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是金融危机，中国是初级的结构性生产过剩危机。为满足美国人民需要而扩张起来的中国沿海地区巨大产能，突然像被结扎的育龄妇女，不再受孕。机器停了，厂门关了，工人被辞了……

这时候就产生了不同的解救危机的思路：是通过减税等福利性政策扩大居民消费，来刺激有效需求，逐步消化产能过程；还是通过高税收，把资源动员到政府手里，用政府投资拉动投资，增加就业岗位？从目前情况看，国人青睐的是第二条思路。

不信请看最近的新闻：总投资为300亿元的天津官港生态游乐园将于3月份正式启建，预计2015年全部建成，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沙滩浴场；一栋高达 646米、投资逾百亿的“平安国际金融中心”将在深圳动工，这一高度将超越在建的632米的 “上海中心”，它将成为中国第一高楼；西安火车北客站将投资58亿，有望建成中国第一、亚洲最大的客运火车站；

这三条新闻的关键词都是最高比较级，不是“最大”，就是“第一”。还值得注意的是，总投资达４００多亿的“最大”或“第一”项目，都不是生产性项目，也不是教育、医疗、图书馆、博物馆等提升国民身心素质的短缺项目，除了火车站外，都是“楼堂馆所”。

2004年开始免征农业税，终结了数千年来农民交皇粮的历史，政府为这项千古一遇的工程花了多少钱呢？1000亿（当年的农业税总额）。而上面所提的项目，就相当于这项工程的一半！难怪在一次小型会议上，一个企业家担心，4万亿救市资金，救的可能主要不是人，而是“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从上面的情况看，连铁公鸡都没有救，救的是某些人疯狂的欲望。当时，周天勇教授也说，从社会舆论对救市方案的反应，可以看出四热四冷：政府热民间冷，国企热民企冷，大公司热小公司冷，官员热百姓冷。

从历史上看，中国有一个千年难治的痼疾：兴盛和危机时刻都喜欢大兴土木和大干快上。最典型的案例之一，是秦始皇。他统一六国之后，秦帝国处于兴盛与危机并存的时刻：兴盛是因为它集中了六国资源，并且建立起了一元化的高度集权的资源动员体制；危机是因为它对内暴政对外黩武激起民怨沸腾。

为了消耗资源，以及百姓的精力和仇恨，秦始皇举国进行当时全球最大的工程建设：秦皇一共修建了至今仍然是中国最著名的3条水渠，其中郑国渠和都江堰是统一前修的，南方的灵渠是统一后修的；道路建设是一个更大的工程，据估算，秦修筑的道路总长度为6800公里，据《剑桥中国史》的作者说，这个长度，比吉朋估算罗马时代，从苏格兰境内的安东尼斯墙通到罗马，然后止于耶路撒冷总长为5984公里的道路还要长近1000公里；比这个还要著名的工程是万里长城，动用了30万人，费时10年；和长城同样有名的是阿房宫，花的人工少些，花的钱更多；比长城工程更浩大的是骊山陵寝，动用了60多万民工。这些项目建设，对后世功不可没，但却加深了秦帝国本来就在流血的伤口。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其结果也不理想，“三年自然灾害”，不过是对人为危机的一个遁词。

不过，把历史上的大兴土木和大干快上，和今天的政府救市混为一谈，肯定是错误的。皇朝时代的大兴土木，是伤民，不是安民，是通过劳役搜刮民脂，不是安排就业。但在一点上有共通性，那就是都涉及资源配置问题。皇朝时代的资源，全部由政府来配置，而且按照政府利益最大化的方向配置；今天的资源，是政府和市场共同配置，是增大政府的配置份额，还是相反；是通过减税让纳税人自己来配置资源，还是相反，这才是今天的问题。

在选择救市思路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是，第一，政府主导分配救市资金，在西方可能有效，在中国未必有效，因为对政府的约束条件不同（民选与非民选），接受救助的企业性质不同（国有与非国有）也不同，在人家那里可能刺激就业，在我们这里可能刺激官员寻租；第二，在政府分配投资，和投资主体仍然是国有企业的条件下，加大投资，是否必然拉动就业？第三，刺激投资能否缓解我国的结构性生产能力过剩？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考虑清楚，大兴土木式的救市就不知道是福还是祸。

原载2月10日网易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