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很容易陷入经济腐败、不平等、暴力和社会动荡甚至内战的恶性循环，其中腐败是关键环节。

腐败是一种寻租行为，特权阶层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经济资源配置，为自己谋取私利，是极不公平、严重违背社会正义的分配方式。腐败是发展中国家极为严重的问题。世行最近指出，据最保守的估计每年全球发展中国家行贿的金额也达到1万亿美元。这还不是腐败的全部，侵吞公共资金、掠夺公共财产的数额更难估计，它可能更为严重。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仅就级别最高的官员而言，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侵吞公共资源达150-350亿美元，菲律宾的马科斯、扎伊尔的莫布图（Mobutu）和尼日利亚的阿巴卡（Abacha）侵吞公共资源的规模都在50亿美元以上。

腐败和政府低效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共同构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严重损害了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腐败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抑制私人部门的正常发展，给穷人造成巨大的伤害。

世行的研究表明，腐败与社会、经济严重不平等之间确实存在着因果联系。特权阶层掌握着基础资源的配置权，他们凭此可以在瞬间积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财富，这在完善的市场制度下是无法做到的。如果他们的权力没有受到制度或者道德的约束，而任由私欲泛滥，整个社会将陷入极度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极少数人掌握社会极大部分财富，绝大多数人处于赤贫状态。这种现象在非洲国家并不少见。

值得注意的是，世行的研究表明还表明，收入分配的格局主要是由一些制度因素决定的，在正常环境下，收入分配格局相当稳定。比如在1951至1992这40年间印度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几乎未变。一些国家收入分配的格局在短期内大幅度变化主要是制度急剧变迁造成的，一旦制度框架稳定下来，腐败与经济严重不平等的局面很难改变。

经济学家对中国近来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在短短二十几年里，中国从收入分配十分平等的国家转变为很不平等的国家, 贫富差距如此短时期内拉开，在全世界实属罕见。

根据世行的估计，80年代初期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26，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6。当然要作出准确估计是困难的，考虑到高收入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有些民间调查机构甚至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9。值得注意的是，数据显示80年代及90年代初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以绝大多数居民收入都有较大增长为前提的，而90年代中期以后“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十分明显，导致中国在这几年收入分配不平等呈现出极为罕见的加速度。

正常情况下，经济不平等与暴力、社会动荡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法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上世纪下半叶收入分配的平均基尼系数分别为0.43、0.42和0.40，然而这些国家（地区）社会是比较稳定的，犯罪率也不高。

不过，如果经济不平等主要是由于腐败造成的，情况就不同了。在腐败盛行的环境下，人们积累财富和获得收入的机会极其不均等，贫穷阶层很难接受困苦的现实，富人收入的合理性会受到质疑。例如，如果人们都觉得只有越轨腐败或者心黑胆大才能富起来，面对一个突然冒出的富人，人们心底里会怀疑其纯洁性，而不是视其为值得尊敬的成功人士。犯罪和对财产的掠夺会因此增加。例如世行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不平等小幅增加就会使抢劫上升30至35%。在这样的环境下，拥有财产的人对产权会缺乏安全感。有保障的产权能够在耕耘与收获间建立稳定的联系，保证企业和投资者的努力得到应有回报，否则人们工作、投资和创业的积极性会受到损害。最近世行对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和乌克兰的研究表明，对产权有安全感的企业家比缺乏安全感的企业家利润再投资的比重高出14%至40%之间。在拉丁美洲，超过50%的接受调查企业认为犯罪是他们正常经营的最严重障碍。这种状况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世行2000年估计，哥伦比亚和萨尔瓦多因犯罪而损失了四分之三的GDP。

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夫指出，相对剥夺感会使一些人的反社会倾向变得相当明显，它是社会不满和社会动荡的重要源泉。这时可能滑入霍布斯所描述的动态过程：如果多数人认为财富分布格局是不公正的，社会紧张就会自我强化，政府可能对局势失去控制。

例如，在2000年津巴布韦黑人开始侵占白人拥有的土地，其农业生产遭受了极大的打击。这种混乱状况愈演愈烈，到了2003年，这个在1997年还是非洲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变成了衰退最快的国家。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形。90年代未印度尼西亚爆发了代价惨重的社会动荡，仅首都雅加达就有数千人死亡，至今仍处于社会动荡和分裂的边缘。

社会动荡甚至内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据世行估计，在过去50年中，内战使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下降2.2%，GDP比其应有的水平低出15%。内战和贫困形影不离，低收入国家发生内战的概率是发达国家的15倍，国家越穷，越容易陷入暴力和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