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俨然已经被很多人视为是有别于美国和西方的发展模式。在一些敏感的人的眼里，中国和美国所代表的两个发展模式已经处于较量之中。尽管整个世界还处于危机之中，各国政府都在想方设法救金融、救经济，但很多人已经在提问中国在未来世界金融秩序重建过程中能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金融危机以来，有人赞扬中国，有人批评中国。但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赞扬者，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心态，就是对中国的高度期待。
在当今世界上，很少有像中国那样乐观的了。西方的危机还没有看到底，中国本身的危机依然存在，但从政府到民间，已经呈现出相当乐观的情绪。很多人已经在开始预测经济什么时候回弹了。
乐观情绪非常重要。没有了信心，经济活动就很难恢复正常。举个简单的例子说，如果没有信心，人们就不会去投资，不会去消费。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有责任激励社会的信心。
当然，客观上说，中国也有很多因素促成人们的乐观。中国政府和西方政府在对付危机的能力上不同。美国和西方政府只有金融杠杆，而无经济杠杆。但中国政府两者都有，除了金融杠杆之外，中国的经济杠杆可以通过巨大的国有部门得到发挥。
再者，美国政府和大多西方政府都是赤字政府，而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良好。可以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比较富有的政府。
目前内需比外贸重要
但也很显然，也有一些人的乐观情绪并没有多大的理性。有人看到美国西方倒下去了，就乐观起来。但客观的现实是，别人的倒下并不意味着自己能够站立下去，更不用说是去拯救他人了。
在西方，看到中国表面现象的人总是担心中国模式会取代西方模式。但是比较理解中国体制运作的人则深不以为然。
前些时候，一位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并曾经效劳克林顿政府的美国经济学家，当问到中国在应付全球经济危机的作用时强调，如果中国人民银行不能改变到目前为止所扮演的美国和西方贸易“清算银行”的角色，那么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作用就会非常有限。
这位教授指的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对中国本身和世界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外贸驱使，整个金融体系也是为这个外向型体系服务的。
出口型经济创造了大量的外汇，再用外汇购买西方的诸多金融产品。结果如现在所看到的，中国购买西方金融产品一方面促成了西方金融市场的“腐败”，但同时也因为购买金融产品而受到巨大损失。
这也就是一些西方政治经济人物指责中国的其中一个原因。这些指责尽管并没有道理，但却值得中国的思考。
外向型经济增长依赖于出口，依赖于西方市场。在过去的30年里已经形成了中国生产、西方消费的模式。这次危机告诉人们，无论是要解决危机还是要长期的发展，都不能依赖于西方市场，依赖于西方消费者。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就是说要建设一个内需型经济体。
一个内需型的经济体并不是说不要外贸和出口了。但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贸而内需不足的经济体，其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在全球化环境下，内需和外贸是两个最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对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来说，内需无疑要比外贸重要得多。
消费社会需要基本保障
那么这次金融危机是否在促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转型？中国政府已经推出了诸多拯救危机的方案，但这些措施能否促成整体经济模式的转型还有待观察。
很显然，中国迫切需要在危机中继续寻求新的模式。要寻找新模式，首先必须对危机的深度有更为深刻的意识。
有人说中国是船大不好调头，也有人说中国现在仍然处于早期救火阶段。但不管怎样，当政者必须让人知道，船长的确努力在调转船头，而非仍然在原来的航道上前进。
同时也要知道现在的救火方式能够有效地把火泼灭，否则大把钱烧进去了，火还是泼不灭。
总体说来，中国各方面可能对这次危机的深度估计不足。因为中国和西方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性，只要西方还处于危机，中国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就是说，中国在这次危机之中很难置身事外。
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最终得以解决，并非来自罗斯福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新政只是“救火”。今天世界各国政府所做的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超过罗斯福新政。
如果相信这次危机和上世纪那场危机同等严重，甚至更为严重，那么由此可知现在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各种举措远远不能解决危机。
中国政府现在所采取的应付危机的模式，基本上承续了处理1997亚洲金融危机的模式，即以公共投资为主体，附带拉动内需。
很显然的是，1997年之后，政府在前一方面非常成功，但在打造内部消费市场方面并没有很大的成绩。当时，因为西方市场没有危机，中国的出口不久就恢复了。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很不一样。西方没有了需求，不管怎样的刺激外需的努力都不会很有效。
所以，努力的方向和重中之重应当是扩大内需，建立消费型社会。笔者曾经论述，中国缺失一个消费社会所要求的基本社会制度，例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等。这次中国在努力扩大这方面的投入，但很显然大多数投入还是流向基础设施、产业升级等方面。
亦须抗拒西方转移危机压力
到目前为止，各国政府应付危机都显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中国政府要有效解决危机，也必须克服这方面的倾向。全民共度危机、全球共度危机应当是解决危机的大思路。就是说各国内部社会各阶层要分享负担（内部责任），国际社会各国也要分享负担（外部责任）。
就中国内部来说，如果既得利益过于自私，试图把危机转嫁给弱势群体，甚至利用危机再进一步获利，那么就不能克服危机。
中国诸多社会制度难以建立和既得利益的阻力分不开。如果既得利益不能克服，就会造成政府“只取不予”的局面。中国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治国经典。如果只取不予就会导致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
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危机时刻必须“用之于民”。反之，“用之于民”也是政权强大之根本。如果中国不能建设一个有效消费社会，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如果这次危机不能促成基本社会制度的确立，未来经济增长就会缺失动力。这些并不是很多人所意识到的。
同时，中国也应当承担外部责任，就是和国际社会协调，共同对付和解决危机。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如果每一个国家过于自私，那么危机就会向纵深发展。
全球化必然要求各国间的协调行动。中国一方面需要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但同时也要抵制西方转移危机的压力。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弱势就是容易受西方的影响，就是说西方很容易把危机转嫁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上。
应当对这次危机对中国所带来的风险及其包含的机会作深度思考。如果危机促成社会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新模式的确定，那么中国外部的影响力的性质就会得到根本的改观。
内需和外贸是持续经济发展的两条腿。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倚重的是“外贸”这条腿，那么解决危机意味着中国要确立另一条腿，就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社会。到了两条腿走路的时候，中国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