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化”理论的来龙去脉

英文词汇involution，一译“内卷化”，一译“过密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使用频率极高，影响范围较为广泛的概念。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关于农业生产的理论如何成了解读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和近代危机深化的万能钥匙。

20世纪50年代，旧有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新的民族国家纷纷诞生。担心共产主义扩张的美国不仅要想方设法阻止莫斯科的革命输出，还要了解那些可能成为革命对象的亚非拉新国家的文化与社会状况。为此，美国的行政机构和大学、科研机构组织了很多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和学生前往世界各地做研究。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组织了两个对印度尼西亚的考察和研究项目，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是Fufus Hendon领导的项目成员之一。通过实地考察，吉尔茨发现，在爪哇岛和外岛之间存在着二元发展，外岛的一些地区借助于技术进步，生产朝向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而爪哇岛的一些地方则朝向劳动密集型方向发展。爪哇岛聚集了印尼2/3的人口，主要从事粮食生产和小型手工业；外岛散布在爪哇以外的广阔区域内，殖民者在那里建成了高效率、大规模的出口工业基地。爪哇人由于缺乏资本，土地数量有限，再加上行政性障碍，无法将农业向外延扩展，致使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中，于是吉尔茨提出了“农业内卷化”的概念。[1] 它是指在土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增长的劳动力不断进入农业生产的过程。

吉尔茨不是“内卷化”概念的发明人，这个头衔属于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Alexander Coldenweise)。他用这一概念描述一类文化模式，即当一种文化模式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它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身转变到新的形态，而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化。吉尔茨借鉴戈登威泽的概念来描述“由于内部细节过分的精细而使得形态本身获得了刚性”的形态。[2]吉尔茨的“农业内卷化”的主要特征是劳动密集化、系统内部精细化和复杂化。

美籍香港人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移花接木，进一步发展了吉尔茨的“内卷化”概念。黄宗智把这一概念应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单位劳动的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他称之为“过密化”。他提出，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与糊口农业共存，商品化并未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反而加固了糊口农业中单位土地上投入的劳动力的“过密化”程度。[3]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黄宗智对吉尔茨的“内卷化”概念的推进，在于他将劳动密集化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递减直接挂上钩。

印度裔美国人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也丰富了吉尔茨的“内卷化”的概念。他认为所谓“内卷”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4] 他参照西欧国家转型的特征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即不成功的或背离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目标的失效行为，也就是“政权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同步增长”，国家徒有扩张，没有收益。[5] 如果说黄宗智把“内卷话”理论从印尼搬到了华北，杜赞奇则把这个之前主要用来解释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理论从经济学领域搬进了政治学领域。

就这样，一个叫吉尔茨的美国人在印尼爪哇岛研究水稻增产问题所提出的一个理论，被到美国求学的香港人黄宗智和印度人杜赞奇加以发展和引申，用于解读西方人最难以理解的中华帝国与近现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变迁与政治转型。之后，这个理论漂洋过海来到了刚刚开始冲破马列主义传统，试图理解自身历史与经验的中国，出人意料地改变了中国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治学方法。

黄宗智：中国的历史充满了悖论

黄宗智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后在该校任教，为中国研究中心主任(1986-1995)，创办期刊《现代中国》(Modern China)并任主编至今。黄宗智主攻明清以来的社会史、经济史与法律史，著述颇丰。他对中国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界的影响不仅仅限于involution理论(黄将之概括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和“过密化”)，让他名声大噪的是他在运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历史与现实经验时发现的一系列悖论，如“没有发展的增长”，“没有发展的商品化”，“没有公民权利发展的公众领域扩张”，“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法制”，“没有民主发展的市场化”和“没有民主政治发展的市民团体的兴起，表达性实践与客观性实践”等等。[6] 他长期思考这些悖论背后所包含的研究困境与范式危机，旗帜鲜明地反对用西方理论来简单裁剪中国经验，因而是成功运用西方理论“播种”中国经验的研究者中的佼佼者。自1986年他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下文简称《华北小农》)成书以来，直到2007年他对清代法律和民国法律实践中的表达性现实与实践性现实的梳理的研究成果成书，再到近两年他在《开放时代》上不断地用新的“悖论现象”来解读当代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现象，他一直笔耕不辍，对于探究中国社会的独特现象孜孜不倦。

《华北小农》与《长三角》的主题都意在探究中国农村经济停滞的原因，黄宗智将它归之于人口压力和劳动边际收益递减，也就是“过密化”。《华北小农》的特色首先在于黄宗智对传统的亚当·斯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两个假设的推翻，即生产力发展标准的商品化与资本主义萌芽间的必然关系假设和生产关系发展标准的雇佣劳动关系假设。黄宗智认为近代中国的华北农村和六百年来的长三角都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商品化和劳动雇佣化，但都未催生新的生产结构，使中国的农业经济发生结构上的突变。黄宗智的《华北小农》得益于对满铁调查资料的使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1906-1945)为服务日本势力在华的推进，设立调查机构，对中国全国各地进行广泛调查，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形成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华北是日本人蓄意已久渴望得到的地方，因此华北的资料也比较丰富和翔实，包括华北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研究满铁的资料可以透视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人际关系和文化状况。

《长三角》的特色首先也在资料的翔实。黄宗智除了使用满铁调查对长三角八个村庄的调查资料外，还使用了费孝通与林惠海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研究。黄宗智与妻子白凯(Kathryn Bernhardt)常年在江浙与上海的档案馆查阅和抄录原始档案，体现了美国社会科学严格训练出来的历史学家从事研究时的严谨性和刻苦性。《长三角》还将“过密化”论断的适用时间拉长，黄认为人口压力推动的商品化和经营式农场只能加固已有的“过密化”趋势，“过密化”是明初以来(1350-1980)中国农业的总体特征。

继《华北小农》和《长三角》之后，黄宗智又以论文的形式进一步阐述了他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史研究中的一系列悖论现象的认识，他将这些悖论现象归结为“规范认识危机”，提出中国研究者应该从中国的现实实践出发，提出符合中国经验的理论，勾勒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图景。[7] 进入90年代，黄宗智的著述有个非常大的转向，他借鉴新文化史和布迪厄对实践、语言的研究探讨清代和民国的法律制度，试图描述和解读中国近代的法律、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和运行逻辑。他发现中国社会超越了韦伯所规约的“身份”与“契约”的类型划分，它有着世袭君主官僚制**和名实不符的司法实践传统(在刑律名义下的大量民事诉讼)，于是开始探讨“第三领域”和“准官员”，革命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法律的表达与实践问题，[8] 这些研究所引发的争议与讨论和他的“过密化”理论不相上下。

杜赞奇：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不同的历史

杜赞奇在美国拜汉学大家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为师，后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主攻中国近代的社会、思想与文化史。为杜赞奇奠定学术地位的第一本书是《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此书先后荣获1989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和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这本书中的政权“内卷化”和“经纪人”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初翻译传入中国后流传甚广。

2003年，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1995)在中国翻译出版，其中对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解构，对复线历史(即国家建构的历史和民间受到压制而失语的历史)的研究与反思，正与柯文(Paul A. Cohen)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相契合，引起中国历史学界的强烈反响。杜赞奇借鉴印度贱民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的成果，比较了中印这样同样遭遇西方冲击的两个古文明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同与不同。这本书集中讨论的是20世纪早期中国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叙述与线性大写历史之间的关系，弱小国家强大的民族主义是如何压制与消解多歧性的(bifurcated)少数族群的利益表述，并让自己登上唯一主角的位置的。[9] 这本书清理了西方线性的启蒙进步观对后发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殖民”影响，让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能更清晰地看到自己国家的民族主义的西方传统和西方霸权。杜赞奇的“复线的历史”对近些年方兴未艾的区域史与社会史研究有相当的启发与促进意义。

杜赞奇的《主权与真实性：满洲国与东亚现代进程》(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与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从不同主体(义和团对于历史学家、义和团运动中的当事人和20世纪的政治运动行动者)的立场来解读同一个东西以呈现不同的历史图景的做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这本书中杜赞奇继续深入推进“多歧性的”历史和复线历史观研究，将日伪时代的满洲国也放置在不同的主体立场上来解读：满洲人的满洲、中国的满洲与日本人的满洲，让人们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过程和亚洲局势，对于解构中国近代的民族叙述有着更为颠覆性的效果。

“内卷化”是指“持续增长”还是“过密化”？

黄宗智的“过密化”是个极为专业的经济史研究术语，这一概念所引发的赞赏与争议旗鼓相当。黄在《华北小农》中即已提出近代史上的中国农业经济结构中的人地矛盾与过密化问题，但到其写作《长三角》(1992)时，他将这一判断的时间拉长到14-20世纪的中国农业。因此，对于中国人口是否过剩，农民人均收入是否递减，是以日均劳动收入还是以年均劳动收入为基准，长三角的作物与手工业商品化是否仍是糊口经济和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些问题便成了假设中国古代与近现代社会与经济是停滞(或处在一种高水平均衡的陷阱)还是发展立场的两方学者争论的焦点。[10]

黄宗智认为他自己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观点，但很多人还是认为其研究带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色彩，原因正在于他的中国经济停滞论和“过密化”还有强烈的物质决定论色彩。反对他的观点的研究者也从人口规模评估，人地比例、商品化、雇佣劳动与经营式农场是否促进了农业发展角度论证出与他相反的观点。中国地理区域广阔，地区间差异巨著，想要叙述一个长时段(600年间)内包含不同经济生态的社会同样的发展症结和趋势，虽然体现了黄对自己理论的自信，体现了他力图宏观把握和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特征的理论抱负，但也确实给人留下相当多的口实。

黄发现的悖论当然体现了他对西方规范理论与中国历史和经验之间的背离的洞察力，但他和他的反对者的研究应放在美国汉学研究的代际更替和理论更新上来看待。虽然黄宗智的“过密化”为我们勾勒出的传统中国和近现代中国也是停滞的形态(高水平均衡)，但他认为他的研究正是对两代美国汉学研究模式的反叛。第一代是将传统中国视作“停滞不前”的观点，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冲击-反应”模式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第二代假设明清中国存在着有活力的商品化经济，由此西方学界提出“近代早期中国”阶段，亦即“商品化必然导向近代化与资本主义化”。这一思潮在20世纪80-90年代的美国汉学界的反映便是对中国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研究，兰金(Mary Rankin)和罗威廉(William T. Rowe)的研究即为代表，反映在中国国内即为“资本主义萌芽论”。黄宗智在反思中国研究的陷阱时曾说，中国研究领域的第一代研究者将中国看作是与西方对立并置的“他者”，整整一代人试图回答“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西方那样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而到了接下来的一代研究者，作为对前辈的反对，提出并试图论证“中国与西方一样，没有什么不同”。[11] 中国研究只是证实或证伪西方理论的注脚而已。

回到围绕黄宗智的“过密化”所争论的问题，中国近代(甚至传统帝国)的经济是持续增长还是过密化？明清经济到底是已经呈现出近代早期发展的高度整合的市场经济，还是仍然处于前商品化时期的、本质上停滞的、处于人口压力重负下的经济？[12] 他认为，规范理念认为不可并存的现象在中国屡屡同时出现。他提出，中国明清经济出现的恰恰是没有发展的商品化和过密性商品化，商品化的蓬勃发展恰与小农生产停留在糊口水平并存。[13] 但也有经济史学家提供了不同于黄的研究成果。罗斯基(Thomas Rawski)和白洛伦(Loren Brandt)等经济学家提出传统中国不是停滞不前，而是在农业产量、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方面都有持续的增长。彭慕兰和王国斌等也秉持“中国中心观”的立场，并想要通过研究18世纪，为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寻找到自己的变迁动力。如彭慕兰的《大分流》将18世纪的英格兰与明清的江浙进行对比(地理与经济规模上相当)，作者认为这比拿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和中华帝国做比较更合适，彭慕兰认为明清的江浙更有活力，并未有“内卷”的败象，而是在发展。王国斌则在《转变的中国》中提出双中心观，拿西方作参照来看中国，也拿中国作参照来看西方。

黄宗智的核心论断与推理建立在一个致命的假设上，也就是他所说的中国自14世纪以来便不断持续加剧与恶化的人口增长的压力。在西方对传统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中，马尔萨斯主义解释路径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很流行，但史学界对中国的人口要到什么时候才成为问题却一直有争议。人口在中国的分布差异很大，人口稠密的江浙地区却也是经济商品化程度最高、人均福利与收入相对较高的地方，大量人口溢出农业生产，进入经济作物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行业；而并非黄所描述的那样，人口越多，过密化越严重，经济作物生产和手工业发展都是因为仅农业无以为生。为了服务于他的假设，黄宗智将显然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现象，解释为“生存驱动的”商品化，并据此判断农业并未摆脱糊口经济的特征，并未有结构转变和发展的迹象。黄反对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历史当然有其可贵性，但是如果人口压力的假设不存在，或者即便是存在，拿现代西方的经济理论与发展标准来评估传统中国农业的人口投入是否恰当也是问题，更何况在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中，人口是生产、消费增长的基础，人口本身也是生产力。为什么放在西方历史上是社会发展积极因素的人口，到了中国问题上，反倒就成了只能带来贫穷、落后与停滞的原因？

另一个问题在于，所有社会的经济现象都表明，劳动力的边际产量递减并不意味着没有获利空间，只要劳动力的边际产量能为农场主(或企业主)带来的收益大于他为此付出的成本，劳动力的追加投入就有意义。黄宗智认为劳动力的边际产量递减现象，不能简单运用利润最大化模型来说明，而要与中国长达几世纪的“糊口农业”和生存经济联系起来。但这一现象确实并不单是中国的“过密化”农业经济才会出现的现象，资本主义利润的生产过程也同样如此，这也是黄宗智受到其他研究者质疑的原因。

再以国内学界对黄宗智的接受情况来看，尽管海外与国内都有学者质疑黄宗智的“过密化”假设，但黄受到国外和国内学者攻击的原因并不相同。一开始国内学界对黄宗智的“过密化”予以激烈评判，很多研究者也举证自己的区域研究结果，证明中国经济并非仅是黄所说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和“糊口经济”。反对比较有力的有李中清(李政道之子，社会学家，北大)和李伯重(清华)。他们对黄的质疑正是基于黄的人口统计错误和人口压力的假设。如果黄的人口假设不成立，那么他的“过密化”理论也就不成立。黄被攻击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史学界有捍卫自己的领域和主流意识形态所宣传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论”的传统，而“资本主义萌芽论”关系到如何判定近现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近代政治与社会革命的合法性的定论。尽管如此，黄的理论还是很快在国内找到了“粉丝”，杨念群、庞卓恒等大批历史学家开始肯定黄宗智的理论建构和他对档案资料的重视，“过密化”很快盛行开来，成为研究传统中国经济状况和转型的一派学说，很多人甚至将它看作是中国史学的“范式革命”。但无论是反对还是肯定这一概念的研究者都一致认为，“过密化”本身带给人们的反思西方理论、理论建构方面的方法论的启示要大于理论自身。[14]

国家权力扩张和政权“内卷化”

西方汉学家运用西欧国家转型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state-building/making)理论来研究19、20世纪中国政治变迁早已成为汉学研究的传统。虽然20世纪早期的中国正面临传统中央集权崩溃的困局，这与“国家政权建设”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形成特征适成反面，但西方研究者认为，国家正式建制在扩张，国家政权深入基层，吸收下层财源的行动一直在发生。杜赞奇在研究20世纪中国政治与国家政权的现代化转型时发现，与国家财政收益相伴随的是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的同步增长，政权扩张和收益贫乏同等增长，于是他提出了政权“内卷化”的概念。“经纪人”是为实现国家的职能或意志力的非正式机构中的国家代理人，他们代表国家或以国家的名义行动。政权“内卷化”与“赢利型经纪人”后来成为中国国家权力扩张的代名词。

与黄宗智的“过密化”不同，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和政权“内卷化”一译介进来便受到国内学界的热烈拥戴，许多人认为它揭示了近代中国的政权本质和政治未能实现现代化的根源。张静借鉴梯利(Charles Tilly)、孔飞力和杜赞奇的研究，提出了国家政权建设的“规范性”含义[15]，即国家-公民间建立起权义关系与认同体系。张静在其《基层政权》中将税费改革前的乡镇政权称为政权经营者。[16] 很多基层政治的研究者将乡镇**的机构膨胀和财政制度的不规范操作等涉及到基层政权的现象，都视作是“经纪人体制”的扩张。

杜赞奇认为，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国家政权内卷化扩张的终结，它使征税单位、土地所有权和政权结构完全统一起来，合作化从政治、经济上均实现了“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17] 政权“内卷化”随之结束。但许多研究者认为，虽然新中国实现了之前政权未能做到的权力下沉、从农村转移和汲取资源的目的，但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它若不能解决国家与社会的合理关系，都不能算完成。[18] 更何况1980年代公社体制解体后，基层政权的权力与行为扩张和国家税收增长并未同步增长，也是“内卷化”的表现。

对杜赞奇的政权“内卷化”批评最多的是这一理论强烈的国家视角和西方视角。第一，“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有着强烈的国家-社会对抗预设，但近代中国并不具有这样的对抗关系。如果说政权向基层扩张的政治现代化一定会导向国家-社会的对抗关系，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杜赞奇所说的之所以出现政权“内卷化”，正是因为向下延伸的国家政权无法与乡村既有的权力文化网络结盟或替代它呢？第二，虽然这本书一出版即受到热烈追捧，许多人认为它真切地描述了20世纪早期中国的政治变迁，政权“内卷化”也已经成为中国人看待近代政治，甚至是现代政治现象的标准图景，但它却并不是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才会有的独特的政治失败，而是16-18世纪西欧国家转型尚未成功时所有国家都遭遇过的情况。这个概念把中国特殊化，并且将西方也走过的历程说成是中国失败或没有成功的现代化实践，也就意味着它判定中国的未来只能是沿着西方轨迹前进。第三，黄宗智认为近代中国的治理方式是“集权的简约治理”，国家-社会间不是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存在着大量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第三领域”。[19] 这种基层治理方式是中国的财富，而不是什么政权“内卷化”。他的观点虽然引发很多争议，但却提醒着研究者重返传统与近代中国的政治与治理传统，而不是参照西方理论，一并打倒。

“内卷化”理论在中国的多种应用

社会学多用“内卷化”来指称“因外部条件严格限制或内部机制的严格约束下，社会经济或文化制度在发展过程出现一种惰性，导致一种内卷性增长，即没有发展的增长。”

它既可以指一种现象，也可以指一种机理。这种机理一旦定型，进入“锁定”状态，就会成为恶性的路径依赖，内部的结构更新和制度创新很难发生。[20] 李培林与张翼在其《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中提出，国企的运行逻辑存在两个相互抵牾的目标：追求效用和利益最大化，追求福利最大化。这两个目标迫使国企朝着功能内卷化和人员过密化方向发展，以致负担过重，冗员过多，徒有消耗而无发展。[21] 这种对“内卷化”理论的使用在中国逐渐成为解读中国问题的万能框架，只要涉及到(社会、组织等)结构转换失败和结构自身存续与内部复杂化为目的的变化，再或者是结构僵化或封闭化，都可以用“内卷化”来概括和研究，如专制“内卷化”、关系“内卷化”、阶层“内卷化”、基层组织“内卷化”、权力“内卷化”、农村教育“内卷化”、陌生自由人社会“内卷化”、法治建设“内卷化”，乡镇企业的“内卷化”，等等。

政权“内卷化”是政治学和历史学用来研究20世纪前期中国的地方基层政权运行状况时的概念，有其特定的时限。但近些年来，这一概念与“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的时间限度被忽略，不规范的国家行为和国家公权力未得到有效规约的现象，全都被看作是政权“内卷化”。只要中国未建成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现存的一切政治制度上的缺陷都是“内卷化”，中国就一直面临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巨大任务。

“内卷化”理论的流行用法是否适当有待时间检验，但将“内卷化”与农民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的治理效率、某一特定群体如流动儿童或失业群体、再或者是中国司法发展状况等问题嫁接起来，是否有助于增进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很让人怀疑。如果“内卷化”只是简单地等同于“封闭化”或经济学所说的“路径依赖”与“锁定”，那么大量的研究的意义不过是变换一个新词汇。

“与国际接轨”意味着什么？

无论是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过密化”还是20世纪中国政治现代化中基层政权的“内卷化”，现在都已经成了我们认识传统中国运行规则和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准则。学术的日渐国际化，既说明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已经逐渐摈弃国界和政治制度的差别，有了从业者共守的职分与规范，也说明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唯西方是从和开创性不足。从吉尔茨提出内卷化，到黄宗智和杜赞奇的创造性使用，再到这一理论在中国的走俏与滥觞，在西方理论对中国经验貌似多方位契合时，我们却惊奇地发现理论与概念的流行恰与其在增进我们对中国社会种种现象的认识方面背道而驰，这不禁让我们怀疑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知识出产是否也正应了“内卷化”弊病：内部分工结构越来越精细和复杂化，而产出却越来越低。我们对西方理论的引进、推广和滥用趋之若鹜，却对近代中国政治和历史的研究少有贡献。中国作为世界唯一一个文明不曾中断过的国家，其历史的丰富与悠长为全世界的研究者开放了无数的可能性。而我们眼力所及，看到关于中国的研究著作中，开先河和创范式的著述都来自于欧美人；至于费孝通、张仲礼、萧公权、邹谠等的研究，却又不能算作中国社会科学的贡献，而是欧美社会科学对中国学术的贡献。

更为严重的是，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认识自己，如何评判传统中国的特征与近代中国政治、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的动力，对于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历史该如何认识，都要靠西方人的研究和著述来获取。而对现实和历史问题持不同立场的人，也往往各自历数自己的西方理论祖宗，彷佛他们争论的是跟中国毫不相干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更强，社会科学与国际接轨程度更高，研究手段与方法突飞猛进，但气魄上更不自信，与国际接轨使中国人跟风更快，于是五花八门的西方理论都在中国找到了它们的跑马场。先辈有训，主义可以拿来，问题一定要自生。“与国际接轨”的最大意义，是为了让我们见识到能增进现有认识的新鲜见解，更好地认识以前的中国和当前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而不是为了把别人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不是为了拿中国的历史与经验去证实或证伪西方的理论，更不是为了用西方时髦的理论掩盖自己问题意识或研究能力的不足。

注释：

[1] 刘世定、邱泽奇：”内卷化概念辨析”，《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5期，页96-110。

[2] Geertz，

Clifford， Agriculture Involution：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Calif.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p.82.

[3]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1992。下文简称《长三角》。

[4] (美)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前言》。

[5]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页51、172。有关这一语汇的演进，可参看崔效辉：<论20世纪中国地方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公共管理高层论坛【第三辑】》，页232-243。

[6] 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页32-90。下文简称《经验与理论》。

[7] (美)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页42-60；黄宗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页105-133。

[8]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9]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张仲民：<解构中国民族历史叙述的尝试——读杜赞奇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页178-185；也可参看杜赞奇：<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页9-26。

[10] 张常勇：<黄宗智“过密化”理论探讨述评>，《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页113-118。论战双方都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举足轻重的研究者。马若孟(Myers Ramon)、王国斌(R. Bin Wong)、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是黄最激烈的反对者，还有大量研究者通过不同区域的经济数据评估与测量证伪了黄的假设。

[11] 黄宗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页110-112。

[12] 黄宗智：《经验与理论》，页61-63。

[13] 同上，页64-68。

[14] 如侯且岸：“资本主义萌芽·过密化·商品化”，《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页96-101。

[15] 张静认为，国家政权建设并非只涉及权力扩张，更为实质性的内容是“权力本身性质的变化、国家-公共(**)组织角色的变化、与此相关的各种制度——法律、税收、授权和治理方式的变化、以及公共权威与公民关系的变化”。

[16] 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页32-43-46。

[17]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页183-184。

[18] 龙太江：“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一个未完成的历史课题——兼论国家政权建设中的集权与分权”，《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101-105)；黄冬娅：“财政供给与国家政权建设——广州市基层市场管理机构研究(1949-1978)”，《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2期(38-64)，综述部分所述及的海外研究著述；邹谠、Vivienne Shue等认为，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存在着全能主义国家对农民的高度人身监控，过度动员，城乡二元化社会等严重问题，国家政权建设并未完成。郭圣莉：《城市社会重构与新生国家政权建设——建国初期上海国家政权建设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19] “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黄宗智编：《经验与理论》，页414。

[20] 甘满堂：“社会学的“内卷化”理论与城市农民工问题“，《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页33-38。

[21] 李培林、张翼：《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页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