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球财富管理论坛(GAMF)举办“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与未来应对”专题研讨会，全球财富管理论坛总干事、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出席会议并进行点评发言。

刚才几位专家结合今年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学术贡献，从各个方面谈到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和未来应对，都讲得很专业、很全面。我在这里不再重复。我想换个角度谈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金融危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似乎不存在或从来没有发生过西方所说的“金融危机”现象。在计划经济的理论体系中，也没有“金融危机”这个概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在一个楼里办公，一度人民银行“下属于”财政部。人民银行既是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也是办理居民和企业存贷款业务的商业银行，所以也不存在挤兑和资本充足率问题。那时候我们曾认为，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等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毛病，和中国是没有关系的。

事实上，过去并不是没有通货膨胀，只是没有显性的通货膨胀，而一直存在着隐性通货膨胀。我们说过去的物价很低，几分钱一根油条，几分钱一碗面，是因为那个时候实行的是定量供应和票证制度，商品价格是严格管制的。因为需求被压抑了，普遍的短缺无法反映在价格上。尽管如此，在1959年到1961年，发行了与物资不匹配的过量货币，被称为“笼中虎”。为了“回笼货币”，国家临时性地以比普通供应给市民的价格要高几十倍的价格供应特殊的高价食品。所以，过去计划经济的话语体系中从来没有“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的概念，但并非不存在。

因此，我们在讨论金融危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意识到金融危机和市场经济是相伴而生，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会永远伴随下去。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要想完全避免金融危机或者消灭金融危机是几乎不可能的。

过去，有经济学家因为非常厌恶金融危机，就认为这是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问题，计划经济体制没有这个弊端。但其实计划经济也有这个问题，只不过被某些因素掩盖了。所以尽管有些人认为金融危机是一个“富贵病”，普遍贫穷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这个毛病，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规模不具备引发和暴露这种经济现象的条件，而是讳疾忌医，视而不见。

第二个问题：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因为我国参与全球市场经济大分工的时间比较晚，到1993年我们才第一次感觉到金融业会产生系统性风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年春节前，珠三角大批外省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广东银行的现金不足，出现提款挤兑。那时候也没有电子支付手段，现金短缺，中央只能从各地用飞机把现金运到广东去。那时我们才认识到银行也存在挤兑的风险，也可能触发全社会的危机。

1993年以后，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当时国内的很多商业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当时请了包括美联储专家在内的很多国外专家，跟中央领导面对面交流，讲授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出现过的一些教训和应对经验。1998~2003年期间，中央政府对商业银行多次注资，其中曾一次性注资16,000亿，相当于中国当年全年财政收入的水平。为了避免商业银行破产，应该说那时的中央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同时，这也为后来商业银行的上市奠定了基础。包括成立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也是借鉴了美国专家介绍的他们储贷机构危机的应对经验。

我们应该认识到，金融危机是很难预测的。刚才有专家提到伯南克研究了一辈子美国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但是也没有能够预测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为什么金融危机很难预测？很多经济学家都在做预测经济走势和金融危机的工作。一般经济学家很难形成共识。而如果达成共识，被货币当局接受，并及时采取应对政策，金融危机就可能在特定的时点上不会发生或推迟发生，这时人们反而可能认为经济学家的预测是错误的。而只有当大多数人认为金融危机不会发生时，金融危机才会无可避免地到来。就像新冠病毒流行，大家会对指责医学专家，指责为什么不能预测到疫情的发生，为什么应对得这么笨拙，为什么应对的一些措施有很多副作用。其实经济学家们也面临着同样的拷问。

伯南克因为研究美国大萧条的问题获奖，他在美联储的时候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他在应对当年危机的时候应该知道量化宽松的方法会有副作用，但当危机汹涌而来时，他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措施。就像一个病人如果得了疾病，首先要用药抢救，至于用来抢救的药品有什么副作用，这是第二步要考虑的事情，不能说因为有副作用就不用药。这次诺奖能够颁发给伯南克，我觉得也基本上进一步确认了经济学家的学术贡献，但作用也确实是有限的。

第三个问题：如何看待以行政手段管理危机的路径依赖。用不用行政手段是可以商量的，但是用多久、多大力度、怎么退出，都要有预案。在2000年以后，对于房价我们参加过一些讨论。讨论中，有人提出政府能不能发个文件锁定房地产价格。2003~2005年，曾参加过关于实行什么样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讨论。主要围绕如何应对多数西方国家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展开。当时，一种思路是要保持人民币汇率主权，并保持人民币汇率的长期稳定。在讨论过程中，也有人提出政府能不能发个文件，对外宣布中国的汇率锁定在一个水平就保持不动了。诸如此类的事情不一而足。

一直有种比较习惯的思维，即政府是无所不能的，只要政府一干预，什么事都解决了。事实证明，无论是汇率还是房价，任何依靠行政干预完全避免波动的想法都是想当然，甚至这么做反而可能酝酿出更大的问题。比如说这些年对房地产采取了限购、限售和限价的措施，但是也没能避免房地产在一段时间内价格暴涨，一些地区也还是遇到了房地产价格下滑而引发的居民断供。所以，我们在一定时期内虽然无法完全摆脱对行政手段的依赖，但还是应通过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第四个问题：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中央和地方责任划分。现在强调压实地方防范金融风险的责任，但在现有体制下，给地方多大的权力，就让地方承担多大的责任。如果权力和责任不匹配，平时不给地方相应权力，出了问题又让地方承担责任，就很难办到。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不对等和匹配的问题如果不解决，风险来了就往地方压，地方有很多办法逃避。因为金融风险都是跨地区的，有明显的外部性，所以地方政府缺乏意愿、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化解金融领域出现的所有危机。

因此一味地强调让地方担责是难以做到的，根本办法是应该进行包括财政税收体制和金融监管体制在内的更加深刻的结构性改革。因此，我希望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角度去认识“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个全局性的问题，从体制层面而非技术层面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