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现代中国学术的根本问题决不是人们一直所认为的、如何解决古今及中西问题。当然，古今中西问题确实是困扰一百多年来中国学人的主要问题，但是这一提法本身也预设着一个前提：学术是为解决现实需要服务的。无论是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学者，还是研究西方学术的学者，多半都是在此预设下开展工作。毫不犹豫地视此预设为合理，并在此预设下思考一切，仍然是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最常见的、或者说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然而，这一预设本身就是非常“中国式的”，是数千年来中国学术的典型预设。但是，这一预设未必就是适合于理解西方学术。至少就我所知，古希腊以来西方学术的主流是为求知而求知， 为人性的自由而学术，并不一定是为了解决实用的现实需要，包括人生需要、社会需要或国家民族需要。带着中国人实用的现实关怀来理解西学，一开始就置身于门外，关键是无法从精神旨趣上与西人同道，又如何进入西方思想的深处！
现代中国学术的根本问题，在我看来是学人精神世界的贫困。这不能简单归咎于学者们不够努力，或道德上出了问题，而主要是由于他们至今没有建立自己真正的学统。而在没有建立学统背后，主要的问题是他们未能建立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让他们在精神上进入一个无比开阔的世界，找到人生的意义，确立精神的信仰。
为什么现代中国学术未能建立自己的学统？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放弃了中国古代的学统，那个学统绵延数千年来，毫无疑问是有自己无比崇高的意义世界和精神信仰的；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未能真正接受西方的学统，这个学统也已绵延数千年，且毫无疑问也有着自己崇高的意义世界和精神追求。但是，由于中国学人学习西学的目的非常实用，就是要解决他们实际遇到的家国问题，所以不可能严格按照西方人的方式来学西学，结果他们费了无量的精力，就是进入不了西方学术的深处，不能在精神上与西方人同步。于是，他们学习西方，并不能真正建立自己的意义世界，也未能在中国建立西方式学统。
与此同时，由于实用因素的影响，他们基本上全盘抛弃了中国传统的学问路径，不再像古人那样进行人格的磨砺和精神的修炼，即所谓切己修身。于是中国古代学术对他们来说，变成了死的文献，变成了认知研究的对象。他们可能从中找到某种个人兴趣甚至精神慰藉，但不可能把自己变成道统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于是也就无法从古代学术传统中找到无尽的生命意义和坚实的人生信仰。多数情况下，他们为自己不必像古人那样全面、彻底投身于过去的伟大传统而自豪，为自己未被过去的传统所淹没而感到幸运。这是他们作为现代学人的“自信”或“自负”。
那么，他们既然不能坚定地传承古代学统，又不能真正接受西方学统，他们的精神世界在何处落脚呢？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多数人对这个问题可能未必思考过。他们可能主观上认为，自己只要找到了解决了现实问题的方法或途径，就不存在所谓精神归宿问题。毕竟，实用的关怀以实用的方案为归宿。
然而，学术作为千千万万人共同从事的事业，只有建立起超越现实的归宿，在某种永恒普遍的价值理想中落脚，才能确立起牢不可破的学统。如果学术只是为了解决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或某种个人的需要服务，虽然也有价值，但终究不会有永恒的意义，不可能为学者们的精神世界找到永恒绝对的归宿。更重要的是，在一种完全为解决实用需要而从事的学术事业中，学人的精神世界没有牢不可破的基础，成为没有崇高信仰、没有不朽支柱的人，容易变得庸俗不堪，很容易为金钱、利益所收买。
表面看来，中国古代学术似乎也是以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为特点，也是完全实用的。然而，正如无数现代当学人早已发现并指出的，中国古代学术从一开始就有着自己超越的、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并不以完全实用的问题为归宿。再者，中国古代学术虽追求实用，但以抽象人性的需求为基础，以一切可能意义上的“人间社会”的重建为目标，它的实用性完全超越了一切具体的种族、民族或共同体界限，因而古人不难在从事这一事业的过程中获得无比崇高的神圣感和自豪感，把他们的精神归宿建立在永恒、绝对的价值理想之上。
因而，现代中国学术的根本问题表现为学人们精神世界的贫困，因为它没有建立起一种抽象的话语体系，人们只要从事其中，即可从中获得无穷无尽的意义体验，建立永恒普遍的价值，确立牢不可破的信仰。一言以蔽之，现代中国学术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学统。无论是中国古代学术，还是西方学术，都是有学统的，都能为学人提供永恒的意义、绝对的价值、坚定的信仰。但是现代中国学术却在抛弃古人、学习西方的“自以为是”中，不知不觉地丧失了学统，导致现代中国学人在精神上无家可归、四处彷徨。
衡量学统最重要的标准之一，是追问学者们：你们安身立命的终极归宿究竟在哪里？这个归宿是指一种学问给学人所能提供的意义基础问题，这个意义基础不可能是纯粹民族主义诉求，也不应是任何满足当下现实需要的功效，而只能是普世、永恒的价值理想，能让学者从中体验到人性自由、升华的乐趣。因为如果没有普世永恒的价值，只有当下功利的效果，只能让人获得一时的满足而不能长久，此其一；其二，功利的效果，不能让人性由超越走向永恒，藉升华走向不朽。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所犯的历史性的错误包括：迫于亡国灭种的威胁从事学术，所以深陷于实用功利的泥潭；出于中西结合的动机改造国学，以至掏空了生命意义的根基。
有鉴于此，本刊本着严格的学术规范态度，试图为当下中国的学统重建贡献绵薄之力。重建现代中国学统，决不仅仅是重建学术研究规范的问题，真正根本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重建中国学人的意义世界。这里面我想有三个基本层面的东西值得重视：
一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这是指学术研究在知识增长意义上如何尽可能有所贡献，包括对前人研究的通盘掌握，论证逻辑的自洽一致，引用文献的规范合理，观点思想的新颖独创，等等。
二是从事研究的范式（paradigm）。在单篇文章、单个论文背后，可能存在作为学者自觉追求的有关于某一问题的一整套方法论体系。研究范式的存在与否，是说明一个学者在学术研究中有无自觉的精神追求、特别是意义追求的主要标志。
我相信在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方面，中、西学术之间并无重要的差异。但是以认知主义（intellectualism）为主的知识化研究，与以修、齐、治、平为宗旨的学问探索，尽管可以相互碰撞、彼此交融，但毕竟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范式。中国古代宋学和汉学的研究范式差别巨大，特别是汉学的研究范式，按照有些人看法，代表一种认知主义。然而，若与西方盛行的现代学科研究范式相比，则可发现，中国古代学者，无论是汉学家还是宋学家，真正关心的问题还是个人立身与文明再造的问题。汉学家们表面上对于知识客观性的严厉追求，实质上也是服务于重新厘定华夏文明的真正涵义这一根本目标，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精神世界才能找到落脚处。现代中国学术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在一种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状态中，始终未能真正建立自身良好的研究范式。
三是学者自身的意义世界。意义世界的有无，是衡量一种学术是否建立了良好传统的根本标志；意义世界的建立，则是良好研究范式的自然产物。这就好比踢足球，没有好的游戏规则，就不可能有好的意义体验。我相信，未来中国学术研究会在研究范式上采取中、西方范式并轨的方式，但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从而让中国学人重建自身的意义世界，乃是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内中国学术始终要面对的大问题。
幸赖刘明清先生及“大道行思”诸君鼎力支持，我们得以有此开端。
（2017年12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