要的机制，第一是权力要高度集中，当权者还要亲政勤政；第二是当权者要有耳目，信息通畅。80年代中国这两条都做不到了。
当时权力是分散的，有“老人——大秘书长”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权力分割，党和政也是分开的，胡耀邦、赵紫阳各搞各的。真正掌握大权的邓小平既不亲政也不勤政，天天打桥牌。80年代许多社会弊端苗头出现的时候，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当权者采取措施，“中梗阻”越来越厉害，基层政权越来越失控。第一个机制被破坏了。
第二个机制，过去中枢要有效控制行政系统，必须把耳目与爪牙分开，否则爪牙就不服从大脑，为自己谋利益了。没有耳目，独裁者也会被架空，无法了解社会实际情况了。皇权时代有御史台、东西厂、蒋介石时代有中统、军统。眼下正在播电视剧《纸醉金迷》，戏中军统一出手，行政官员吓得要命。这个机制在80年代到90年代也被破坏了。最明显的就是，“纪委——监察”系统属地管理，直接向皇帝负责的耳目没有了。过去，新华社也是重要的耳目。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指出：现在倒退了，难多了！过去总社记者可以下去写“内参”，分社记者也可以跨地区写“内参”，现在不行，总社记者下去写的“内参”也必须分社社长签字才能上报。涉及地方高官的内容，分社社长一般是不签发的。新华分社都地方化了，分社要考虑跟地方领导的关系啊，要地皮盖房子，很多利益都得依靠地方，哪敢得罪地方高官？分社社长和省市自治区的党政领导是穿一条裤子的，所以皇帝的耳目没有了。
传统的控制方法失效了，政治改革的努力也放弃了，行政溃败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可怕的是，当局失去了治理行政腐败、瘫痪、溃败的信心和愿望。
第三节谈谈“社会动荡与社会溃败”。最近二十年来，当局把“社会稳定”当成了紧箍咒，天天念叨，也就是用“社会动荡”来吓唬人。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老百姓不知不觉被洗了脑，也跟着说社会动荡如何如何可怕。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因素能够导致社会动荡，社会动荡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先要有社会分裂的形势，才可能有大的社会动荡。我认为，社会分裂有三种可能的原因。
一是先天的原因。“苏东波”之后共有九个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转型——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蒙古。只有前两个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导致国家分裂。这两个国家是有共性的，苏联核心民族俄罗斯人只占人口的51%，南斯拉夫核心民族塞尔维亚人只占人口的36%。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算是理性离婚，和平分家，捷克人占64%，斯洛伐克人占31%。还有6个国家没有分裂，这些国家也是有共性的，波兰族占人口98%，阿尔巴尼亚族占人口98%，蒙古族占全国人口的91%（其中喀尔喀蒙古人占80%，杜尔伯特等其他蒙古人占11%），马扎尔族占匈牙利人口的90%，罗马尼亚族占人口的近90%，保加利亚族占人口的85%。这些国家都没有分裂。由于计划生育的原因，中国汉族人口有所下降，但仍占到92%，少数民族中的土家族和满族现在都超过了一千万，其中许多人是为了高考加分改了民族，只要有八分之一乃至十六分之一的血统，就算少数民族。中国和上述六国一样，有一个占人口绝对多数的主体民族，所以不存在国家分裂的可能性。拿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战乱和分裂来说事儿，对中国是无效的。
二是执政党自身分裂连带造成的社会分裂。眼前就有两个例子。一是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内“两个司令部”对立所造成的。毛泽东个人威望高，但在中央委员会中是少数，后来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没能参加会议。毛泽东为了把“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搞下去，就得分裂党，铤而走险去发动红卫兵、造反派，重用林彪和军事力量。二是八九年那档事，官方结论也是党的分裂。关键是谁分裂了谁。赵紫阳、胡耀邦、胡启立、万里、习仲勋、田纪云、芮杏文、阎明复的党与陈云、李先念、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的党长期处于对峙状态，邓小平和杨尚昆在紧要关头站在后者一方，导致了最终的破裂。前者有党内的合法性，后者掌握了军队等要害部门。所以调动十几个集团军进京，主要不是对付学生，而是对付党的合法的领导机关——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书记处，中央书记处几乎是全军覆没。因此，这是用军事政变来分裂党。仅仅是局部的群体性行为，包括像学生运动这样的群体性行为，并不会导致大的社会动荡，只有执政党自身分裂才能造成这种动荡。
三是中国传统的社会动荡引发机制，官与民的彻底分裂，行政溃败、社会溃败导致“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对于这种可能性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由于信息、交通、武器技术的革命，揭竿而起的革命可能性是下降了。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秦兵还是用铜兵器，农民用铁农具造反，还是很厉害的。现在武器不对称了，农民起义的可能性减少了。但是还有另一方面，近年来出现了黑白道融合、混流的趋势。毒品集团、走私集团装备现代化超过了官家，海关的缉私艇追不上走私集团的“大飞”，贩毒集团的侦察技术装备有时候比公安局还强。《水浒传》中的天罡星、地煞星很多也是朝廷命官出身。当现代天罡星、地煞星出现，官、匪、民混在一起的时候，传统的社会动荡模式也有可能再现。
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但是我们要说，以宪政民主为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公民团体和公民自治活动、群体性维权活动、解决行政溃败的种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举措，都不是诱发社会动荡的因素，而是抑制社会动荡的因素。
现实的最大危险是行政溃败和社会溃败。在行政溃败的情况下，哪怕中央有些好的政策，也是政令不出紫禁城。比如“非公经济36条”，贯彻得下去吗？92年以后开始搞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来是对行政溃败的一种抑制因素，但是在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下，各级政府对民营企业处处设卡，牢牢把控住市场准入环节，民营企业家还是要搞贿赂才能进入市场。也就是说，行政溃败必然导致全社会的溃败。
从短期来说，社会溃败是社会信用制度的溶解剂，没有社会信用，经济就上不了立平所说的一个新台阶。从长期来说，社会溃败是社会创新的腐蚀剂，没有民间活跃的自主创新动因和自组织机制，中国还会走过去一千多年的老路，无法赶超欧美发达国家。而且，社会溃败本身也会诱发社会动荡。所以，社会溃败是比社会动荡更现实的危险，是阻碍中国发展的最大的绊脚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