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1月9日（周四）晚7：00

地点：沙坪坝校区学术报告厅

点评嘉宾：张永和教授（博士） 朱学平副教授（博士） 陆幸福博士

主持：赵树坤博士

致谢

前几天接到西南政法大学法理学硕士生张培先生来电，说我在西南政法大学的讲演稿已根据录音整理出来了，希望我作些修改。没想到接到张培君发来的稿子竟有近五万字的规模。因为我讲话的语速较快，而且许多字咬得不准，心想这些天可真难为了根据录音整理文字的同学们。虽然我事先有一个稿子，但在演讲中随时随地多有发挥，所以保留了一些口语的行文方式。这些都是同学们的整理之功。于是忙问张培君有哪些同学费心地参与了我的录音整理，得到的答复是如下同学：李毅昕、尹疏雨、李婷、陈薇薇、彭莉、李珊、程满华、朱玓、李晖、何博、康博、杨黎、赵玺、薛炜。我要在此对诸位同学高效而勤勉的工作深表谢意！当然，文中所有观点概由本人负责。

魏敦友

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

2006-11-22

一、主持人的开场白

赵树坤博士：

今晚很荣幸地请到来自广西大学的魏敦友教授给我们作讲座。大家欢迎！（掌声）请我们的同学献花。（掌声）相信在座的各位对魏老师都有所了解，但我还是要用简短的几句话把魏老师学术的华章给大家简要的说一下。魏老师早年求学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后来辗转到武汉大学求学于我国著名西方哲学研究方面的两个专家，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杨祖陶教授和邓晓芒教授。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魏老师又到上海复旦大学跟随我国著名哲学家俞吾金教授进行博士后研究，主攻西方自然法思想。虽然我这样几句话的描述非常地简单，但是我们知道，前面所提的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相信在我们各位同学们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个评价。另外，魏老师对我们来讲，与其说是非常地熟悉，更确切地说是非常地亲近。因为大家知道以前有邓晓芒老师两次来西政讲学，最近有赵林老师来作演讲，他们都和魏老师有着非常亲密的师承关系。前者是魏老师尊敬的老师，后者是魏老师的师兄。另外，西政的学生对于我们的赵明老师和我们的朱学平老师更加怀有我们无法言说的一种情感，但是他们同样都和魏老师有着这样一种师承关系。所以我们说，前有邓老师、赵林老师、赵明老师、朱学平老师为我们西政法学法理学的发展已经涂抹了非常绚丽的色彩，我相信今天晚上魏敦友教授将继续进行这一项伟大的工程。好，以上是对魏老师的一个十分简要的说明。另外，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了出席今晚讲座的我们的几位嘉宾，我也作一个介绍。第一位，我们的朱学平博士！（掌声）第二位，我们的张永和教授！（掌声）第三位，我们的路幸福博士！（掌声）台下还有一位，我们的新生代，周力博士！（掌声）好，现在我们就把讲台让给魏敦友教授，让我们聆听他的精彩演讲！谢谢！（掌声）

二、主题演讲

魏敦友教授：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刚才树坤博士对我的一番介绍，她的这番介绍对我既是有利的又是不利的。有利的方面好象是我自己的头上有那么一些所谓的“光环”，实际上这些光环可能对我来说也是不利的。因为在这些光环之下，我讲的这些东西可能大家不一定感觉到有意义。好，今天晚上非常高兴有机会再一次来到歌乐山下，一来可以拜见各位好朋友，更重要的是得以观瞻歌乐气象。最近这几年我东游西逛，一会到山东去，看看山东的学子们在干嘛，一会跑到长春去，看邓正来他们那帮家伙在干嘛。今天晚上又很荣幸地来到了歌乐山下。其实上次桑本谦教授来此作讲座的时候，我参加了，我就看到歌乐山下正如许多朋友们所说的的确是有股仙气呢。（笑声）所以今天能够来到这里，而且在好朋友的帮助之下作一个讲座，我感到非常高兴！我首先要对树坤博士、幸福博士，还有宸舸、海琴、张培诸位悉心的安排表示深深地谢意！其实认真说来，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四处讲演的人，我对作学术讲座的兴趣并不是很大，因为我个人认为自己的学术思想还没有完全成型，当然最终能不能产生自己的学术思想也还很难说。我自己认为我不是很喜欢作所谓的学术讲座，因为在一个没有思想的时代讲这些东西不是特别好，更何况我自己的思想正处在一个激烈动荡的发展过程之中。而且，不久前我还在贵校的法之理论坛上看到一个朋友这样写到，他说自己不喜欢听的讲座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其中有一项是说不喜欢讲大话的人，因为所谓的宏大叙事多半是骗人的。我不幸地发现自己就是一个讲大话的人。所以犹豫再三，到底来还是不来讲呢，最后还是决定了来，还是来讲讲大话吧。毕竟会有一个交流。因为最近我发现，其实作讲座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利用讲座这个压力将自己沸腾着的所思所想加以整理，整理到一个语言结构里，我可以从这个语言结构里清楚地看到自己思想的逻辑结构体。最近一年来，我应朋友们的邀请在各种不同场合下作过一些讲座。我很惊讶地发现，每次我事先写出一个提纲，讲座之后对提纲略加整理发现还很像一篇文章，后来竟可以陆陆续续地发表在全国各地一些杂志上。这样的体验使我对今天的讲座也有了一些信心，并利用下午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写了四五千字的东西，今晚我就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来和大家交流讨论一下。有时候我发现自己的思想像岩浆一样迸涌出来，但是该怎样去把握住它，却是一个问题，现在我意识到，讲座正好是使我的思想得以成型的一个途径。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题目是《当代中国学术的成长和中国法学的自主性》。在一些朋友看来，这个题目当然是一个宏大的叙事，但它却是一个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宏大叙事。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题目，跟我们当下的时代有着密切地关系，而且，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西政学子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在后面将向大家展示这样一个基本的意思，当代中国学术的成长与当代中国法学的自主性这样一个主题是当下我们每一个学者每一个学子无可逃遁的命运，我们任何人都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题目。我们或者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没有意识到它，我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个问题充分地展示出来。我在这里讲这个题目或者说作演讲，还因为最近这一两年跟树坤、幸福、宸舸、张培、海琴、大亮这些好朋友的交往，使我对西政有了特别亲切地感情，所以虽然我在遥远的南宁，其实我很关心西政的发展，也关心西政的前途，关心西政的命运，关心这一块曾经贡献过比如说象贺卫方、梁治平、夏勇、范中信、许章润等等这样一些第一流的法学头脑的热土。当我们在讨论这些人的时候，大家也有一个想象，就是未来的西政将给这个世界贡献出什么样的人物。最近我读过一篇关于西政的文章，叫着《西政风雨五十年》，我看到了渗透在这篇文章背后的是西政人对自己前途的一种深深的忧思。在今晚这样一个主题里面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揭示出西政将向何处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未来的西政将产生出什么样的人物，他们将在何种意义上来产生自己的伟大人物，我将会在这里有所揭示。我将向各位展示的是，西政未来的前途在根本上是通过对以贺卫方教授为代表的一代西政学子的知识谱系学意义上的深刻批判从而超越他们的时代开创一个新的法学时代。我们知道，一个时代造就一代学子，一代学子也造就一个时代。事物的必然性呈现在逻辑的必然性里。所以当我在这里试图展开当代中国学术成长的逻辑时，大家将会发现我实际上是试图来展现当代中国成长的逻辑。在当下我认为没有一个问题象“中国问题”这样令中国人忧心如焚，因为“中国问题”在最深处可以说支配我们所有的思考和行动。当下中国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良知特别需要我们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沉潜反思，如何从如焚的忧思之中超拔出来，冷眼看一下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在我看来，只有这样一种静观深思，我们才有可能摆脱我们所知道的一代霸王项羽的命运。读过史记的朋友们都知道，项羽是怎么沦落到一个毁灭的命运的，他主要是被人错误地指引而深入迷津，虽然他迷途知返，但到底是兵败垓下，自我毁灭。我们今天的中国就处在项羽这样一个困境里面，因此当代中国学术的成长问题在我看来首先是要明白，我们今天的中国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结构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今晚我在这里将会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代中国学术的基本处境。当代中国学术必然是关于当代中国的一套话语理论建构，因此我们首先要明白当代中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我想在这里揭示出这么一个问题，即，中国为什么在晚清以来失去了说大话的权利？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有非常大的自信心来创造我们自己的哲学体系，也就是说，我们曾经有说大话的权利，可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丧失了说大话的权利呢？我认为，当代中国的学者或者说我们中国当代的学术，也只有对我们中国当代所处的形势进行深入地研判，才有可能获得我们当代中国学术成长的机遇和空间。当然，对中国形势的研判实际上并不是今天开始的，但是今天显得特别地急迫。从晚清以来中国的知识史在我看来实际上在根基之处就是对中国形势的研判。我们知道晚清有一些伟大人物，比如说有些政治家，例如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等等这些人；思想家，比如说我的本家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思想巨人就对中国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但是这样一些思考从今天来看他们都有自己时代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们都熟悉梁启超先生对中国的一个判词，他说中国将走过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中国之中国，第二个是亚洲之中国，然后再走向世界之中国。梁先生这样一个判断，从表面上看起来跟我们今天讲的所谓全球化这样一些理论好象有暗合的地方。但实际上梁先生的理论建构在根本上讲其知识的资源来自于西方的知识体系，即一种立足于民族国家的知识立场。我们今天所处的这样一个时代从今天的研究来看，我也综合了很多人的研究，就是今天的中国[实际上是失“天下”之后的这样一个中国。从晚清以来我们中国人面对的是一个构建民族国家的时代，也是从知识论上完全接受西方所谓现代化的时代。比如像孙中山先生讲过的，我们中华民族要屹立于民族之林。像这样一些生存论的冲动，使得中国人在知识论上完全屈服于西方。生存论的冲动转化为一种知识论上对西方的屈服，这是我们今天中国人所面对的命运，中国的知识论随着政治上庞大的天下帝国的崩溃而衰落，而被人弃之如敝屣。中国知识人完全成了西方知识的俘虏，在我看来，形成了一种黑格尔意义上，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一种知识论上的主奴关系。我下面会对主奴关系进行一些说明。中国在知识的战场上从晚清以来完全失势，一败涂地，在知识的话语上被迫认西方知识论作为一个主人这样的地位，而西方的知识论也将中国的知识论传统仅仅看成是一种预备性的知识，比如黑格尔就是一个典型。邓晓芒教授给大家讲黑格尔，我看到他的讲稿里面基本上是认同黑格尔的，那么我的任务就是要全面摧毁这样一种知识观，就是要彻底地摧毁黑格尔对中国知识的判词。杨祖陶老师有个学生叫卿文光，也就是我的师弟，现在在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工作，他作过这样一个研究。我认为，邓晓芒老师在根本上是认同西方的知识的话语体系的，邓老师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研究西方来批判中国。这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他告诉人们，那种试图回到古典中国的做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在写《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使命》时候，我提出了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两个律令”：一个是邓正来律令；一个是邓晓芒律令。邓晓芒律令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回到古代中国。我认为，今天中国真正的西化论者只有一个人，就是邓晓芒。只有他是大骨子里要将西方的尺度强加于中国的。所以我和邓老师多次发生严厉的争论，以后在学术战场上会将这些话语体系、话语结构充分地展开。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知识体系，成为我们中国人的知识标准之后，导致的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中华民族走向了知识论上的漫漫长夜。在这种背景下，结果是：中国沉默了，中国不再思想了，中国根本不能思想也不准中国思想，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基本困境。所以在中国当代的知识话语里面，我非常认同邓正来的一个评论：西方不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可以参照的体系，西方完全成为一个标准，一个尺度，一个中国必须和它符合的原型。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在晚清以后大规模的知识引进。那么大规模的知识引进运动，它的逻辑在哪里呢？它的逻辑就在于中国本身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不能从自身得到论证，必须从西方的知识体系才能得到证成。比如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们之所以在这个地方，并不是靠我们自己中国的知识论来论证的，我们今天的知识谱系，完全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也就是说，必须求之于西方的知识论，来论证我们的生存。我认为这是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邓正来将这个问题通过他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揭示出来了，从而向人们展示出超出西方知识论的可能性。我将邓正来的思想中所隐含的我们中国人实际上不能屈从于西方而必须有我们自己的文化创造这样的思想命名为邓正来律令，以与邓晓芒律令相应合。

我最近写了一篇《“知识引进运动”的终结》，本来是评论邓正来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的，但我在这篇文章里面概述了从梁启超、李泽厚、邓正来的知识史，以他们为例子，我想达到这样一种认识，中国从西方引进知识的运动发展到今天，实际上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想展示出，我们即将走出中国知识论上漫漫长夜，而现在则处在一个最黑暗的黎明时分。我认为，知识引进运动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完全遮蔽、掩盖了中国问题的本质。它将中国问题简单的归结为现代化，西化了事。我们现在很多学者在辩，西化和现代化是两回事情，西化不等于现代化。试图开辟出现代化的中国之路来。我的老师邓晓芒教授说，这种说法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西化根本上就是现代化。我基本上认同邓晓芒老师的看法：西化就是现代化，现代化就是西化。但我跟邓老师的立场不同，甚至于相反。这是一种认识；也有一些人将中国问题归结为法治问题了事的，以为只要法治中国了就万事大吉了，我认为这也是过于简单化了；还有一种将中国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人权问题，以为宪法里面写进了“国家保障人权”就了事了，就开始欢欣鼓舞，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路。因为这样一些做法使得“中国问题”完全被掩盖住了。根据我最近十年来的研究，“中国问题”在本质上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呢？我认为，“中国问题”既不是现代化问题，也不是人权问题，也不是法治的问题，也不是宪政的问题，当然法治、人权、民主、宪政这样一些词语，它们从西方引进到中国来的时候，它们在没有找到自己在中国的生存土壤之前，它们是不能当然地成为中国问题的。中国问题到底是什么呢？从晚期以来引发的这个中国问题在本质上在我看来，它就是中国人之生存秩序与意义秩序的重构问题。我们可以认为，作为中国问题的这样一个中国人之生存秩序与意义秩序的重构问题可以内含比如像民主，比如像自由、人权、法治等等这样一些观念，包括宪政这样一些说法都可以将它融入到中国问题里面去，但是中国问题在本质上并不能等同于这些问题，中国问题实际上是中国的秩序重构的问题，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样的生活对我们是好的？我们希望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秩序结构之中？这些一些问题。这是在一个“家天下”的时代过去之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生存秩序的重构的问题，只有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才能理解什么“德先生”、“赛先生”，什么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宪政等等这样一些从西方泊来的理念。我们不能想当然的将中国问题化解为一个人权问题，简单的化解为一个宪政问题、法治问题等等这些。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毛病是：比如我们对法治问题还没有什么深入研究的时候，就将法治问题作为一个当然的前提接受下来，然后对法治问题进行本质主义研究，比如象夏勇那样研究法治的渊源、规诫、价值等等，（参见夏勇：《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价值》）这样一种非批判非反思性的研究到今天一定要受到严厉的批判。因为法治、人权、民主、自由这些问题，当它不和中国自身的内在结构性的问题加以勾连的时候，它基本上没有什么意思，因此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中国问题在我看来比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更加深刻，也更加复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更加迷人。我非常赞赏复旦大学的一个老师叫周振鹤的教授的一个观点。这个周老师写过一本书叫《随无涯之旅》，《随无涯之旅》中有一段话，我非常喜欢，印象非常深刻，也经常引用，在这里也正好引用一下。周老师说，“中国没有西化的可能，只有化西的前景”。我认为周老师这段话讲的非常好啊。的确，中国没有西化的可能，中国只有化西的前景。当然，周老师的这个话看起来还只不过是一种盲目自大的乐观主义，还需要理论上来加以证成。我的讲演在很大意义上讲就是要论证周老师的这句话是正确的，就是说中国如何来化这些宪政、民主、人权、自由这样一些理念，要化到中国里面去了，它才能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而不是跟我们相互矛盾着的一种存在。当代中国学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来成长，所以我对中国有一个总的判断，这个判断不知道大家接不接受。不知道大家看过这样一本书没有，题目叫做《佛教征服中国》，是一个荷兰人叫许理和的先生写的，这本书主要讲佛教从中国东汉以来慢慢传到中国，在漫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古典文化与之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但是最后，它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佛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构成部分。而在我看来，佛教的思想最后化在了朱熹先生的理学里面。我把这个过程概括为佛教征服中国和中国征服佛教的这样一个双重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离我们今天已经很久远了，我们如果不将深思，我们根本感觉不到佛教文化在我们生活中的意义了。因为它已经化成我们的一个部分了。如果说我们中国文化第一次遭遇外来文化佛教文化从而完成了对它的“化”的任务，那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第二次文化冲突在根本上是中国文化和耶教（基督教）的一个强烈的冲突。我认为当下中国所面对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全面冲突。我可以这样来概括，可以做一个展望，今天的基督教，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都是基督教这样一个背景下之下产生出来的，这个我们可以讨论的啊，我基本上也是这样看，也就是说我们将会看到的是这样一种可能，这样一种图景，我们当代中国文化，它所经历的一个过程，是耶教征服中国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征服耶教的一个过程。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我们更多的看的的一面是，基督教对中国的这样一种征服，全面的一种征服和渗透。当然，它打着科学、民主、自由、宪政、法治这样一些幌子，但它的骨子里面是基督教的东西。那么，也许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进行一种新的文化反攻势，我们可能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面要经历一个中国文化征服基督教或者耶教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今天中国人，我们在内心深处感到不安，感到焦虑，那么在本质上我认为就是在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全面的冲突之下所导致的。当代中国的学术，也必然要在这样一种土壤之上产生出来。我们今天中国所处的历史犹如唐德刚先生所说的，正在历史转型的三峡，因此极为险峻，险象环生。我应邓正来的要求写了一篇文章，还没发表，可能在贵校的《现代法学》上面用一下，题目是《思维在急流险滩处》。说的就是今天中国的思维都是在非常急流险滩之处，我们正是在此来思考我们自身的生存、知识、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我讲的一个大的背景，也就是说我们当代中国学术在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之下生长出来，当代中国学术它的一个社会的背景是什么？当代中国的学术如何来应对这样一个背景？邓正来说我们今天中国的这个学术是因为全球化的发生，中国由此而进入到一个世界结构里面，世界的结构就成为一个关键词，我们今天进入到世界结构里面，那么在此之前，中国在世界之上但是并不在世界之内，全球化将中国卷入到一个一体化的世界结构之中，使得我们中国的身份发生了非常急剧的变化，我们今天的中国不可能遗弃世界也不可能被世界所遗弃，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样一个世界结构之中。在这样一个世界结构之中，关键就在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了。全球化的问题是当代中国学术成长的一个背景，它可以是说我们这样一个时代的命运，就像这个古罗马的斯多葛学派的一个哲学家塞涅卡说的：愿意听从命运的人，跟着命运走，不听从命运的人，被命运拖着走。全球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但是我们不管是跟着命运走还是被命运拖着走，我们总与之有生存论与知识论上的关系。但全球化并不当然是一种事实，它需要我们参与其中并作出自己的抉择，所以邓正来讲得好，全球化是需要建构的。当代中国学术就是生长这样一个社会的基础或者说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之上，这是当代中国学术所面对的一个基本的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我讲第二个问题是当代中国学术成长的内在逻辑。当代中国学术要获得自己的成长空间，只有对当下中国的处境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我们才有可能开出当代中国学术的一个新的境界，而在我看来，其中的根本就是要深入地思考当下世界结构以及驯服耶教背景下的西方学术。这还是从外在的基础上来看的，现在我要将当代中国学术自身的成长逻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描述，我们或可从这样一个简单的描述里面看到当代中国学术正处在什么样的方位。前面的叙述实际上使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点，即，当代中国学术成长最直接的、最直观的一个背景就是中西文化的冲突，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谈当代中国学术的成长，离开了中西文化的冲突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正如谈朱熹的理学离开了佛教的传入这样一个背景是没有意义的一样。所以我们对当代中国学术成长的逻辑的描述，就只能从中西文化的冲突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来进行。必须承认的是，西方学术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当代中国学术生长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我在这里必须迅速地加以指出的是，西方学术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在当代中国学术获得成长的一个充分条件。这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这意味着，一方面，如果没有西方学术的引进，当代中国的学术是不可能出场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学术立场，这一立场在我看来是要充分的肯定西方学术对于我们当代中国学术成长的意义，这一点呢就像当年佛教的引入对宋明理学之建构的意义是一样的。如果说我们回顾八百多年前，朱熹是1200年去世的，也就是806年啊，八百多年前，我认为没有佛教的引进，那么也就没有宋明理学的这样一个建构。我曾经看到邓晓芒老师在《思辩的张力》一书里面批评过这样一种观点，一些人认为玄奘到西天取经完全是多此一举。邓老师说这是一个很荒唐的说法，西天取经实际上引进的唯识论对构造我们中国古典的学术思想、构造中国的理学体系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由此我也来做这样一个推断，我认为对于我们今天的当代中国学术的成长而言，那种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不必理睬西方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一种观念，当代中国学术要获得长足的发展，必须深入了解西方，借鉴西方的学术。我这样一个判断主要是要回应那些对西方学术采取一种拒绝的立场。邓晓芒老师也好、邓正来老师也好，他们都反复强调了，我们要发展当代中国学术就不可能不学习西方的学术，不可能游离于西方的学术之外来进行我们的思考。那么，西方学术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我也进行了一点思考，一个非常简单的思考。我认为，西方学术有两个非常大的特点，这是我一个非常简单的概括啊。我认为西方学术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特别强调逻辑分析，强调逻辑分析就是立足于语言的逻辑而揭示出事物的层次。我们都知道，西方的逻辑是非常发达的，从亚里士多德以来，逻辑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应该说从形式逻辑、普通逻辑发展到康德的先验逻辑，到黑格尔的辨证逻辑，一直到数理逻辑。西方的逻辑思想的这种繁荣是一个触目即见的事实，这和我们中国的思想几乎完全相反。我最近看到邓晓芒教授在他刚出版的一本书《康德哲学诸问题》的“前言”里非常深刻地指出，中国人谈哲学喜欢走捷径，讲顿悟，凭感觉，重体验，最不愿意去清理哲学中的逻辑思路，认为那样太烦难而无成效。我觉得邓老师讲得好。的确，在中国，我们很少看到象西方这样一个逻辑的著述传统，连绵不断。虽然说中国的墨子、墨家有一些逻辑的思想，但是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并没有形成一个代不乏人的传统，而是很快就中断了。其中的原因当然值得深入探讨。我指出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政治方面的，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是政治哲学，人们为了当前的政治牺牲了逻辑的思考。因此强调逻辑分析是西方学术的第一个特点。我觉得西方学术的第二个特点是有着非常明晰的学术分工，这是一个我们只要对西方学术稍有了解就能够看得到的一个事实。我们都知道，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写出了一大堆著作，这些著作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了就有物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工具论，等等。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一种学术的分工吧，思想是分门别类进行研究的。这样一个学术的分工被制度化在大学的体制里面了。比如说我们都学过外国法制史，我们知道波伦亚大学是西方最早的大学之一，这所大学最早的三个系在我看来实际上是学术分工在大学建制得到了一个实现。它有神学系、医学系、法学系。这样三个系的设置是为了解决三个问题。人的身体有病了找医生嘛对不对？身体有病找医生，精神有病呢？那就找牧师了是不是？社会有病了那就找律师了是吧？所以我们就是社会的医生了是吧？这个可以看作最早的学术分工的一个体制化的一个实现，但是我们中国的学术在这方面是很缺乏的，我们中国的古典学术基本上是没有分工的，学术思想没有按照题域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有人也许反对我这个说法，理由是我们古典中国学术也有类型啊，比如说经史子集不就是一种分类吗？按照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经史子集不能算作是一种学术分类，至少不是一种现代学术的分类。我认为，当代中国学术的成长过程除了大力引进逻辑分析之外，引进西方的这样一个学术的分工也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个方面的详细情况，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在北师大有个校友啊，现在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个博士叫左玉河先生的一部专著《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左玉河博士在这部著作中概述了从晚清以来，中国的学术体制是怎么在西方学术体制的冲击之下，从一种四部之学，然后步入到七科之学的。什么叫四部之学啊，我们都知道是吧？就是经、史、子、集一套学术体制，它就是一种综合性的、直观性的。中国古典的这一套学术体制就是在西方的学术分工体制冲击的背景下崩溃的。左玉河先生详细地考证了晚清学术流变的这样一个过程。他指出了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如何由经史子集逐步地在西方知识引进之下然后变成了我们今天人人都能够感受到的大学体制。比如，我们在综合性大学可以看得很清楚，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等等。我们今天的学术分工基本上就这样形成了。比如，我们诸位所从事的法学这门学科在中国传统学术体制里面是没有的，对不对？法学这样一个学科体制实际上是我们近代以来、晚清以来一个知识的建构。实际上，它是中国在引进西方知识运动的一个结果，从今天来看，它也是学术分工的一个结果。而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的一点是这样，中国传统的学术是缺乏逻辑论证的，它不进行逻辑论证，比较喜欢“就近取譬”，就是不论证而打比方。随便举个例子，我们就能发现中国思维里面喜欢隐喻这样一种论证方式。比方说，大家如果读过《史记》，就从里面知道有个楚王不好好治理国家，在那里喝酒，玩女人，别人就对他说，“有一个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楚王说，“我就是这一只鸟！”所以就大干一番，把楚国搞得很好。很奇怪，它不是从国王的概念出发，来论证领导这个国家的楚王你应该把国家治理好，为什么应该治理好呢？你身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应该爱你的人民，应该把经济发展上去，搞和谐社会，这样你才像一个王，对不对呀？你既不代表人民，又不代表先进文化，还把国家搞得乱糟糟，那你像啥子呀！那你干脆下台算了。但它不这样论证，它的论证方式就是——一只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楚王一听，就说：“好！我就是那只鸟！”所以说，它是就近取譬。它不是从事物的概念中得出结论，它没有那种所谓的论证，它的论证跟亚里士多德是完全不一样的，亚里士多德不这样谈论事情。所以，我们中国的哲学是蛮有意思的，它主要是用类比、隐喻的方式来进行论证，它更多的是从“情”上来打动对方，它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强调“情”的感染力，不是通过道理来使对方获得一个行动的正当性或者说所谓的合法性，它不讲这个，它的“情”和“理”是混淆的。另外，我觉得中国还有一个问题，这是我今天想到的，中国哲学还有一个缺点是它将“事”和“情”混淆起来。我们经常讲“事情”，实际上，“事”和“情”是两回事。“事”是一回事，存在一个事实；“情”则是人的情绪上的一种反应，是对事物的一种评价。“事情”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一个是“事实”，一个是“规范”。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语言是很值得研究的。当我感觉到“事情”、“事理”、“ 情理”的时候呀，中国人对“事情”的看法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中国的哲学在逻辑方面是处于混为一谈的状况，而没有严密的逻辑分析。所以说，当代中国学术的成长对西方学术的引进，就是在逻辑分析方面，应该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也知道，今天的中国人依然还是不喜欢逻辑分析，因为逻辑分析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如果大家看了邓晓芒老师的书之后，一定会有这种感觉。邓老师我觉得他是中国最努力地开掘语言的逻辑层次的这样一位哲学家，当然，他主要依凭康德、黑格尔，当然也包括胡塞尔，他是要开辟出语言内在的结构层次，这就是要通过逻辑来分析。我们今天在这个方面做的还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西方学术在逻辑分析、学术分工方面对我们当代中国学术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另一方面，即使是这样，我认为当代中国学术的成长也不能完全依赖于西方学术，西方学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逻辑分析、学术分工的体制，但是，我们在发展中国今天学术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有我们自己的当代中国学术。我认为那种将中国当代学术完全西化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当代中国学术是不可能对人类做出贡献的。不仅不能对人类的知识做出贡献，而且它对解决中国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这是我们的要害问题，因为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为了解决我们自己的中国问题的，这个是很要命的！所以，当我意识到中国问题在根本上是中国人自己的生存秩序与意义秩序问题的时候，而当代中国学术从根本上只能是对这一主题的表达，我就意识到西方知识引进运动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走到了尽头，也应该走到自己的尽头了。否则，就象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只知道整天吸母亲的奶水而不想长大成人了。我认为，当代中国学术已经到了长大成人的时刻了。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我认为当代中国学术要获得成熟必须有三个方面的要素，必须在这三个方面进行努力。第一个方面是质料的方面，第二个方面是形式的方面，第三个方面是灵魂的方面。如果检点百年来的中国学术成果，我认为中国人在引进西方学术方面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的，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当代中国学术在质料方面和形式方面有了很大的长进。什么叫质料呢？主要是指语词、概念这些方面。比如我们今天很会用一些词了，我们不加反思的运用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宪政、法制、人权等等这些词，但是这些词还只不过停留在质料方面。这是我们引进西方知识的第一个方面的成绩。第二，在形式方面，我们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我讲的形式主要是指语法方面的规则。我们知道，古中国人喜欢讲之乎者也之类，今天我们会发现很少有人讲之乎者也了，我们看到西方人没有之乎者也，所以我们也不用了，甚至有人说我们之所以落后，就因为我们讲之乎者也！其实这个说法是很荒唐的！是不是呀？我现在写文章也经常用之乎者也。当然了，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什么呢？我们中国的语法规则的确是需要更新的。我们知道去年去世的启功教授，他是一个伟大人物，是北师大校友会的总会长，所以我特别怀念他，我现在几乎每天都在研究他的著作，他的著作有一二十本我都买来了，放在教研室里面，整天在研究。我觉得启功先生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汉字的理解是最深的一位学者。这是我对启功先生的一个评判。我经常怀念他，还写了几首小诗来悼念他。启功先生认识到汉字是流动着的，灵活性很大。灵活当然好，不过缺乏确定性则难于表达思想。这样的语言的确要加以重构。在经典学术转向现代学术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语法要加以重构。我在这里要简单讲一下邓晓芒教授的一个贡献。邓老师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他跟其他人，比如说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的李秋零教授翻译的《三大批判》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呢？可能李秋零教授仅仅将《三大批判》的德文本转换成了汉语罢了，他没有一种内在的学术的追求。我认为邓晓芒老师他在这个地方是有非常执着的这样一种学术追求的。邓晓芒教授在翻译《三大批判》的时候，他其实想做一个很大的了不起的事情。他想做的事情在我看来相当于当年马丁·路德啊，马丁·路德用德语翻译圣经，从此重构了德语的语法规则，给德语以语法规则，这是了不起的伟大贡献。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最近邓老师出了一本书《康德哲学诸问题》没有，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让哲学说汉语》。让哲学来说汉语，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哲学是无法说汉语的，汉语也是无法说哲学的，但经过改造，哲学可以说汉语了，汉语也可以说哲学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当年黑格尔让哲学说德语使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我想说，邓老师让哲学说汉语会使哲学发展到一个更新的阶段！所以邓老师在介绍他翻译的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的时候，他说他是严格地按照这个德语句子的结构来进行翻译的，而不采取所谓的意译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他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学术追求，就是说，要将中国的语法得到改造。因为按照启功先生的想法，我们中国的语法，就像砖块一样是流动的。就像小孩子搬积木一样，可以这样搬，可以那样搬。比如说我们读诗词啊，有时候很难读懂，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语言的逻辑结构所使然，它有时候不清楚。比如有人分析贾岛的一首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云深不知处（笑声），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那么就问，谁在松下问童子啊？谁说他的师傅采药去啊？他到底是个什么身份啊？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语言呢，它是流动的。启功先生说，我们中国的语言是流动的。就像我们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一样，并不是固定的。有人经常讲到，我是一块砖，党需要往哪里搬，就往哪里搬。你随便搬，是不是？（笑声）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流动的，那也就是我们的语法规则啊，这跟我们的语法规则是对应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生存的结构，跟语法的结构啊，跟语言的结构啊，有种内在的一一对应的关系。我们学者的任务，当代中国学术的任务呢，就是将这样一套内在的结构把它充分地展示出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存的这样一种基础。我们是运用这样一种语法，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生活。大致是一种先验的分析了，因为本来我们是这样生活，我们才有这样的语法。可是后来我们会发现，我们因为有这样的语法结构，我们才会有这样的生活。世界发生颠倒了。这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比如说钱穆先生讲，道统本来是从政统里面演化出来的。但是演化出来之后呢，反过来，道统却对政统有非常强烈的规范的作用。那么我们学者的任务呢，就是要为道统辩护，来制约这个政统，于是就形成了学统。所以呢，我在前面也讲到，我现在的一个志向是，在中国秩序原理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复活“三统论”，然后重构中国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种宪政体系。苏力有个似是而非的名言：一个民族创造法制的生活，法学家只不过创造关于法制的理论。苏力很瞧不起知识分子的工作。我说他这个话完全是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我觉得，首先，法学家本来就在他/她的民族生活之中，法学家不可能游离在自己的民族生活之外，怎么可能游离于自己的民族生活之外？所以，法学家必然参与民族生活的法制的创造。另外，法学家作为自己民族生活的理论家，他/她必然会在理论上建构起自己生活的时代的秩序的结构，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法学家不仅仅创造关于法制的理论，更重要的是，他/她创造出自己民族的生活样式，这才是重要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当代中国学术的使命。这是讲语法规则的方面。

我认为西方知识引进运动，在质料方面和形式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是，它在灵魂方面基本上是缺席的。我这样讲，是基于我的这样一个判断，实际上这个判断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也就是说西方知识引进运动，它使得我们中国的问题完全被掩盖住了，被遮蔽住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的知识体系是没有灵魂的。当代中国法学从根本上并不思考中国问题，它甚至拒绝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它拒绝思考中国人为什么生活，中国人应该生活在什么样的秩序里面以及什么样的的社会秩序才是正当的这样一些内在的意义。不思考这些的问题，回避这些问题。而且还误导人们，不要想这样的问题，想这些玩意干吗？就像苏力说的，法律主要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你思考法律的性质问题干吗？前些天张培告诉我，许章润在西政讲演，说到邓正来关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提法是一个愚蠢的问题。我觉得，邓正来教授的那个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因为什么啊？因为这样的问题甚至于还没有进入到象许章润教授的视野。这个问题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因为许章润教授也是，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学者，结果你还没意识到他的问题，我可以说这个问题才是真正重要的。没有比中国问题，没有比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更重要的问题了。因为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在我这个地方，我这个讲座里面，就是指的我们中国民族的灵魂。所以，这个西方知识引进运动，它到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在形式和质料方面，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因为它的这样一个无灵魂的性质，使得我们整个当代中国学术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当代中国学术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赋予这个僵尸以生动的灵魂，就是使它活起来，使得取自于西方的知识体系在中国获得一种生气，获得一种灵气，就像我们歌乐山下的灵气一样，是吧？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中国人就可以从沉沉的睡梦中醒来，度过知识论上的漫漫长夜，成为中国人。这是当代中国学术的一个重大的使命。但是我也要在这里强调的。我在研究过程中，我意识到，这个当代中国学术的成长的空间其实是非常窄的，也是非常艰难的。它艰难在哪里呢？我从中国秩序原理里面，看到道统、学统和政统三者的关系的时候，我发现，在我们古典的社会里面，我们中国是有道统的，有道统就有学统，那么就会对政统进行强有力的制约。比如说，如果我们到了曲阜，我们就会发现，“三孔”就是孔庙孔府孔林屹立在那个地方，二千多年不倒，它可以看着中国天下的王朝治乱循环，王朝都象花儿一样凋落去。但是作为道统之象征的孔孟之道，也就是三纲五常却始终屹立不倒。而一些学者，前仆后继的，为这样一个社会的基本秩序结构，代不乏人地进行辩护。那么，我们今天的情况如何呢？刚好是相反的。我们今天的学术为什么难以得到发展？今天我们直观上看，我们中国学术对政治权力有着强烈的依附，我们今天中国的学者，都在那里申报课题啊，对不对？申报课题干吗？想多拿几个钱哪，是不是？当然想评个教授什么的，是不是？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说中国的政治权力严格地控制了当代中国学术。这就是邓正来讲的规划学术的时代。按照我的理论来讲，就是我们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处的困境是什么呢？困境是，政统完全吞噬了道统和学统，而且要命的是，政统冒充着道统。所以我们整个的学者就处在这样一个惶惶不可终日，不知所归的困境里面。有些学者到处演讲，今天讲科学发展观，明天和谐世界，后天讲以人为本的法律观，说来说去，其实政府说什么他就跟着后面跑。那么在这么一种背景之下，当代中国的学术的成长就是永远不可能的了。所以我觉得当代中国学者有个很大的使命，而且这个使命是双重的。第一方面，要重构我们这样一个就是在家天下之后的这样一个道，同时呢，又要为这个道而辩护，这样形成学统。这样一来，才会对政治家的活动具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制约作用。这是我讲的这个当代中国学术，就是学统建立不起来的原因，关键就在于道统的缺失。所以我在讲当代中国学术的灵魂的时候，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当然有人可能问我：“什么叫灵魂呢？”我在这个地方讲，灵魂就是，我意识到我，就是我等于我，对不对？我在吸收西方知识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依然在西方知识的结构里面意识不到我们自己的存在，所以我们就没有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没有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就没有自主性，所以自主性跟自我意识跟对自身的意识是一样的。许章润教授讲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到底包括什么内容我还不是很清楚。不过我觉得他的思路是对的。按照我这个地方的讲法，就是说知识的灵魂被重新获得，被重新赢回来。那么从总的情况下来看，我认为当代中国学术获得了很大的成长。如果我们将今天的知识体系与古代的知识体系进行比较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明显事实，但是我同时也认识到当代中国学术固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总的来说它是没有灵魂的，是一具僵尸，它没有自主性，还处在自我意识的丧失状态。那么我们今天当下每位学者的任务就是赋予它生命，按照我的总的构架就是在中国秩序结构里面重新使“三统”学说得到复活，重新来构造我们自己的这种生存的意义。当然我这个地方不是讲的“世道人心”，我觉得许章润教授讲“世道人心”的时候讲的太柔弱了，没有力量，就象苏力温柔地想起校园一样。我觉得当代中国学术必须要发展出强硬的法哲学来，才能面对我们这样一个混乱的世界，才有可能来应对这样一个丛林式的政治社会。按照赵汀阳先生的说法，西方知识因为缺乏天下的维度，它不可能为当下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而谋划，果真如此，那么，我们中国学者的用武之地可以说是不期而至了。当中国学术重新赢得了自己的内在灵魂的时候，当代中国学术也就超越了西方学术的局限而获得了自己广阔的发展空间。

最后，我讲第三个问题，也就是中国法学的自主性问题。中国法学作为当代中国学术的一个构成部分，与当代中国学术的成长一样，当代中国法学也有一个自己灵魂或者一个自主性的问题，所以我现在来讲一讲当代中国法学怎么来赢得自己自主性的问题。当代中国法学作为中国学术的一个构成部分，并非是本土的产物，它也是在西方知识引进运动的过程之中开始去建构的，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但是中国法学必须是中国的。我们知道梁启超先生说过，中国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以自存矣。我认为中国法学的使命就是，它的基本的任务就是要对中国秩序及其内在意义进行深入思考，因而它必然是中国的，否则就不是中国法学了，就像有人说的西方法学在中国，没有中国法学，它是西方法学在中国。那么我们要发展中国的法学，我们就必须要对我们中国的秩序结构和它的内在意义进行研究。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在知识论上对西方的臣服，当代中国法学的品格在性质上是西方的。我们可以检点一下当代中国几代法学家们的工作，比如说老一代的法学家，（我这里主要指的是法理学家，因为法理学家是法学世界的哲学家，所以对法理学家的考察根本上就是在考察法学本身）比如说象大家尊敬的沈宗灵教授、孙国华教授，当然也包括前不久来到贵校讲演的李龙教授在内，他们的学术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只是开启了西方法学在中国的先河。中年一代的法理学家们，比如说我在开头特别提到的贺卫方、夏勇、许章润、范中信等西政学人，当然也包括78级11班的班长邓正来，邓正来他自称是11班的班长，我觉得这一些人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将沈宗灵教授包括孙国华教授一代人所开启的那样一个引进西方知识体系的工作在当代中国进一步得到了弘扬。比如说你仔细去看一下贺卫方讲了些什么，不管他讲司法审查、违宪审查制度等等，试图在中国想干嘛啊，就是想将西方的制度在中国得到复制，总的来说就是这个问题，这是我对他们的一个基本看法，包括许章润也是这样，他讲“世道人心”，什么是“世道人心”，讲的很柔弱，他没有一种很强硬的中国气派在里面，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在法哲学上面要发展出一套强硬的中国法哲学，中国法哲学，这是中国法学的使命，我认为就是包括我在内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学子的使命。这就是说包括邓正来在内的这样一些西政的著名的学人，第一流的思想家吧，应该说当下的，他们共同建构起来了中国法学的这样一种知识体系，那么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它们在性质上是西方的，正像邓正来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里面所指出的，正是因为它在性质上的西方性，所以它没有办法来引领我们中国在进入世界结构进入全球化结构之后我们当代中国法学法制的发展。当然可能邓正来是一个例外，我刚才点到了西政的老师，邓正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西政的学生，他是处在川外和西政之间的，所以说我觉得邓正来本身的身份也有一种象征意义。邓正来有可能是个例外，他很可能是中国法学从一个旧时代走向新时代的领航员。至于象贺卫方、夏勇、范忠信、许章润几位，则很难做时代的领航员，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比如说夏勇讲的中国民本哲学，我觉得是无根的。最近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范忠信迷津》的长文，我在那里指出，在知识谱系上，因为它的西方性质它不可能关心中国问题。前面提到，许章润认为提出中国理想图景是一个胡扯的问题，是一个stupid的问题，是个foolish的问题，愚蠢的问题，这样讲的话那就是说你根本就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说像苏力讲，不要紧问这些问题，法院主要就是为了解决这些纠纷吧。所以我就说苏力的法学思想很有可能塞壬的歌声，我在那篇文章里面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过于相信苏力的话，我们中国的法学和法治可能会完全走向迷途，这个是我对苏力的总的判断。我对苏力有过认真的研究，我认为苏力的法学总的来讲它是庸俗的唯物主义，但是苏力的法学表达因为他的文词很美丽，所以他是美丽的庸俗唯物主义，比很多当下盛行的一些法学家的市侩的唯物主义要好，所以我对苏力的评价是很高的。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应该说到了这样一个时代，随着我们自我意识的觉醒，自主性的追求，我们灵魂的这样一种呼吁，我认为当代中国法学的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来临。因为这也应和了西方知识引进运动的终结，也应和了我们必将要从我们中国知识论上的漫漫长夜里面走出来，这是我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的判断，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知识论的研究。我们为什么这样考虑问题？这是一个逻辑问题。如果说我们仅仅承认法治，仅仅承认宪政，我觉得是不够的，我们要对它进行反思。我觉得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来临，但是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必须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劳动。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些艰苦的踏实的工作，所以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讲一下我们怎么来迎接这样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第一，我认为就是要端正态度，端正态度就是说，因为我在前面讲到了我们随着西方知识引进运动形成了中国知识和西方知识在知识论上的一种主奴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要树立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要强烈地挑战这种学术上知识上的主奴关系。去年邓老师给你们讲过黑格尔的主奴关系，我把这样一个结构化的分析引入到中西知识论的关系的分析上来。这是我今天早上想到的，我为我这个想法而高兴，我认为我这个想法挺好。我们要有这样一种基本的态度，就是试图挑战中西在学术知识论上的一种“主奴关系”。主人和奴隶，我们都知道，这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自我意识部分里面所讲到的，是最为著名的篇章了。随着霍布斯的丛林原则起作用，于是你打我，我打你，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有些人胜利了，有些人失败了——失败者就承认胜利者是主人；胜利者也承认失败者是奴隶——所以奴隶和主人之间，有一个承认关系！我们中国人在知识上面，我很惊讶的发现，中国知识跟西方知识也有这样一种主奴关系！也就是说，在知识的这个战场上面，中国人近代以来失败了！所以承认西方知识的主人地位！那么，西方人呢？包括黑格尔在内，他也认为，中国的知识是浅薄的，只是一个初级阶段的知识！比如说：他认为孔子的说法，（仅仅是）一些乏味的教条，是没有任何逻辑联系的！当然，他（指黑格尔）这样想也有一些道理，邓（晓芒）老师也在论证（确实是这样子），但是我认为不是这样子！就是说（我认为）有一种内在的中国秩序结构！（只有）当我们把秩序结构打开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一个新的情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学生，包括我自己在内，首先要挑战这种学术上的主奴关系——我们不仅要向西方宣战，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前一辈人宣战！比如说，向李龙教授宣战，是不是？（众笑~~）当然，我们要更进一步的，要向贺卫方教授宣战，是不是？要向张文显、邓正来、徐显明、夏勇宣战！我们要向许章润教授宣战！我们宣战不是简单地说他说得不好；我们宣战要说，他说话的根据是有问题的！我们不是简单地说，你这句话说得不对，不是这样来说，（而是）我们要找出他说话的知识论的谱系是什么。只有当我们找到他知识论的谱系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来制服他！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我们要挑战学术上的这样一个主奴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第二点，这是走出知识论上的主奴关系的核心环节，没有这样一个环节，我们要走出学术上知识上的主奴关系可以说只不过是梦想而已。我认为，一个新的时代来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要重新开启想象力之门！重新开启想象力之门——我认为——是我们彻底地走出学术上的主奴关系的重中之重！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学术，基本上没有想象力！我们要么屈服于西方；要么像蒋庆那样回到孔子；基本上（都）没有想象力！我们讲法治，为什么要搞法治？因为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搞法治（吗）？一点想象力没有！（众笑）我最近在研究一本书——赵汀阳先生的《天下体系》，我认为赵汀阳的这本书很好，其中就讲到：中国跟西方有不同的想象力，文化就是一种可能性！我们的出发点是一样的，比如说，怎么来应对人类秩序？霍布斯认为人类社会是丛林原则，自然状态，于是，你打我，我打你，那么怎么办呢？于是要制定规则！要按照市场规则来游戏！这一点是肯定丛林规则的，就是竞争是绝对的！但是，我们中国人不这么想。实际上，我们中国的古代文化不这么想。中国人想的是要对这样的一个事实进行修正。这体现在荀子的思想里面——荀子讲，争而乱，——就是我们人生下来，就争奖项、教授什么的，按照西方人的想法，就是加以权利和义务，用这样的方式来规范，但是，我们中国人不这么想，中国人是在事实层面加以规定——用诸如礼治、德治的办法使人的身份加以确定。你拥有什么样的身份，你就享有什么样的权利。这样一来，实际上，就完全走出了跟霍布斯的“丛林原则”不一样的一条道路。所以我们今天，比如说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实际上是西方的这样一套知识体系！那么，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想出新的原则出来呢？至少，我们可以深化对权利话语的批判，可惜的是，今天权利话语完全主宰了我们。我们今天，有人说我们没有规则，所以我们秩序乱！有了规则能不能行啊？有了规则，但是，规则之外还有规则——那是潜规则！为什么会有潜规则呢？那也就是说，你制定那个规则是无效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哎呀，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下面的和尚都念歪了！怎么会呀？这个中央的政策好得不得了，怎么下面的就念歪了呢？我看肯定是政策有问题！而不是下面的人念歪了！这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怎么来重新开启我们对我们生活的想象？从逻辑上来讨论，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所以，我建议大家读一下赵汀阳的书！赵汀阳的《论可能生活》、《天下体系》我觉得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它是开启我们想象力之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只有开启了想象力之门，我们才能真正彻底地走出学术上的主奴关系！这是我讲的第二点，就是说，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其核心是要使我们的想象力得到开发，而不是当然的去接受！我觉得我们教育的一个大失败是什么？一切都教科书化了，标准化了，使我们的想象力根本没有！想象中国怎么想象啊？小的时候，中国好得不得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可是上了大学之后觉得，中国差得很！就这样想象中国，小时候就觉得中国好得不得了，读了大学中国坏得要命！你这个想象力何在啊？一点想象力都没有！所以呢，我觉得开启想象之门是非常重要的！想象力的极度缺乏，我们这样一个时代的典型特征！我们只有走出这种想象力的枯竭，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才有真正可能开启我们法学的新时代！中国学术的新时代！好，这是我讲的核心的方面！

第三个方面，真要突破知识论上的主奴关系最关键的还是写作实践！这是我觉得我自己能感觉到的！我们知道黑格尔在论述主奴关系的时候呢，他蛮有意思的！我认为他分了三个阶段：主奴关系的形成；主奴关系的发展及其基本结构；主奴关系的真正的被突破！那么，主奴关系是怎样被突破呢？这个主要是从奴隶方面来讲的：奴隶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产品，他从自己的产品中看到了自己的本质力量！看到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这样的一个物质产品的上面，于是看到了自己的自由的这样一方面，所以自由意识萌发出来了！于是主奴关系就崩溃了！主奴关系，就被一种新的意识——自由意识所取代了！那么我觉得在今天的中国，我们要突破学术上的主奴关系啊，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我在实践的——就是我们每天要奋力的写作！写作是很重要的！有的人说写作是制造垃圾！我看要不断的制造垃圾！因为人难免先制造垃圾然后再制造出精品的。我觉得只有我们通过不断的写作，在写作的过程之中来确证我们学术的自信心！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正像奴隶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之中，看到自己真正的自由意志体现出来！同样，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创造我们的学术产品，来不断的意识到我们学术的这样一种自主性！所以，当我们的良知，看到我们真正的学术创作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看到我们的自由；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生产的到底是垃圾还是真正的学术产品！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呼吁大家要坚持写作！所以呢，我最近在广西南宁反正没事干，天天写作！见了谁，不高兴，就批评人家！我就通过这样的一种写作，意识到我自己的这样一种主动性和主体性！我认为这样一种写作的实践是突破学术上的主奴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号召每一个西政学人不断地写作，不断地生产知识的精品！只有当我们的学术精品被生产出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形成了我们的学术传统！我们中国法学的新时代、我们中国的新时代，才会真正的来临！

好，今天呢，我就胡说八道一通，先讲到这里！非常感谢诸位的光临！（长时间掌声~~~）非常期待各位朋友们猛烈的、有效的批判！谢谢！（掌声）

魏敦友

2006-11-9，匆草于重庆市南方君临大酒店1107房

2006-11-19，修改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

三、点评

赵树坤博士：

我们有些同学可能知道，魏老师一直自称自己是从哲学鱼塘转到法学鱼塘或者说是法学丛林里的一个游击战士！我们知道游击战士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众笑）了解魏老师的就知道他已经对很多人发出了冷枪！（众笑）所以今天，我本来觉得是可以有一场遭遇战的，许章润教授刚刚从我们这儿离开！很遗憾，他（魏）又用他的游击战术，躲避了这样一场遭遇战的来临！（众笑～）不过呢，遗憾归遗憾！我还是觉得呢，今天这个游击战，确实进入到我们这个包围圈儿里边儿来了！

魏老师以写诗和写学术论文双重并进。从诗歌，我们可以看到或者说我们认为的这个人是充满了这样一种柔软的，洒脱的这样一些属性的！但是今天呢，魏老师通过语言以及肢体的配合，给出我们一个强势的，强有力的这样一种形象！但是，他是不是真的这么强有力呢？（众大笑～～～）我们现在就等待着我们点评嘉宾的炮轰！

有请，朱学平老师！（掌声）

顺便提醒一下哦，不许吹捧！

朱学平博士：

魏敦友老师，我一直叫他师兄，但是他昨天正式纠正我，应该叫他师叔。（众大笑～～～）无论是师兄也好，师叔也罢，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对吧？（众笑～～）但是呢，师生关系是师生关系，学术讨论是学术讨论，对不对？柏拉图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也是我的立场！

首先我要指明的一点是，自从我到西南政法大学以来，这是我听到的，有限的几场非常精彩的讲座之一！（众笑～）非常有限！我们在西南政法大学，前面我们都知道，李龙教授的讲座，我没有听；然后，许章润的我是听了的，这个讲座有点浪费时间（众笑）；还有其他的，我也听过的。这里面我终于感觉到了我和魏老师之间的一种亲近性——这种亲近性，不仅仅是我和魏老师之间的——是真正从事一个学术思考的人之间的亲近性。我们在读柏拉图的时候，传统的中国人总是把柏拉图的《理想国》当做一个法哲学，一个政治哲学的著作！所以，我一开始（给研究生２００６级的同学上课的时候）就讲了，它既不是一个法哲学的著作，也不是一个政治哲学的著作，而是一个关注人的生存问题的著作！所以他从讨论人的灵魂开始，亦从探讨人的灵魂结束！那么，我们今天从魏老师这里也看到了对于中国人的生存的关注——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深层次的探讨！我为中国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中国的法学界能听到这样的声音，而欢欣鼓舞！这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一件事情！邓晓芒老师没有说出这个话。当然，邓老师是从哲学的角度而言，而不是从法学这个角度而言。（就法学而言）我也是两个鱼塘里面的，我今天终于听到了一个知音呐！（众笑～～～）这个是首先必须肯定的！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的探讨，触及到了当代中国的问题之所在！所以我们看到，魏老师讲话，他不像许章润。许章润讲的是汉语法学，邓正来讲的是中国法学向何处去，魏师兄和我一直思考的是一样的——中国人，到底你要向何处去？这才是中国人的真正问题，而不是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最终，法学问题不是解决一个什么制度问题，刚才魏老师也讲了！中国人的生存问题，这是最关键、最要命的问题！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法理学家应该说一个绝响！这个是非常值得庆贺的！这是我的第一个评价！

但是，他的论证，我可以说是，非常之不充分的！（众大笑～～～）

第一，他把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关系，单纯的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论证，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众笑～）怎么理解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关系？是不是单纯通过知识论就够了？我觉得这个绝对不够！真正的理解中国人和西方人，要进到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心灵当中去。它绝对不是个知识问题！知识问题只是精神的一个表达！后面魏老师论到逻辑问题，逻辑问题也是一样，它只是精神的一个表达。而中国人所以呢，没有传统的，没有很好的逻辑，这个是无所谓的。没有很好的逻辑我只要能够把话说清楚就行了，你说西方人逻辑好，黑格尔的逻辑服从逻辑吗？黑格尔的逻辑你是用中国传统逻辑，不，西方的传统逻辑你能行吗？你再看一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你怎么从有推到无，从无推到有啊？推不出来的。对不对，你怎么推出来啊。你没有体会到黑格尔背后的生存体验，你怎么知道他想说什么？可以说你读到死也读不出来。（笑声）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个逻辑问题，是逻辑背后的生命问题，所以生命问题怎么能够用逻辑表达出来？所以，邓晓芒老师讲黑格尔时讲这是个生存体验，是人的生存体验。而生存体验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办法体验的，所以大家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往往你就看，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怎么回事呢？黑格尔他明明是从逻辑推断推导出来的，我怎么就看不懂呢？对不对？一个学习过逻辑的人就可以从A推到B嘛，对不对？但是黑格尔的你就推不出来。所以，重要的，大家注意，不是一个逻辑问题，也不是个知识的问题，你必须要了解西方人的心灵世界，这才是真正问题之所在。所以，魏老师总是站在知识论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是绝对不够的。西方人也不是全部都重逻辑，我们知道有帕斯卡尔，他虽然非常讲逻辑，但是你们大家看看他的敏感精神，对不对？这个是逻辑能导的出来的？有个维柯，对不对？有叔本华，对不对？还有其他人。它不是，并不仅仅是逻辑可以论证，还有甚至像尼采这样的人物，你怎么用逻辑去框定他，对不对？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一个。所以从知识和逻辑的角度，我觉得是无论如何讲不通的。这是我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这个魏老师，魏师兄，或者魏师叔，（笑声）提出来一个非常狂妄的主张，（笑声）什么主张？中国文化征服耶教，基督教，中国文化征服基督教。那么我们讲耶教本身，如果是他讲的实际上我们前后就没有逻辑性了，前后没有逻辑性，我给他提一下。为什么前面是个知识论的问题，知识论问题是从哪里来的？从希腊来的，对不对？而耶教，基督教它本身是不是讲知识的？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宗教问题它是个生命的沉思，基督教，你去看《新约》，它里面有逻辑吗？它是推论出来的吗？不是的，对不对？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你用一个知识的角度你没办法去推导这个基督教。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你既然要讲中国文化征服耶教，那么你首先给我指明，到底是何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是传统的？是我们当代的？还是未来的？对不对？我想可能不是传统的。是当代的吗？当代是屈服于什么，屈服于西方的，你想中国和西方是一种主流关系嘛。那是未来的吗？未来还没有，（笑声）还没有的，子虚乌有的，你怎么知道它会征服耶稣教，基督教？那大家可以仔细想一下，你是不是在，你自己说梦话？（笑声加掌声）所以我就想，魏老师现在讲逻辑，所以我就请问魏老师，你到底这个命题是个理性的推导，还是你信念的表达？如果是理性的推导，我就请你理性的回答；如果是信念的表达，那我们就听之，姑且听之，你姑且言之我就姑且听之。（笑声）这是第二个问题。

那么这里，第三个问题实际上我其实差不多也讲完了，就是一个重构道统的问题，这是魏老师的核心问题。那么这个道统，魏老师实际上讲的这个核心的问题，也就是蜻蜓点水，点到为止。我就很想听他，怎么是重构中国的道统？首先魏老师说，我就是我。“我就是我”这个只是，在逻辑上只是一个什么啊，只是一个同义反复，完全没有说出来嘛，对不对？但是魏老师这里我就只看到一个“我等于我”，对不对？这个“我”到底是什么？还是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你这个中国，那么“我”当然是指中国，那么中国的你这个“我”到底是过去的我，现在的我，还是未来的我？这个“我”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怎么界定？“我”是谁？你首先给我说清楚。（笑声）那么由于魏老师，“我”，他的“我”指代不明，所以他觉得要建立起一个强硬的中国法哲学，我觉得它是完全是软弱的，甚至比许章润的“世道人心”更加软弱。（笑声）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对不对？许章润至少还有一个“世道人心”在那里摆着，你连“世道人心”都没有就说“我”，对不对？“我”是个什么东西，对不对？（笑声加掌声）

最后我还要提出一点，魏老师试图通过奋力写作（笑声）来开启想象之门，他用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那么我们知道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那个奴隶可不是写作写出来的，是通过死亡和艰苦的劳动而争得自由的。如果没有这个死亡和艰苦的劳动，奴隶永远也不会变成主人。那我想魏老师如果是你这么轻松写作的话，你的中国的未来的生活方式，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方式，我按照我的想法，是永远也建立不起来。

这是我的一点意见，请望师叔见笑了。（笑声加掌声）

赵树坤博士：

（魏敦友以为是一对一的接招，便起身准备回答朱学平博士，被主持人赵树坤博士阻拦）（笑声）呵呵，看来是按捺不住了。确实有点过于激烈，但是坛规事先好像已经交代了，要所有点评嘉宾点评完全部记下来，然后逐一回答，不得以说“三个脑袋对我一个脑袋”作为托词，先要严厉的要把这个规矩树起来。好，回到我这儿来。昨天魏老师就已经到了西政，并且亲临我和陆幸福老师的课堂做了一些指导，但是下来以后，据说他当着我们陆幸福老师的全班学生说，“我上讲台就想踹你两脚”。但是，陆幸福马上在今晚获得了一个反踹我们魏老师两脚的机会。（笑声）现在有请陆幸福博士。（掌声）

陆幸福博士：

其实非常高兴的就是魏老师今天讲的比我想象的要更有逻辑一些。（笑声）当然了，刚才老朱他一直称魏老师是师叔或者师兄，我一般都称他是“老魏”。那么魏老师，他的很多想法实际上是非常有创意的，这一点我们会发现在他的演讲里面是非常好的。而且就是说他没有那种很一般的，那种随大流的那样的一种样子。因此从这一点来讲的话，我们听惯了那些重复的东西，听一下这样的一种挑战书，或者说是宣言书的话，可能也有一种收获。但是从他整个的演讲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他有几个问题是非常之要命的，就是他没有把它展开来说，或者作为一个前提进行一个稍微的论证。比如说他把中西对立起来了，就是这种对立的话，它的正当性是在哪里的？然后他把学术放到国度之下，也就是说这个学术是给规定了边界的。学术的边界，能够随意的就规定一个中国的法学这样一个边界的东西吗？这样的一些体悟的来源，他的这样的问题的提出呢，和这样一种从自我出发去理解这个世界、从自我出发去构建这个世界这样一种初级的判断是相符合的。也就是说当我们一开始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或者在一个比较浅的层次上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会是一个从“我”这个视角出发而不是从他者从全民的视角来考虑，因此从这个起点来说，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起点，恰恰它是一个比较小的起点。而且大家也可以去验证启蒙时代的那些非常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几乎都是世界主义者，我倒并不是说世界主义者就一定伟大，而是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的出发点真的是考虑人的生活意义还是考虑你的生活意义，这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在这里面。那么魏老师这里，他的起点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后面的很多论证实际上很多问题无法回避。刚才老朱评得非常好，很多问题已经点出来了。我对魏老师的一个基本的批判立场呢，跟老朱有些相近之处，就是感性化的东西太多了，也就是说你那些断言，下了很多的论断，论断的理由是何在的，也就是说如果是经过理性的论证过程的东西的话，那么它肯定是有原因的，但是恰恰在很多论据里面提了一些在你整个的演讲，或者说有些是在你整个的思考里面，有些东西它是没有进行一个基本的论证的，或者说没有一种基本的真实的立场，就是刚才老朱说的虚的无的东西。因为我们清楚的知道，并不是因为我今天晚上重复了一百个中国我就关系了中国，这是两回事情，也并不因为今天晚上我重复了一万个知识，我就谈的是知识，因此在这个里面的话，他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种思考的路向的问题，当然我不是说水准问题，我相信魏老师还是有着很优秀的水准的。

那么因此接下来我给他提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呢，好像没有老朱那么具有颠覆性，但是是一个需要细化需要深化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刚才谈到了中国人的生存秩序和意义秩序的这样一种重构，就是说你要关心中国本身关心自然的东西，那么我的问题是，你如何来重构中国人的生存秩序和意义秩序，你是回到一个什么立场去重构它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你有一种论断，对西方学说的一种贬低，不是一种拒斥，但是是一种贬低，那么这种贬低呢，你认为完全西化是不切实际意义的也无贡献，对中国实际问题也无济于事，这个话就是说从绝对意义上来讲的话，可能是对的一句话，但是我们稍微折衷一点，完全西化改成学习西方的话，稍微变一变，其实跟你的意思是一样的，这种东西你认为也是不切实际、没有什么贡献或者说是对解决中国问题是无济于事的，那么你这个评判的来源又在哪里？你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出来？中国近百年以来的这个流向，这个改革，我们都可以看出来它的确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当然其中的曲折的确有很多很多，而且很多时候让人很悲观，直至到现在为止，让我们当代的人非常之悲观，但是一直在走这样的道路，在这个道路上面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取得过成就或者说有成功的这样一种可能，你为什么说这样一个东西本身是无济于事的呢？而且你也会清楚的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去学习西方的时候，实际上肯定是基于我们自身的意义的，因为意义本身就是通过比较来的，如果你是一个单个的个人，生活在原始森林里的话，你绝对不会去追问我有什么意义，不会去追问这样的问题。意义是通过比较来的，那么通过比较来的意义马上就会出现问题，就是我们如何从东西方文明的比较里面获得我们的意义，如果模仿是最好的途径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去模仿呢？你的立论何在，也就是说你刚才所提的这个立论有什么样的立场？

第三个问题呢，你说这是引进运动遮蔽了中国问题，我们也知道，我们近代的一些大的思想家或者说思想者，他们很多是中西合璧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很多人，是采用了西方的一些方式方法，但是你在这个里面你说，知识运动遮蔽了中国问题，这个立论又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说你这样的一些立场它的支撑点不能找一个例子。

第四个就是刚才老朱已经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说要发展一个强硬的学说，这里老朱已经分析了我就不再分析了，你的强硬的学说是什么？你的强硬之处又是在什么地方？

第五个问题，你最后提到了要重新开启想象力之门，我觉得非常之重要，但是鉴于我们现在你所分析的状态的话，这个想象力它是从何而来的？看赵定杨的一本书我就有想象力了吗？想象力是从何而来的？那么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第六个问题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你在其中提到过，你说中国人是不讲逻辑的，这一点呢，好像目前是一个定论一样的，但是实际上就我自己看的《管子》包括《韩非子》，包括《荀子》这样的东西的话呢，我发现他们的逻辑讲得非常好，包括我看那个黄宗羲写的《明夷待访录》也有这种感觉，逻辑非常好，只不过逻辑这个词，这种等同性可能不一样，但是它那种基本的理性的思考模式的话还是有相近之处的，就是你这个例子的话可能会有不妥当的地方，好，谢谢大家！（掌声）

赵树坤博士：

感谢幸福博士！据我所知，我们的张老师和魏老师今天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观察到的他们之间可能有一些心意相通的地方，因为我们注意到，关于法律信仰问题，这两位老师好像至少在结论上是持同一个论点的，就是法律不可能被信仰，两篇文章，在最近的人大复印资料上，第一篇，第二篇。另外，我也了解到邓正来老师是两位的共同的朋友，所以我说有心意相通的地方，但是这种心意相通会不会阻碍我们的张老师对魏老师的炮轰的火药的程度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有请我们的张老师。（掌声）

张永和教授：

实在对不起观众。2001年11月2号，那天是程燎原老师在这个地方做讲座，在那之前，因为我们的法学论坛就是西南法学论坛，我认为那个时候的法学论坛没有现在的官气，当时我们就很随便的几个朋友，就经常在一块儿的，就是程燎原，王人博，邱兴隆，汪太贤，就大概这一拨人，还有卢云豹，就这一大帮的狐朋狗友，就折腾折腾，也没有到科研处去登记啊这些程序统统都没有，就很自由的。“燎原，你来搞一个吧”，“好吧，我来搞一个”，他是从来不搞的，他说不愿意搞，为什么啊？因为不愿意被别人批判，结果那天他搞下来之后的确没办法批判，为什么啊？因为他借的全是别人的，你没办法批评他。由于那段时间我们不断折腾，所以做了很多，大概就是这学期的这个时候吧，11月2号，做了之后，那天我上来我就说了这样一句话，那天是王人博主持，我就说我刚前两天听一个笑话，说一个人学外语，另外一个人就考他说你学外语学到啥程度。甲：“你说How are you?是什么意思吗？”乙说：“我知道，是——你好吗？”甲感到很惊奇，没想到乙会知道，他又问：“你知道How old are you?是什么意思吗？”乙说：“怎么老是你。”（全场大笑！）所以今天实在是对不起观众，我这学期出场已经十一次了。本来在这个星期，准备金盆洗手。后来陈忠林老师搞讲座，叫我去渝北给他点评，当然陈忠林老师可是我的老大哥呀，他说：“去点评。”我就只好跟着他去点评了。而且那天差点就魂归故里了！今天能够见到大家确实不容易，要不然，你们就见不到我了，因为那天发生了车祸。那天陈老师只找了三个人去点评，就是我、赵明老师、和卢云豹老师，因为他知道我们三个人是从来都跟他过不去，所以他就叫我们三人去。结果回来的时候差点就报应了，要不然那天我的点评生涯就终结了，要那样的话今天我就见不到我仰慕已久的魏敦友老师。当然他的声音、他的名字至今听在我耳里还是让我发抖，然而今天得以一见，非常荣幸。当然我觉得今天作为思想者的魏敦友老师，显得非常的痛苦。如同我们看见他一脸痛苦的汗水。（嘿嘿）当然他今天的整个讲座，就让我想起了——刚才在座的几位朋友可能就没资格像我这样说，可能我还是虚长几岁吧？（魏老师说：“你是大哥！”）那就虚长了，这样我就放心了。而且这是终身制的，不像你和学平之间的关系还有纠纷，我们俩在这方面就不存在纠纷——让我看到了一个风华少年，在指点江山，激扬的文采，而且极具使命感。让我感到像我这种长江的前浪，随时都可以死在沙滩上。当然我更感谢魏敦友老师对我们学校的关心，他也感受到我们学校这边有一股仙气。

我觉得今天的讲座，魏老师整个都是在大话连篇，全都是在大而化之，都是在讲故事给我们听。当然这些故事，割断了我们都知道，而他把它们连起来了，这是很不容易的。让我感觉，是不是我们被忽悠了。但我总的感觉是：这种话语让我讲，准确地说，我说不出来。于是就让我感到了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区别：大人物说大话，小人物说“小话”。然而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它记下的都是这些大人物的大话，而不是像我们这些小人物的“小话”。所以就这种情况，我准备尝试着，壮着胆子以后要说两句大话，不过我估计这个是学不来的。

借着这种情况，我还觉得魏老师很像个革命家，很有那种气质。当然他是一个很有理论的革命家，甚至比孙中山那种革命家的理论水平还要高出一个层次。所以我觉得魏老师要是生在另一个时代，可能更具意思，你比方说：革命的时代，那是不得了的。当然我虚长魏老师很多岁，所以（魏）可能有些时代，你没有经历。比如：八六年或八九年，我想在那个时候你若是像今天这样风华正茂的话，我想你应该是有些“故事”的。

当然这前边都是一点铺垫。今天整个魏老师所谈的问题，他对中国问题、历史的这种忧心和痛苦，我们可以从魏老师的汗水里看的出来，他想树起一个中国的问题意识。当然他实际上又告诉我们，我们没有逻辑，我就发现，没有逻辑的人都是在乱整的。（哈哈）的确我们没有逻辑，就像邓小平同志所讲的：“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我又觉得，有时候我们还是有逻辑吧，这是一种实践的逻辑。但是无论怎样,就今天而言，魏老师……你那篇文章我还没看，因为邓老师还没给我发过来，他是一期一期给我发的。你的那期是第几次？（魏：好像是第五期。）当然这次我们有幸，承蒙魏老师支持，在《现代法学》上赐给我们一篇“美”文。就是批评邓正来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他参加了。在第一期里面，有我们赵树坤老师的一篇文章。

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关于中国问题意识，在中国的学法界已经提出了。邓正来老师他提出了，今天我也感觉到另一个人，他也有中国问题意识。当然，包括刚才魏老师所提及的中国法学界的很多人，自己标榜的问题意识，可能是“假问题”或者是“伪问题”。我在想，魏老师今天所说的西方的学术之于中国学术的一个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一种问题的意识，这个问题是西方人给我们的。但是，西方人的问题意识——包括康德、黑格尔这些让我们读不懂的书里边，实际也包含了一种问题意识——当然肯定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意识，而是德国人的问题意识，但是通过德国人，他们展现了一种更深层次的人类的问题意识。这点我是比较赞同的，我们现在的确缺少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因为我在《现代法学》做编辑，虽然中间出国了一段时间，但回来后我仍然觉得，包括法理学在内，中国人投来的稿子实际上经常是没有这种问题的东西。我为什么要搞“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个笔谈，是因为我觉得它实际上是一个问题。我在编者按中就谈到：这是中国近年来，整个学术中间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事件。我是这样定位的。当然什么才是中国的问题，我就发现实际上我们都没有提出来。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是朦朦胧胧的知道，但是我们都没有去做。我们还是在大而化之，在说我们要怎么样，这样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现在到底什么是我们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就比如刚才魏老师说的：中国的生存秩序与意义秩序，这个的确是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个我们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就如同天上的月亮，我们是摸不着的。我们必须要找一个路径进去才行。我们在座的都是博士生、硕士生，我觉得如果我们写这种东西出来，起码法理是不能答辩过的。这个太空了，它总得要有个什么东西，得落到一个地方去，这才是问题。而不是像（陆）幸福刚才说的：‘你讲问题就是问题了，讲中国就是中国了’，不是那回事儿，总得落到一个地方去，探讨一个问题，实质是在拎出来。所以从这点来讲，我的确同意他（魏）——中国人没有问题（意识），我也经常感受到这一点。就好像，前两天北大的一个博士生寄了篇文章给我，后又打电话让我帮他看一下，我说：“你这个水平好像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吧。”今天，某个学校的一位副教授问我他的一篇论文怎么样，我说：“你的这篇文章只是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已经知道的知识，又把它罗列了一遍。我觉得讲课可以，但是做为论文，不具任何意义，因为没有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作为一名编辑，业余的，我劝告大家：如果你们要文章，特别是投稿等，一定要有问题，有问题你才能够响亮。我特别讨厌那些：什么若干问题研究。刚才魏老师所谈的，我意识到，看起来很小，其实还是大话。这样对我们的学术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是无益的。

刚才魏老师提出的中国学术的三个方面。第一个：端正态度；第二个：重新开启想像之门；第三个：实践，就是不断的写。我觉得这些，除了后面的有可操作性，在实实在在得做一些事情之外，前面的是没用的。这个和我们党中央经常所说的：只要我们怎样、怎样，我们只要……。就和我经常对大家开玩笑所说的，有个师弟当“最低”人民法院院长，让我给他出个招，我就给他说：“只要苦干五年，为把我院办成最高人民法院而奋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是做不到的。像中国的一些，只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团结起来一心，我们就会怎么样……，这些话，我们开始发现，是没有意义的。以至于这种话到一定的时候，你们注意到：中国的标语学，只要某一个标语说到深入……的时候，就表示差不多了，没有了。如“深入的端正态度”、“深入的开启想象之门”，我觉得这个从大面上讲，听起来是很美妙的，但是还是没有实际解决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有时候我真的觉得，真理和大话在某种意义上是在一个层面上的，是可以互换的，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我有时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们老是找不到真理呢？就是它太虚了，就如同大话，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你说他说错了吗？没错啊，今天魏老师讲的都对啊，但是我们就觉得我们把握不着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我们还是该回归到真正的问题上，当然，由于魏老师今天这种大话，给我们西政勾勒出来的这种前景实际上也是大话，刚才我想，今天其他不是收获，最重要的是解决西政问题——西政向何处去，好像刚说了，你们听到如何解决没有？没有解决。为什么呢？太大了。我们才发现，当落到西政的时候，这个大话解决不了的，对不对？然后我们说我们只要怎么怎么样，我们团结一心、以情动人，然后我们就能阻止、保证每年外流的那一个两个具代表性的优秀人才，我们能阻止他吗？以至于把我们这些不优秀的就留在学校，让优秀的走掉了。这个问题，从这一点上讲，实际是不能解决的。我觉得这个时代或许需要大话，但是我倒觉得还是需要真正实际解决问题和发现问题，找一个问题，所以我还是喜欢胡适那句话：“少讲主义，多谈问题”。当然，我想，我不好提问题。你那么空洞，现在还让我提问题。我不是考你，我们探讨一下，你能不能把你那个中国问题意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生存秩序和意义秩序，这个表述你把它简单一下，简单得让我们听得懂、抓得着，就像施明德在“倒扁”的时候，他就很优秀啊，他就不要搞这些，四个字，一个手势，“阿扁下台”，很简单。特别像这种煽动者啊，我们这种煽动，他这种是启蒙式的，我觉得一定要这样做，而不是拿很多……当然你今天跟我们讲，我们好像迷迷糊糊，我估计，我告诉在座的各位，多数人你们不要抓，这句话实际我们是把握不了的，我们要怎么把握的就是阿扁、下台，我下台。（笑声，掌声）

赵树坤博士：

非常感谢张老师！下面有请魏老师作回应！

四、回应

魏敦友教授：

非常感谢幸福、学平以及永和老师对我严厉的批评！下面我尝试性地试着做一些回应。这些回应不一定有效，但是我会做出很强硬的表示。首先回应一下学平博士的问题。学平一上来就说错了，他说柏拉图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他改成“我爱我师我更爱师叔”，是不是这意思啊？（笑声）所以我要从柏拉图开始批评起，这实际上是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老师、学生与真理》，在这篇文章里，我严厉批评了亚里士多德，我说亚里士多德这句话是胡说八道。如果说柏拉图有问题，柏拉图唯老师的马首是瞻，老师说什么他就记录下来，这是不好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就更是胡扯，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这句话就把老师和真理摆到对立面上来了。实际上老师和学生是一起的，你怎么能把老师跟真理对立起来呢？所以我在那篇文章里面严厉批评了亚里士多德，我在那里面讲到了老师和学生可能的三种关系，一个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关系，一个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关系，一个是我的老师杨祖陶和邓晓芒之间的关系。简单的讲一下就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之间的关系，就是学生唯老师的马首是瞻，老师说啥就是啥，你说得好，你说得好，空话也是好的，是不是？亚里士多德正好相反，他把老师跟真理对立起来，他实际上用真理的这样一个巨石来打老师，把老师打死了，就像刚才永和老师用空话来指责我一样。永和老师可能没意识到，在空话的背后，可能隐藏着生命的真正的经验，比如说永和老师说你魏敦友没经过86、89年的事吧，实际上我是89真正的见证人，我所有的写作都是以89为背景而展开的。（笑声、掌声）我曾经在追溯我们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我把知识分子分成三类，分成具有象征意义的三类人，这三类人在各自的背景之下从事自己的写作活动。第一，五四一代人，这就是鲁迅、毛泽东这帮人；第二代人就是四五一代人，四五一代人就是像李泽厚、刘小枫、邓晓芒这帮人；我是哪一代人呢？我是六四一代人。六三的晚上六四的早上，我在离天安门很近的一个地方，我看到了熊熊的烈火在燃烧，我看到了我周围的同学倒在血泊之中。没有比六四事件更令我直观到中国问题了，六四是我们六十年代中叶出生的一代人的永远的痛，所以我是六四一代人，这正是我从事写作的一个背景，我从事所有的研究、思考与写作，就是说我们的一个使命就是让我们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好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的生活，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所以我所有的学术，我拼命的努力，包括写出垃圾文章，也是为了这样一个目标。（掌声）在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特别要强调，抽象的语词背后，隐藏的是人的痛苦，来重庆之前，我写了一篇小文章，中间说，心中有痛，笔下才有文。看起来是大话，但实际上是痛苦的凝聚。（掌声）

学平讲了半天，我发现他没有把问题提得很清楚，我来说一下吧，学平讲到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批评我过多的从知识论上面来论证生存的问题，合不合法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值得考虑的，知识和生存之间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实际上也就是语言和生活的关系问题。我们在生活着，我们要表达我们的生活，这是两回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觉，但是我们把它升华到语言的层面的时候它就成为逻辑了，可能我们后人去看逻辑的时候是空洞的，但是正像邓晓芒老师在《思辨的张力》一书里面所揭示出来的，在这种空洞词语的背后，其实是有着鲜活的经验的，当我们指责它空洞的时候，是我们眼睛瞎了，没有看到在这空洞的背后活跃着的痛苦的灵魂。（掌声）所以知识的问题也好，生存的问题也好，是内在的，勾连在一起的。从知识论上，它是两个问题，但是在人生的意义和秩序上面，它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是使我们的经验得以秩序化得以结构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只有人才会做这件事情，上帝不做这件事情，自然也不做这件事情，只有人有自我意识，他把他自己和他的世界分开的时候产生的痛苦他才会去描述，他才会去讲，人生是不断的期待以及人生不过是一连串的告别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只有人才会从知识上来讨论我们自己的问题，只有人才会将我们的问题拿到知识的祭坛上面来加以空洞的抽象的讨论，只有人才做这个事情。所以当有人在指责逻辑空洞抽象的时候，说逻辑的合法性怎么来论证生存的合法性的时候，实际上这种指责我认为它本身是缺乏合法性的，也就是说，这是人的命运。我研究了现象学，当我们把很多的问题放到括号里面去的时候，那么真实的生命呈现出来了，比如说当我把西政放到括号里去的时候，大学的体制问题就出现了，大学就出现了。当我把大学放进去的时候，国家的这个层面就出现了。它是一步一步地这样一个呈现出来的这样内在的一个结构。那么我们的工作，我们知识分子的工作就是将我们的生活放在知识的前面加以语言化、结构化。而我们后人呢就是通过语言的考古，通过知识的考古，使得知识背后的生命、秩序、意义得以呈现出来。这就是讲一个逻辑的问题。所以学平讲，生存的问题跟知识的问题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这个意思。（众笑声）或者是说嘛，你过于谈知识的问题了，但是我要到这里强调的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件事情，他必须要这样做。必须要上升到知识的！也就是说生存的经验。我们今天讲法治为什么讲得晕头转向啊？本来讲法治，按照西方的讲法，应该是干吗呢，西方的这个是保护公民的权利，这个控制国家的权力啊，是不是，为什么到中国讲来讲去，讲来讲去，讲法治讲什么呢，哦，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广西大学、依法治西南政法大学，依法治我们每个人了。法治法治变成啥了你？你这一套法治我们中国人本来就有啊，这是统治人民的这样一种策略啊，对不对？西方它这个控制这个国家，但是我们仅仅这样论证是不够的，对不对？这几天我在法之理上看到一个朋友给我留了言，对我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位朋友认为我讲得那一套东西啊，总的来说都是西方自由主义的那一套东西，这个到我们国家，人民受到欺侮的时候啊，我们国家肯定软弱无力。大概就这个意思吧，其实这个问题我是有思考的。我们中国的确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境是政府过于强大的时候欺负老百姓，过于弱小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呢保护老百姓。后来有朋友们跟我说，国家弱小的时候，它更加欺负老百姓。的确是这样。这要比做西政的话，它是一个很厉害的体制，是不是？我们普通的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在它面前的话，仅是一只苍蝇，被他随便踩走的，所以啊，在我的讨论问题，就是我们的生存问题啊，它最终，作为一个学术知识者来讲，我们必须要从知识上来讨论这个问题，于是生存问题就转化成知识问题了，转化为逻辑问题了，它是这个问题。所以呢，十年前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在抽象的语词下面，或者在大话的下面隐藏的是我们深层的经验之根。这个是我要加以说明的。学平博士批评我说只注重逻辑，只注重知识这个问题，没有强调逻辑背后的生存问题。这种批评我是不能接受的，当然可能是因为我们看问题的视角不同的原因造成的。

另外一个问题学平、幸福都提到了，就是说中国人也是讲逻辑的，批评我只说西方人讲逻辑。这个观点呢，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中国有逻辑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理解，我不是说过了吗，中国人运用类比，隐喻地来论证事情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也是有逻辑的，不是说没有，永和老师说，中国人有实践的逻辑啊，不错，中国的确有实践逻辑，但是跟西方不同。西方的逻辑主要是语言的逻辑，西方的逻辑是强硬的，它是通过语言内在的结构呈现出事物的这个逻辑来。所以我就讲到，事物的必然性，它呈现在逻辑的必然性里面。所以我们后来看到的都是语言啊，都是逻辑啊。但是我们别忘了，你这个逻辑的必然性，它的合法性是在事物的这样一个必然性里面。但是我们看到的只是现象啊，对不对。康德讲，我们只能看到事物的现象，事物的背后我们看不见的。中国人是讲逻辑，中国人有自己的逻辑。但是中国人有一点，就是在语言层面是有问题的。所以在西方知识引进运动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就在于哪里呢？就在于将西方人的这样一个比较规范的这种语言的规则引入了我们中国。所以今天我们说话都是主谓宾啊，对不对？比如说“我来到西南政法大学作一个讲座。”你看，又有主语又有谓语又有宾语，对不对？都有。你看那个“松下问童子”，主语在哪里？没有主语。我们现在要使它变成主语，对不对啊，这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法律，特别需要这样一种语言的规则。中国人也是讲逻辑的，中国有中国的逻辑，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里面，中国的逻辑可能会有问题。我们要运用想象力来修正这个问题是吧。

提到了想象力，所以呢下面就我简单地回应一下关于想象力这个问题。这个想象力问题，刚才永和教授也是批评我，说我这个想象力是空的，说这个想象力呢，它空，它实在太空啦。（众人笑）为什么呢，我在讲演的时候，我也举了个例子。我举了个什么例子呀，就是说西方人认为，人类社会最初是一个自然秩序，服从于丛林规则。什么叫丛林规则啊，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强的把弱的给吃掉。就是这样一个规则。那么为了使我们人类不至于毁灭，怎么办呢，制定规则，将一种这种无序的竞争消失在有序的竞争里面。于是就产生了权利、义务啊这样一些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语词。今天我想在这里说，这是西方人的想象。赵汀阳说这种想象力而建构起来的政治哲学一开始就错了，但我跟赵汀阳不同的是，我不认为西方人错了，我认为那是一种想象力的成果，然而它不是唯一的。我们中国人就不这么想象啊。我们中国人也承认丛林规则，比如说，荀子讲，争而乱。比如说有一只兔子，我们都想吃兔子肉，争啊争啊，对不对，一个兔子没有主人的时候大家都跑去争。张培抢了就是张培的，树坤抢到了就是树坤的，我抢到了就是我的。对不对啊，大亮抢的就是大亮的，对不对。但是后来已经规定了如果是魏敦友在超市上卖一兔子，你们会不会抢啊，不会，因为它已经规定下来了。那么怎么规定下来了，我们中国人不象霍布斯那么想象问题的，我们是采取另外一种办法。我们承认这个前提，但是，他同时对这个事实规则进行了修正。这个不是我的观点，这个是那个赵汀阳的观点。刚才幸福也说了，读赵汀阳的书就可以想象了？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举个例子而已，是不是啊。（众人笑）那么赵汀阳认为，这一点我是同意他的，我们中国人不象西方人说把一个无序的这样一个竞争化为一个有序的竞争。因为这样一种竞争啊，依然还是竞争啊，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呢，是通过修改这个事实的这样一个规则，通过修改争而乱这个基本事实假定，你争不争，我要在这个前提上面把你去掉。大家如果读过《史记》的话，我们就知道，司马迁说他读孟子书的一段，就是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读到这个地方啊“未尝不废书而叹也”。这么大的大话使太史公流涕，我感到很奇怪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大话的背后，蕴涵着非常实际的经验的事实。讲的太好了。在太史公看来，“利诚乱之始也！”那么按照这种逻辑，中国人不是采取用权利和义务来规定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让我们进行一个有规则的竞争。中国人的想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修改事实来然后达到，通过礼治、德治这样一种办法来规定我们生活的秩序。这是讲的就是说，我这地方举个例子，只是说中国人的想象跟西方人的想象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搞法治建设，我们应该有新的想象。比如说权利本位说有一定道理，但是在中国场域并不充分。按照我的考虑，权利如果不与身分相结合，人的生活秩序是无法建构起来的。当下中国的法制不令人满意，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过于相信西方已有的经验，没有认识到这种经验对于中国来讲还远远不够！所以要开启想象之门啊，是什么呢，不能认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一定要把理由揭示出来。这是一个学术的要求，所以呢，它不是一个空话和大话。这是关于这一个想象力的问题啊。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道统的问题。学平指责我道统空洞，无聊。（众人笑）哦，道统的问题呢，我这里首先指出他指责的很对。因为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吧，我去广州参加珠江三角洲的法律博客大会，应邀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作了个演讲，专门讲道统，专门讲三统说。所以今晚就没有将重点放在这上面。这当然是一个自我辩护了。现在我的使命啊就是要在中国秩序这个基本的框架之下重新复活牟宗三和钱穆先生的三统说，我要使它成为我们中国的秩序的一个基本的构成原理。这是我的学术使命。后来这个讲演稿整理出来后跟在座的周力博士的一篇文章一起刊在山东的一个杂志《山东警察学院学报》是最近一期上面。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看。在那个地方呢我在讲道统的时候是跟着学统和政统这两个方面一起来讲的。我主要是想在钱穆先生和牟宗三先生的基础上，推进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那么在我推进我的这个问题之前，我找它的基础，包括这个中国人的生存秩序和意义问题。刚才张老师说你这个太空了，你怎么界定一下，这是个语言规则的问题。我们讨论问题只能这么讨论。我们从这里开始，要让我这个界定呢，我只能说我把所有的话说完了以后，就象黑格尔讲，存在，你问存在是什么，只有我把存在、本质、概念讲完了之后，才知道存在，存在最早是个非常空洞和抽象的。只有我把事情讲完了之后，那么它的丰富性，它的规定性，真理性，才展现出来。对不对啊？道统问题呢，我今晚讲得可能比较弱。我这里就简单说说。在我们的古典社会，我们的道统呢主要指的是“三纲五常”，这个是孔子、儒家所发挥出来的。所以牟宗三就认为，我们不能够叫孔子是思想家，我们也不能够叫孔子是教育家。为什么呀？牟宗三先生认为，孔子就是道统本身，你怎么能叫他“家”呢？你叫他“家”是什么呀？“家”就是学派嘛，学派就是把某些原则给片面地发展了，这就叫学派。而孔子呢，他的思想和学说是什么呀？是普遍的、绝对的，正当合法的。而不能够像……比如说我们要搞个歌乐学派，比如说我在广西要搞一个广西学派，对不对？我这么搞的时候实际上把某些原则极端地发挥开来。所以“学派”这个概念在我们的古代语里面并不是一个好东西，相当于庄子讲的方术，而不是道术。一人一义，十人十义，它实际上是不好的，它只是说发挥了那些片面的方面。这就是我们古典中国的道统。而现代中国是“家天下”崩溃之后。我们现在进入到什么时候？现在进入的是“党天下”阶段，就是共产党统治我们中国，我们中国是处在这么一个特定的阶段，你没有办法的。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的孩子，从在乡下抓青蛙，然后读书，到北京读书，后来加入了民进，看到了中国许许多多的现象，又经历过了“六四”，所以其实我不是永和教授讲的是一个革命家，我刚好是一个反革命家。（大笑、掌声、喝彩声）。我要通过我的论说、我的言说以及我的理论开启我们中国的想象力，我们中国人怎么样成为一个中国人？所以刚才永和老师讲，“德国问题”、“中国问题”，很好！这个讲法是非常好的！所以我最近在写一篇批评孙国华老师的一篇文章，——反正我是游击战士。（笑声）你看，最近孙国华教授在冯玉军教授编的一本书《中国法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序言里面讲到，我们要创立法律经济学的“中国学派”。江平也在那里附和。我看到这句话以后感到很惊讶，你孙老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家知名于世的人，你怎么可能去搞什么法律经济学啊？法律经济学是什么东西？自由主义的东西啊！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啊！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你怎么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呢？我后来研究发现，哦，孙国华先生实际上只是一个盘子，没有立场的，我是指的中国立场。所以，马克思主义可以，法律经济学也可以了，什么都可以。因为他没有中国意识，他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啊？（笑声）他没有意识到我们中国的内在的问题。包括沈宗灵，沈宗灵接受西方人的思想是很好的，可是他一编《法理学》的时候，就不忍卒读。很多人教《法理学》是吧？我没看过贵校的《法理学》，但是我也上过《法理学》，比如沈宗灵的、徐显明的，——你说这些写的是什么玩意儿？（大笑声，掌声）简直很难读下去！写的比我的空话大话都难听。（笑）至少我的空话大话可以显示出了我的豪情！是不是嘛？（大笑，鼓掌）那么道统的问题呢，就是说，在现代中国的道统，我认为呢，首先是今天我们中国的一个追求，——在社会基本秩序结构方面。第二，应该是一个宪政民主制的。这是我对“新道统”的一种界定。因为我们今天还不是一个宪政民主制的国家嘛，我们现在还处在“党天下”阶段嘛。所以我们一切都要听党的，一切都要交给党。所以也要承认党的领导。但是党把我们带向何处呢？他要把我们带向一个好的地方去，——这是我们经常要跟党说的。（笑声）当然党肯定会把我们带到好的地方去，但是有时候想象跟事实不一样啊。我们作为学者，是要把当代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解释出来，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不再屈从于政治权力，这个是关于道统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朱）学平认为，“一个强硬的中国法理学？你强硬吗，我看你比许章润的‘世道人心’还要软弱。”关于强硬不强硬的那只能自己体会得到，是不是？（笑）我认为我这个是很强硬的！（大笑声，大声鼓掌）当然，我这里没有加以论证。我这里借鉴一些人的思想，比如赵汀阳，邓正来，包括邓晓芒啊，顾准啊，借用这些人的思想加以论证：一个强硬的中国法哲学是可能的。我简单复述一下赵汀阳的观点吧。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依然还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这样一个时代。虽然说全球化的浪潮已经将所有的民族卷到一起了，但是这样一个全球结构如何建构起来的问题，是西方人建立在民族国家观念的基础之上所解决不了的，可能在康德的《永久和平论》里边露出了一点曙光，但是康德不可能超越他的民族国家这样一个时代。他试图用理性建构起来的一个所谓永久和平的世界，实际上，在他那个时代是很好的，今天我们看来，我们已经可以超越他了。刚才永和老师说，康德的书太难读了，黑格尔的书太难读了，实际上这些人的书太简单了，我觉得。（笑声）他是对我们的生活事实一个非常简单的描述，只是他们的语言显得很空洞、很大，——就像我这样，（大笑，掌声）所以就显得很难懂。一旦我们进入到他的思想逻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在讲德国问题。康德的哲学、黑格尔的哲学、韦伯的哲学，都是在讲，我们作为一个德国人，怎么做一个德国人！我们今天的任务与他们类似，怎么样做一个中国人？所以我在这里的一个工作就是（思考）怎么做一个中国人，怎么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让我们的人民过上安定富裕的生活？这就是一个强硬的中国法哲学如何可能的问题。也就是说可能只有我们中国的哲学，建立在中国根基之上的法哲学才可能真正思考我们今天的世界问题，而不是所谓的“世道人心”这样一些软绵绵的想法所能够完成的。（笑）也不是象苏力他们讲到的，哎呀，只要能办个事就得了，管那么多干吗？你讨论性质干吗？这是一个很愚蠢的问题嘛。好，这是关于一个强硬的法哲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问题不是关于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世界的问题。这是我们要明白的。

另外讲到“奴隶”的问题，学平博士批判我。我认为，我们只有拼死努力，才可能获得我们的尊严的存在；我们作为一个知识人，我们就要创造知识。可能有的人东扯西拉，但是我们的良知会知道自己是在东扯西拉。你写一篇文章，觉得自己写得到底好不好，像（张）永和老师作为编辑，是没有办法评价的，我觉得文章写得好不好，只有自己知道!(笑声、掌声)你抄了人家的东西，你还不知道是抄的吗，对不对？（笑声）奇怪！还要人家去揭你的伤疤，有什么好揭的?你抄就抄了嘛，对不对？肯定是抄的。自己做了坏事情只有自己知道。（笑）所以我特别强调，“奋力的努力”而不是说去写垃圾文章，因为你自己的文章写得好不好，只有你自己的良心知道，“得失寸心知”嘛！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要特别强调，确立这样一种，——被永和老师批判的，——正确态度。这种正确态度不是政治正确所教我们的那个意思，我这里所讲的是一个知识人的，——在某种程度上讲的话的确是一个空洞的——宣言。我读书不是为了写文章，写文章不是为了发表，发表不是为了名和利。我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我现在还活着，我的朋友死了一大堆了，我怕这些啊？！（笑声）了不起死了得了。所以学平讲奴隶要获得自由是靠死亡，是靠艰苦的劳动，我告诉学平，我正在通过艰苦的劳动以及对死亡的领悟（笑声）来走出自己的道路 。而且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死是不一样的。西方人的死是回到上帝的怀抱，我们中国人呢，“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就死了拉倒，随便埋在哪个地方得了，是不是啊？（笑声）大家读过《庄子》就知道：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说你们干嘛呀，你们想把我埋在什么地方啊？学生就说埋在深一点的地方，就像你们到时候埋我和永和老师一样，埋得深一点的地方好。（笑声）为什么埋在是深一点的地方呢？因为随便丢在什么地方呢，乌鸦呢就会吃你，啃你、啃你、啃你！（笑声）庄子就说了，在上被乌鸦食，就是被乌鸦咬，在下被蝼蚁食，在下面就有那个蚂蚁把你吃掉了，那你们夺彼与此？为什么只给蝼蚁不给乌鸦？你们几个于心何忍呢？你们还要付出劳动，不经济嘛是不是？所以你们还是随便把我扔在哪个地方得了。（笑声）所以我们中国人对死亡的态度是诗化的、超越的，死了就死了嘛，死了是更好的存在。庄子是这么说的，生就像一个人身上的肿瘤，死了之后就把肿瘤解掉了，对不对？（笑声）我心里想有什么了不起啊！所以我从来不争取什么奖项、课题，我觉得那些都是肿瘤。（笑声、掌声）上一次在吉林大学的，张文显老师请我们喝咖啡的时候，有一个老师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又要吃喝玩乐，又要养活老婆孩子，我怎么样成为大家？（笑声）我听了这个话之后，我当时恨不得上去踢他两脚。你既然要吃喝玩乐，养活老婆孩子，你就去吃喝玩乐养活老婆孩子得了呗，你还要成为大家干嘛呢？简直荒唐嘛~！（笑声）没有艰苦的劳动，没有对死亡的正视，你怎么能写出震撼千古的文章来？！

这里我还要简单说一下“说大话”的问题。（笑声）永和老师用胡适作自己的挡箭牌，我想胡适真没什么了不起！而且，我认为胡适在源头上败坏了我们整个中国学人的形象。大家如果读过唐德刚的书的话，就知道有这么一个细节，当时杜威来华的时候，按照德刚教授的想法，胡适你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祭酒啊，杜威是美国人，美国文化的祭酒啊，他来到我们中国，你胡适应该以礼相待，平等相待。结果胡适带了一帮学生，对杜威点头哈腰，说什么“多谈问题，少谈主义”。这简直是中国学术的耻辱！我们因此而放弃了“说大话”的权利，说大话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本底线。（笑声、掌声）我的老朋友、海南大学的张志扬教授说过，我们如果说没有对我们问题真正的意识的话，那我们只能放弃“说大话”的权利。问题是我们今天已经意识到了我们的问题，我们就要“说大话”了。当一个民族放弃了“说大话”的权利，这个民族实际上已经完了。这个是说大话的问题。所以西政的同学，你们可能跟我的背景不一样，学术背景与人生体验都不一样，我主要是研究哲学，这本来就是要“说大话”的，“说大话”就是你的使命啊~！（笑声）按照苏力的说法，我们法学能做出什么贡献呢？法学主要就是要“说小话”，实际上问题是如果你是搞民法，说小话可以，但是如果你搞法哲学、法理学的话跟哲学就比较相近了，那就是要“说大话”。所以我有个判断：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使命，就是通过对道统的阐明并维持这个道统来规范我们的政治生活，使得近世以来乱象丛生的政治生活得以彻底的解决。从“党国”过渡到“民国”这样一个真正的时代。所以说“说大话”的权利是我一个基本的判断，当然这个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是不是象永和教授所说的那样，“说大话”的人就名垂青史，“说小话”的人就一点影响力都没有，就会默默无闻，我觉得可能并不是这样。可能看你理解什么是“大话”，什么是“小话”。比如说你研究爪哇，爪哇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吧，但是如果对爪哇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学术传统，在一定的知识谱系上研究它，这种研究你怎么可以说它是“小话”呢？比如你对西政现象的研究形成了一套学术传统，怎么能说是“小话”呢？所以在我看来，话无所谓小和大，只有事物才可以说有小和大，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我的观点？话无所谓小大，只有事物的存在有大小之分。比如说西政大还是中国大，那当然是西政大了是不是？（笑声）噢对，西政大？对不起我错了，我有时候难免“开水不怕死猪烫”、 “红刀子进白刀子出”，呵呵。所以呢，话无所谓大小，话只有高低，只有对事物揭示的深度和广度。只有事物才有大小之分。这是我对永和教授的回答。

赵树坤博士：

还有一些学生的提问。

张培同学：

中国文化征服基督教是什么意义上的征服？这是一种理性的推导还是一种信念的表现？

魏敦友教授：

关于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它既是对未来的期待，是一个信念，同时也是一种理性的论证。首先说它是一种信念。严格来说，未来的世界是我们都不知道的，我现在只知道225万年人类彻底退出地球，那时硕鼠将接管地球。这不是我的杜撰，而是我到重庆的路上，偶然发现了一张报纸，上面说到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的考古学家发现哺乳动物灭亡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地球从圆形变成椭圆形之后，地球气候剧变，寒冷来到，人类受不了了，于是灭亡。人类共可以生存250万年，现在人类已经生存了25万年，所以再过225万年，我们人类就完蛋了。（笑声）什么三统说、大话、小话、魏敦友啊，225万年后全部完蛋了，这个是要预告的，呵呵。（笑声）但是我们既然生活着，而且还有225万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好好生活，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一个信念，但是未来呢？未来取决于我们今天的努力，未来是不确定的，就像风险社会来到之后，我们今天对未来的设计，影响着未来，也就是说，未来并不是确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一个信念，那么我说，中国文化，所谓征服基督教，听起来可能像一个很宏大的叙事，但实际上也是很小的一件事，就是说文化的这样一个冲突，以致于文化冲突的一个结果，实际上我们说，包括讲自我意识，最后还是构成一个中介，也就是我认为中国文化自己的这样一种生命啊，通过和基督教这样一种生命呢，如果我们的文化发展下去的话，就是说经过逻辑的和辩证的这样一种关系吧，我个人认为啊，当然这个也有历史的经验，当然过去也不能推断未来吧，所以就是说，基督教的文化要素，主要是这样一个分裂的世界，我们中国的文化要素，是一个综合的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冲突啊，我觉得可以在理论上通过想象，可以想象一个新的世界，所以我说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征服，对基督教的征服啊，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基础上的，耶教征服了中国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呢，通过这样一个自我灵魂的寻找，达到了一种新的理性认识，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跟以前的中国文化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我把你打死，而是在搏斗的过程中，我长高了，你也长高了，对不对？当然，这个长高是心智的长高。有的人长得很高大，但实际上很弱小，有的人长得很小，但实际上很强大，举个例子，比如说李白，大家都知道，李白大概只有齐我的鼻子这么高，大家一说起李白，可能觉得李白很高，很帅，对吧？李白啊，我估计可能一米六四的样子（笑声），这是可以推定的，大家如果读过李白的东西，就知道李白有一句话叫做：“白不满五尺，而心雄万夫！”说我虽然长得很矮，但是我很厉害，是不是，我会写“飞流直下三千尺”，谁写的出来？没有一个人，是吧，我是盛唐之音的表达！对不对，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讨论，这个是一个以后才能见证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最高的一个智慧，是“化”，中国人讲：“至大无外”，中国人是不讲对立的，中国人不讲主体和客体，中国人也不讲人和世界，中国人讲的是：“至大无外”，我们中国人没有敌人，实际上我这里讲的也是没有敌人，只是西方人把我们当作敌人，毛主席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在这个意义上讲，毛主席有点小家子气（笑声），对不对，就像施密特讲，敌我问题是政治的根本问题，这个东西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血与火的战争，有它的道理。

这里有个问题非常好，“当你见证血与火的洗练之后，地狱对生命的宣战，取得了胜利带来的悲痛，使你勇敢地在学术上创造一种制度。”我没有创造制度，而是创造学说，我怎么可能创造制度呢，对不对，创造制度，是胡锦涛的事情（笑声），但是他要根据我们的思想去创造，这是最重要的（大笑），我觉得这是中国知识人的一个最起码的要求，怎么可能政治家要求学者做这个，做那个，政治家给你学者一个课题去做，我看那个学者做了是有毛病，学者是阐发这样一个“道统”啊，对不对？他在阐发道统的过程中产生学统啊，对不对。他怎么可能做政治家要求他做的这个事情呢？像狗一样呼来唤去的，那怎么可以，它就不是学者啦，对不对？有一次我看一个人写了一篇炮打什么什么的文章，他说他写这篇文章的第十三条理由是“我不想活了”，是吧？（笑声）后来我女儿看到之后哈哈大笑，我也笑了好久，后来我发现他讲的很有道理，很严肃，大话里面透露出对生命的这样一种理念，也就是说，不值得活下去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活再长也没有用。刘晓波说：“乌龟活一万年，还是乌龟。”（笑声）他讲的太好了！（笑声、掌声）

还有个问题说：“你认为这种生的自信应该是怎么样的，退一万步说，你找到的这种制度，不过是一种学术建议，能不能实现。”这个学者啊，不要考虑这些事情，老考虑有没有用，什么能不能实现？不要考虑这种事情，学者的任务是在逻辑的可能性之下，来论证一件事，不要老考虑有没有用，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普遍问题。所以邓晓芒老师反复讲，中国人老考虑什么“经世致用”，如果老是考虑这个的话，就没有学术了，那就为现实的这样一种偶然性所主宰了，我们一定要在理论上面，逻辑上面来论证，怎么样的生活是好的，它就成为一个尺度，来对我们的现实生活进行评价，所以（朱）学平讲，《理想国》所说得是人的生存的哲学，就是说《理想国》是不能实现的，对不对？但他可以用来评价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的学者就是应该建构一个逻辑上自洽的一个世界，用这个作为尺度，评价我们肮脏的生活，让我们的政治家知道，你应该怎么做事情，你不能说我是鸟，要一鸣惊人！这样怎么能够说服政治家呢？有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被建构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像我们的良心一样，干了坏事情，它会受到指责的，这是良心，这是元规则，就是讲这个意思。

最后一个问题，“怎么建立中国自己的主人文化？中国的民族精神，以前又是怎样前进？我们为何不满足于西方的自由民主，我们的民族精神怎样既超过中国古代的三统生活秩序和天下主义，又超越西方自由民主的生活秩序，中国人想象力的基础和来源是什么？”关于中国人的想象力，永和老师也谈到，中国人的想象力是空的，但是空的才可能成就实在。想象力就是开放出生活的可能性，而不是囿于现实性。一种可能性的生活是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比如说象康德说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的一个事业才是可以普遍化的，而不像小偷小摸这样的行为不具有普遍化的可能性，你总不能把小偷小摸这样一个行为说成一种普遍化吧，因为如果说张老师也小偷小摸，我也小偷小摸，树坤也小偷小摸，那么这个社会能够支撑下去呀？我看过几天我们就都饿死了，因为没有办法生存了，但是，我们都按照规则来进行，那是可以的，是不是？提到这个中西的问题，这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幸福也批评我了，但中西问题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西方的自由民主，你说我不满，对不对？但其实我不是不满，而是象孔子说过的，犹未也。就是说，还不够。自由、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自由、民主就像树坤的手在我的身上一样，他没有成为我的手，但是树坤的血液如果流到我的身上之后呢？那么它成为我的血液啦，也就是说，自由与民主，对我们中国来讲，还没有被我们所“化”掉，于是，自由民主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生硬的，夹生的东西，在这个地方，这个民主好不好啊？不能这样提问题，我们只能说，自由民主在何种意义上是好的，那我说在哪个地方是好的呀？“化”入了中国的民主灵魂，自由民主就是好的，因为自由民主在中国秩序里面可以带给我们自由和安定，富足有尊严的人的生活，这个是好的，是讲这个意思，我并不是说反对宪政，反对民主自由，我是说，宪政、民主自由的背后，还有更可以想象的空间，当我们把这个想象的空间打出来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自由民主啊，只是漂浮在河流上的一些浮萍罢了，我们今天的中国，不能够一般地参考（陆）幸福，我老是批评他的，老是踹他两脚，他有个缺点是什么呢？他拒绝想象（笑声），他拒绝想象，他怎么拒绝想象呢？在吉林大学参加西方法哲学讲习班的时候，他提意见说我们不要讨论了，我们水平太低，要老师讲，我们来听。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怎么能放弃我们的想象力呢。想象啊，不是一个空的想象，要我们去做的！我想象一种好生活，这是可以想象的吧？想象要成为我们的一种原则，可以定下来吧？我们每个人都要想象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想象在自由民主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或者想象自由民主的条件是什么？对不对，想象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一个传统，我就在想，胡适啊，你就在杜威的脚下，你这算什么事啊，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呢，即使我比你差一点，我也不能就这样向你低头下跪吧？自由精神，那自由是不能屈的嘛，对不对，人格是不能屈的嘛，是不是，这个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论证中华文化，可以作为一个主体性的文化，作为一个强势的这样一种态度，比方说我们“天下”的这样一个情结，像赵汀阳所作的论证，论证西方的东西，很好，不错，但是象孔子所说的，犹未也。为什么呢？因为西方人比如说美国吧，它是从以“国家”作为基本的思想框架的，而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有天下，这是美国所没有的，而且按照赵汀阳的说法很难有，如果不是永远不可能有的话。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不错，考了90分，很好，对不对，但是还有100分呢，对不对，那中国文化是100分咧，对不对？像这样的情况，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呵呵。好，谢谢大家！（掌声）

五、主持人的结束语

赵树坤博士：

好，感谢魏敦友老师啊。一场讲座，不管它多么的精彩，也没办法去抗拒结束这样一个结局，但是我们知道还有很多渠道可以和魏老师交流。大家都知道，魏老师是法律博客之星，还有，我们的“法之理”论坛也是魏老师经常光顾的一个小小的空间，所以在此我们也诚挚地邀请魏老师始终做我们西南政法大学法理学以及整个法学专业的朋友，我做这样的一个倡议，大家同意吗？（热烈的掌声）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感谢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祝各位晚安！（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