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胡锦涛与连战会谈新闻公报”发表以后，大陆民间盛传“第三次国共合作”即将到来。到了2008年吴伯雄访问大陆后，更有人认为“第三次国共合作”“呼之欲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态势已经成形，甚至人欢呼“第三次国共合作已经开始了！”

在网络上发表意见已达10多万条，用的都是“期待”、“呼吁”、“祈愿”、“见证”、“促成”、“预祝”、“真诚希望”“第三次国共合作”成功的字眼，急迫的心情跃然纸上。与此同时，也发表了一些论文，认为“第三次国共合作”具有必要性，是“历史的必然”，现在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并且对于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复兴具有重大意义。甚至有人把胡连会公报“解读”为“实现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体现”。

当然，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他们提出：国民党真的愿意并能够与共产党合作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吗？

国民党一再强调，绝无“第三次国共合作”。当有人把连战、吴伯雄、江丙坤来大陆说成是“第三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马上给予澄清，强调这与“国共合作”毫无关系。2005年3月江丙坤前来大陆访问，台湾就有“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说法。中国国民党发言人张荣恭立即指出：国民党由副主席江丙坤率领的大陆参访团，定位是“缅怀之旅和经贸之旅”，与所谓“国共合作”毫无关系，希望外界不要误解或刻意歪曲。他还强调，纵使国民党主席连战未来访问大陆，也是基于台湾优先的原则，绝无所谓“国共合作”。与此同时，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前往日本时在机场表示，“讲‘国共合作’这种话是侮辱绝大多数台湾人民”。

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现在也不提“第三次国共合作”。

这是什么原因呢？应当怎样看待“第三次国共合作”呢？

一、国民党的历史记忆：不敢

大家知道，在当代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国共合作”，第一次在1924－1927年，国共合作打败了北洋军阀；第二次在1937－1945年，国共合作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许多人都从正面意义上看待这两个历史事件。当然，两次合作都以破裂而告终，可见国共合作中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由于国民党在大陆遭到失败，他们到台湾以后，曾经认真地总结过失败的教训。总的来说，他们认为两次合作，国民党都吃了亏。

1956年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总结了国共关系的历史教训，他说：“我政府对共党谈判和对共党收编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根本错误”。“我们在共匪的战争威胁之下，自陷于动摇与恐怖之中，接受他的和谈，而以为从此可以获致和平，这才是百分之百的失败。”

他把“收编共军”和“与共党和谈”作为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 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两次“国共合作”。

正因如此，1949年以后国民党一贯拒绝与共产党谈判，直至把“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作为基本的政策，同时从不再提“国共合作”，也始终拒绝“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建议。1981年蒋经国明确表示反对“第三次国共合作”，他说：近来中共“要搞什么‘第三次合作’。实则在近六十年的历程中，只有两次共匪是以伪装输诚的姿态，渗入国民革命行列，而终于窃发坐大的事实，根本就没有所谓两党‘合作’之可言”。第一次，共党延用时机制造暴动。第二次“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扩张坐大，结果整个大陆沦于共党。第三次国共合作是要“内部分化，外部孤立”。因此，他的结论是：“与共匪谈判，无异自取灭亡”。

1984年宋美龄断然拒绝“第三次国共合作”。她说：“第一次我总理宽大容共，遂使原不过五十余人之共产党徒，经中国国民党襁褓鞠育后造成骚乱，凡十四年。及再次容共，乃当中日战争国家存亡关头，先总裁不究既往，诚恕相待，原望其回心转意，以抵御外侮为重，岂知共党以怨报德，趁火打劫，铸成大陆之沉沦”。她的结论是：“二次惨痛，殷鉴昭昭，一而再之为已甚，其可三乎？”

以上不仅是蒋宋二人的看法，实际上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就针对导致丧失政权的原因进行全面的检讨，总结历史教训。对于两次国共合作，他们提出了以下看法：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清党”具有重大意义，否则国民党早就失败了。黄季陆说：“民国十六年（1927）的清党运动是十分成功的，否则中国的共祸或将提早20多年，不必待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的大陆沦陷。”

二、第二次国共合作导致中共的扩张。关中说：“中共事实上利用日本之侵华，全力进行扩张。由于中共之扩张多是由袭击国军或抢夺政府地区而来，故双方不时发生冲突。”

项乃光说：中共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一以瓦解剿共战争，挽救其侷处陕北之不忘命运；二以推动抗日运动，促进中日战争，牵制日本北进；三则利用抗战以发展势力，为扩大赤化运动、夺取政权创造条件。”

三、要吸取失败的惨痛教训。黄季陆说：“抗战初期，中共可使它自己投降，这是它最弱的时候，后来他们渐渐成长起来，它就要争平等，得到平等之后，便使用各种手段方法来孤立你、打倒你，这是共产党策略的使用。” 沈云龙说：1945年重庆谈判后，“毛返延安不到一个月，所有协议及其他诺言都被各地共军的实际行动彻底破坏无余了”，严重的教训是：中共“得陇望蜀，得步进步，不达目的不休；而且它的诺言便是谎言，如果相信它，很容易步步坠入它的陷阱，愈陷愈深。”

蒋经国总结沉痛的历史经验，把“不与中共谈判”作为“基本国策”。他说：“我们不会忘记过去上当的经验，因为在大陆时我们也曾同中共谈判过，结果多谈一次便多失败一次。因此，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也不会再和中共谈判。这是中华民国最基本的国策”。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民党一直留下这样的历史记忆：“绝对不能与中共谈判，否则只要一坐上谈判桌，你就输定了。”一提“国共合作”就触到它的痛处。应当指出：前两次国共合作是在国民党占据主导地位的条件下进行的，可是他们总认为“吃了亏”。现在面对处于优势的共产党，国民党一直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存在种种猜疑，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双方尚未建立互信之前，国民党怎么可能对“国共合作”有信心，而不产生任何担心、顾虑和犹豫？他们岂能轻易地忘记党内前辈所总结的“历史教训”，而敢于做“第三次”的尝试呢？

二、台湾的政治体制：不能

在两蒋时代，处在威权主义的“党国体制”下，国民党“一党独大”“以党领政”，政权掌握在它的手中，它可以代表台湾当局作出重大决策，其他政治势力无法干预。那时候，国民党可以支配台湾当局，要解决台湾问题，只能找执政的国民党谈。如果国民党或两蒋同意，通过“国共合作”，实现“和平解放”“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实践证明，国民党最终拒绝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建议。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政治体制发生变化，政党政治逐渐成型，“政党支配政府”“以党领政”甚至“以党代政”的局面不复存在。在现行政治体制中，按照实权大小的排列，第一是府（即所谓“总统府”）、第二是院（即所谓“立法院”）、第三才是党。党中央不是权力中心，不可能对“立法院”以及由“总统”领导的“政府”发号司令，也不能介入政府的行政运作。这就决定了国民党已经不能代表台湾当局，即使作为“执政党”他们也不敢代表台湾来与大陆谈判解决台湾问题。因为按照台湾现行的体制，政党没有这样的权力，而必须由“政府”出面才行。换言之，不论是国民党或民进党执政，由共产党与台湾任何一个“执政党”谈判解决台湾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2005年国民党还处在在野党的地位，既没有掌握公权力，又不可能得到台湾当局的授权，要通过“国共合作”解决台湾问题，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大陆要把熊猫送给台湾，国民党也无权接受。所以当时连战办公室的人员声称：“连战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与定位，没有公权力或授权，能签什么？”

现在尽管国民党重新成为“执政党”，它仍然无权与共产党谈判解决台湾问题。近来国民党内出现是“以党领政”还是“以党辅政”、是“党政分离”还是“党政分际”的争议。大家认为“以党领政”的时代已经过去，马英九与吴伯雄都声称不会再走“以党领政”的老路。 吴伯雄提出“以党辅政”的说法，似乎没有得到马英九的认同，所以马英九办公室曾经传出：“党政分离”的说法，引起国民党内极端不满，以致要由马英九亲自表态：“党政分离违背政党政治的理念”。最后经过党政协商提出“党政分际”的说法， 算是初步化解了内部的争议。由此可见，从国民党的立场来看，“以党领政”已经不可能存在了，也就是说，国民党不能代替台湾当局做出任何涉及“公权力”的事。

国民党不仅不能代表台湾当局，而且它还要为“国民党执政团队”即“政府”的一切作为负责。马英九怎么做，国民党只好“认了”，他们“别无选择”。最近吴伯雄表示：“对国民党来说，全面执政就得全面负责，在政党政治下国民党无法推卸责任，执政同志表现的好坏都由国民党概括承受，国民党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全力支持马英九，全力支持从政同志在岗位上有好的表现。”

正因为这样，马英九表示，国民党过去三年来，与中共建立了许多党与党的联系沟通，未来他会将工作焦点，由加强党与党之间的联系，转为推动更多两岸之间的官方沟通渠道。又说，“国共平台”只是两岸沟通的第二轨道，而海基会与海协会才是“两岸正式协商管道”。 这意味着“两会”是经过“政府”授权的，是“正式”的管道，而“国共平台”只是政党之间的沟通管道，是未经“政府”授权的、“非正式”的管道，因而不能签订任何涉及“公权力”的协议。

由此可见，大权掌握在“执政团队”手中，国民党不能以党的名义与共产党合作解决台湾问题。

三、国民党的转型：不愿

2000年国民党丧失政权以后，国民党加速了“本土化”的进程，党内逐渐出现“不提一中，不反台独，维持现状”“不否认‘一边一国’，不排除‘台独’选项”“现在不谈统一，未来也不谈统一”“不反对变更国旗、国号”“中华民国领土只限于台澎金马”“把‘中国国民党’改名为‘台湾国民党’”之类的声浪。

2007年国民党修改党章的过程，是国民党转型与本土化的集中体现。在修改过程中，曾经提出要在党章的“信念”部分加入“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字句，要在党员目标条次中删除“统一”字眼，改以“和平发展”代替。 根据国民党人的解释：写上“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是为了凸显国民党“捍卫台湾、并以苍生为念的信念”； 删除“统一”文字，也透露国民党并不将“统一”预设为两岸最终目标。 国民党文传会负责人表示：“立足台湾，强化台湾，是国民党适应时代需要的大方向。”后来由于党内有人质疑这样做是把“中国国民党”改变为“台湾国民党”。因此在党章中虽然没有出现“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字句，但在总纲第一条中仍然写上“建设台湾为人本、安全、优质的社会”，体现了国民党力图立足台湾本土的精神。而“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仍然作为国民党的信念，以致马英九在520就职演说时，还把它作为“施政原则”加以强调。

以上事实表明，国民党已经成为台湾本土化的政党，他们关心的是在台湾的政治竞争中，战胜主要对手民进党，以便取得并巩固其执政地位，而并不关心两岸统一问题。国民党极力摆脱“统派”的帽子，极力抹去曾经有过的“终极统一”的说法，不将“统一”设定为两岸关系的目标，都足以说明这一点。

马英九上台以后，把“不统，不独，不武”作为基本理念与政策，明确提出：在他的任内不谈统一，4年乃至8年不谈统一。两岸统一在“我们这一生”不太可能发生。“我觉得，统不统一，可能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也不必为这着急。”“ 绝不会给大陆任何统一上的幻觉。”这充分表明，他是不愿意谈统一的。

最近一个事例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这个问题：据媒体报道，国民党副主席关中曾经说过：“国民党长期执政，统一水到渠成”。这件事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独派”群起而攻之。国民党内部也有人提出质问。马英九立即向关中查证，并要他亲自出面澄清这种说法。马英九、王金平随即表示“不统，不独，不武”的“三不纲领”不会改变。后来，马英九还通过外国媒体公开表态：“如果台湾人民对与中国在政治上统一不感兴趣，没有任何政治人物能够强迫他们。” 由此可见，国民党人对于“统一”多么“在意”，深怕与它“沾边”。马英九看到民进党基本盘的存在对他是巨大的威胁，他力图争取泛绿民众的选票，极力避免因与大陆靠近而被扣上“卖台”的危险。香港《文汇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国民党和马英九回避统一问题，不敢谈及统一问题，一是害怕民进党和“台独”势力的攻讦，害怕因此失去选票；二是害怕一论及统一“台湾就会被矮化”，就会“被大陆吃掉”。在这两个问题上，他们有巨大的心理障碍和挥之不去的“恐惧感”。 此外，马英九一再表示：“台湾前途要由台湾2300万人民决定”，有时还加上“不容中共干预”。

可见，国民党不愿与共产党就台湾前途问题进行党对党的谈判。

总之，由于上述三个原因，国民党既不敢、又不能、更不愿与大陆商谈统一问题，因此，在马英九执政的条件下，要想通过“第三次国共合作”走向统一的可能性并不存在。

四、台湾社会：不让

不仅国民党不敢、不能、不愿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台湾社会内部也存在反对“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势力，主要是民进党。

民进党成立以后，一贯主张“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决定”，“反对国共和谈”。1988年民进党通过的“台湾独立决议案”（即“四一七决议文”）就有“四个如果”的说法，其中提出“如果国共片面和谈”，民进党则主张台湾应该独立。1992年民进党国大党团发表“反对国共对谈”的声明。同年，民进党通过的“现阶段两岸关系与对中国政策”提出：“反对任何形式之党对党的两岸谈判。主张两岸间之谈判，只能在政府对政府之对等形式，或在政府与国会授权、监督下的中介团体对中介团体之对等形式下进行”。1993年“汪辜会谈”时，民进党组成“反对国共统一会谈宣达团”前往新加坡示威。总之，民进党强烈反对两岸之间政党与政党的谈判，这个主张对国民党起了一种制衡的作用。

当2005年江丙坤、连战先后访问大陆时，便引起民进党的高度重视，他们担心“国共合作”即将实现，因此提出强烈抨击。民进党提出：“两岸任何协商与谈判都要获得政府授权，被授权的代表必须有公信力。”“国民党私自与中共商谈两岸整体事项，违反民主宪政运作的常轨。”并且暗示国民党有触犯“两岸关系条例”甚至刑法113条的嫌疑。4月16日陈水扁指出：“60年前国共和谈已失掉中国，现在难道还要再失掉台湾？”

2008年1月在马英九上台之前，吕秀莲便警告说：如果马英九当选，国民党将“开启第三度国共合作的机会”， 她请马英九“好好读一下历史文件，检视过去两度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

马英九胜选之后，萧万长、连战、吴伯雄、江丙坤先后访问大陆，民进党把它视为“第三次国共合作”已经启动，更加强烈地提出反对。他们攻击国民党“朝贡”“卖台”“矮化”“俯首称臣”。民进党“立院党团”公开指控国民党与中共高层去年在泰国曼谷签订“秘密协定”，还说，所谓“第三次国共合作”有三部曲：第一，国民党主席连战将亲访大陆，并与中共总书记举行高峰会；第二，国共组成“国家统一委员会”并互设办事处；第三，推动三通并签订和平协定。民进党“立委”提出质疑：第三次国共合作会不会把台湾卖掉？ 民进党人把“第三次国共合作”看做是一个“陷阱”，指出：从历史上来看，之前两次国共合作，不管是孙中山的联俄容共，还是蒋介石的共同抗日，最后都让共产党以小搏大，使国民党丢掉整个中国，第三次的国共合作，中国已经设下一个中国的陷阱，国民党居然还要走进去。” 　民进党“立院党团”曾经召开记者会，公开提出“反对以党领政的国共合作或会谈”。他们还担心“国共平台”会“掏空国家主权”，强调“政党不宜担任接受政府授权从事两岸协商的角色”，并且质问说：“国民党的两岸事务，难道只要党对党谈，而不要政府对政府谈？”“将来国共两党的结论，马英九要不要买单？”

泛绿媒体也极力攻击“第三次国共合作”，例如：“前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共才是弱势的一方，尚且可以吃定国民党，……此次国共均时移势转，主客易位，马政府处处有求于中共，已是弱势的一方，中共更可好整以睱，布下天罗地网，等着国民党掉入陷阱，加以宰割”。“前二次国共合作，均是以悲剧收场，国民党可谓吃尽苦头，终以中华民国灭亡作为代价，历史殷鉴不远，第三次国共合作是否会导致台湾主权与利益的沦丧，亦令人忧心如焚”。

时事评论员胡忠信对“第三次国共合作”也持有怀疑的态度，他认为出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就会让北京“有更大的回旋空间操作台湾内部政局”。

至于一般民众对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态度如何？现在还没有民调资料可以参考。但有两项指标可以表明他们的基本态度。一是对统一、独立、维持现状的态度，一般民调显示，主张维持现状的占60%左右，主张统一和独立的都占少数；二是多达87%以上的民众主张“台湾前途要由2300万台湾人民决定”。这就是说，多数民众不愿意由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决定自己的命运，多数民众现在还不想统一。马英九最近指出：“民调显示，大多数台湾民众主张维持现状，不赞成独立或统一。” 总之，台湾主流民意是“维持现状”，通过“第三次国共合作”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不可能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

台湾社会的“不让”，使得国民党更加不敢、不能、不愿为了共同“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与共产党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的态度：现在不适宜

共产党对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记忆，与国民党有所不同。由于共产党是最终的胜利者，所以更多的给予正面的评价。周恩来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 。他把两次国共合作中的许多矛盾和冲突，诸如“清党”“三次反共高潮”“撕毁焦点协定”等等都当作次要问题，轻轻放过。邓小平说：北伐的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也符合两党利益”，“合作后来破裂，破裂的责任，我们不去算老账了，实际上两次破裂的责任都在国民党方面。他们又讲两次他们都吃亏，这不对。我们不去算这个账，要从长远的观点，从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着眼，也要从世界和平和安全来想，去看待第三次合作的需要。”

本着这种态度，早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共产党就试图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 此后周恩来等领导人还曾经通过章士钊、曹聚仁、费彝民等人与国民党方面接触，商谈合作的事。直到60年代仍然继续进行这个方面的工作，但是始终未能实现。

到了80年代，邓小平继续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1979年他说：“现在可以提第三次国共合作”。 1982年廖承志在致蒋经国函中写道：“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 1983年邓小平再次提出：“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并且说：“如果国共两党能共同完成这件事（指统一事业），蒋氏父子他们的历史都会写得好一些”。 此后，双方也曾有所接触。

蒋经国去世后，特别是90年代两岸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后，共产党就不再提“第三次国共合作”了。

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以来，尽管民间兴起“第三次国共合作热”，可是，共产党从来不提“第三次国共合作”，这是什么道理呢？

中共中央台办副主任王在希指出：国共两党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合作，但是这次连战率中国国民党参访团赴大陆访问，“和我们就共同关心的有关两岸关系的问题交换意见或看法”，“应该说是属于两党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因为‘合作’还有赖于具体的内容和形式，而这次主要是就两岸关系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进行磋商。连战访问大陆是为推动两党交流、对话而来，并非‘国共合作’”。 另一位副主任孙亚夫进一步解释说：“正如外界注意到的那样，国共两党当前都没有提到第三次国共合作。但这不意味着这个提法不对。事实上，中共过去有过这个主张。只是现在不适宜提这个主张或口号”。

显然这个说法与过去通过“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统一大业的主张有根本区别，这是正视客观现实，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台湾政治体制的变化、国民党的政治转型、台湾主流民意的现状以及当前中共的对台政策等等因素而做出的正确判断。

胡总书记在与国民党高层谈话时指出：对于台湾同胞存在的一些误解和疑虑，我们会“基于同胞情谊予以理解”；“在商谈中双方要平等相待，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 现在不提“第三次国共合作”，正是不给对方施加压力，不勉强对方接受不愿意接受的做法，这是充分理解国民党的处境与立场、充分尊重台湾民众意愿的表现。

“国共合作”的新意

上述情况表明，通过“第三次国共合作”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希望出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可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却是“一厢情愿”的，不切实际的。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应当要有新的思维，寻求新的方法。旧的思维与模式不仅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反而可能成为一种阻力，抑制了创新思维的萌发。

如果不提“第三次国共合作”，不把解决台湾问题作为两党合作的目标，则“国共合作”还可以有重大的作为。

现在共产党与国民党都希望两岸关系改善，都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愿景，这就是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就以最近两岸高层的表态来看，这个共识是十分明确的、坚定的。

马英九在520就职演说中说道：“我深信，以世界之大、中华民族智慧之高，台湾与大陆一定可以找到和平共荣之道。”希望大陆“为两岸关系的长远和平发展，创造双赢的历史条件”。

5月28日胡锦涛在会见吴伯雄时提出：“继续依循并切实落实‘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以富有成效的努力，扎扎实实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取得实际进展，增强广大台湾同胞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信心。”吴伯雄则回应说：“国民党已经将2005年4月国共两党领导人共同发布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正式列入党的政纲，这不仅是对台湾民众而且是对两岸同胞作出的承诺。”

由此可见，如果把“国共合作”的近期目标确定为“共同创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那完全是可能实现的，也是国共两党对两岸同胞做出的巨大贡献。

台湾学界也有类似的看法，杨开煌指出：“这一次国共合作是一次真正相互需要、平等合作，而他们的合作真正目的也和过去二次合作不同，已往的合作是被逼的，是以打倒共同敌人为目的，所以敌人一旦消灭，内斗必然开始；此次的合作是从双方需要出发，而且是以建构两岸的和平为目的，此一目的，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其终点是更和平而不是斗争。” 他还强调国共平台应当“发挥超前沟通的功能，以供政府决策”，共产党也必须“理解台湾党政分际的现实”，才能使国共平台发挥两岸和解的功能。 《中华日报》也以《和平发展才是维系两岸关系的基石》为题发表社论。

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目标的“国共合作”之所以可行，是因为：

第一、共同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是符合两岸人民的意愿的，谁也不敢反对。对国民党没有任何害处，不必担心。

第二、国共两党经过充分协商，对某些重大问题获得一定的共识，可以提交双方当局作为决策参考，再由双方授权的代表进行协商直至签订协议。国共两党通过合作达成这样的贡献，是应当得到两岸人民鼓励的。只要不违背双方政治体制的相关规定，就不怕任何人说三道四。国民党完全能够这样做，不怕别人反对。

第三、通过国共平台的交往，双方逐渐建立互信，有助于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也符合台湾利益，国民党不会不愿意。

总之，这样的“国共合作”对两党、对两岸人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不存在什么“不敢”“不能”“不愿”的问题。

当然，我们并非只愿意与国民党合作，而排斥其他任何政党。胡总书记指出：不管什么人，“只要他们回到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我们都将热情欢迎，以诚相待。”

总之，时代在变化，两岸的局势在变化，旧的思维与模式已经不适应现实的需要。因此，我赞成现在不适宜提“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口号，但对于国共合作共同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景，仍然抱有很高的期待。（2008,7）

（本文发表于《台湾研究集刊》2008年第4期，附有注释）